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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费尔巴哈论》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因其文字通俗、简洁易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其中具有明确应用意识的哲学理解与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何谓哲学”所作的“科学”理解，铭刻了纵深的思想史印记。重温《费尔巴哈论》的内在逻辑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关系以及哲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应用仍将具有持续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费尔巴哈论》;唯物辯证法;唯物史观;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科学
[中图分类号]A8;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8-0004-05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是一部简明晓畅且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恩格斯这部应邀之作的创作初衷是评价丹麦哲学家卡·尼·施达克（Carl Nikolaus Starcke）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但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发觉这是一次系统阐释他和马克思的哲学基本观点的契机，于是系统阐述而非纯粹书评成为这部文本的主调。当然，恩格斯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做出了一些评价，但从行文来看，着墨甚重的乃是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得失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作用的研究，由此恩格斯论述了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要义。
一、《费尔巴哈论》的文本结构与学术阐释
1845年秋，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大致完成了对“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但这部记载唯物史观形成史的关键文本在当时并未出版。1886年初，恩格斯撰写的《费尔巴哈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第4期和第5期连载，两年后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单行本。这部文本的德文版在出版第二年就被译成了俄文，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为题，在圣彼得堡的《北方通报》杂志第3期和第4期连载，三年后劳动解放社发表了格·普列汉诺夫的译本，这位译者为此撰写了字数约为这部文本2/3篇幅的评论，一度成为人们理解这部经典文本的权威解读文本。几乎在同一时期，这部文本的波兰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先后出版。正如英译本的译者使用的标题——“社会主义哲学的根源”，这部流传甚广的经典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主义哲学”奠基。
《费尔巴哈论》由序言、正文四部分、简短的结语和附录组成。概言之，恩格斯在序言中简要交待了写作背景，指出《费尔巴哈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内在关联。随后他在第一部分阐述了黑格尔哲学的悖谬与合理性，解析其内在矛盾导致其解体的必然，指出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意义。由此恩格斯在第二部分提出何谓“哲学基本问题”，归纳了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的局限。在第三部分，恩格斯系统论述了费尔巴哈的“半截子”思想，揭露其唯物主义背后的唯心主义观点及其理论悖谬的成因。在第四部分，恩格斯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最后，恩格斯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历史根源，提出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想的实践形态。附录是首次发表的为恩格斯略作修改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通过把握《费尔巴哈论》的文本结构，深入理解恩格斯在这部文本中所做的重要学术阐释，可见论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要义是恩格斯关注的“总问题”，而他对这个“总问题”的解析是以评价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为契机，通过在历史语境中评析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实质来实现的。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序言开端引入文本写作的历史语境，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记述过的40年前他们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些年马克思的世界观得到的世界认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某种复活同时存在。恩格斯为此认为越来越有必要说明他和马克思何以脱离黑格尔的思想以及他们当年在狂飙时期受到费尔巴哈怎样的影响，同时指出为什么在40年后不打算出版他和马克思的旧作而以重新撰写一部简明的著作来深化马克思和他当年的思想的缘由，由此浮现出这部文本理应具有的学术价值。
从整部文本的行文思路看，作为批判对象的丹麦学者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实际上成为恩格斯论述的线索，恩格斯在正文伊始就进入了这部著作反映的时期，这正是他和马克思当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关注的那段岁月。面对这段岁月中出现的两种哲学革命，恩格斯以法国革命鲜活生动的现实性批评德国革命晦涩枯燥的思辨性，并在这种比较中重新理解黑格尔的关键表述：“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1]恩格斯是以海涅的方式解释这句话特别是黑格尔对“现实性”的规定的，他通过对法国大革命中“现实的”与“不现实的”存在的比较分析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凡是现存的，就一定要灭亡”[2]216，由此彰显了黑格尔哲学的真理性内涵。
