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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训练和背景奠定了张祖道一生摄影的基调。他带着学者的思考，以及文化自觉的态度记录了丰富的人文世界。
2014年10月4日深夜，突然收到一个新邮件：《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打开一看，标题下的说明文学把我惊呆了：“惊闻西南联大张祖道先生仙逝，特别制作了一组音乐幻灯片，以兹纪念。”
这组音乐幻灯片共选用了16幅张祖道拍摄的文化名人的照片，其中包括齐白石、梁思成、林徽音、费孝通、周扬、夏衍、老舍、梅兰芳、刘开渠、吴祖光、新凤霞、艾青、徐迟、田间、黄永玉等文化名人。最为罕见的一幅，竟然是前清慈禧太后御前女官、中国近现代第一个女舞蹈家裕容龄，弥足珍贵。
这组音乐幻灯片配的是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深情、沉郁的男低音催人泪下。
潘光旦、费孝通的弟子
1980年4月，我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与《新观察》复刊的筹备工作，报到后，在编辑部里唯一认识的人，就是张祖道。这是因为“文革”中我俩都曾下放在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张祖道1922年生于湖南浏阳，1945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2月3日，他亲历了北平和平解放，拍下了人民解放军举行的入城仪式。随后参军南下，在《前线画报》当记者，与新华社资深记者穆青一起工作。1952年起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在《新观察》杂志，张祖道干了两件一直为同事和他本人津津乐道的事情。
第一件是1956年，社会学的领军人物潘光旦到湘鄂川一带进行实地调查，认别土家族。那时土家作为单一的民族还没有得到确认，被外界认为是瑶族、苗族或者是汉族。潘光旦向《新观察》杂志点将，要他的高足张祖道随同前往拍摄照片，并许诺此行的文章将在《新观察》上独家发表。张祖道高兴地领受了任务，随恩师调查了65天，路过18个县市，行程7000多公里，沿途拍摄了大量的风土人情。
他感慨道：“我不仅耳濡目染，从潘光旦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也领悟到摄影是观察、调查、见证事物的方式，社会学的调查态度就是老老实实，尽可能做到全面客观。今后，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拍照。”可以说，这句话贯穿了他整个的摄影生涯。
第二件是他的另一位恩师费孝通，决定于1957年5月重访成就自己学术高峰的老家江苏省吴江县江村，特邀他一同前往。费先生对他说：“你就专心拍摄，我不提什么要求，就拍村子里农民的生产和日常生活。”这次圆满完成拍摄任务回来，费先生的《重访江村》一文就在1957年6月的第11、12期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幸的是，因费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久就被打成了大“右派”。不仅《重访江村》终止了连载，而且《新观察》杂志也成了反右运动的重灾区，随后被迫停刊。
到1982年1月，平反改正后的费先生第四次访问江村，张祖道又赶赴吴江，师生俩再度合作。此后不久，费孝通就先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但他一旦有了新作，总是让爱徒张祖道亲自去取，交由《新观察》杂志发表。
一台旧相机记录真实瞬间
作为资深记者，张祖道对我们几个新来乍到的年轻编辑十分关心，时常来问我有什么采编的文章需要他用图片配合。因当时中国女排在争夺奥运会代表权的比赛和南京国际邀请赛中，力挫日本、韩国和美国女排，大振国威，而中国女排教练袁伟民又是我高中同学，我就顺利地到国家体委组到了一篇题为《中国女排》的长篇报道。
我告诉张祖道后，他立即去体委拍回来了袁伟民和12位队员的照片。他的工作做得十分细致，在照片下方标出了每个队员的排号、年龄和身高。如郎平照片下标的是：（1号）、19岁、身高1.84米。这应该是国内媒体全面报道中国女排崛起的第一篇文图并茂的文章，令我至今难忘。
