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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为主题召开2016年年会，与会代表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经典文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学术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会议聚集了国内老中青三代学者，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是一次国内学界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认真检视与总结。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1-0033-04
为纪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170周年，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2016年10月22-23日在南京举办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6年年会”。会议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协办，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等教学和科研单位的1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围绕会议主题，以大会发言、分组讨论并结合提问、交流等形式展开热烈研讨。以下从三方面介绍会议研讨情况。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学术化
梁树发会长在开幕词中谈到文本研究的方法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意识问题。他指出，马克思文本研究，要特别处理好实证方法与总体方法的关系，要善于运用总体性方法得出科学的结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近年来在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意识方面做出了探索，其中包括学术性较强的学术年会主题的确定和专题研讨会的举办。选择“《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作为这次会议的主题，除今年恰逢《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170周年和该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之外，主要是因为该著作研究中凸显的学术性。近年来，随着学术化、专业化研究的推进，《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从文献编辑、版本考证到思想阐发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以此为契机，梁会长倡议本次研讨会对近年来我国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作一次认真的检视与总结。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是文本研究的基础。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顾锦屏同志以亲身经历回顾并展望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工作。他提到，始于1958年的翻译工作困难重重——在当时条件下，翻译团队常常需要聘请苏联专家讲解文本内容才能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而且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不断参阅《神圣家族》等著作的中文翻译和主要内容。时至今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和研究水平有了较大发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当前中央编译局的重要工作是基于即将完成的MEGA2I/5翻译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翻译工作中，选择何种版本的手稿作为底本，以及定位《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专著，还是他们与赫斯等人的合著等是难点问题。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以“费尔巴哈章”第17-19页手稿的编排为中心，详细分析了梁赞诺夫版、阿多拉茨基版、巴加图利亚版、1966年新德文版、广松涉版、MEGA2试刊版—先行版—正式版的利弊得失。他建议，中央编译局在翻译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应该将翻译底本从1966年新德文版转到MEGA2I/5，与此同时需要注意如下三点：第一，恢复文本中原有的页码信息，增加有关手稿状态的注释；第二，采取文本分栏的编辑方针；第三，适当增加“题注”内容。与此相关，中国人民大学赵玉兰副教授以古斯塔夫·迈尔掀起的“梁赞诺夫是否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者’”为切入点，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和历史事实证实了梁赞诺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者”，并且指出正是由于他的工作才发掘和拯救了马恩的大量文献。南京大学张义修博士進一步提出了对MEGA2I/5编辑方案的三个追问：其一，在文献定位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是季刊文集还是独立著作；其二，在“费尔巴哈”章的处理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否真的避免了研究者的主观僭越；其三，在理论定位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是旧观点的辩护还是已经转向新哲学的阐发。这一讨论将文献考证引向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中“我的交往”部分遗失的12页手稿内容如何还原为例，详述了思想研究对于文本编辑的重要意义。在通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录中，“III.犯罪——C. 通常理解的和非通常理解的犯罪”和“5.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之间缺少12页手稿，MEGA2的编辑者只是指出了这一文献事实，但是无法对其中遗失的内容进行复原。聂锦芳教授从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文本内容的仔细甄别出发，认为缺少的12页手稿的内容已经从“我的权力”转向了“我的交往”，其间的标题根据原书应该还原为“B.我的交往——I.社会——1.施蒂纳的社会；2.作为监狱社会的社会；3.作为家庭的社会；4.作为国家的社会”。这样，遗失的内容就可以根据马克思的批判与施蒂纳的原著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得以复原。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缩影的思想史阐发，反映了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范式革新。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何怀远教授指出，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应当从文本表层深入到逻辑深层。其中，马克思集中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是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参照，只有深入理解观念的本质及其与现实的关系，我们才能廓清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理论地平。武汉大学何萍教授谈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史语境问题，她批评以往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片面的意识形态语境，认为仅仅依靠意识形态话语不仅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而且对许多欧洲国家的历史与现状都不能得到正确理解。她主张，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应该从单一的意识形态语境转向思想史语境，从线性发展的叙事方法转向同一时期存在的多种思想资源的横向比较。只有这样，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发展才有可能突破教条化理解，其蕴含的西欧特色和时代特征才可能得以彰显，其开启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争论才有可能得到化解。受邀参与本次大会的德国马克思研究专家、左翼经济学家、柏林科技与经济大学教授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在大会上介绍了题为《卡尔·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的诞生：生平传记与文本演变》的马克思传写作计划，他的研究思路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文本与思想史语境相结合的方法近似。