人们对这句话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的误解，德皇威廉三世及其臣民误以为斯言为当时德国专制制度祝福，革命的自由派则谴责这是头脑混乱的呓语。实际上，黑格尔从未认为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无条件地是现实的，并始终强调对现实与现象的区分。我们在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中约略可以看到他对德国政治的真实态度：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3]通过对“现实的”与“合乎理性的”分析，恩格斯揭示了辩证哲学的特征：“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情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2]217几乎与此同时，恩格斯也指出黑格尔哲学的问题所在，即为了阐述绝对真理而制造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其中的教条成为绝对真理的内容，而论证的思路只能在某个孤立的路径上延伸，这样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方面便被窒息了。他的哲学体系成了一种强制性的结构，而这种结构与他所阐述的永恒发展的历史比较而言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思路，因而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必须走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迷宫。 在这个意义上，在1830-1840年兴起的“黑格尔主义”思潮虽然在学界胜利进军，掀起一场以自我意识为核心观念的启蒙运动，但这只是黑格尔学派的内部斗争。相对于黑格尔主义右翼来说，青年黑格尔派对现实的宗教和政治一度发表了积极的意见。这时的斗争主要是以哲学的方式进行的，这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的相关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政治在当时是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当时青年黑格尔派主要致力于批判宗教，斯特劳斯、鲍威尔、赫斯、施蒂纳一时成为学术明星，这些学术明星的自我意识哲学以“唯一者”为顶峰。费尔巴哈哲学是在这场热烈的思潮兴盛的过程中出场的，甫一出场就破除了黑格尔主义的魔法：“‘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2]222所以，一度自称“在天才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羽翼下藏身”[4]的恩格斯一时“成为费尔巴哈派了”[2]222。
二、哲学基本问题与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实质
关于当时受到的费尔巴哈影响，恩格斯在晚年仍然记忆犹新，那时赞赏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人们甚至连他夸张的“美文学”表述和关于“爱”的绝对观念都一并接受了。可以说，正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促成了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但他只是将黑格尔哲学置于一旁，而没有以“扬弃”的方式延续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容，为此应对这种学术更替进行辩证的历史的审视。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恩格斯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223恩格斯从对宗教的分析开始，论述人类思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他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做出必要限定，对这两类哲学的区分是用来考虑世界的本原问题的，“除此以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2]224-225以此避免造成思考问题可能带来的混乱。
接著，恩格斯从人的思维能否认识世界的角度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种同一性只能在实践中而不是在幻想中把握。正是因为在实践中以现实的思维方式认识客观存在的世界，以往使人们陷入神秘主义境遇的问题在实验和工业面前都被破解了，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印证了17世纪以来凸显的唯物主义哲学，人们在改变的世界中变得更加现实，各种不可知论在科技的发展过程中落伍了。恩格斯意识到自科学昌明以来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而“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2]226这样，唯心主义不得不容纳唯物主义的内容，所以在黑格尔哲学中就出现了倒置的唯物主义，而恩格斯和马克思要将这种唯物主义颠倒回来。
这时，恩格斯指出了施达克评价费尔巴哈哲学时的失误。一方面，施达克以晦涩难懂的语言拘泥于黑格尔的个别字句，而未能通畅地阐述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性内涵;另一方面，以晦涩的语言杂糅各种流派的概念来梳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史，对黑格尔哲学的批评因而未能切中肯綮。起初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费尔巴哈虽然走进了唯物主义，但他对唯物主义的理解还缺乏辩证的历史的向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重复18世纪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观念，还停留在机械思维的阶段。这种理解方式是静止的，不能从历史过程的角度理解物质的变迁，因而是一种反辩证法的思维。同黑格尔以迎合体系的方式背叛自己一样，费尔巴哈因缺乏历史性思维而不能在一种近乎纯粹自然的哲学中阐述唯物主义的理想形态。
恩格斯不仅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而且分析了这种缺陷的成因：一是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还相对有限，特别是细胞、能量转化和生物进化论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是后来15年间的事情，这些自然科学的重大进展是当时隐居在乡间的费尔巴哈所不了解的;二是费尔巴哈只关注他不太了解的自然科学，而不关心“关于社会的科学”[5]。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在柏林时我已经同思辨哲学告别了。我同黑格尔告别时大概是这样说的：我听了您两年的课，两年我把自己完全投身于研究您的哲学;现在呢，我体会到需要转向直接同思辨哲学对立的其他科学：转向自然科学。”[6]但停留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唯物主义难以面对社会历史领域的复杂问题，而这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止步不前了，甚至在解读历史领域的问题时表露出唯心主义的思路，而施达克并未恰当地指出问题之所在，只是将唯心主义理解为海涅之前的初始规定。
