策划、主持 王亚娟副编审　《世界知识》杂志
　　特邀嘉宾 苏振兴研究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拉美学会会长
　　江时学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长
　　尹保云教　授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曾昭耀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
　　我没有去过拉美。那神奇的巴西热带雨林、浩瀚的亚马孙河，《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这支名曲的故乡，特别是桑巴、探戈所爆发出的那种火热激情，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然而，拉美留给我的另一个强烈感觉就是，那儿常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大的危机就有四次之多。去年底，阿根廷终于扛不住连续三年经济衰退的打压，爆发了危机。阿根廷是拉美大国，受其影响，拉美经济今年将会是负增长。拉美缘何危机不断?这是人们一定要问的。除了最重要的经济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历史、文化、制度、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期茶座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帮助读者搞清楚这个问题。但愿能达到这一目的。
　　——主持人手记
　　
　　江时学：外债与汇率，扼住拉美国家的脖子。
　　
　　虽然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遇到的历次危机中看出两个共同的因素，即外债和汇率。
　　70年代后期，许多拉美国家面临着三方面严重的外部冲击：一是进口石油的价格上升，二是利率的上升使外债的利息支付额大幅度提高，三是初级产品出口收入下降。在这种局面下，拉美国家面临着两种选择：或减少进口和增加出口，或举借更多的外债。就第一个选择而言，减少进口并非易事，因为非必需进口商品已所剩无几；而增加出口则难以一蹴而就。可见，拉美国家只能诉诸更多的外债。在1979年～1981年期间，拉美的外债增长了85％。
　　1982年8月，墨西哥首先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墨西哥的“倒账”损害了本国和其他拉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信，外资流入量急剧减少。外资流入量的减少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进而削弱了拉美国家还本付息的能力。这一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是，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陷入了债务危机。
　　拉美国家严重依赖外债的原因，无疑是国内资本积累能力低。国内资本积累能力低的表现就是储蓄率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超前消费、收入分配不公、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以及政府未能利用利率机制来调动储蓄者的积极性，等等。
　　拉美国家似乎并没有从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吸取教训。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继续无所顾忌地举借大量外债。当然，相比之下，90年代以来拉美爆发的历次危机和动荡的根源，除了沉重的外债负担以外，还与汇率的变化密切相关。
　　为了控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都把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即发挥“汇率锚”的作用。“汇率锚”固然不负众望，成功地将通货膨胀率从四位数降低到一位数。然而，“汇率锚”也有一种难以避免的副作用：高估本国货币的币值，从而使出口部门面临严重的困难，市场开放后出现的经常项目失衡变得更为突出。
　　其实，币值高估并不十分可怕。如果政府能及时采取措施，调整汇率，危机不会发生。然而，在上述拉美国家，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佳，不得已而为之的贬值极大地打击了外国资本的信心，从而导致资本外流或外资不愿意进入拉美。其结果是，国际储备急剧减少，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金融体系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一切不良后果使外资流入量进一步减少，资本外流也进一步加快，从而使政府更加难以驾驭金融形势。
　　可见，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因此，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实施恰当的汇率政策，已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决策者必须要考虑的重要课题。
　　
　　小资料
　　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一“双重危机”使整个拉美地区在80年代陷入了所谓“失去的十年”；
　　1994年12月，墨西哥遇到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这一危机被视为“新兴市场时代”的第一次金融危机；
　　1999年初，巴西出现了金融危机，这是20世纪西半球上最后一次危机；
　　2001年12月，阿根廷遭受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这个历史上的富国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
　　2002年年中，乌拉圭和巴西又出现了金融动荡。
　　
　　苏振兴：
　　“探戈效应”没那么大。
　　巴西的问题来自“卢拉效应”。
