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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安琪的创作历程中，存在着两个转向，其一是从追随庞德到钟情于杜拉斯，其二是从对庞德或杜拉斯的学习转向了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通过着两次转向，安琪的诗歌从理性转向了感性，同时，其诗艺日臻完善。
关键词：庞德 杜拉斯 安琪 生命
诗评家胡亮曾经将安琪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并评价称“前期安琪，漳州安琪，亦是长诗安琪，她就读于埃兹拉·庞德学院；近期安琪，北京安琪，亦短诗安琪，她改读于玛格丽特·杜拉斯学院”。在胡亮眼中，“杜拉斯比庞德更接近伟大”。的确，在安琪的诗歌创作中，庞德和杜拉斯是两个不可被忽视的精神地标，这两位文学先贤分别以自己的诗艺影响着安琪的创作，同时也影响着安琪的人生选择。故而，当漳州的安琪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危机时，庞德便催促着她往北走，一直走到北京，离开自己，去寻找杜拉斯。
从漳州到北京，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伴随着精神景观的转变。如果对安琪的诗歌进行编年史式的系统阅读的话，不难发现，安琪的创作从整体而言确是存在着某种分裂，“杜拉斯安琪”似乎是对“庞德安琪”的背离，“北京安琪”似乎宣告着“漳州安琪”的反叛，这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上，则是以前被安琪引以为傲的长诗渐渐地消隐，而那些精悍的短诗却渐渐浮上了水面，“庞德/杜拉斯”“漳州/北京”“长诗/短诗”似乎构成了三对矛盾，它们使安琪被割裂，分为“前期”和“近期”。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读者们在惊叹于安琪“近期”诗作里令人发指的痛与刻骨铭心的快乐时，请不要忘记是谁将其从庞德处领向杜拉斯那里的，那正是庞德本人。同理，如果没有漳州时期的体验与积淀，安琪又怎么会从那生于斯长于斯的亚热带故乡出走，来到北京去面对春花与冬雪；没有写作长诗时的灵魂搏击，怎么会有短诗写作的挥洒自如。
那么，在安琪的诗歌中到底存不存在转向？胡亮认为是有的，并用“生命诗学”与“文化诗学”来简要为其归类，但是，胡亮的修辞是颇有意味的，他一边用“生命诗学”与“文化诗学”为安琪的创作阶段贴着标签，一边又亲自宣布着标签的无效，他说：“生命诗学，文化诗学，乃是两个常常失灵的工具。”答案正存在于胡亮为安琪贴的下一个标签中——抒情诗人。是的，当下的安琪是抒情诗人，即是抒情，那么理性范畴内的“生命”与“文化”又何有与安琪哉？所以，在安琪的诗歌创作中的的确确存在着转向，而且不只是一次，而是两次。
第一次，就是那呈现在明面上的从庞德到杜拉斯，亦即从文化诗学转向生命诗学；而第二次则更加彻底，安琪将自己的写作从理性的枷锁中释放出来，回到了自己，回到了自我的感情，通过写作，她用自己的情绪塑造着新的世界。
安琪第一次转向的契机是地理位置的转移。漳州时期的安琪按照师力斌的话来说，是“巫”，她的诗是一场“风暴”。例如在《轮回碑》中，安琪曾成篇累牍地对自己说过的话加以注解，诗中劈头一句就是“汽船的浓烟是用胸脯做的/（你是说，曹雪芹和女娲在干非法勾当？）/石头的胎儿/企图接近松脂和乳剂混装箱/自动主义写法被称为‘老鼠睡袍’/（真正有力量的胡须曾受到总理嘉奖）”。且不论这些内容究竟有何所指，仅就形式上就能看出此时发生在安琪精神世界中的厮杀，以括号为界，两个安琪壁垒分明，她们尝试互相对话，但是却不能互相对话，话从她们各自的口中说出简直是鸡同鸭讲。也正是因为如此，安琪不惜以“你”来指代自己，用那些火药味甚浓的言语炮弹对自己进行轰炸，此时的安琪需要这样的诘难，此时的安琪也需要這样诘难别人，因为，此时安琪的老师名叫庞德。1999年，安琪创作了她的名篇《庞德，或诗的肋骨》。在诗中，安琪宣言一般地告诉了读者自己与庞德的关系：“那现代诗究竟生出了几个庞德爸爸”，而庞德在安琪心中是“诗的肋骨”。之所要重点提及1999这个年份，是因为在这串数字里，有着令人发指的容量，无论现象是凶是吉，最终都会汇聚进象征和隐喻的河流，成为繁杂意象中的一员。《庞德，或诗的肋骨》中，经书上的片段、现代性的景观、驶入比萨的渡船、烈火燃烧的边城蒙太奇一般地闪现，混杂着记忆、冲动、历史创伤、女性独特的体验乃至于生和死，一时间如大坝决堤，猛烈地击打着读者的灵魂。而这确实很庞德。