他认为，重写马克思传特别需要处理好对原始材料的掌握、对马克思生平与著作的考察、对马克思与同时代人物争辩的比较、对多种阐释途径的探索四个问题。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大问题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清算他们与德国思想界（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进而建立全新理论的哲学变革时期，这直接决定了该著作巨大的思想容量。随着理论与现实的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的许多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因此，回归源头的清理构成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关键。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唯物史观的建构是大会热议的重要话题。《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唯物史观的诞生地已成学界共识，然而这一理论创造如何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却是一个没有被认真清理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通过思考费尔巴哈提出的“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一问题而形成的。具体而言，唯物史观是经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而逐渐形成的，其中“劳动实践”概念的提出是核心，驳倒费尔巴哈哲学是关键。正是由于把劳动实践作为出发点，唯物主义理论才进入了历史领域，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得以形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历史观是一种包含自然、社会和人的“大唯物史观”。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忽视了马克思“历史”概念中的自然维度，这一发现对于透视当今时代自然、社会和人之间的有機联系和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与之相联系，山东大学刘森林教授重点辨析了马克思的“自然历史过程”思想。按照他的区分，马克思从正当性和合理性上界定的“自然”观点值得关注，其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构成人类历史基础与前提的自然；第二，使人类历史根基日益雄厚的、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而塑造的自然。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是自然与历史不断统一的过程，也即是“自然历史过程”。按照这种观点，人类社会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因而都不可随意超越，这是马克思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大区别。在这个意义上，从自然出发、立足于自然和历史的统一、探索回归自然与超越自然的一致性是发展唯物主义的可行途径。但是，这种发展绝对不是无需自然基础和历史阶段过渡而去追求绝对自由王国；与之相对，“自然历史过程”是在强调自然与社会张力的基础上对自然与主体关系的一种重构。同样，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小萍研究员认为，现实社会既包含物质基础，又包含社会关系，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在一定条件下嵌入人与人的关系，并且被置于自我利益的对抗性关系中。在发展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这一话题上，华侨大学周世兴教授认为，重返《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体来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及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真正批判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一种实践的、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它既与批判的、革命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具有相同内涵，又作为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唯物主义基础和科学方法。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联是深化研究的新生长点。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提到，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需要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因为，只有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阶段，唯物史观的相关概念、重要原理和研究方法才得到了科学阐发。事实上，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内的革命是其哲学革命的延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发挥着反思资产阶级永恒性、解蔽资本逻辑的实质、穿透现代社会的本质三大功能。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进一步指出，现代工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为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开辟了现实土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集中探讨的德国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现代性问题，而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强烈的历史感，这一点构成马克思对自然法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超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关联方面，河北大学宫敬才教授做出了详细分析，他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孕育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重“基因”：第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运用了大量政治经济学概念和经济发展史材料；第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系统而彻底地批判得益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第三，《德意志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理论成果——社会历史物质生产决定论的取得依赖于纯粹经验的方法，而这一方法的获得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功劳。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掘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政治哲学以其理论的深刻性和强烈的现实感占据着当代哲学的重要话语权，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因丰富的理论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洞见而触及到当代政治哲学的诸多议题。为此，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指出，我们的研究一方面应该将马克思置入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传统中，深刻分析其思想来源与现实归旨；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独特性阐发出来，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政治哲学的深层关联中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安徽大学许俊达教授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一大重要成果是共产主义的实践哲学，这种哲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论证，它与共产主义空想论具有根本性差别。复旦大学王凤才教授以新世纪以来德国阶级问题研究为例证，详细说明了马克思思想对当代政治哲学的重大影响。他认为，新世纪以来德国阶级结构的变化是重新研究阶级问题的出发点，而其中中产阶级问题是阶级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在这种社会变化的浪潮中，出现了告别阶级概念和重新接受阶级概念两种思潮，并且将马克思对阶级问题的经济分析更多地转向了当代政治分析。针对此观点，王教授主张不能简单地根据马克思文本简单冠以对错之别，相反，我们需要深入理论和实际中详细考察，认真反思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现实批判性。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