　　
　　目前有一种说法，认为整个拉丁美洲陷入了经济危机，这是不正确的。阿根廷陷入经济危机是事实，但整个拉丁美洲只是出现经济衰退，这主要是受西方经济形势不妙和阿根廷危机的影响。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2000年为3.9％，去年降为0.4％，今年可能更差一些。拉美33个国家的情况差别很大，去年有一部分国家的增长率达到4％以上，最高的达到6％。最近国际上还有一些文章赞扬智利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巴西近来金融形势有些动荡，主要是债务问题，还不能说巴西就陷入了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
　　对阿根廷危机的传染效应(即所谓“探戈效应”)似乎也有些夸大，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今年8月的报告也有这种倾向。阿根廷危机的传染效应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是“有形的”传染，如阿根廷进口的大量萎缩，主要是影响了南方共同市场的其他三个成员国(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阿根廷从这三个国家的进口由去年的65亿美元降为今年的22亿美元，这主要是冲击了乌拉圭和巴拉圭这两个小国，巴西受冲击相对较小。阿根廷人出境旅游减少以及从乌拉圭银行提走存款，主要也是冲击了乌拉圭。在阿根廷的外资企业经营状况恶化，这对投入资金较多的智利有一定影响，而对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而言，影响也有一定限度。因此，阿根廷危机的这种“有形的”传染效应主要还是在南方共同市场的范围内。
　　二是金融层面的传染效应。金融危机的传播往往表现为一种心理恐慌。近些年来，每当某个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就会导致国际投资者对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采取谨慎态度，而那些在金融领域存在问题的国家的信用等级就会下降。如，自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动荡(1999年)、阿根廷危机(2001年)以来，拉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发行债券)的困难就一直不断地加大，使拉美一些大债务国还债问题十分尖锐。阿根廷危机在金融领域的传染效应显然不能低估。但是，金融危机的传播终究是有条件的。你国内存在问题，就赶紧采取对应措施；你不存在问题，也用不着瞎担心。
　　有个现象值得注意。阿根廷2001年底积欠的外债高达1423亿美元。人们原来估计，阿根廷政府年初宣布中止偿还债务可能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冲击，迫使国际金融机构采取援救措施。然而，八九个月过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援救阿根廷。而当今年5月份以来巴西和乌拉圭出现问题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迅速作出反应，分别给巴西340亿美元、乌拉圭31亿美元贷款。这说明，国际金融界对于阿根廷一国中止还债可能不很在乎，但若发生连锁反应，国际金融体系是招架不住的。阿根廷、巴西(2268亿)、乌拉圭(58亿)三国外债(2001年底)总和达到3749亿美元。
　　乌拉圭出现问题与阿根廷危机的传染关联度较大，但巴西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与国内政治因素的关联度更大，即更多地是由所谓的“卢拉效应”引起的。在即将到来的今年10月的大选中，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当选总统的呼声最高。卢拉过去发表过上台后要重新谈判偿还外债的条件之类的声明，而国内外有些政治势力也不希望有一个左翼政府出现。IMF300亿美元贷款中的80％要到2003年才拨付，是给未来新政府的。这次贷款的条件是巴西公共部门必须实现相当于GDP3.75％的顺差。巴西现政府及包括卢拉在内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必须接受这个条件。我由此想到，巴西的这次动荡有可能产生两种政治效果：一是，部分选民或许会由此推断，如果卢拉真的在大选中获胜，可能会引起国家经济形势的更大动荡，还不如选一位更温和的领导人。这就会导致卢拉的选票大量流失。二是，既然包括卢拉在内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接受了IMF的贷款条件，那么，卢拉果真当政，就得兑现这一承诺，否则，贷款会被撤消。因此，未来的卢拉政府的经济政策也不可能偏离现行的经济政策太远，或者说，IMF贷款条件已提前把未来政府的手脚套住了。
　　
　　江时学：
　　拉美人有“三漫”（慢）。
　　“民众主义”也导致财政赤字失控。
　　
　　诸多因素中，经济因素当然是主要的，但非经济因素会起到一种促进与催化的作用。
　　从大方面来讲，非经济因素不外乎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前面提到的那几次大的危机，原因很多，各国也不太一样，但共性的东西就是，与外资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对外资依赖都很强，但拉美对外资的依赖尤甚，为什么?如果从非经济因素角度考察，就要说到拉美人的“三漫(慢)”——浪漫、散漫、傲慢。东亚人是“一分钱掰成两瓣花”，而拉美人则是“有钱就花，没钱也花”。1998年我在美国参加一个有关拉美与太平洋地区的学术活动，参加者中有拉美人，也有东亚人，中国方面的代表是我。那个墨西哥学者把老婆、孩子都带去了，天天晚上泡酒吧，每次活动都迟到。第一个完成任务的是我这个中国人，而那个墨西哥人到最后也没完成他的项目。
　　海地有个“伏都教”，其教义就是，只有那些没本事的人才去劳动，只有那些层次低的人才去劳动。从文化方面来说，是不鼓励人们劳动的。海地处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这不能不是一个原因。拉美文化中有这样一种观念：拉美自然条件好，插支铅笔都能长出树叶，随便种点谷子人就能活下来。
