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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腐败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其严重爆发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腐败高发期通常发生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激烈的阶段，以英美两国尤为典型。但是，他们靠改良式社会调控走出了18至19世纪的腐败高发期。当然，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尽相同，英美治腐的做法可供参考，以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反腐之路。
“大国崛起”腐败如影随形
18世纪，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和煤烟中崛起，成就殖民霸业。19世纪，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助力下，一举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国，并从此稳坐世界大国的交椅。然而，在英美崛起的同时，又进入了公认的腐败高发期。美国19世纪70年代是学者公认的 “镀金时代”，美国的腐败高发期与国家崛起期、经济起飞期、改革瓶颈期、文化转型期和社会动荡期高度重叠，甚至可以说是在腐败的阵痛中完成了国家的崛起和重组。“美式”腐败是围绕特许经营权、垄断产权等经济特权为轴心来经营。强盗大亨靠特权聚敛财富，实现垄断；金融投机家利用特权制造概念，发动炒作；城市老板凭借特权换取贿金，收买选票；行政官员、立法机关等选举阶层需要特权来筹措资金，维持运转。
如果说“美式”腐败的最大问题是以经济机制来配置政治资源、社会资源，“英式”腐败则是在王公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利用身份权、话语权、治理权等进行腐败侵蚀。从美国到英国，特权的范围虽然缩小，但含金量更高，特权的运行更复杂，甚至利用上了立法机关、新闻媒体和证券市场等象征着现代化的新兴机构。
“英式老爷车”和“美式越野车”
英美等国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核心国家，其在政治制度、历史传统、民众心理等方面有著极大的内生性关联，因此，在治理腐败的模式上更具接近性。面对腐败高发期的巨大挑战，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艰难地相继实现了“国家重组”，保住了18世纪工业革命和19世纪加速工业化的发展成果。
英国在19世纪走出腐败高发期，除了对恩赐体制加以改革，废除王权势力对行政部门的垄断之外，还依托于四项主要改革：一是渐进的议会改革。19世纪通过三次改革先后取消了“腐败选区”议席、分配给新兴工业城市席位、放宽选民财产资格限制等，以便扩大“投票者”并增大选票控制难度，迫使政府不得不着力解决教育、住房、养老、卫生医疗等与选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二是传统的审计制度。英国是近代审计的发源地，早在13世纪就建立了王室财政审计制度。1861年，英国在议会下院设立决算审查委员会，并在1866年颁布的《国库及审计部门法》中首次建立公共支出问责制度。三是新兴的反腐立法。1889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反腐败法《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禁止公共机构的任何人员收受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等。四是广泛的社会改造。英国在“先发展、后治理”的艰难道路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第一个制定“城市规划法”、第一个提出建设“花园城市”的国家。由议会改革、审计、立法和社会改造等“四轮驱动”的“英式老爷车”，帮助英国驶出了腐败泥潭，规避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转型中腐败高发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实现了英国政治革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软着陆。由于英国统治阶级在危机面前用“社会的力量去修正市场”，使英国平安地度过了动荡不安的18世纪，并进入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工业社会。
美国走出腐败高发期靠的是“美式越野车”，马力更强劲，外形更彪悍，同样也是四轮驱动：第一个轮子是反托拉斯。由一个对民主政治负责的强大政府根据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对大企业进行指导和管制。第二个轮子是推行预算改革。从“预算民主”入手，对偷窃国库者说“不”，掀起一场重塑政府形象、重新赢得民心的政府革命。第三个轮子是有序引导舆论监督。通过“黑幕揭发运动”和媒体力量，推动全国性的改革，并成功地塑造了美国政府的公众形象。第四个轮子是加强社会政策立法。把解决食品药品安全、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问题作为优先选项，以治理社会领域腐败的实际成效来增强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英美对于腐败治理的关键，既不是所谓“宪政制度的胜利”，也非所谓“西方经济的崛起”，而恰恰是政治顶层和统治集团始终保持了国家的完整、政治的传续和社会的黏合。19世纪以来，英美等国家之所以能够蹒跚走出腐败高发期，其根本成因不在于权力的分立、政党的竞争乃至舆论的开禁等政制层面，而是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依靠两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容量和发展活力，“对冲”了因腐败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和严重的矛盾对立，特别是为实施收入调控、税制改革、贫困救助、社会保障等“社会主义化”救济措施赢得了政治运作的空间。英美两国走出腐败高发期靠的是改良式社会调控，而不是革命式政治运动。
