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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央将“供给侧改革”作为“十三五”时期的宏观调控新思路，这一用语迅速成为热门词汇。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是最早对供给侧改革进行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在中央结算公司2016年债券市场投资策略论坛上，贾康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讲述了他所理解的供给侧改革。
贾康认为，供给管理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技术路径之一。在他看来，主流经济学理论长期忽视供给管理，其指标也相对需求管理而言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总量指标，但在调控实践中对此不可回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救助私人部门时采取“区别对待，重点管理”的政策就是可圈可点的供给侧，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正在显示出这方面的思维，期待突破产业结构、生产要素、分配制度的约束。
需求是原生动力，供给定向调控
相比于美国曾经流行的“供给经济学派”推崇的“供给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贾康首先强调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原生动力。
不过，尽管中央政府总需求管理的经验更丰富，手段更成熟，但是其总量型和单一指标化的逆周期调控方式也有够不到的地方。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债务-通缩”导致的下行周期。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缓解经济增速放缓的作用将有限。
因此，着重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则是每一个陷入增长困境的经济体为谋求长期发展必须做的事情。对此贾康亦指出，制度创新是打开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前提。主要发达经济体除了刺激需求之外，均有这样的举措。
美国推进金融和医疗改革法案，实施再工业化，鼓励出口，收效显著，经济复苏好于其他发达国家。欧洲调整劳动力成本，构建银行业联盟，鼓励市场竞争，但因政治一体化改革缓慢且需求面财政政策力度不足，所以只完成了经济筑底但复苏无望。日本鼓励居民投入工作提高劳动参与率，给企业减税以及鼓励企业投入研发，设立国家战略特区，但是总体看企业设备投资偏低和人口老龄化仍是经济复苏的软肋。
落到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贾康认为，从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所需要的环境，应长期保持。
但进一步看，为了发挥金融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从降低落后产能企业的融资能力、淘汰落后产能的角度考虑，同时也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未来货币政策将不至于很快降至极低的利率水平。
贾康认为，在节能降耗，生态保护，国防等领域需要加大要素投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是走“追赶-赶超”的现代化模式，在政府职能方面也必须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和结构型供给管理结合起来。
贾康以扶贫工作举例对结构型供给管理进行了解释。他指出，这不是过去需求管理从逆周期政策角度出发所能涵盖的问题。政府必须分析7000万人口贫困的原因何在，比如有一些区域长期不能脱困，最后得到基本判断是他们所居住的自然生存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哪怕付出再高的成本也必须做搬迁工作，新村在哪建，人力物力财力配上去，而不是原地扶贫。
“再比如有的地方生态环境虽说过得去，但是长期不能打开生产门路，现在就要派出够水平的专家指导当地居民进行产业发展，摆脱贫困。有的人群是因病致贫，那么需要的对策是把现在城镇区已经有大病统筹覆盖到农村地区，而且需要制定应急救助机制，这是精准扶贫的一套准则。”贾康说。
贾康进一步称，类似这样供给管理，在中国其他领域大同小异。“从最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东部崛起，再到国务院中央层面批复几十个区域发展战略，集中到目前最主要的‘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都要以供给侧系统工程式和定向调控来考虑问题。有些事情光花钱是买不来的。”
跨越三重约束
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新”已经体现在明朗化的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中，但是其“常”还需要经济完成探底和企稳，对接一个相对来说质量更高的中高速增长平台。根据贾康的观点，供给侧改革要在产业结构、要素投入、分配制度这三个层面突破重重约束。
贾康解释说，中国的人口密度、汽车空间密度和能源空间消耗密度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形成了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半壁压强线”。另外，前些年中国粗放外延型经济增长模式处在超常规发展的高峰期，再加上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中国基础能源消费以煤为主，进一步增加了环境压力。要突破压强线的约束，主要突破口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协调区域发展。
在这个层面，传统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或许需要反思的是，宏观政策盯住需求侧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理论上是先假设供给侧是一个完全市场假设，完全交给市场，市场通过竞争完成优胜劣汰。“金融危机之后必须强调真实世界不完全竞争，不仅中国如此，哪怕是自由市场主义至上的美国也如此，那么政府怎么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结构化、优化政策措施就显得很重要。”贾康说。
贾康的这一观点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三中全会公报在指出市场在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同时，也强调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僵尸企业”难以淘汰，就显现出要素市场不完全竞争。另一方面，民间金融风险迭出，信息科技领域形成新的寡头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则显示出自由市场主义在一些时候超出了其应有的地位。政府要合理界定行为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