且看安琪在另一首诗中为庞德所写的简历：“庞德自1916年起用几十年时间完成长诗《诗章》，其内容庞杂，语言也同样庞杂。世界诗歌界对此诗章的研究方兴未艾。”作为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庞德之所以能够吸引安琪，正是由于他的庞杂。在漳州时期安琪的诗歌中，总有着一种焦虑，师力斌为了形容这种焦虑，用了一连串词语：“云雾惨淡、暗无天日、心潮澎湃、声嘶力竭”， 这种焦虑的源泉来自于“文化诗学”为自己制定的任务，那些充满象征的诗句必须用庞杂的内核去填满，世界纷繁复杂，而安琪却想将之装进一首诗中。这是庞德的蛊惑，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安琪对庞德的感情是复杂而暧昧的，在《庞德，或诗的肋骨》中，面对自己的“庞德爸爸”，那句看似天真的问话，其背后却有着一个“弑父”的预言，她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告别庞德。而这一天终于来了，2002年，安琪北上。只要注意她诗作中那令人惊异的变化就足够体会这段北上的旅途对安琪而言的重要性。长诗还在继续，但是曾经的那种庞杂和焦虑却不见了。例如《在北京》一诗，“‘你在哪里？’‘我在北京。’‘你在哪里？’/‘我在青年时代。’/一场重新开始的转世，或者就在一场/已经落下的大雪中/我第二次看到雪/所以我感到冷/所以我的尖叫已被冻住/那著名的你耳熟能详的表情夸张地恢复平静/咬住了泪/也就咬住了席地而卧的想象”。可以看出，此时，安琪的诗明显变得清澈和通透，那些曾经在长诗中纠结缠绕的文化意象被充满个人生命体验的简单词汇所代替，简单的“一场雪”，其中就有着安琪的全部人生。对一个诗人而言，有时候，外部的多并不代表丰富，而真正的丰富源自于内部充盈与外部荒芜之间的张力，此时的安琪，正在努力挖掘这种张力的可能性。
从漳州安琪到北京安琪，其变化令人猝不及防，师力斌对此也有一段形容，他称读此时安琪的诗作，“云开雾散、风和日丽、心绪宁静、心态平和”， 安琪从“巫”变成了“人”。那就是因为庞德为安琪引荐了一位新的老师，她的名字叫玛格丽特·杜拉斯。 提起玛格丽特·杜拉斯，人们都会想起《情人》的那个经典开头：“我已经老了。”然而，离开头不远处，还有一段令安琪心动的话：“我常常想起这个形象，想起这个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并且从来不曾和别人说过的形象。它是所有形象中唯一能让我感到愉悦的，只有它的存在，我才能认识自己，并且心醉神迷。”这个形象是谁？当然就是作者自己。
于是，那些曾经令安琪不安、焦躁，安琪也视之为折磨、诅咒的一切，在此时变成了花环和祝福，这不是妥协或和解，而是一种新的认知维度。《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安琪的诗题就这样斩钉截铁，但是在诗句中，读者们能够读到的是一种面对自己独特生活的坦然，所谓性别、记忆、经历等都不再构成问题，它们只属于安琪，只属于那个独特的安琪。例如面对女性问题，安琪舉重若轻：“3月8日，有人还告诉你，今天是你的节日，女人！/‘我的天，可是我练的是童子功啊。’”安琪对这种无处不在的男权话语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在看似轻巧的玩笑中四两拨千斤，化男权于无形；能做到这点，安琪所仰仗的就是从生活中走出的自己。在漳州，欲望和现实折磨着安琪，但是到了北京，安琪却惊叹“阳光真好”，“阳光真好，真好啊/有欲望真好，真好啊/有欲望不能实现真好，真好啊/有欲望不能实现还是有欲望真好/真好啊，有欲望有欲有望真好！”安琪反复拆解着欲望，品味着欲望为自己带来的过往，它就如阳光一样无处不在，虽然会被乌云遮盖，但总还是会浮现在生活当中的。通过杜拉斯，安琪正在向那个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形象学习如何生活。