运用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不仅是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宣言的根本指向，而且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力求探索的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和真正的知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本次大会上，与会学者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关系展开了充分讨论。 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并创新马克思主义。就国内现状而言，我们主要从人道主义、阶级斗争、实事求是三个角度反思马克思主义；其中，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胜利与失败、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正确认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正确定位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矛盾以及为继续破解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而开拓创新是最为核心的六大问题。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认为，切中社会现实、研究中国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哲学角度来讲，现实不等于现存的东西，其要义在于要抓住本质與实存的统一及其展开过程。具体来讲，要理解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必须深入剖析经济发展。吴晓明教授援引伽达默尔、海德格尔、雷蒙·阿隆的理论，详细解释了使马克思思想进入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运用马克思思想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方法论竞争”，如何从运用马克思思想这把理论之“刀”到研究这把“刀”本身，以及如何真正以马克思思想为方法和指南研究现实问题是摆在国内学者面前的两大直接难题。复旦大学孙承叔教授主张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都应该推进到现代社会，而资本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范畴。他认为，马克思不仅从市民社会入手分析了“经济人”以及资本逻辑，而且以人类社会为最高目标规范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应有关联。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中国问题需要具有人类社会的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以人类社会为根本指导原则。
在进一步讨论中，浙江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亟须填补经典与当代之间的空场。就国内现状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与意识形态化是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而作为学术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基于经典、着眼现实，在整体上发挥批判地研究现实的功能。南京师范大学俞良早教授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的主张，强调我们应该根据俄国、中国等东方社会的现实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表述作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的理论指引和科学依据。
在MEGA2I/5即将出版之际，本次会议就“《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多角度、多层次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新文献学研究情况的引介与评析拓宽了国内学界解读经典文本的学术视野，与此同时，聚焦《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主题的思想讨论和现实指向又表征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前沿问题、思想主题和现实旨趣。因此，这是一次关于该主题的思想碰撞与交流。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汇集了国内学界老中青三代知名学者，综合了不同时代和学术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浓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传承与更新。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1-0033-04
为纪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170周年，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2016年10月22-23日在南京举办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6年年会”。会议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协办，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等教学和科研单位的1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围绕会议主题，以大会发言、分组讨论并结合提问、交流等形式展开热烈研讨。以下从三方面介绍会议研讨情况。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学术化
梁树发会长在开幕词中谈到文本研究的方法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意识问题。他指出，马克思文本研究，要特别处理好实证方法与总体方法的关系，要善于运用总体性方法得出科学的结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近年来在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意识方面做出了探索，其中包括学术性较强的学术年会主题的确定和专题研讨会的举办。选择“《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作为这次会议的主题，除今年恰逢《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170周年和该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之外，主要是因为该著作研究中凸显的学术性。近年来，随着学术化、专业化研究的推进，《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从文献编辑、版本考证到思想阐发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以此为契机，梁会长倡议本次研讨会对近年来我国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作一次认真的检视与总结。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是文本研究的基础。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顾锦屏同志以亲身经历回顾并展望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工作。他提到，始于1958年的翻译工作困难重重——在当时条件下，翻译团队常常需要聘请苏联专家讲解文本内容才能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而且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不断参阅《神圣家族》等著作的中文翻译和主要内容。时至今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和研究水平有了较大发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当前中央编译局的重要工作是基于即将完成的MEGA2I/5翻译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翻译工作中，选择何种版本的手稿作为底本，以及定位《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专著，还是他们与赫斯等人的合著等是难点问题。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以“费尔巴哈章”第17-19页手稿的编排为中心，详细分析了梁赞诺夫版、阿多拉茨基版、巴加图利亚版、1966年新德文版、广松涉版、MEGA2试刊版—先行版—正式版的利弊得失。他建议，中央编译局在翻译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应该将翻译底本从1966年新德文版转到MEGA2I/5，与此同时需要注意如下三点：第一，恢复文本中原有的页码信息，增加有关手稿状态的注释；第二，采取文本分栏的编辑方针；第三，适当增加“题注”内容。