除了被论述较多的产业结构调整之外，贾康认为，“供给侧改革”还需要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增加供给。每一项生产要素都存在明显约束：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使用粗放;金融压抑明显，对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支持不足;教育制度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弱;政府职能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落后。
结合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实施的解决方案包括放开生育“二孩”，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企业创新。未来出台更多的政策应当包括建立城乡土地流转制度，降低企业税负，实施教育改革。
贾康同时建议，供给侧的生产要素调整离不开行政、财政、国企、价格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如果说要素改革是做大蛋糕，那么这些配套措施则是要分好蛋糕，用更合理的激励制度促进经济增长。贾康提出的建议包括深化财税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改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制度，理顺基础资源能源的比价关系，积极实施有选择性的“有效投资”和PPP项目。
长期促公平，短期求增长
经济增长的成果落实到微观主体就是收入增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历来是国务院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贾康认为，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全国实施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合理的城镇化和社会公共服务与资源的均等化。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往往难以做到人口代际之间的平衡，有时会出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情况，例如当前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也有可能会呈现前人过度消费后人偿债的情况，例如欧美国家的高福利陷阱。为了帮助中国经济在长期顺利实现转轨，贾康认为，有必要在当前为全面深化改革垫付和填补转轨成本。
制度供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要完善收入分配，进而促进要素供给。“三中全会提到要逐渐提高直接税，通过再分配管理手段来遏制两极分化，实际操作却形成不了。这一次五中全会文件非常明确强调所有发展的归宿是共享发展，明确提出要共同富裕。”贾康呼吁强化收入分配改革。
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需求增长三者是一个闭环，长期促进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虽然美好，但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似乎缺乏着力点。需求面政策重在托底并没有大规模的刺激，而供给面政策则要以改变经济潜在增速为目标，着眼于长期。因此，这两方面目前都难以改变经济下行的趋势，2015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6.9%，而多家外资投行已经预期经济增速将在2016年跌破6.5%。
“供给侧改革是个好事情，但短期对总需求的影响不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在北京大学朗润季度研讨会上说。“全世界都在等待中国的需求扩张，而我们的需求呢？不仅没扩张，反而出现了需求萎缩，这是个不利的消息。”
贾康认为，供给管理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技术路径之一。在他看来，主流经济学理论长期忽视供给管理，其指标也相对需求管理而言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总量指标，但在调控实践中对此不可回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救助私人部门时采取“区别对待，重点管理”的政策就是可圈可点的供给侧，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正在显示出这方面的思维，期待突破产业结构、生产要素、分配制度的约束。
需求是原生动力，供给定向调控
相比于美国曾经流行的“供给经济学派”推崇的“供给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贾康首先强调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原生动力。
不过，尽管中央政府总需求管理的经验更丰富，手段更成熟，但是其总量型和单一指标化的逆周期调控方式也有够不到的地方。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债务-通缩”导致的下行周期。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缓解经济增速放缓的作用将有限。
因此，着重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则是每一个陷入增长困境的经济体为谋求长期发展必须做的事情。对此贾康亦指出，制度创新是打开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前提。主要发达经济体除了刺激需求之外，均有这样的举措。
美国推进金融和医疗改革法案，实施再工业化，鼓励出口，收效显著，经济复苏好于其他发达国家。欧洲调整劳动力成本，构建银行业联盟，鼓励市场竞争，但因政治一体化改革缓慢且需求面财政政策力度不足，所以只完成了经济筑底但复苏无望。日本鼓励居民投入工作提高劳动参与率，给企业减税以及鼓励企业投入研发，设立国家战略特区，但是总体看企业设备投资偏低和人口老龄化仍是经济复苏的软肋。
落到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贾康认为，从原来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所需要的环境，应长期保持。
但进一步看，为了发挥金融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从降低落后产能企业的融资能力、淘汰落后产能的角度考虑，同时也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未来货币政策将不至于很快降至极低的利率水平。
贾康认为，在节能降耗，生态保护，国防等领域需要加大要素投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是走“追赶-赶超”的现代化模式，在政府职能方面也必须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和结构型供给管理结合起来。