安琪确实钟情于杜拉斯，她甚至一度想为了杜拉斯而抛弃庞德。安琪曾说：“杜拉斯更像是女人的梦游者，她代替众多优秀的被躯体捆绑着的女性完成梦游般的理想和任性。”与庞德相比，杜拉斯更为平等，她没有那么多带有明显的父权引导和言辞，却更像是一位同伴，是女诗人们的萨福，无论是从身体、情感或者性，她都时刻与安琪在一起，她是附在安琪身上的魅。安琪曾经在一首名为《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的，诗中描写了她与杜拉斯之间的缠绵，安琪告诉杜拉斯“我要像你一样生活”，然而很快，安琪又决绝地说“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其原因则在于两句诗之间的内容：“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拉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在这一长串不加标点符号的语言中，一个幽灵又缓缓浮现，他就是庞德，原来，庞德从来没离开过安琪，他就住在杜拉斯的背面。只要安琪动用了自己的感官来与外部世界接触，庞德就会重新浮现，并重新带领安琪寻找一切所触之物的意义。
庞德与杜拉斯有一个密谋，他们合伙要让安琪成为安琪。在刚到北京的时候，安琪刚刚告别庞德，也刚刚认识杜拉斯，她在一首名为《是你那写作计划》的诗中写道，“我用十年时间/把自己写成安琪/接下来我要用十年时间/把自己写成不像安琪”。庞德和杜拉斯都读到了这句诗，他们为安琪伤心，因为一旦安琪知道了什么是安琪，安琪也就将不复存在，他们要让安琪忘掉安琪。安琪不是理性的范畴，而是情绪化的存在，安琪认为自己应该是庞德，这是理性；安琪认为自己应该是杜拉斯，这是理性；安琪认为自己应该是安琪，这同样也是理性。
终于，安琪拉起了庞德，带上了杜拉斯，带着他们踏上了找寻自己情感的道路。在最近的一些诗作中，安琪抒情的转向越发明显，如《清明上河图》一诗中，面对偌大一幅画卷，安琪只注意到了青楼里的李师师，“酒肆里有梁山好汉/青楼里有李师师，更有24具尸体藏身我画里/皇上皇上，您看到了什么/我只看到了李师师/亲爱的李师师，我来了！”安琪不再顾及庞德、杜拉斯的感受，那只是她的随行，而自己所认为重要的，才是那“绝对之是”。自此，安琪完成了她的第二次转向，安琪在诗艺上也日臻完善起来了。
作 者： 叶娟梅，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张杰，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海南省妇女/性别培训基地成员。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关键词：庞德 杜拉斯 安琪 生命
诗评家胡亮曾经将安琪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并评价称“前期安琪，漳州安琪，亦是长诗安琪，她就读于埃兹拉·庞德学院；近期安琪，北京安琪，亦短诗安琪，她改读于玛格丽特·杜拉斯学院”。在胡亮眼中，“杜拉斯比庞德更接近伟大”。的确，在安琪的诗歌创作中，庞德和杜拉斯是两个不可被忽视的精神地标，这两位文学先贤分别以自己的诗艺影响着安琪的创作，同时也影响着安琪的人生选择。故而，当漳州的安琪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危机时，庞德便催促着她往北走，一直走到北京，离开自己，去寻找杜拉斯。
从漳州到北京，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伴随着精神景观的转变。如果对安琪的诗歌进行编年史式的系统阅读的话，不难发现，安琪的创作从整体而言确是存在着某种分裂，“杜拉斯安琪”似乎是对“庞德安琪”的背离，“北京安琪”似乎宣告着“漳州安琪”的反叛，这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上，则是以前被安琪引以为傲的长诗渐渐地消隐，而那些精悍的短诗却渐渐浮上了水面，“庞德/杜拉斯”“漳州/北京”“长诗/短诗”似乎构成了三对矛盾，它们使安琪被割裂，分为“前期”和“近期”。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读者们在惊叹于安琪“近期”诗作里令人发指的痛与刻骨铭心的快乐时，请不要忘记是谁将其从庞德处领向杜拉斯那里的，那正是庞德本人。同理，如果没有漳州时期的体验与积淀，安琪又怎么会从那生于斯长于斯的亚热带故乡出走，来到北京去面对春花与冬雪；没有写作长诗时的灵魂搏击，怎么会有短诗写作的挥洒自如。