这种初始规定实际上将唯心主义理解为理想主义，相应地，唯物主义被理解为物质主义，并非作为针对世界本原是什么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同样，施达克不能将有关人类进步的信念与唯心主义紧密联系起来，这种思路固然体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有益内涵，但从唯物主义角度论证人类进步的历程具有更明显的有效性。这里是恩格斯在整个文本中唯一一处比较饱满地论及施达克的文字，从中可见施达克并没有理解海涅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作区分的真实意义，而仍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路衡量费尔巴哈的理论得失。此外施达克对费尔巴哈的理论基本都持肯定的意见，这对读者很可能构成一种不可忽视的误导。
恩格斯通过分析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来揭示这位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取向，费尔巴哈将哲学融入宗教，并将宗教理解为人与人之间感情与心灵的关系，倡导人们维系这种和谐的关系，却不为其寻找现实的支点。在分析法国社会政治生活变迁的语境中，恩格斯指出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实质：“他不是抛开对某种在他看来也已成为过去的特殊宗教的回忆，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断言这些关系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2]234费尔巴哈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宗教性，但无论对人与人的关系还是现代宗教研究而言，关键都在于把握其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语境和现实情境，而不能将其停留在孤立个人之间的偶然联系或原始图腾层面。
费尔巴哈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各时期应以宗教变迁为标识，宗教变迁在一定历史时期确实伴随着社会发展进程，而这主要表现为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世界宗教和历史发展的关联。费尔巴哈只了解基督教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不能从历史现实出发研究实际的社会变迁，正如他所说，“宗教，对于人的关系，很像光对于眼、空气对于肺、食品对于胃那样密切。”[7]费尔巴哈曾借助斯宾诺莎的《哲学政治研究》与18世纪唯物主义研究基督教，但并非真正揭示宗教的本质，也未能理解黑格尔的历史观，他只是强调爱的道德力量，却忘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尽管这种理解让人不太愉快，但它却是真正现实的答案，是缔结果实的历史动力的表现形式。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的道德说教是贫乏的。譬如追求幸福，这种欲望要遭到感性经验和社会后果的双重矫正，又因为人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平等的，所以任何人的欲望都要被节制，但请注意，人不是只同自己打交道的，而所谓平等的权利必须在社会历史中获得它的实质意义。人们的平等权利是通过各种抗争获得的，它不能被停留于形式的合理性，而应表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恩格斯以证券交易所为例表明，人们在赚钱和道德选择之间的考虑是非常实际的，而这与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有关，这是人们从事交易的现实场所，爱如果发挥实际作用的话，也不是以纯粹抽象的方式在场的。由于费尔巴哈认为“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所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2]240
何以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费尔巴哈的论证是一个无视历史条件的道德预设，仍然是期望现实世界按照理念世界来变化的陈旧思路，而任何时代的任何阶级都有特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费尔巴哈的全部论说都以自然界和人为根基，但由于缺乏社会进程的思维方式或进步的历史发展观，于是在论述中使自然界和人成为空话，即使在自然界和人前面加上“现实的”话语前缀，仍然只是一种缺乏现实考量的语词重置。理解人的现实活动，理解人化自然的变迁，必须将人作为社会历史行动中的人进行审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次强调的观点，恩格斯在这里再次指出这个观点的合理性与现实性，而且指明费尔巴哈没有完成的工作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而这项工作始于《神圣家族》的写作。
与青年黑格尔派比较而言，费尔巴哈走出了纯粹自我意识的呓语，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做出了杰出的批判。但出于上述原因，“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且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2]241-242比较而言，黑格尔对唯心主义观念的论证依据于现实的历史发展，尽管这种论证实际上形成了神秘主义的迷宫，但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由此必须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其丰富的现实的历史内涵。在这方面历史选择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三、唯物辩证法的超越性与现实性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思想传统“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徹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2]242他们对黑格尔哲学也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真正将概念辩证法转换为实践辩证法，从而发挥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革命的作用。值得提及的是，在指出这种思想传统的确立及其重大意义的同时，恩格斯还特别提到“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最初使用者狄慈根。这位德国工人哲学家通过自学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用矛盾的、运动的、发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观察事物，在《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就》等著作中得出一些唯物主义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恩格斯的肯定。
