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的力作。作者深入挖掘鲁迅及同时代作家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寻访鲁迅门生故旧，参酌未出版的手稿和油印本，对鲁迅先生的行迹、交游加以细致深入的考辨，立体地刻画出鲁迅的“本相”与“本色”。本书颂扬鲁迅毕生与社会、人类灵魂黑暗面坚忍搏战的勇士精神，对于恢复鲁迅的本真面貌大有裨益，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后记
　　何时正式提出为鲁迅立传的问题？我以为是1936年5月5日。根据是当天未名社李霁野先生致函鲁迅，建议鲁迅写一部自传或协助许广平写一部《鲁迅传》。鲁迅5月8日复信说：“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①字里行间流露的是鲁迅的谦逊。因为此时的鲁迅誉满文坛，业绩超凡，决不会淹没在四亿中国人当中。许广平倒是很重视李霁野的意见，所以从当天起就开始把鲁迅的“小小的想头和言语”记录下来，但只坚持了三天，因鲁迅重病，只好搁置。直到鲁迅去世之后，才将这三天的笔录整理出来，以《片段的记录》为题，发表于1936年11月5日出版的《中流》第一卷第五期。后来，许广平并没有写成《鲁迅传》，只是给我们留下了三部有关回忆录《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以及其他一些零星文字。许广平国文系毕业，既是作家又是鲁迅夫人，在一般人眼中是撰写《鲁迅传》的最佳人选。但其实未必。记者跟采访对象初次见面，也许就能写出一篇出色的印象记，而十年“相濡以沫”的爱人也许彼此了解太多、了解太深，下笔时反倒颇多踌躇。即使对于许广平的回忆录，也有一些研究者质疑正误。
　　据许广平说，国人写的第一部《鲁迅传》，是1947年出版的王士菁著《鲁迅传》。这本传记1959年修订再版，1981年重印。蒙王先生函告，仅1981年版就发行了两万册，可见印数相当可观。许广平认为这本传记比较客观，能把中国近现代的重要事件跟鲁迅生平有机联系在一起，只是引征鲁迅原著过多。然而，香港曹聚仁先生却认为王士菁的《鲁迅传》“那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所以他奋笔写了一部《鲁迅评传》，自认为主要特色是反对神化鲁迅，把鲁迅还原为一个“人之子”。那么，作为“人”的鲁迅又具有什么特点呢？经曹聚仁概括，鲁迅原来是一个“同路人”，虚无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这种看法得到了周作人的激赏，认为是一种“特见”，然而这种“特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会被视为对鲁迅的歪曲和诬蔑，所以曹著《鲁迅评传》不但也成了“一团草”，而且当时被视为是一团“毒草”。直到新时期这部书才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公开出版，我为这个版本写了一篇前言《毋求备于一夫》，对此书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评价。
　　曹聚仁在贬低王士菁的同时，又认为《鲁迅事迹考》的作者林辰是撰写《鲁迅传》的最佳人选，孙伏园先生持同样看法，认为未来《鲁迅传》的作者应该是林辰先生。林辰先生是我的恩师，他学识渊深，博闻强记，治学细密谨严，尤长于考证。他的《鲁迅事迹考》就是构建鲁迅传记的优质建材。林辰先生也的确着手撰写《鲁迅传》，但只写了八章，从鲁迅出生至离开广州赴上海为止。而这八章又仅在成都出版的《民讯》月刊发表过两章半，因此影响甚微。直至林先生去世之后，八章中留存的七章未完稿才被收入《林辰文集》（四卷本）第一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林先生写作《鲁迅传》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流离，心境芜杂，资料匮乏，就连《鲁迅日记》这样的必读书都搜寻不得。他只好从鲁迅著作中钩稽史料，搜集排比，但得出的考证结果几乎无懈可击。建国之后，林辰先生倾全力从事《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无暇旁骛，加上政治风云多变幻，撰写《鲁迅传》更成为了一项风险工程。所以林辰先生壮志未酬，只留下了半部《鲁迅传》，让读者景仰而又抱憾。
　　把林辰先生从贵州高校调到北京从事《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是冯雪峰。早在1942年，苏联塔斯社分社社长罗果夫就研究鲁迅文学遗产问题书面采访许广平，询问：“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谁是被认为先生文学遗产及其手稿最优秀的通人？”许广平回答：“自到上海以后的十年间，以冯雪峰比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①谁都知道，如果撰写《鲁迅传》，最难把握的就是上海时期，因为政治情势复杂多变，各类矛盾纵横交织。遗憾的是，冯雪峰只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回忆鲁迅》，从1929年写到1936年，概述鲁迅“从封建社会的‘叛臣逆子’到无产阶级的坚决战士”的生命历程。