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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插队的村子仅有二十三户人家，全村老少加起来也就百十口人。与前后那些拥有百多户、近千人的大村相比，少了许多生气。
来的北京知青也少，仅有二男三女。一年多后，五个人走了四个，就剩下我这个“光杆司令”了。
村里人大多没出过远门，有的老人几十年都没有离开过村子。大家埋头劳作，对外面了解得很少。
村民不读书、不看报。外部消息的唯一来源是县有线广播网的小广播喇叭（当地称为“小广播”）。每晚八点，“小广播”准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结束后，公社有时会加播一些通知什么的。
可怜的是，村里装有“小广播”的仅有两户。
老乡们很羡慕这两户人家。但这种挂在墙上的小广播喇叭没地方能买到。
队领导得不到公社开会通知，经常误事，很着急。一天，队干部王德普问我，北京有没有“小广播”卖？我觉得北京各家不是收音机、就是电视机，除了学校的教室，谁家用这种东西，哪有卖的？在队领导的多次询问下，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写信给家里，让母亲打听打听哪里有卖的，价格多少？母亲发动朋友同事四处打听，听说有个厂家生产，打听到地址后，她亲自跑到那家广播器材厂，看到的是一种新型的“压电式扬声器”，没有任何电子零部件，只有一个纸盆，放在薄薄的木框中，三元多一个。我让母亲寄来一个，试了一下，效果居然比老乡家的磁铁扬声器还强。于是让家里寄来十个，满以为需要的人家不会多，不想平时勤俭的老乡都拿出钱来堵到门口，一下子全抢光了。我让家里又寄来第二批，才满足了全村老乡的需求。
分散在山上坡下的各家喇叭必须与公社的广播线路连通，才能实现收听。我因陋就简，买来一捆最细的普通铁丝，分两路沿着山沟向上，沿途架在小树等物上，延伸到最高处的人家窑前。各家户只要把窑外的铁丝接到自家广播喇叭上，再伸出一根线连接到地上，就接通了。最后，我把串通了各家的铁丝挂到公社的广播线上，全村就能收到县广播站的声音了。
接好了线，到晚上八点，过去死一般沉寂的村庄，一下子成了喧声鼎沸的海洋。各家的小喇叭放出的高音连成一片。我登上山，听着庄严的国歌声在山谷震荡回响，仿佛置身在歌声嘹亮的天安门广场。
“小广播”使村民们改变了晚饭后就上炕睡觉的习惯，全家老少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广播，直到广播停止后才去休息。
第二天上工时，劳动现场一改闷声干活儿的状态，广播中听到的东西，成为社员们热烈交谈的话题，很多他们不知道或听不懂的词汇还让我解释。他们的容貌舒展了、表情丰富了，人也开朗了许多，连平常不敢言传的所谓“四类分子”，也打破从不与我拉话的惯例，小心翼翼地向我问这问那。开阔了视野的老乡们对外界充满好奇，对国内外大事非常关心。有一次，有个老乡居然问我：鲁迅是什么人？使我深感意外。
延安曾是党中央所在地。一些老乡对中央领导人并不陌生，尤其对陕北红军有更深入的了解。一次听到炮兵司令张达志的名字，老乡告我，他原名叫张鞑子，也是陕北人。听他们的讲述，不仅增加了我对革命前辈的了解，也受到了革命传统的教育。
队领导看到小广播带来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想法，想利用小广播安排生产，因社员分住在两条沟里，队长每天招呼出工很费劲。分派活儿后，社员还要再回家拿需用的工具才能去劳动，耽误不少时间。
这就是要建自己的广播站了。
我没学过广播技术，但并未胆怯。我到县里商店询问，找到一种适合做小型广播的“三用机”。它以一号电池为电源，既可以收音，也可以扩音、播音。播音时不需要话筒，直接对着机子说话即可，价钱仅一百多元。我买来后，把连接各家的铁丝线路接到三用机上，实现了队长的愿望。
每天早上，队长先叫我打开机子，然后把生产安排直接通知给社员。于是，社员带上应该使用的工具，到应该去的地方直接干活了，使出工时间节省了半小时。
三用机另一个优越性，是有十个波段、几十个频率的节目可供选择，为社员收听更多节目提供了条件。我增加了播音的时间，社员就可以听到音乐、戏剧、曲艺等各类节目了。
如果谁家不想听了，只要拆开地线接头，小喇叭立刻停止发声，操作简单。
有了三用机，也改变了我的孤独生活。不向全村广播时，我摘下外接线，自己收听各电台的节目。
意外的是，有一天，我听到广播喇叭叫我的声音。原来是三里地之外的前村同学对着小广播叫我，我对着三用机答应，他们居然也听到了。原来三用机还有双向对讲功能，只是声音极小，听不太清楚罢了。
所以，每当想和同学联系了，我就把三用机连接到公社广播线上，与前村同学聊起来了，这简直好比有了直通电话。
更意外的是，有一次，我和同学聊天时说到，快过春节了，我还没买过年的猪肉。第二天一早，后村沙家圪崂的一个老乡背着一块猪肉来找我，说夜黑地（昨夜）广播里说你要买猪肉，我给你送来了。原来七八里地外的老乡们也能听到我们的对话，还猜到了是我这里发出的声音。
回想起来，办广播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年，它就发生在1970年的黄家河村。