其实，从恩格斯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极易发现他所论述的唯物辩证法和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观点有明显的差别。这从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对狄慈根的评价中就可见一斑：“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况且是一个一半靠自学出来的人。从他使用的术语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识来源（例如，费尔巴哈、你的书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毫无价值的通俗读物），很难说他此外还读过什么东西。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像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够肯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那么这种描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他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文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乏科学修养的情况下得出这样多正确的结论。”[2]373-374可见，恩格斯对狄慈根缺乏精确性的表达和缺乏科学修养的写作不甚满意，他在这里论述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当然体现为对狄慈根哲学的超越。
恩格斯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恢复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正是在唯物主义语境中深化辩证法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2]244这已成为自黑格尔以来形成的一般人的意识。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人们在口头上承认某种思想和在实践中自觉运用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两回事，关键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如果我们能从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角度理解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就能克服旧知识的制约和旧形而上学的缺陷，就能真正理解偶然与必然、同一和差别的关系，就能确立和把握一种有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
通过分析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揭示了唯物辩证法产生的时代条件，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从搜集材料的时代进入整理材料的时代，他列举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认为传统自然哲学已经不能解决新的科学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必须将自然界纳入历史进程中作综合理解，关键在于“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2]247这种规律较之单纯的自然界的规律而言远为复杂，因为社会历史领域虽然具有一种似自然性，但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包括大量偶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这使人们一度怀疑社会历史领域是否真正有客观规律可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以大量历史史实为根据，深入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涵。[8]与此同时，他深刻预见了哲学发展的未来趋势：一方面，纯粹哲学体现为逻辑学和辩证法;另一方面，当纯粹哲学离开自然界和历史之后，无视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形而上学家只能重复德国古典哲学的残羹冷炙，而现实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将成为包括新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在这里，我们看到唯物辩证法的超越性与现实性，它不仅超越了历史上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辩证法，而且聚焦社会历史领域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将视角转向工人的革命诉求，就会发现这种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的辩证法所具有实际意义，德国工人需要深刻理解这种辩证法，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2]258唯有这样，德国古典哲学才因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而持续发挥其革命性，才能在“终结”中迎来新的理论和现实的开端。
概言之，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阐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以批判施达克的费尔巴哈研究为线索，深入分析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得失，指出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限度，从而在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的过程中延续了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内容。这部简洁的文本之所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经典力作，不仅在于提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而且将“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解为“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具有科学启蒙的作用。回首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的岁月可见，人类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正在塑造世界历史，从中映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民族化、时代化所具有的现实性力量。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49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5.
[5]臧峰宇.何谓“哲学科学”——兼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费尔巴哈论》中“历史科学”规定[J].江海学刊，2012，（05）.