1981年下半年，杂志社派我去甘肃武都采访农村改革的“大包干”。临行前，张祖道对我说：“山区路陡坡险，要不是我已年近花甲，实在跑不动了，不然一定陪你去采访。”接着他又问：“你会摄影吗？”我说：“像我这样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哪买得起照相机啊！”他告诉我，他在西南联大时就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起初也买不起照相机，总是借同学的一台折叠式的皮老虎相机试手。直到抗战胜利一年后，才在王府井淘到了一台老式的蔡司依康旧相机。不料第二天就拍下了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的场面。1947年4日27日，他用这台相机记录了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其中，就有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与北大校长胡适、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一张难得的合影。
后来，张祖道又用这台旧相机记录了1949年2月3日解放军入城的全过程和北平和平解放大会挂起的第一版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讲完这些，他说：“我们摄影美术组有几台旧相机，你带一台去采访吧，拍照的基本要领不难学，我来教你。”
他手把手地教了几次，当我初步掌握拍摄技巧之后，他又嘱咐我说：“你一定要注意观察生活，千万不要让人家摆姿势，喊什么‘一、二、三，茄子’，要學会在瞬间抓拍真实的场景。”
那次，我采访归来，写了三篇报告文学在《新观察》上发表，所配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张祖道为我冲卷洗印时说：“你初学乍练，拍成这样就不错了。关键是你若不带相机，到那些穷乡僻壤去采仿，谁能为你提供这些真实记录农村改革的照片呀！”
是“大头兵”更是“无冕之王”
1990年，北京有家杂志改刊，临时聘我去当主编。搭班子时，我就想到了已在1987年离休的张祖道，到他家去请他出山。那天，他让我看了他家的无价之宝：一只金丝楠木箱子。这只箱子是那年随潘光旦先生去作社会调查时花7元钱买的。他近半个世纪来拍摄的照片底板和资料卡片，全都装在这箱子里边。他说，你需要用什么样的老照片，我立马就能找出来。 当我说到杂志改刊号上准备发一篇题为《毒品犯罪的死灰复燃》时，他就说：“你没见过旧社会的人抽鸦片烟吧？我有一张记录这一场景的照片，现在就可以给你找出来。”办刊期间，他还和我一同到中关村去采访。望着林立的高楼大厦，他感慨道：“1949年前，这里还是郊外一个破旧的小村庄。我家里还有当年拍摄的中关村照片哩！”
到了21世纪初，我应邀到中关村去看一个展览，见到中关村管委会的宣传干部，问他们有没有半个世纪前中关村的老照片。他回答说没有。我就把张祖道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他连声说：“这样的老照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2002年4月，我写了一篇《生正逢时——我所认识的吴祖光》，在一家大型刊物上发表时需要配发照片，这时我就又想到了张祖道。打电话给他的第二天，他就把七八张吴祖光不同时期拍摄的照片送到我家来了。其中最为珍贵的一张，是1956年6月吴祖光和《新观察》记者龚之方坐着马车随新凤霞到杨三姐的故乡去演出《杨三姐告状》的照片，令我深受感动。那天，我对他说：“你80岁了，应该抓紧时间写几本回忆你摄影生涯的书留下来。”他笑答：“正在写着呢！”他没有食言，从2007年开始，就在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江村纪事》《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三本书。日前，我在首都图书馆看到装帧精美的《刹那》画册的封面上，衬底的是约160个金色的名字，右上角头一个是胡适，左下角末一个是郁风。可以说，几乎包罗了近现代所有的文化名人。
然而，张祖道在杂志社一直是个连组长都未当过的“大头兵”，但在同行们的心目中，他绝对是个“无冕之王”。
2012年，90高齡的张祖道荣获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大会宣读的颁奖词是：“上世纪40年代考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社会学的训练和背景奠定了张祖道一生摄影的基调。他在革命时期随军转战南北，和平时期进入媒体继续从事报道工作。他带着学者的思考，以及文化自觉的态度记录了丰富的人文世界。上世纪40年代清华园的校园生活和北平天桥街头的艺人，随潘光旦、费孝通学术调查拍摄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献，以及众多的文化名人影像，都是中国摄影史上的珍品。他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
诚哉斯言。这样一位老朋友悄然驾鹤西去，教我如何不想他？