　　再说另一个非经济因素——政治。作为拉美政府来讲，要么过度干预经济生活；要么就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政府作用大幅降低，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应该说，拉美国家鼓励人们追求政治民主，这点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拉美政治大概是太民主了，所以很难达成共识，而政治上的高度共识，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拉美国家政治派别斗争激烈，搞“民众主义”——给点儿小恩小惠，拉拢选民，这也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能控制。拉美国家的政府规模都是相当大的，特别是阿根廷。每个政府上台后，都以高薪职位答谢大选中的支持者，这些人甚至不用上班，每月来领工资就行了。巴西等国也或多或少有这种情况。
　　
　　苏振兴插话：我过去在拉美工作过几年。出于礼貌，我对他们说，你们国家美丽，人民勤劳。但他们会马上说，国家美丽不错，但人民并不勤劳。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似乎并不高，甚至有人说，有条短裤就可以过好几个月。
　　
　　尹保云：
　　拉美是有很多“Kiss”的地方。
　　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民族认同。
　　
　　讲非经济因素有很多：文化上的、制度上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等等。从文化层面看，拉美受传统的天主教文化的影响，是堂吉诃德式的，浪漫主义，得过且过，及时行乐。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都如此(拉美大部分地区过去是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我去过西班牙、葡萄牙。葡萄牙吃的菜来自西班牙，但都是华人种的。人懒，好玩，旅游广告上写着——我们的城市是爱的城市、接吻的城市，有很多的“Kiss”。他们的价值观是，人没有必要去拼命工作，争那些现实的利益。这当然会影响经济发展。
　　从制度方面看，虽然拉美经过了“欧化”的过程，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其宪法是空的，拉美并没有经过深刻的资本主义转变。另外，民族凝聚力差。殖民地时期就分成好多块，独立以后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民族认同。这点与东亚不一样。韩国人、日本人民族认同感很强。在日本，国家几乎不需要搞什么高关税保护，本国人自觉自愿地不买外国货。讲金融危机时，我们常说“外资抽逃”，但1982年墨西哥危机时，墨西哥人本国资本出逃的量比外国资本还大，所以有人说，危机不是外资出逃而是本国资本出逃导致的。上层人物的钱都跑出去了，挨坑的是老百姓。所以，这些国家一有风吹草动，百姓关心的惟一一件事，就是赶紧将工资领出来，换成美元，存到国外。这与韩国金融危机时百姓“献金救国”有天壤之别。
　　
　　苏振兴：
　　拉美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之一。
　　西班牙、葡萄牙给予拉美的是封建主义的酵母。
　　
　　关于非经济因素对拉美国家经济的影响，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总体上讲，拉美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之一，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相当严重。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政策因素，也有历史与制度方面的因素。拉美的大地产占有制度是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拉美国家独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土地占有又进一步集中化。在长期的工业化进程中，除了个别国家外，都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土地改革。拉美国家上层阶级的财富来得太容易了，他们改变不了那种模仿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习惯。就拿最近20多年来说，拉美经济形势并不算好，经济增长率比80年代以前低得多，但有钱的照样高消费，并不增加积累，贫困的则无钱可以积累。迄今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国民储蓄率仍比债务危机前的1980年低若干个百分点。这就形成对外资的高度依赖，外资流入的增减直接影响着经济的起落。
　　 学术界长期以来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同属于新大陆的美国几百年间发展成世界的头等强国，而拉丁美洲国家却远远落在后面?这当然涉及众多的原因，回答起来不那么容易。秘鲁学者马里亚特吉曾指出，由英国去到北美洲的殖民者是新教徒，是些真正的殖民开拓者和创造财富的人，而从西班牙派往拉丁美洲的殖民者都是些官僚、贵族、士兵和无业游民，是些坐享其成的人；北美殖民地只允许殖民者占有自己能够开发的土地，拉丁美洲却实行大授地制；如此等等。因此，马里亚特吉认为，英国给予北美殖民地的是资本主义的酵母，而西班牙、葡萄牙给予拉丁美洲的是封建主义的酵母。
　　
　　江时学插话：国际上现在还流行这样一个分析问题的视角，即从地理因素角度来考察。结果发现，靠近赤道的国家发展都不行，社会分配也不公平。结论是：那里气候炎热，人们懒得工作。从自然条件来看，适合热带植物生长，而拉美国家种植的那些棉花、甘蔗和烟草等，比较适合于大规模经营，这就使土地倾向于集中，社会分配也就不公。
　　
　　尹保云：
　　拉美人特别看重当官。
　　私有化中当权者得益。
　　
　　一个国家经济强大，必须要有企业组织的成长——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就是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组织，特别是私有企业，拉美这方面做得不好。拉美从二战期间开始工业化，但国有企业搞得太多，加上其他因素影响，官僚机构膨胀、开支庞大。拉美人也特别看重当官，这不是现代人的意识。现代企业组织的培养、企业家的培养都很难。