[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王太庆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5.
[7][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
[8]臧峰宇.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兼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解读[J].学习与探索，2009，（06）.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关键词]《费尔巴哈论》;唯物辯证法;唯物史观;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科学
[中图分类号]A8;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8-0004-05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是一部简明晓畅且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恩格斯这部应邀之作的创作初衷是评价丹麦哲学家卡·尼·施达克（Carl Nikolaus Starcke）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但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发觉这是一次系统阐释他和马克思的哲学基本观点的契机，于是系统阐述而非纯粹书评成为这部文本的主调。当然，恩格斯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做出了一些评价，但从行文来看，着墨甚重的乃是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得失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作用的研究，由此恩格斯论述了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要义。
一、《费尔巴哈论》的文本结构与学术阐释
1845年秋，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大致完成了对“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但这部记载唯物史观形成史的关键文本在当时并未出版。1886年初，恩格斯撰写的《费尔巴哈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第4期和第5期连载，两年后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单行本。这部文本的德文版在出版第二年就被译成了俄文，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为题，在圣彼得堡的《北方通报》杂志第3期和第4期连载，三年后劳动解放社发表了格·普列汉诺夫的译本，这位译者为此撰写了字数约为这部文本2/3篇幅的评论，一度成为人们理解这部经典文本的权威解读文本。几乎在同一时期，这部文本的波兰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先后出版。正如英译本的译者使用的标题——“社会主义哲学的根源”，这部流传甚广的经典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主义哲学”奠基。
《费尔巴哈论》由序言、正文四部分、简短的结语和附录组成。概言之，恩格斯在序言中简要交待了写作背景，指出《费尔巴哈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内在关联。随后他在第一部分阐述了黑格尔哲学的悖谬与合理性，解析其内在矛盾导致其解体的必然，指出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意义。由此恩格斯在第二部分提出何谓“哲学基本问题”，归纳了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的局限。在第三部分，恩格斯系统论述了费尔巴哈的“半截子”思想，揭露其唯物主义背后的唯心主义观点及其理论悖谬的成因。在第四部分，恩格斯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最后，恩格斯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历史根源，提出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想的实践形态。附录是首次发表的为恩格斯略作修改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通过把握《费尔巴哈论》的文本结构，深入理解恩格斯在这部文本中所做的重要学术阐释，可见论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要义是恩格斯关注的“总问题”，而他对这个“总问题”的解析是以评价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为契机，通过在历史语境中评析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实质来实现的。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序言开端引入文本写作的历史语境，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记述过的40年前他们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些年马克思的世界观得到的世界认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某种复活同时存在。恩格斯为此认为越来越有必要说明他和马克思何以脱离黑格尔的思想以及他们当年在狂飙时期受到费尔巴哈怎样的影响，同时指出为什么在40年后不打算出版他和马克思的旧作而以重新撰写一部简明的著作来深化马克思和他当年的思想的缘由，由此浮现出这部文本理应具有的学术价值。
从整部文本的行文思路看，作为批判对象的丹麦学者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实际上成为恩格斯论述的线索，恩格斯在正文伊始就进入了这部著作反映的时期，这正是他和马克思当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关注的那段岁月。面对这段岁月中出现的两种哲学革命，恩格斯以法国革命鲜活生动的现实性批评德国革命晦涩枯燥的思辨性，并在这种比较中重新理解黑格尔的关键表述：“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1]恩格斯是以海涅的方式解释这句话特别是黑格尔对“现实性”的规定的，他通过对法国大革命中“现实的”与“不现实的”存在的比较分析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凡是现存的，就一定要灭亡”[2]216，由此彰显了黑格尔哲学的真理性内涵。