与此相关，中国人民大学赵玉兰副教授以古斯塔夫·迈尔掀起的“梁赞诺夫是否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者’”为切入点，通过详实的文献材料和历史事实证实了梁赞诺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者”，并且指出正是由于他的工作才发掘和拯救了马恩的大量文献。南京大学张义修博士進一步提出了对MEGA2I/5编辑方案的三个追问：其一，在文献定位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是季刊文集还是独立著作；其二，在“费尔巴哈”章的处理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否真的避免了研究者的主观僭越；其三，在理论定位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是旧观点的辩护还是已经转向新哲学的阐发。这一讨论将文献考证引向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中“我的交往”部分遗失的12页手稿内容如何还原为例，详述了思想研究对于文本编辑的重要意义。在通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录中，“III.犯罪——C. 通常理解的和非通常理解的犯罪”和“5.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之间缺少12页手稿，MEGA2的编辑者只是指出了这一文献事实，但是无法对其中遗失的内容进行复原。聂锦芳教授从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文本内容的仔细甄别出发，认为缺少的12页手稿的内容已经从“我的权力”转向了“我的交往”，其间的标题根据原书应该还原为“B.我的交往——I.社会——1.施蒂纳的社会；2.作为监狱社会的社会；3.作为家庭的社会；4.作为国家的社会”。这样，遗失的内容就可以根据马克思的批判与施蒂纳的原著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得以复原。
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缩影的思想史阐发，反映了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范式革新。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何怀远教授指出，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应当从文本表层深入到逻辑深层。其中，马克思集中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是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参照，只有深入理解观念的本质及其与现实的关系，我们才能廓清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理论地平。武汉大学何萍教授谈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史语境问题，她批评以往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片面的意识形态语境，认为仅仅依靠意识形态话语不仅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而且对许多欧洲国家的历史与现状都不能得到正确理解。她主张，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应该从单一的意识形态语境转向思想史语境，从线性发展的叙事方法转向同一时期存在的多种思想资源的横向比较。只有这样，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发展才有可能突破教条化理解，其蕴含的西欧特色和时代特征才可能得以彰显，其开启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争论才有可能得到化解。受邀参与本次大会的德国马克思研究专家、左翼经济学家、柏林科技与经济大学教授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在大会上介绍了题为《卡尔·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的诞生：生平传记与文本演变》的马克思传写作计划，他的研究思路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文本与思想史语境相结合的方法近似。他认为，重写马克思传特别需要处理好对原始材料的掌握、对马克思生平与著作的考察、对马克思与同时代人物争辩的比较、对多种阐释途径的探索四个问题。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大问题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清算他们与德国思想界（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进而建立全新理论的哲学变革时期，这直接决定了该著作巨大的思想容量。随着理论与现实的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的许多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因此，回归源头的清理构成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关键。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唯物史观的建构是大会热议的重要话题。《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唯物史观的诞生地已成学界共识，然而这一理论创造如何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却是一个没有被认真清理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通过思考费尔巴哈提出的“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一问题而形成的。具体而言，唯物史观是经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而逐渐形成的，其中“劳动实践”概念的提出是核心，驳倒费尔巴哈哲学是关键。正是由于把劳动实践作为出发点，唯物主义理论才进入了历史领域，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得以形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历史观是一种包含自然、社会和人的“大唯物史观”。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忽视了马克思“历史”概念中的自然维度，这一发现对于透视当今时代自然、社会和人之间的有機联系和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与之相联系，山东大学刘森林教授重点辨析了马克思的“自然历史过程”思想。按照他的区分，马克思从正当性和合理性上界定的“自然”观点值得关注，其主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构成人类历史基础与前提的自然；第二，使人类历史根基日益雄厚的、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而塑造的自然。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是自然与历史不断统一的过程，也即是“自然历史过程”。按照这种观点，人类社会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因而都不可随意超越，这是马克思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大区别。在这个意义上，从自然出发、立足于自然和历史的统一、探索回归自然与超越自然的一致性是发展唯物主义的可行途径。但是，这种发展绝对不是无需自然基础和历史阶段过渡而去追求绝对自由王国；与之相对，“自然历史过程”是在强调自然与社会张力的基础上对自然与主体关系的一种重构。同样，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小萍研究员认为，现实社会既包含物质基础，又包含社会关系，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在一定条件下嵌入人与人的关系，并且被置于自我利益的对抗性关系中。在发展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这一话题上，华侨大学周世兴教授认为，重返《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体来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及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真正批判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一种实践的、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它既与批判的、革命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具有相同内涵，又作为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唯物主义基础和科学方法。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联是深化研究的新生长点。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提到，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需要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因为，只有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阶段，唯物史观的相关概念、重要原理和研究方法才得到了科学阐发。