书中虽不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左联时期鲁迅心路历程的研究资料，但由于写作环境的局限，也有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之处。比如书中提到一九三六年他从陕北到上海时，鲁迅跟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这就与事实不符。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冯雪峰才承认，鲁迅的原话是：“这两年来，我被他们（指周扬等）摆布得可以！”冯雪峰也并非没有撰写《鲁迅传》的想法。在冯雪峰的遗物中，有一份《鲁迅传》的遗稿，从童年写到五四，只有两万四千五百字，写作时间不明，我也没有看出什么特色。
　　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版界面临的第一位大事就是重新编注《鲁迅全集》，出版鲁迅手稿。撰写一部具有权威性的《鲁迅传》也摆上了议事日程，并作为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的一项任务。然而《鲁迅传》跟《鲁迅年谱》不同，不宜集体写作，于是人们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鲁迅研究室的一位顾问，他就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唐弢。
　　在《重展遗简忆恩师》一文中，我曾这样描写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唐先生身材不高，体型微胖，有着作为智者的外貌特征——巴尔扎克式的硕大头颅，苏格拉底式的闪光前额。我常常呆想，在他的大脑里，究竟贮藏着多少智慧的燃料？他的智商究竟会超出常人多少倍？”人们期待唐弢写出一部高水平的《鲁迅传》，因为他是一位通才：既对中国文学有精湛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外国文学知识；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更为难得的还有两点，一、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亲炙过鲁迅教导的同时代人之一；二、他是收藏中国现代文学书刊最丰的藏书家。可以说，凡撰写鲁迅传记的必备条件唐先生全都具备。唐弢也确有撰写大型《鲁迅传》的志愿。他向中国社科院申报了这一项目，得到了支持，一度还为他配备了助手。结果他的《鲁迅传——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仅写到了第二编第十一章，即从鲁迅出生写到杭州执教时期，就赍志而殁。究其原因，我分析了三点：一、唐先生研究面太广，八方约稿，应接不暇；二、身体状况日差；三、对自己要求太高。现在，唐著《鲁迅传》的未完稿已收入《唐弢文集》第六卷，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关心此事的读者可以参看。 　　这样一来，最具资格为鲁迅立传的前辈作家、研究家如许广平、冯雪峰、林辰、唐弢等都未能完成这一夙愿，这项崇高的文化使命就历史性地落到了他们的后辈身上。据研究鲁迅传记的学者说，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撰写的《鲁迅传》（包括画传、合传等），共有四十余部，加上外国研究者撰写的鲁迅传记，大约有五十部。说老实话，这些《鲁迅传》我一部也没有细读，大多是未曾寓目，个别为之撰写过前言导读的《鲁迅传》也只是大体翻翻。我这样做丝毫不含有“文人相轻”的意思，只是为了保持自己研究的独立性，有关鲁迅生平的史料考证文章我倒是读了不少，从中获益良多。
　　我自己撰写《鲁迅传》的最初实践是1981年应《中国青年报》之约，为该报赶写一组连载的文章，以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民族魂——鲁迅传》。这个任务接受得突然，写作时间是当年七、八两个月的工作之余，时间仓促带来的种种不足在所难免。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本书却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三十年来一版再版，连书名都被不同出版社改动了四次。这就是普及性读物的效应。当然，普及绝不等于肤浅，凡是从事过普及工作的专家学者都会有这方面的深刻体会。鲁迅呼吁专家学者“放低手眼”，多写些通俗性文章，实际上是提出了一项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
　　2012年3月16日，我在《文艺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中国作协启动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的工程，于是毛遂自荐报了一本《鲁迅传》，目的是给自己留下一部能够较长远留存的著作，以弥补三十年前撰写《民族魂》留下的种种遗憾。两个月后，我交出了一份创作提纲，获得通过，于是这项创作活动就摆上了我退休之后的工作日程。按说退休成了社会闲杂人员，我的创作时间应有充分保证，然而不料又老病丛生，最恼火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加腰部骨刺，医嘱平卧。试想平卧之人如何看书？又如何写作？于是这部二十五万字的《鲁迅传》断断续续写了三年，直到2015年金秋才完成初稿。