人们对这句话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的误解，德皇威廉三世及其臣民误以为斯言为当时德国专制制度祝福，革命的自由派则谴责这是头脑混乱的呓语。实际上，黑格尔从未认为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无条件地是现实的，并始终强调对现实与现象的区分。我们在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中约略可以看到他对德国政治的真实态度：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3]通过对“现实的”与“合乎理性的”分析，恩格斯揭示了辩证哲学的特征：“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情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2]217几乎与此同时，恩格斯也指出黑格尔哲学的问题所在，即为了阐述绝对真理而制造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其中的教条成为绝对真理的内容，而论证的思路只能在某个孤立的路径上延伸，这样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方面便被窒息了。他的哲学体系成了一种强制性的结构，而这种结构与他所阐述的永恒发展的历史比较而言只是一种暂时性的思路，因而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必须走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迷宫。 在这个意义上，在1830-1840年兴起的“黑格尔主义”思潮虽然在学界胜利进军，掀起一场以自我意识为核心观念的启蒙运动，但这只是黑格尔学派的内部斗争。相对于黑格尔主义右翼来说，青年黑格尔派对现实的宗教和政治一度发表了积极的意见。这时的斗争主要是以哲学的方式进行的，这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的相关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政治在当时是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当时青年黑格尔派主要致力于批判宗教，斯特劳斯、鲍威尔、赫斯、施蒂纳一时成为学术明星，这些学术明星的自我意识哲学以“唯一者”为顶峰。费尔巴哈哲学是在这场热烈的思潮兴盛的过程中出场的，甫一出场就破除了黑格尔主义的魔法：“‘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2]222所以，一度自称“在天才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羽翼下藏身”[4]的恩格斯一时“成为费尔巴哈派了”[2]222。
二、哲学基本问题与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实质
关于当时受到的费尔巴哈影响，恩格斯在晚年仍然记忆犹新，那时赞赏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人们甚至连他夸张的“美文学”表述和关于“爱”的绝对观念都一并接受了。可以说，正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促成了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但他只是将黑格尔哲学置于一旁，而没有以“扬弃”的方式延续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容，为此应对这种学术更替进行辩证的历史的审视。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恩格斯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223恩格斯从对宗教的分析开始，论述人类思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他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做出必要限定，对这两类哲学的区分是用来考虑世界的本原问题的，“除此以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2]224-225以此避免造成思考问题可能带来的混乱。
接著，恩格斯从人的思维能否认识世界的角度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种同一性只能在实践中而不是在幻想中把握。正是因为在实践中以现实的思维方式认识客观存在的世界，以往使人们陷入神秘主义境遇的问题在实验和工业面前都被破解了，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印证了17世纪以来凸显的唯物主义哲学，人们在改变的世界中变得更加现实，各种不可知论在科技的发展过程中落伍了。恩格斯意识到自科学昌明以来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而“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2]226这样，唯心主义不得不容纳唯物主义的内容，所以在黑格尔哲学中就出现了倒置的唯物主义，而恩格斯和马克思要将这种唯物主义颠倒回来。
这时，恩格斯指出了施达克评价费尔巴哈哲学时的失误。一方面，施达克以晦涩难懂的语言拘泥于黑格尔的个别字句，而未能通畅地阐述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性内涵;另一方面，以晦涩的语言杂糅各种流派的概念来梳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史，对黑格尔哲学的批评因而未能切中肯綮。起初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费尔巴哈虽然走进了唯物主义，但他对唯物主义的理解还缺乏辩证的历史的向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重复18世纪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观念，还停留在机械思维的阶段。这种理解方式是静止的，不能从历史过程的角度理解物质的变迁，因而是一种反辩证法的思维。同黑格尔以迎合体系的方式背叛自己一样，费尔巴哈因缺乏历史性思维而不能在一种近乎纯粹自然的哲学中阐述唯物主义的理想形态。
恩格斯不仅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而且分析了这种缺陷的成因：一是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还相对有限，特别是细胞、能量转化和生物进化论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是后来15年间的事情，这些自然科学的重大进展是当时隐居在乡间的费尔巴哈所不了解的;二是费尔巴哈只关注他不太了解的自然科学，而不关心“关于社会的科学”[5]。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在柏林时我已经同思辨哲学告别了。我同黑格尔告别时大概是这样说的：我听了您两年的课，两年我把自己完全投身于研究您的哲学;现在呢，我体会到需要转向直接同思辨哲学对立的其他科学：转向自然科学。”[6]但停留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唯物主义难以面对社会历史领域的复杂问题，而这就使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止步不前了，甚至在解读历史领域的问题时表露出唯心主义的思路，而施达克并未恰当地指出问题之所在，只是将唯心主义理解为海涅之前的初始规定。
这种初始规定实际上将唯心主义理解为理想主义，相应地，唯物主义被理解为物质主义，并非作为针对世界本原是什么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同样，施达克不能将有关人类进步的信念与唯心主义紧密联系起来，这种思路固然体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有益内涵，但从唯物主义角度论证人类进步的历程具有更明显的有效性。这里是恩格斯在整个文本中唯一一处比较饱满地论及施达克的文字，从中可见施达克并没有理解海涅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作区分的真实意义，而仍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路衡量费尔巴哈的理论得失。此外施达克对费尔巴哈的理论基本都持肯定的意见，这对读者很可能构成一种不可忽视的误导。