事实上，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内的革命是其哲学革命的延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发挥着反思资产阶级永恒性、解蔽资本逻辑的实质、穿透现代社会的本质三大功能。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进一步指出，现代工业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为理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开辟了现实土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集中探讨的德国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现代性问题，而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强烈的历史感，这一点构成马克思对自然法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超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关联方面，河北大学宫敬才教授做出了详细分析，他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孕育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重“基因”：第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运用了大量政治经济学概念和经济发展史材料；第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系统而彻底地批判得益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第三，《德意志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理论成果——社会历史物质生产决定论的取得依赖于纯粹经验的方法，而这一方法的获得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功劳。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掘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政治哲学以其理论的深刻性和强烈的现实感占据着当代哲学的重要话语权，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因丰富的理论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洞见而触及到当代政治哲学的诸多议题。为此，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指出，我们的研究一方面应该将马克思置入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传统中，深刻分析其思想来源与现实归旨；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独特性阐发出来，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政治哲学的深层关联中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安徽大学许俊达教授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一大重要成果是共产主义的实践哲学，这种哲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论证，它与共产主义空想论具有根本性差别。复旦大学王凤才教授以新世纪以来德国阶级问题研究为例证，详细说明了马克思思想对当代政治哲学的重大影响。他认为，新世纪以来德国阶级结构的变化是重新研究阶级问题的出发点，而其中中产阶级问题是阶级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在这种社会变化的浪潮中，出现了告别阶级概念和重新接受阶级概念两种思潮，并且将马克思对阶级问题的经济分析更多地转向了当代政治分析。针对此观点，王教授主张不能简单地根据马克思文本简单冠以对错之别，相反，我们需要深入理论和实际中详细考察，认真反思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现实批判性。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
运用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不仅是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宣言的根本指向，而且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力求探索的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和真正的知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本次大会上，与会学者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现实的关系展开了充分讨论。 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并创新马克思主义。就国内现状而言，我们主要从人道主义、阶级斗争、实事求是三个角度反思马克思主义；其中，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胜利与失败、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正确认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正确定位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矛盾以及为继续破解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而开拓创新是最为核心的六大问题。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认为，切中社会现实、研究中国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哲学角度来讲，现实不等于现存的东西，其要义在于要抓住本质與实存的统一及其展开过程。具体来讲，要理解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必须深入剖析经济发展。吴晓明教授援引伽达默尔、海德格尔、雷蒙·阿隆的理论，详细解释了使马克思思想进入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运用马克思思想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方法论竞争”，如何从运用马克思思想这把理论之“刀”到研究这把“刀”本身，以及如何真正以马克思思想为方法和指南研究现实问题是摆在国内学者面前的两大直接难题。复旦大学孙承叔教授主张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都应该推进到现代社会，而资本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范畴。他认为，马克思不仅从市民社会入手分析了“经济人”以及资本逻辑，而且以人类社会为最高目标规范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应有关联。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中国问题需要具有人类社会的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以人类社会为根本指导原则。
在进一步讨论中，浙江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亟须填补经典与当代之间的空场。就国内现状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与意识形态化是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而作为学术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应该基于经典、着眼现实，在整体上发挥批判地研究现实的功能。南京师范大学俞良早教授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的主张，强调我们应该根据俄国、中国等东方社会的现实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表述作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梦的理论指引和科学依据。
在MEGA2I/5即将出版之际，本次会议就“《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多角度、多层次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新文献学研究情况的引介与评析拓宽了国内学界解读经典文本的学术视野，与此同时，聚焦《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主题的思想讨论和现实指向又表征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前沿问题、思想主题和现实旨趣。因此，这是一次关于该主题的思想碰撞与交流。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汇集了国内学界老中青三代知名学者，综合了不同时代和学术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浓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传承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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