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经历了三次换庭审时间后，6月12日，李旭利案终于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
　　审判被安排在刑七法庭，旁听申请者没能全部放行，因为旁听证全部被上海证监局与出庭律师等相关人拿走了。大部分媒体记者、对此案有兴趣的律师从业人员等，在大法庭看着视频转播，大约有百余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这个场面不由让人想起最近很多人集体在酒吧围观欧洲杯，但情绪要复杂得多。
　　李旭利穿着灰色条纹polo衫，看起来非常平静，不过脸还是很白净。在正式开庭前，曾有一段例行规则宣读和信息核对时间，李旭利站立着，直至审判长表示可以坐下。
　　全天审判上下午分开进行，整个庭审过程没有出席过一位证人。
　　逾四个小时的庭审中，李旭利都回应得不卑不亢。
　　庭审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指令”的争议。检方指出，李旭利在拘留时承认有过“指令”。这个指令是说，李旭利曾“指令”时任五矿证券深圳华富路证券营业部（现为五矿证券深圳金田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李智君，在李旭利控制的“岳彭建”、“童国强”证券账户内，先于或同期于李旭利管理的蓝筹基金、成长基金买入相同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股票，交易累计成交额人民币5226.38余万元。这是对老鼠仓的直接指正，因为同年6月间，李旭利直接将上述股票全部卖出，累计获利人民币899万余元，并分得上述股票红利人民币172万余元。
　　然而，李旭利回应，自己当时不清楚“指令”的真实意思所以出现了错误认供。其实，有关股票的操作并非自己执行。李旭利承认，涉案账户是亲属名字开设，主要用来打新股，当时共有资金三四千万元。李智君当时致电其妻，希望其账户能进行交易，助其营业部完成成交量。李旭利当时就建议对方，要买就买点工行、建行等大盘股，风险较小，买个二三百万股就可以了。但至于对方买了没有、买了多少，他完全不知情。
　　辩方指出，除了当事人当时的口供，当前没有证据证明李旭利向李智君下达过指令。检方也曾向李智君收集证据，但当事人表示，已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完全记不清。
　　这个检方直指李旭利翻供的争辩，在没有直接证据中结束，以至于法官在下午开庭时说，“上午争论的东西，下午不要再重复了”。
　　二是在明确直接牵涉的基金交易量上的争议。检方指出，当时两只基金在同期也买卖了工行、建行股票，作为投资总监，怎么可能会对基金经理的交易情况一无所知？公诉人直接问，“一般手法是怎样？你是跟着基金经理买还是先于他们买？”
　　李旭利说出了当时庭内外引起一片哗然的话：“坦率说，我不太看。对于下面的基金经理，其实我还不太看得上他们的投资水平。”
　　公诉人继续质问，作为一个资深从业人员，怎么会不知道交易数额是量刑的重要指标？李旭利回答：“我是学金融的，不是学法律的。”
　　这个环节对李旭利不是很有利。上海经侦直接指出，他们在调阅了几个月涉案基金——蓝筹基金的交易单后发现，平时下单都是另外一个基金经理完成，唯独这笔单子是李旭利自己下的。证据显示，2个涉案账户在2010年4月7日上午9点半开始下单，到9点32分下单完毕，买入逾5000万元的工行和建行。当天9点45分，李旭利在自己兼职为基金经理的“蓝筹基金”上，亲自动手下单买入工行。
　　这个环节将直接决定李旭利的定罪量刑。
　　焦点三是，买工行、建行有无条件构成老鼠仓。李旭利与辩护律师反复强调，工行、建行的获利程度比同期买入的煤炭股和房地产股票要低很多。即使在12日下午两点半，庭审结束前，李旭利说的结束语也强调了这一点，“虽然我不是无辜的，但我也确实没有主观恶意，要利用信息来为自己赚更多的钱。作为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我有太多太多的机会、太多太多的选择。从常理上判断，我也不太可能选择工行、建行。”
　　到审判后一阶段，检方充满气势。通观的人说，感觉完全站在道德高地，不愧是政府派来的人，有的人直接说，感觉李旭利就像是个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虽然第一次公开审理在相对理性的审判中结束，再审或宣判还在不时之日。然而，大家仿佛心理都清楚定调，这个定调大体对李旭利不利。
　　走出去的时候，有人飘一句话：“或许工行、建行不是老鼠仓最好的品种，但这可能是当前唯一找到的最能定罪的证据。这不过是一种指槐骂桑的指正，谁知道李旭利又没有做过其他股票的老鼠仓，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再说，这个圈子，哪有好鸟。”大家听后一阵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