恩格斯通过分析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来揭示这位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取向，费尔巴哈将哲学融入宗教，并将宗教理解为人与人之间感情与心灵的关系，倡导人们维系这种和谐的关系，却不为其寻找现实的支点。在分析法国社会政治生活变迁的语境中，恩格斯指出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实质：“他不是抛开对某种在他看来也已成为过去的特殊宗教的回忆，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断言这些关系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2]234费尔巴哈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宗教性，但无论对人与人的关系还是现代宗教研究而言，关键都在于把握其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语境和现实情境，而不能将其停留在孤立个人之间的偶然联系或原始图腾层面。
费尔巴哈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各时期应以宗教变迁为标识，宗教变迁在一定历史时期确实伴随着社会发展进程，而这主要表现为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世界宗教和历史发展的关联。费尔巴哈只了解基督教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不能从历史现实出发研究实际的社会变迁，正如他所说，“宗教，对于人的关系，很像光对于眼、空气对于肺、食品对于胃那样密切。”[7]费尔巴哈曾借助斯宾诺莎的《哲学政治研究》与18世纪唯物主义研究基督教，但并非真正揭示宗教的本质，也未能理解黑格尔的历史观，他只是强调爱的道德力量，却忘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尽管这种理解让人不太愉快，但它却是真正现实的答案，是缔结果实的历史动力的表现形式。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的道德说教是贫乏的。譬如追求幸福，这种欲望要遭到感性经验和社会后果的双重矫正，又因为人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平等的，所以任何人的欲望都要被节制，但请注意，人不是只同自己打交道的，而所谓平等的权利必须在社会历史中获得它的实质意义。人们的平等权利是通过各种抗争获得的，它不能被停留于形式的合理性，而应表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恩格斯以证券交易所为例表明，人们在赚钱和道德选择之间的考虑是非常实际的，而这与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有关，这是人们从事交易的现实场所，爱如果发挥实际作用的话，也不是以纯粹抽象的方式在场的。由于费尔巴哈认为“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所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2]240
何以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费尔巴哈的论证是一个无视历史条件的道德预设，仍然是期望现实世界按照理念世界来变化的陈旧思路，而任何时代的任何阶级都有特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费尔巴哈的全部论说都以自然界和人为根基，但由于缺乏社会进程的思维方式或进步的历史发展观，于是在论述中使自然界和人成为空话，即使在自然界和人前面加上“现实的”话语前缀，仍然只是一种缺乏现实考量的语词重置。理解人的现实活动，理解人化自然的变迁，必须将人作为社会历史行动中的人进行审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次强调的观点，恩格斯在这里再次指出这个观点的合理性与现实性，而且指明费尔巴哈没有完成的工作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而这项工作始于《神圣家族》的写作。
与青年黑格尔派比较而言，费尔巴哈走出了纯粹自我意识的呓语，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做出了杰出的批判。但出于上述原因，“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且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2]241-242比较而言，黑格尔对唯心主义观念的论证依据于现实的历史发展，尽管这种论证实际上形成了神秘主义的迷宫，但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由此必须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其丰富的现实的历史内涵。在这方面历史选择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三、唯物辩证法的超越性与现实性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思想传统“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徹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2]242他们对黑格尔哲学也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真正将概念辩证法转换为实践辩证法，从而发挥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革命的作用。值得提及的是，在指出这种思想传统的确立及其重大意义的同时，恩格斯还特别提到“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最初使用者狄慈根。这位德国工人哲学家通过自学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用矛盾的、运动的、发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观察事物，在《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就》等著作中得出一些唯物主义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恩格斯的肯定。