　　拉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教训就是：政府要适度干预经济，要让经济细胞——企业成长起来，这样的经济体才能健康。总体来说，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必须要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内部结构，经济上、政治上、制度上、观念上，这样整个社会才能有弹性，才能抵御外来冲击。拉美开放度比台湾、韩国都强，外资企业进来后，压制了本国企业。要推进私有企业组织的建立。拉美虽然搞了私有化，但其过程中也都是当权者得益，有关系的人得益，私有化的收入，也都用在了消费开支上，并没有用于生产。
　　
　　曾昭耀：新的跨国资阶级出现，造成或加剧了阿根廷的经济危机。
　　
　　我想就危机的政治原因方面作几点补充。政治不但是经济的集中反映，而且也强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往往对经济危机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阿根廷，政治上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一个新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出现。在阿根廷的改革进程中，一系列经济法的颁布和许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得许多政客利用这个机会变成了暴发户。起初，这些人并不十分有钱，自然也买不起国有企业，但是他们却可以利用手里的政治权力，为外国跨国资产阶级服务，从这种损国利己的服务中牟取暴利。这些人有了钱之后，就没有任何法律能够阻挡他们作为股东或合伙人参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由于这个阶级与跨国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也被称作拉丁美洲的“跨国资本主义”新阶级。这个阶级是由银行界和外国跨国企业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领导的。经济权力结构上的这一变化反映到政治上，就是这个阶级急切需要控制国家的政权。90年代掌权的梅内姆就是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个当代新阶级的专权从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了或加剧了阿根廷的经济危机。
　　首先，由于这个新阶级的利益需要，阿根廷选择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这并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一种以公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货币准美元化为基础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梅内姆上台之后，实行一种所谓“外围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讲白了就是一种对强权国家只能顺从不能反抗的“屈从主义”政策。他在国内货币政策上实行一种准美元化的货币局制度。这种把自己的货币同美元捆绑在一起的货币局制度，使阿根廷丧失了汇率调节的能力，本币高估，出口大受影响。
　　其次，在阿根廷这个新阶级的统治之下，政治变得空前腐败。在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有相当多的民选总统都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腐败问题。而阿根廷的梅内姆总统(1989年当选)可以说是集所有这些同行总统腐败行为之大成者。同拉美的其他腐败总统相比，梅内姆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这就是他得到了华尔街、欧共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梅内姆是对以卑劣价格出卖拉美历史上最赚钱资源的行为负有责任的那些总统中的一个。因此“梅内姆主义是普遍流行于拉美的‘政治仆从主义’行为模式（即利用总统职位为多国公司的购买要求和购买倾向效劳）的表现之一”。正是这种行为模式的流行，使得90年代成为美欧银行和美欧多国公司获利最多的年代，同时也成为拉美国家经济危机最多的年代。
　　还有，面对民众的反抗，阿根廷统治集团采取了“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手法。所谓“实用主义”的手法就是两面派的手法，这主要表现在国家元首一再背叛选民的行为上。在90年代以来的阿根廷，这样的背叛就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梅内姆的背叛，第二次是德拉鲁阿(1999年当选)的背叛。
　　可以预言，阿根廷统治集团如果不修正他们的外围现实主义理论和实用主义政策，即使这次危机得以克服，历史的悲剧还是会重演的。
　　
　　尹保云插话：私有化中的腐败问题，不是拉美一个地区的问题，日本、韩国历史上也都曾有过。但政府要注意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朴正熙政府、普京政府在打击腐败方面就很有力。所以，不能将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一棍子打死，这里面还有个政府的作用问题。另外，国有企业也并没有解决好分配公平问题。拉美福利很好，但是倾向于富人。
　　
　　苏振兴：
　　“拉美的不称职政府是上帝给搭配的”。
　　美国的插手使事情越发复杂。
　　