“修补”强于“毁掉”
17至18世纪以来全球化潮起潮落，各国的腐败与反腐败不再仅仅是“内务”，而具有了全球意义。当年，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人员把腐败作风带到了印度，把贪腐的政治带到了美利坚。18至19世纪，是世界总体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也是传统腐败向现代腐败的“转型-定型”时期。传统腐败是以财产侵占为主，以生活腐化为辅，这种腐败具有直接性与暴力性。而以资本配置权力为核心特征的现代腐败，以政党腐败、司法腐败、立法腐败、行政腐败、金融腐败等为具体表现形式，其演化发展过程也在相继崛起的英、美等国表现得尤为典型。问题在于，在先发国家中有更大的“透支授信”，即在现代化的先发探索过程中，本国民众对腐败问题、社会问题的宽容度是比较高的，可以接受、忍受或承受包括腐败在内的更大负面压力。如英国民众可以在很长时间里接受“城市病”，美国民众可以在很长时间里容忍“政治老板”。然而，越是往后，越是要小心“政治透支”。因为，民众的心理反弹和政治清算将会形成倍增效果。
古往今来，权力如同河水，是变成清洁的水电能源，还是成为泛滥的洪涝灾害，关键是看它流经什么样的河道。权力严重透支导致的腐败高发期，从来就不是某种制度的“专属品”，也不是某类国家的“土特产”，更不是某个政党的“等价物”。英美两国通过顶层设计、顶层救济和顶层治理，实现了对“历史周期律”的良性修正。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国内社会处于崩溃边缘时，曾发出“要么一起沉沦，要么一起上升”的警告，并且提出情绪应转变为行动的理念：“那些只鼓吹破坏而不提出任何建设性建议的人，或者是那些提出的替代性意见比现存情况还糟的人——这些人才是真正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他们得势，将把人民引向比现存制度更深的罪恶之渊。”
英美两国在走出腐败高发期中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值得我们深思：“当国家这艘大船偏离航线，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转时，你完全没有必要毁掉它另造一艘大船。相反，假如这艘大船上的全体船员始终都保持着警惕，时刻仔细检查，并且及时修补的话，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和改进，一边保证它继续行驶，一边进行维修。”
“大国崛起”腐败如影随形
18世纪，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和煤烟中崛起，成就殖民霸业。19世纪，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助力下，一举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国，并从此稳坐世界大国的交椅。然而，在英美崛起的同时，又进入了公认的腐败高发期。美国19世纪70年代是学者公认的 “镀金时代”，美国的腐败高发期与国家崛起期、经济起飞期、改革瓶颈期、文化转型期和社会动荡期高度重叠，甚至可以说是在腐败的阵痛中完成了国家的崛起和重组。“美式”腐败是围绕特许经营权、垄断产权等经济特权为轴心来经营。强盗大亨靠特权聚敛财富，实现垄断；金融投机家利用特权制造概念，发动炒作；城市老板凭借特权换取贿金，收买选票；行政官员、立法机关等选举阶层需要特权来筹措资金，维持运转。
如果说“美式”腐败的最大问题是以经济机制来配置政治资源、社会资源，“英式”腐败则是在王公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利用身份权、话语权、治理权等进行腐败侵蚀。从美国到英国，特权的范围虽然缩小，但含金量更高，特权的运行更复杂，甚至利用上了立法机关、新闻媒体和证券市场等象征着现代化的新兴机构。
“英式老爷车”和“美式越野车”
英美等国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核心国家，其在政治制度、历史传统、民众心理等方面有著极大的内生性关联，因此，在治理腐败的模式上更具接近性。面对腐败高发期的巨大挑战，19世纪中期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艰难地相继实现了“国家重组”，保住了18世纪工业革命和19世纪加速工业化的发展成果。