其实，从恩格斯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极易发现他所论述的唯物辩证法和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观点有明显的差别。这从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对狄慈根的评价中就可见一斑：“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况且是一个一半靠自学出来的人。从他使用的术语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识来源（例如，费尔巴哈、你的书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毫无价值的通俗读物），很难说他此外还读过什么东西。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像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够肯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那么这种描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他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文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乏科学修养的情况下得出这样多正确的结论。”[2]373-374可见，恩格斯对狄慈根缺乏精确性的表达和缺乏科学修养的写作不甚满意，他在这里论述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当然体现为对狄慈根哲学的超越。
恩格斯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恢复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正是在唯物主义语境中深化辩证法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2]244这已成为自黑格尔以来形成的一般人的意识。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人们在口头上承认某种思想和在实践中自觉运用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两回事，关键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如果我们能从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角度理解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就能克服旧知识的制约和旧形而上学的缺陷，就能真正理解偶然与必然、同一和差别的关系，就能确立和把握一种有别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
通过分析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揭示了唯物辩证法产生的时代条件，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从搜集材料的时代进入整理材料的时代，他列举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认为传统自然哲学已经不能解决新的科学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必须将自然界纳入历史进程中作综合理解，关键在于“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2]247这种规律较之单纯的自然界的规律而言远为复杂，因为社会历史领域虽然具有一种似自然性，但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包括大量偶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这使人们一度怀疑社会历史领域是否真正有客观规律可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以大量历史史实为根据，深入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涵。[8]与此同时，他深刻预见了哲学发展的未来趋势：一方面，纯粹哲学体现为逻辑学和辩证法;另一方面，当纯粹哲学离开自然界和历史之后，无视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形而上学家只能重复德国古典哲学的残羹冷炙，而现实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将成为包括新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在这里，我们看到唯物辩证法的超越性与现实性，它不仅超越了历史上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辩证法，而且聚焦社会历史领域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将视角转向工人的革命诉求，就会发现这种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的辩证法所具有实际意义，德国工人需要深刻理解这种辩证法，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2]258唯有这样，德国古典哲学才因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而持续发挥其革命性，才能在“终结”中迎来新的理论和现实的开端。
概言之，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阐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以批判施达克的费尔巴哈研究为线索，深入分析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得失，指出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限度，从而在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的过程中延续了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内容。这部简洁的文本之所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经典力作，不仅在于提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而且将“关于社会的科学”理解为“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具有科学启蒙的作用。回首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的岁月可见，人类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正在塑造世界历史，从中映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民族化、时代化所具有的现实性力量。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49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5.
[5]臧峰宇.何谓“哲学科学”——兼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费尔巴哈论》中“历史科学”规定[J].江海学刊，2012，（05）.
[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王太庆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5.
[7][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
[8]臧峰宇.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兼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解读[J].学习与探索，2009，（06）.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