　　在拉丁美洲，关于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的职能问题也是长期争论不休的。8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虽然搞的是市场经济，但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并不比某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逊色。后来进行经济改革，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味排斥国家的作用，但也并未因此而消除政府错误决策带来的后果。70年代，拉美国家出现了一个借外债的高潮，中央政府借债，地方政府借债，国有企业借债，私营企业也借债。如此借债肯定要出乱子，这是常识性问题。政府为什么不管呢?许多国家借了大量的外债，却没有增加生产投资，而是引发了金融投机。大量的外汇变成私人资产逃往国外。举个例子。1982年，也就是拉美爆发债务危机的那年，阿根廷的外债余额为436亿美元，而阿根廷在1975年～1982年期间外逃的资本达187亿美元；墨西哥同年的外债余额为861亿美元，在上述期间外逃的资本达282亿美元；委内瑞拉同年的外债余额为318亿美元，在上述期间外逃的资本达250亿美元。最近这些年，拉美国家危机不断，政府决策失误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曾在某个拉美国家听到这样一个政治笑话。说当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准备了各种材料：江、河、湖、海、山脉、平原、气候、资源、人口，等等。这些材料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如土地，既有良田沃土，也有不毛之地；既有绿洲，也有沙漠。上帝为了体现公平，对每个国家都尽量把那些好的东西与不好的东西搭配使用。比如，俄罗斯国土辽阔，但许多地方气候寒冷，冰天雪地；又比如，西欧国家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但其历史上却战争不断。当上帝的这项工作进行到最后时，轮到南美洲的某个国家，这里也是世界的尽头了。上帝一看，那些不好的东西已经用完了，剩下的全是些好东西：肥沃的土地，温和的气候，丰富的资源，等等。上帝觉得这太不公平，总得给这个国家搭配一点不好的东西。于是，上帝就给这个国家搭配了一个不称职的政府。
　　十多年前，秘鲁出现一个所谓的“藤森现象”。藤森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学教授，当他决定参政时，竟然一举战胜许多老牌政党和政治家而当选国家总统。90年代，委内瑞拉又出现一个“查维斯现象”。查维斯原来只是一名下级军官，初次参加大选就一呼百应，当选共和国的总统。我看这两个现象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某些长期当政的老牌政党和政治家逐渐失去了多数民众的支持。人心思变，期盼国家能出现一些新的政治力量，能更好地代表和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
　　人们都在关注阿根廷的危机，这场危机的确是严重的。一百年前，阿根廷是世界上少数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今天出现这种局面是令人惋惜的。阿根廷有两个情况值得深思。其一，90年代，阿根廷政府采取包括“货币局制度”在内的一批经济改革措施时，曾经得到国际金融机构和某些西方大国的首肯，阿根廷政府被视为经济改革的“优等生”，作为南大西洋国家的阿根廷被授予“非北约盟国”的特殊待遇。现在阿根廷发生危机，似乎责任都在德拉鲁阿政府和现政府领导不力，别人倒没有责任。阿根廷渴望的国际援助至今也没有拿到。其二，回顾一下阿根廷危机发生的过程，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阿根廷的几派主要政治势力似乎缺乏一种把国家利益摆在首要地位的态度。按照常理，在这样重大的危机面前，各派势力应当摒弃前嫌，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挽救危局。相反，在这个过程中，党派之间、甚至党派内部的政治斗争倒显得很突出。
　　委内瑞拉当前经济形势也相当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国内的政治斗争。据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委内瑞拉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美国是插手了的。美国政府不是到处宣扬要在第三世界国家促进民主，反对军人干政吗?为什么又插手军事政变去推翻一个国家的民选政府呢?看来，拉美国家的问题的确不那么简单，许多问题还是要以那个超级大国的好恶为转移。
　　
　　江时学：
　　文化因素不是最重要的。
　　政策因素是经济发展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上世纪50年代，有人说韩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崇尚儒家文化；而东亚奇迹出现后，人们又将其成功的原因归于儒家文化，这就有点说不清了。智利是拉美经济的一只虎，经济增长很快，居民储蓄率也高，但其文化背景同其他拉美国家没什么大的不同，这又怎么解释?所以，在决定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只有在合适的体制下，文化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不过，从文化角度探讨经济发展，有助于我们从更宽的视野了解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地区)有着不同的经济业绩，更好地懂得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但“文化决定论”是应抛弃的。我认为，政策因素是经济发展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中国搞了联产承包制，经济发展，而联产承包制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是政策。▲
　　
　　苏振兴插话：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情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不同的。所以，也就很难说哪个因素最重要了。事情的最终结果是由综合因素导致的，但正常情况下，还是体制因素更重要一些。
　　
　　相关阅读链接
　　阿根廷危机与反思　2002年2期
　　“改革明星”为何陷入困境　2002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