英国在19世纪走出腐败高发期，除了对恩赐体制加以改革，废除王权势力对行政部门的垄断之外，还依托于四项主要改革：一是渐进的议会改革。19世纪通过三次改革先后取消了“腐败选区”议席、分配给新兴工业城市席位、放宽选民财产资格限制等，以便扩大“投票者”并增大选票控制难度，迫使政府不得不着力解决教育、住房、养老、卫生医疗等与选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二是传统的审计制度。英国是近代审计的发源地，早在13世纪就建立了王室财政审计制度。1861年，英国在议会下院设立决算审查委员会，并在1866年颁布的《国库及审计部门法》中首次建立公共支出问责制度。三是新兴的反腐立法。1889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反腐败法《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禁止公共机构的任何人员收受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等。四是广泛的社会改造。英国在“先发展、后治理”的艰难道路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第一个制定“城市规划法”、第一个提出建设“花园城市”的国家。由议会改革、审计、立法和社会改造等“四轮驱动”的“英式老爷车”，帮助英国驶出了腐败泥潭，规避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转型中腐败高发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实现了英国政治革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软着陆。由于英国统治阶级在危机面前用“社会的力量去修正市场”，使英国平安地度过了动荡不安的18世纪，并进入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工业社会。
美国走出腐败高发期靠的是“美式越野车”，马力更强劲，外形更彪悍，同样也是四轮驱动：第一个轮子是反托拉斯。由一个对民主政治负责的强大政府根据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对大企业进行指导和管制。第二个轮子是推行预算改革。从“预算民主”入手，对偷窃国库者说“不”，掀起一场重塑政府形象、重新赢得民心的政府革命。第三个轮子是有序引导舆论监督。通过“黑幕揭发运动”和媒体力量，推动全国性的改革，并成功地塑造了美国政府的公众形象。第四个轮子是加强社会政策立法。把解决食品药品安全、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问题作为优先选项，以治理社会领域腐败的实际成效来增强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英美对于腐败治理的关键，既不是所谓“宪政制度的胜利”，也非所谓“西方经济的崛起”，而恰恰是政治顶层和统治集团始终保持了国家的完整、政治的传续和社会的黏合。19世纪以来，英美等国家之所以能够蹒跚走出腐败高发期，其根本成因不在于权力的分立、政党的竞争乃至舆论的开禁等政制层面，而是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依靠两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容量和发展活力，“对冲”了因腐败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和严重的矛盾对立，特别是为实施收入调控、税制改革、贫困救助、社会保障等“社会主义化”救济措施赢得了政治运作的空间。英美两国走出腐败高发期靠的是改良式社会调控，而不是革命式政治运动。
“修补”强于“毁掉”
17至18世纪以来全球化潮起潮落，各国的腐败与反腐败不再仅仅是“内务”，而具有了全球意义。当年，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人员把腐败作风带到了印度，把贪腐的政治带到了美利坚。18至19世纪，是世界总体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也是传统腐败向现代腐败的“转型-定型”时期。传统腐败是以财产侵占为主，以生活腐化为辅，这种腐败具有直接性与暴力性。而以资本配置权力为核心特征的现代腐败，以政党腐败、司法腐败、立法腐败、行政腐败、金融腐败等为具体表现形式，其演化发展过程也在相继崛起的英、美等国表现得尤为典型。问题在于，在先发国家中有更大的“透支授信”，即在现代化的先发探索过程中，本国民众对腐败问题、社会问题的宽容度是比较高的，可以接受、忍受或承受包括腐败在内的更大负面压力。如英国民众可以在很长时间里接受“城市病”，美国民众可以在很长时间里容忍“政治老板”。然而，越是往后，越是要小心“政治透支”。因为，民众的心理反弹和政治清算将会形成倍增效果。
古往今来，权力如同河水，是变成清洁的水电能源，还是成为泛滥的洪涝灾害，关键是看它流经什么样的河道。权力严重透支导致的腐败高发期，从来就不是某种制度的“专属品”，也不是某类国家的“土特产”，更不是某个政党的“等价物”。英美两国通过顶层设计、顶层救济和顶层治理，实现了对“历史周期律”的良性修正。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国内社会处于崩溃边缘时，曾发出“要么一起沉沦，要么一起上升”的警告，并且提出情绪应转变为行动的理念：“那些只鼓吹破坏而不提出任何建设性建议的人，或者是那些提出的替代性意见比现存情况还糟的人——这些人才是真正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他们得势，将把人民引向比现存制度更深的罪恶之渊。”
英美两国在走出腐败高发期中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值得我们深思：“当国家这艘大船偏离航线，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转时，你完全没有必要毁掉它另造一艘大船。相反，假如这艘大船上的全体船员始终都保持着警惕，时刻仔细检查，并且及时修补的话，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和改进，一边保证它继续行驶，一边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