那么，在安琪的诗歌中到底存不存在转向？胡亮认为是有的，并用“生命诗学”与“文化诗学”来简要为其归类，但是，胡亮的修辞是颇有意味的，他一边用“生命诗学”与“文化诗学”为安琪的创作阶段贴着标签，一边又亲自宣布着标签的无效，他说：“生命诗学，文化诗学，乃是两个常常失灵的工具。”答案正存在于胡亮为安琪贴的下一个标签中——抒情诗人。是的，当下的安琪是抒情诗人，即是抒情，那么理性范畴内的“生命”与“文化”又何有与安琪哉？所以，在安琪的诗歌创作中的的确确存在着转向，而且不只是一次，而是两次。
第一次，就是那呈现在明面上的从庞德到杜拉斯，亦即从文化诗学转向生命诗学；而第二次则更加彻底，安琪将自己的写作从理性的枷锁中释放出来，回到了自己，回到了自我的感情，通过写作，她用自己的情绪塑造着新的世界。
安琪第一次转向的契机是地理位置的转移。漳州时期的安琪按照师力斌的话来说，是“巫”，她的诗是一场“风暴”。例如在《轮回碑》中，安琪曾成篇累牍地对自己说过的话加以注解，诗中劈头一句就是“汽船的浓烟是用胸脯做的/（你是说，曹雪芹和女娲在干非法勾当？）/石头的胎儿/企图接近松脂和乳剂混装箱/自动主义写法被称为‘老鼠睡袍’/（真正有力量的胡须曾受到总理嘉奖）”。且不论这些内容究竟有何所指，仅就形式上就能看出此时发生在安琪精神世界中的厮杀，以括号为界，两个安琪壁垒分明，她们尝试互相对话，但是却不能互相对话，话从她们各自的口中说出简直是鸡同鸭讲。也正是因为如此，安琪不惜以“你”来指代自己，用那些火药味甚浓的言语炮弹对自己进行轰炸，此时的安琪需要这样的诘难，此时的安琪也需要這样诘难别人，因为，此时安琪的老师名叫庞德。1999年，安琪创作了她的名篇《庞德，或诗的肋骨》。在诗中，安琪宣言一般地告诉了读者自己与庞德的关系：“那现代诗究竟生出了几个庞德爸爸”，而庞德在安琪心中是“诗的肋骨”。之所要重点提及1999这个年份，是因为在这串数字里，有着令人发指的容量，无论现象是凶是吉，最终都会汇聚进象征和隐喻的河流，成为繁杂意象中的一员。《庞德，或诗的肋骨》中，经书上的片段、现代性的景观、驶入比萨的渡船、烈火燃烧的边城蒙太奇一般地闪现，混杂着记忆、冲动、历史创伤、女性独特的体验乃至于生和死，一时间如大坝决堤，猛烈地击打着读者的灵魂。而这确实很庞德。
且看安琪在另一首诗中为庞德所写的简历：“庞德自1916年起用几十年时间完成长诗《诗章》，其内容庞杂，语言也同样庞杂。世界诗歌界对此诗章的研究方兴未艾。”作为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庞德之所以能够吸引安琪，正是由于他的庞杂。在漳州时期安琪的诗歌中，总有着一种焦虑，师力斌为了形容这种焦虑，用了一连串词语：“云雾惨淡、暗无天日、心潮澎湃、声嘶力竭”， 这种焦虑的源泉来自于“文化诗学”为自己制定的任务，那些充满象征的诗句必须用庞杂的内核去填满，世界纷繁复杂，而安琪却想将之装进一首诗中。这是庞德的蛊惑，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安琪对庞德的感情是复杂而暧昧的，在《庞德，或诗的肋骨》中，面对自己的“庞德爸爸”，那句看似天真的问话，其背后却有着一个“弑父”的预言，她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告别庞德。而这一天终于来了，2002年，安琪北上。只要注意她诗作中那令人惊异的变化就足够体会这段北上的旅途对安琪而言的重要性。长诗还在继续，但是曾经的那种庞杂和焦虑却不见了。例如《在北京》一诗，“‘你在哪里？’‘我在北京。’‘你在哪里？’/‘我在青年时代。’/一场重新开始的转世，或者就在一场/已经落下的大雪中/我第二次看到雪/所以我感到冷/所以我的尖叫已被冻住/那著名的你耳熟能详的表情夸张地恢复平静/咬住了泪/也就咬住了席地而卧的想象”。可以看出，此时，安琪的诗明显变得清澈和通透，那些曾经在长诗中纠结缠绕的文化意象被充满个人生命体验的简单词汇所代替，简单的“一场雪”，其中就有着安琪的全部人生。对一个诗人而言，有时候，外部的多并不代表丰富，而真正的丰富源自于内部充盈与外部荒芜之间的张力，此时的安琪，正在努力挖掘这种张力的可能性。
从漳州安琪到北京安琪，其变化令人猝不及防，师力斌对此也有一段形容，他称读此时安琪的诗作，“云开雾散、风和日丽、心绪宁静、心态平和”， 安琪从“巫”变成了“人”。那就是因为庞德为安琪引荐了一位新的老师，她的名字叫玛格丽特·杜拉斯。 提起玛格丽特·杜拉斯，人们都会想起《情人》的那个经典开头：“我已经老了。”然而，离开头不远处，还有一段令安琪心动的话：“我常常想起这个形象，想起这个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并且从来不曾和别人说过的形象。它是所有形象中唯一能让我感到愉悦的，只有它的存在，我才能认识自己，并且心醉神迷。”这个形象是谁？当然就是作者自己。