李一勤，北京八中1968屆高中毕业，1969年2月到延安县李家渠公社沟门大队插队，1971年9月招工到西安电影制片厂。
来的北京知青也少，仅有二男三女。一年多后，五个人走了四个，就剩下我这个“光杆司令”了。
村里人大多没出过远门，有的老人几十年都没有离开过村子。大家埋头劳作，对外面了解得很少。
村民不读书、不看报。外部消息的唯一来源是县有线广播网的小广播喇叭（当地称为“小广播”）。每晚八点，“小广播”准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结束后，公社有时会加播一些通知什么的。
可怜的是，村里装有“小广播”的仅有两户。
老乡们很羡慕这两户人家。但这种挂在墙上的小广播喇叭没地方能买到。
队领导得不到公社开会通知，经常误事，很着急。一天，队干部王德普问我，北京有没有“小广播”卖？我觉得北京各家不是收音机、就是电视机，除了学校的教室，谁家用这种东西，哪有卖的？在队领导的多次询问下，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写信给家里，让母亲打听打听哪里有卖的，价格多少？母亲发动朋友同事四处打听，听说有个厂家生产，打听到地址后，她亲自跑到那家广播器材厂，看到的是一种新型的“压电式扬声器”，没有任何电子零部件，只有一个纸盆，放在薄薄的木框中，三元多一个。我让母亲寄来一个，试了一下，效果居然比老乡家的磁铁扬声器还强。于是让家里寄来十个，满以为需要的人家不会多，不想平时勤俭的老乡都拿出钱来堵到门口，一下子全抢光了。我让家里又寄来第二批，才满足了全村老乡的需求。
分散在山上坡下的各家喇叭必须与公社的广播线路连通，才能实现收听。我因陋就简，买来一捆最细的普通铁丝，分两路沿着山沟向上，沿途架在小树等物上，延伸到最高处的人家窑前。各家户只要把窑外的铁丝接到自家广播喇叭上，再伸出一根线连接到地上，就接通了。最后，我把串通了各家的铁丝挂到公社的广播线上，全村就能收到县广播站的声音了。
接好了线，到晚上八点，过去死一般沉寂的村庄，一下子成了喧声鼎沸的海洋。各家的小喇叭放出的高音连成一片。我登上山，听着庄严的国歌声在山谷震荡回响，仿佛置身在歌声嘹亮的天安门广场。
“小广播”使村民们改变了晚饭后就上炕睡觉的习惯，全家老少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广播，直到广播停止后才去休息。
第二天上工时，劳动现场一改闷声干活儿的状态，广播中听到的东西，成为社员们热烈交谈的话题，很多他们不知道或听不懂的词汇还让我解释。他们的容貌舒展了、表情丰富了，人也开朗了许多，连平常不敢言传的所谓“四类分子”，也打破从不与我拉话的惯例，小心翼翼地向我问这问那。开阔了视野的老乡们对外界充满好奇，对国内外大事非常关心。有一次，有个老乡居然问我：鲁迅是什么人？使我深感意外。
延安曾是党中央所在地。一些老乡对中央领导人并不陌生，尤其对陕北红军有更深入的了解。一次听到炮兵司令张达志的名字，老乡告我，他原名叫张鞑子，也是陕北人。听他们的讲述，不仅增加了我对革命前辈的了解，也受到了革命传统的教育。
队领导看到小广播带来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想法，想利用小广播安排生产，因社员分住在两条沟里，队长每天招呼出工很费劲。分派活儿后，社员还要再回家拿需用的工具才能去劳动，耽误不少时间。
这就是要建自己的广播站了。
我没学过广播技术，但并未胆怯。我到县里商店询问，找到一种适合做小型广播的“三用机”。它以一号电池为电源，既可以收音，也可以扩音、播音。播音时不需要话筒，直接对着机子说话即可，价钱仅一百多元。我买来后，把连接各家的铁丝线路接到三用机上，实现了队长的愿望。
每天早上，队长先叫我打开机子，然后把生产安排直接通知给社员。于是，社员带上应该使用的工具，到应该去的地方直接干活了，使出工时间节省了半小时。
三用机另一个优越性，是有十个波段、几十个频率的节目可供选择，为社员收听更多节目提供了条件。我增加了播音的时间，社员就可以听到音乐、戏剧、曲艺等各类节目了。
如果谁家不想听了，只要拆开地线接头，小喇叭立刻停止发声，操作简单。
有了三用机，也改变了我的孤独生活。不向全村广播时，我摘下外接线，自己收听各电台的节目。
意外的是，有一天，我听到广播喇叭叫我的声音。原来是三里地之外的前村同学对着小广播叫我，我对着三用机答应，他们居然也听到了。原来三用机还有双向对讲功能，只是声音极小，听不太清楚罢了。
所以，每当想和同学联系了，我就把三用机连接到公社广播线上，与前村同学聊起来了，这简直好比有了直通电话。
更意外的是，有一次，我和同学聊天时说到，快过春节了，我还没买过年的猪肉。第二天一早，后村沙家圪崂的一个老乡背着一块猪肉来找我，说夜黑地（昨夜）广播里说你要买猪肉，我给你送来了。原来七八里地外的老乡们也能听到我们的对话，还猜到了是我这里发出的声音。
回想起来，办广播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年，它就发生在1970年的黄家河村。
李一勤，北京八中1968屆高中毕业，1969年2月到延安县李家渠公社沟门大队插队，1971年9月招工到西安电影制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