（责编：萧茵）
2014年10月4日深夜，突然收到一个新邮件：《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打开一看，标题下的说明文学把我惊呆了：“惊闻西南联大张祖道先生仙逝，特别制作了一组音乐幻灯片，以兹纪念。”
这组音乐幻灯片共选用了16幅张祖道拍摄的文化名人的照片，其中包括齐白石、梁思成、林徽音、费孝通、周扬、夏衍、老舍、梅兰芳、刘开渠、吴祖光、新凤霞、艾青、徐迟、田间、黄永玉等文化名人。最为罕见的一幅，竟然是前清慈禧太后御前女官、中国近现代第一个女舞蹈家裕容龄，弥足珍贵。
这组音乐幻灯片配的是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深情、沉郁的男低音催人泪下。
潘光旦、费孝通的弟子
1980年4月，我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与《新观察》复刊的筹备工作，报到后，在编辑部里唯一认识的人，就是张祖道。这是因为“文革”中我俩都曾下放在文化部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张祖道1922年生于湖南浏阳，1945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就读，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9年2月3日，他亲历了北平和平解放，拍下了人民解放军举行的入城仪式。随后参军南下，在《前线画报》当记者，与新华社资深记者穆青一起工作。1952年起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在《新观察》杂志，张祖道干了两件一直为同事和他本人津津乐道的事情。
第一件是1956年，社会学的领军人物潘光旦到湘鄂川一带进行实地调查，认别土家族。那时土家作为单一的民族还没有得到确认，被外界认为是瑶族、苗族或者是汉族。潘光旦向《新观察》杂志点将，要他的高足张祖道随同前往拍摄照片，并许诺此行的文章将在《新观察》上独家发表。张祖道高兴地领受了任务，随恩师调查了65天，路过18个县市，行程7000多公里，沿途拍摄了大量的风土人情。
他感慨道：“我不仅耳濡目染，从潘光旦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也领悟到摄影是观察、调查、见证事物的方式，社会学的调查态度就是老老实实，尽可能做到全面客观。今后，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拍照。”可以说，这句话贯穿了他整个的摄影生涯。
第二件是他的另一位恩师费孝通，决定于1957年5月重访成就自己学术高峰的老家江苏省吴江县江村，特邀他一同前往。费先生对他说：“你就专心拍摄，我不提什么要求，就拍村子里农民的生产和日常生活。”这次圆满完成拍摄任务回来，费先生的《重访江村》一文就在1957年6月的第11、12期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幸的是，因费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久就被打成了大“右派”。不仅《重访江村》终止了连载，而且《新观察》杂志也成了反右运动的重灾区，随后被迫停刊。
到1982年1月，平反改正后的费先生第四次访问江村，张祖道又赶赴吴江，师生俩再度合作。此后不久，费孝通就先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但他一旦有了新作，总是让爱徒张祖道亲自去取，交由《新观察》杂志发表。
一台旧相机记录真实瞬间
作为资深记者，张祖道对我们几个新来乍到的年轻编辑十分关心，时常来问我有什么采编的文章需要他用图片配合。因当时中国女排在争夺奥运会代表权的比赛和南京国际邀请赛中，力挫日本、韩国和美国女排，大振国威，而中国女排教练袁伟民又是我高中同学，我就顺利地到国家体委组到了一篇题为《中国女排》的长篇报道。
我告诉张祖道后，他立即去体委拍回来了袁伟民和12位队员的照片。他的工作做得十分细致，在照片下方标出了每个队员的排号、年龄和身高。如郎平照片下标的是：（1号）、19岁、身高1.84米。这应该是国内媒体全面报道中国女排崛起的第一篇文图并茂的文章，令我至今难忘。