贾康以扶贫工作举例对结构型供给管理进行了解释。他指出，这不是过去需求管理从逆周期政策角度出发所能涵盖的问题。政府必须分析7000万人口贫困的原因何在，比如有一些区域长期不能脱困，最后得到基本判断是他们所居住的自然生存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哪怕付出再高的成本也必须做搬迁工作，新村在哪建，人力物力财力配上去，而不是原地扶贫。
“再比如有的地方生态环境虽说过得去，但是长期不能打开生产门路，现在就要派出够水平的专家指导当地居民进行产业发展，摆脱贫困。有的人群是因病致贫，那么需要的对策是把现在城镇区已经有大病统筹覆盖到农村地区，而且需要制定应急救助机制，这是精准扶贫的一套准则。”贾康说。
贾康进一步称，类似这样供给管理，在中国其他领域大同小异。“从最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东部崛起，再到国务院中央层面批复几十个区域发展战略，集中到目前最主要的‘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都要以供给侧系统工程式和定向调控来考虑问题。有些事情光花钱是买不来的。”
跨越三重约束
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新”已经体现在明朗化的经济增速下行趋势中，但是其“常”还需要经济完成探底和企稳，对接一个相对来说质量更高的中高速增长平台。根据贾康的观点，供给侧改革要在产业结构、要素投入、分配制度这三个层面突破重重约束。
贾康解释说，中国的人口密度、汽车空间密度和能源空间消耗密度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形成了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半壁压强线”。另外，前些年中国粗放外延型经济增长模式处在超常规发展的高峰期，再加上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中国基础能源消费以煤为主，进一步增加了环境压力。要突破压强线的约束，主要突破口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协调区域发展。
在这个层面，传统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或许需要反思的是，宏观政策盯住需求侧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理论上是先假设供给侧是一个完全市场假设，完全交给市场，市场通过竞争完成优胜劣汰。“金融危机之后必须强调真实世界不完全竞争，不仅中国如此，哪怕是自由市场主义至上的美国也如此，那么政府怎么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结构化、优化政策措施就显得很重要。”贾康说。
贾康的这一观点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三中全会公报在指出市场在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同时，也强调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僵尸企业”难以淘汰，就显现出要素市场不完全竞争。另一方面，民间金融风险迭出，信息科技领域形成新的寡头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则显示出自由市场主义在一些时候超出了其应有的地位。政府要合理界定行为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
除了被论述较多的产业结构调整之外，贾康认为，“供给侧改革”还需要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增加供给。每一项生产要素都存在明显约束：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使用粗放;金融压抑明显，对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支持不足;教育制度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弱;政府职能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落后。
结合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实施的解决方案包括放开生育“二孩”，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企业创新。未来出台更多的政策应当包括建立城乡土地流转制度，降低企业税负，实施教育改革。
贾康同时建议，供给侧的生产要素调整离不开行政、财政、国企、价格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如果说要素改革是做大蛋糕，那么这些配套措施则是要分好蛋糕，用更合理的激励制度促进经济增长。贾康提出的建议包括深化财税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改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制度，理顺基础资源能源的比价关系，积极实施有选择性的“有效投资”和PPP项目。
长期促公平，短期求增长
经济增长的成果落实到微观主体就是收入增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历来是国务院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贾康认为，为了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全国实施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合理的城镇化和社会公共服务与资源的均等化。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往往难以做到人口代际之间的平衡，有时会出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情况，例如当前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也有可能会呈现前人过度消费后人偿债的情况，例如欧美国家的高福利陷阱。为了帮助中国经济在长期顺利实现转轨，贾康认为，有必要在当前为全面深化改革垫付和填补转轨成本。
制度供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要完善收入分配，进而促进要素供给。“三中全会提到要逐渐提高直接税，通过再分配管理手段来遏制两极分化，实际操作却形成不了。这一次五中全会文件非常明确强调所有发展的归宿是共享发展，明确提出要共同富裕。”贾康呼吁强化收入分配改革。
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需求增长三者是一个闭环，长期促进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虽然美好，但应对短期经济下行压力似乎缺乏着力点。需求面政策重在托底并没有大规模的刺激，而供给面政策则要以改变经济潜在增速为目标，着眼于长期。因此，这两方面目前都难以改变经济下行的趋势，2015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6.9%，而多家外资投行已经预期经济增速将在2016年跌破6.5%。
“供给侧改革是个好事情，但短期对总需求的影响不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在北京大学朗润季度研讨会上说。“全世界都在等待中国的需求扩张，而我们的需求呢？不仅没扩张，反而出现了需求萎缩，这是个不利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