于是，那些曾经令安琪不安、焦躁，安琪也视之为折磨、诅咒的一切，在此时变成了花环和祝福，这不是妥协或和解，而是一种新的认知维度。《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安琪的诗题就这样斩钉截铁，但是在诗句中，读者们能够读到的是一种面对自己独特生活的坦然，所谓性别、记忆、经历等都不再构成问题，它们只属于安琪，只属于那个独特的安琪。例如面对女性问题，安琪舉重若轻：“3月8日，有人还告诉你，今天是你的节日，女人！/‘我的天，可是我练的是童子功啊。’”安琪对这种无处不在的男权话语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在看似轻巧的玩笑中四两拨千斤，化男权于无形；能做到这点，安琪所仰仗的就是从生活中走出的自己。在漳州，欲望和现实折磨着安琪，但是到了北京，安琪却惊叹“阳光真好”，“阳光真好，真好啊/有欲望真好，真好啊/有欲望不能实现真好，真好啊/有欲望不能实现还是有欲望真好/真好啊，有欲望有欲有望真好！”安琪反复拆解着欲望，品味着欲望为自己带来的过往，它就如阳光一样无处不在，虽然会被乌云遮盖，但总还是会浮现在生活当中的。通过杜拉斯，安琪正在向那个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形象学习如何生活。
安琪确实钟情于杜拉斯，她甚至一度想为了杜拉斯而抛弃庞德。安琪曾说：“杜拉斯更像是女人的梦游者，她代替众多优秀的被躯体捆绑着的女性完成梦游般的理想和任性。”与庞德相比，杜拉斯更为平等，她没有那么多带有明显的父权引导和言辞，却更像是一位同伴，是女诗人们的萨福，无论是从身体、情感或者性，她都时刻与安琪在一起，她是附在安琪身上的魅。安琪曾经在一首名为《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的，诗中描写了她与杜拉斯之间的缠绵，安琪告诉杜拉斯“我要像你一样生活”，然而很快，安琪又决绝地说“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其原因则在于两句诗之间的内容：“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拉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在这一长串不加标点符号的语言中，一个幽灵又缓缓浮现，他就是庞德，原来，庞德从来没离开过安琪，他就住在杜拉斯的背面。只要安琪动用了自己的感官来与外部世界接触，庞德就会重新浮现，并重新带领安琪寻找一切所触之物的意义。
庞德与杜拉斯有一个密谋，他们合伙要让安琪成为安琪。在刚到北京的时候，安琪刚刚告别庞德，也刚刚认识杜拉斯，她在一首名为《是你那写作计划》的诗中写道，“我用十年时间/把自己写成安琪/接下来我要用十年时间/把自己写成不像安琪”。庞德和杜拉斯都读到了这句诗，他们为安琪伤心，因为一旦安琪知道了什么是安琪，安琪也就将不复存在，他们要让安琪忘掉安琪。安琪不是理性的范畴，而是情绪化的存在，安琪认为自己应该是庞德，这是理性；安琪认为自己应该是杜拉斯，这是理性；安琪认为自己应该是安琪，这同样也是理性。
终于，安琪拉起了庞德，带上了杜拉斯，带着他们踏上了找寻自己情感的道路。在最近的一些诗作中，安琪抒情的转向越发明显，如《清明上河图》一诗中，面对偌大一幅画卷，安琪只注意到了青楼里的李师师，“酒肆里有梁山好汉/青楼里有李师师，更有24具尸体藏身我画里/皇上皇上，您看到了什么/我只看到了李师师/亲爱的李师师，我来了！”安琪不再顾及庞德、杜拉斯的感受，那只是她的随行，而自己所认为重要的，才是那“绝对之是”。自此，安琪完成了她的第二次转向，安琪在诗艺上也日臻完善起来了。
作 者： 叶娟梅，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张杰，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海南省妇女/性别培训基地成员。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