1981年下半年，杂志社派我去甘肃武都采访农村改革的“大包干”。临行前，张祖道对我说：“山区路陡坡险，要不是我已年近花甲，实在跑不动了，不然一定陪你去采访。”接着他又问：“你会摄影吗？”我说：“像我这样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哪买得起照相机啊！”他告诉我，他在西南联大时就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起初也买不起照相机，总是借同学的一台折叠式的皮老虎相机试手。直到抗战胜利一年后，才在王府井淘到了一台老式的蔡司依康旧相机。不料第二天就拍下了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的场面。1947年4日27日，他用这台相机记录了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其中，就有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与北大校长胡适、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一张难得的合影。
后来，张祖道又用这台旧相机记录了1949年2月3日解放军入城的全过程和北平和平解放大会挂起的第一版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讲完这些，他说：“我们摄影美术组有几台旧相机，你带一台去采访吧，拍照的基本要领不难学，我来教你。”
他手把手地教了几次，当我初步掌握拍摄技巧之后，他又嘱咐我说：“你一定要注意观察生活，千万不要让人家摆姿势，喊什么‘一、二、三，茄子’，要學会在瞬间抓拍真实的场景。”
那次，我采访归来，写了三篇报告文学在《新观察》上发表，所配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张祖道为我冲卷洗印时说：“你初学乍练，拍成这样就不错了。关键是你若不带相机，到那些穷乡僻壤去采仿，谁能为你提供这些真实记录农村改革的照片呀！”
是“大头兵”更是“无冕之王”
1990年，北京有家杂志改刊，临时聘我去当主编。搭班子时，我就想到了已在1987年离休的张祖道，到他家去请他出山。那天，他让我看了他家的无价之宝：一只金丝楠木箱子。这只箱子是那年随潘光旦先生去作社会调查时花7元钱买的。他近半个世纪来拍摄的照片底板和资料卡片，全都装在这箱子里边。他说，你需要用什么样的老照片，我立马就能找出来。 当我说到杂志改刊号上准备发一篇题为《毒品犯罪的死灰复燃》时，他就说：“你没见过旧社会的人抽鸦片烟吧？我有一张记录这一场景的照片，现在就可以给你找出来。”办刊期间，他还和我一同到中关村去采访。望着林立的高楼大厦，他感慨道：“1949年前，这里还是郊外一个破旧的小村庄。我家里还有当年拍摄的中关村照片哩！”
到了21世纪初，我应邀到中关村去看一个展览，见到中关村管委会的宣传干部，问他们有没有半个世纪前中关村的老照片。他回答说没有。我就把张祖道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他。他连声说：“这样的老照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2002年4月，我写了一篇《生正逢时——我所认识的吴祖光》，在一家大型刊物上发表时需要配发照片，这时我就又想到了张祖道。打电话给他的第二天，他就把七八张吴祖光不同时期拍摄的照片送到我家来了。其中最为珍贵的一张，是1956年6月吴祖光和《新观察》记者龚之方坐着马车随新凤霞到杨三姐的故乡去演出《杨三姐告状》的照片，令我深受感动。那天，我对他说：“你80岁了，应该抓紧时间写几本回忆你摄影生涯的书留下来。”他笑答：“正在写着呢！”他没有食言，从2007年开始，就在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江村纪事》《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三本书。日前，我在首都图书馆看到装帧精美的《刹那》画册的封面上，衬底的是约160个金色的名字，右上角头一个是胡适，左下角末一个是郁风。可以说，几乎包罗了近现代所有的文化名人。
然而，张祖道在杂志社一直是个连组长都未当过的“大头兵”，但在同行们的心目中，他绝对是个“无冕之王”。
2012年，90高齡的张祖道荣获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大会宣读的颁奖词是：“上世纪40年代考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社会学的训练和背景奠定了张祖道一生摄影的基调。他在革命时期随军转战南北，和平时期进入媒体继续从事报道工作。他带着学者的思考，以及文化自觉的态度记录了丰富的人文世界。上世纪40年代清华园的校园生活和北平天桥街头的艺人，随潘光旦、费孝通学术调查拍摄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献，以及众多的文化名人影像，都是中国摄影史上的珍品。他是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
诚哉斯言。这样一位老朋友悄然驾鹤西去，教我如何不想他？
（责编：萧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