　　我敢断言，在这套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当中，只有《鲁迅传》最能让读者评头品足、争论不休。那原因之一是“画鬼易，画人不易”。“鬼”是虚无的存在，没有品评的现实依据；那些年代久远、专业性又强的名人与此相类。鲁迅则不然，凡中学生乃至小学生都知道他的名字，多少读过他的几篇文章，因此人人都有发言权。在价值失范的当下，人人心目之中都有一个具有排他性的鲁迅。更何况鲁迅文本的内涵的确具有多重性和模糊性，提供了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的开放性空间；鲁迅的精神世界又是一个由多种因子构建的生命整体，其中有绝望和希望、阴暗与光明的交织，也有求索和彷徨、退避与挑争的撕扭。取舍抑扬稍有不当，即可能偏离鲁迅的“本色”“本相”。我明确表示：我即使拼出老命也写不出一本人人首肯的鲁迅传记，我也不会为调众口而放弃我的学术追求。
　　那么，我究竟想把这部鲁迅传记写成什么样子呢？简而言之，我只是想把它定位为一部能够取信于读者而又能让他们看得明白的普及性读物。因此，我最高的学术追求就是“真实”二字，即展现一个在中国近现代文坛曾经存活过的文豪鲁迅。书中对他的一言一行的描写尽管难免有取舍失当之处，但都是言之有据，无一语自造，即使史料不足，也不用想象和虚构来填充。我以为，所谓“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其实只能是相对的。史传应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因此必须把“传信”作为最根本的原则，既不徇情回护，也不恶意构陷。为了增强传记的可读性，我尽可能丰富了一些历史细节，在语言上作了一些修饰，在叙述方式上也考虑到能让读者想要读下去。我承认自己缺知少识，对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传记理论尤为隔膜。据说现代派传记可以借鉴现代派手法，打破生平叙述的连贯性，对传主的一生进行变形处理，也容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想象和虚构，后现代派传记中虚构的成分更加夸张。我尊重其他传记作家进行的实验性写作，但我坚持采用中规中矩的老套路。读者希望后出版的鲁迅传记能够更多地出新，对于这种期待我既理解而又感激。但我也多次讲过，不能单纯以新旧断是非，比如过去认为鲁迅是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我至今仍然认同这种说法，只是在书中写到了鲁迅对“革命”的独特理解和配合“革命”的独特方式，而并不去颠覆这种说法。至于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乃至星象学等等新潮理论，因为我不懂，因此也不会以之观照鲁迅。我的求新，主要是在史料上求新，当然也吸收了一些我认为正确的新观点，力求避免片面和僵化。我从来没有期待我写出的《鲁迅传》会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我甚至想，如果真有那种让人“耳目一新”的《鲁迅传》，那这部传记多半出了什么问题，就像一个孩子长得既不像爹，也不像妈一样。人类繁衍有变异也有承传，学术发展的规律同样如此。
　　作家出版社之所以同意我来承担《鲁迅传》的写作任务，恐怕是他们认为我是一位“资深鲁研专家”。其实说我资深也不假，因为我第一篇研读鲁迅旧体诗的文章发表于1962年9月20日的《天津晚报》，距今已有五十三年。1976年调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专门从事鲁迅研究工作，直至2008年退休，也有三十二年。鲁迅研究给我带来了一些荣誉，也让我尝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因为“资深”，在鲁研界见到的种种都比“资浅”的多，所以下笔难免瞻前顾后，磨光了“资浅”时代的锐气。古代有一句俚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的《鲁迅传》中的成败得失，大概都与“资深”相关，亦可谓“成也资深，败也资深”。
　　据传记学理论，传记作者应该具备德、才、学、识四个条件，这是不错的。但鲁迅也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①所以我的结论是：传记作者各有优长，不同的《鲁迅传》可以互补。至于哪一本最具影响力，最权威的评论者是读者和时间。1930年11月25日，鲁迅为改订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写了一篇《题记》，结末一句是：“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②这句话正切合笔者此时此刻的心境和想法，故照抄作为这篇后记的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