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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众多国家经济转轨的客观现实，本文拟通过综述和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问题研究，希望抛砖引玉，能够为体制变革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这一课题的研究贡献一己之力。
关键词：体制变革；经济增长；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0-02
亚当·斯密对于经济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其为各种各类的经济课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体制变革对GDP增长速度这一课题的研究，亦是如此。对于这一课题，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均提出了一己之见。当然，由于彼此所处的时代环境、哲学意识、研究主旨等不同，结论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局势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此消彼长，难分高下，加之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剧，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并重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将如何拨云见雾，即揭开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提上日程。如果忽视这一课题的研究，无疑将使得与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的各种研究和判断失之根基。由是观之，如何构建比较正确的体制变革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模型，此时显得尤为重要。为探讨体制变革对GDP增长速度的重要贡献，以正各种观点之优势与不足，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简要的梳理及评述，以期为体制变革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这一课题的研究添砖加瓦。
以卡尔·马克思为首的无产阶级制度经济学者，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阶级斗争不断加剧的局面，为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寻找理论根据，以唯物辨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基础，以人类整个社会形态更替为对象，通过吸收和构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四个范畴和两对辨证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等制度范畴，系统地、开创性地揭示了对抗性制度在社会形态更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及其机制，同时还指出了非对抗性制度的起源和作用。不过，令人遗憾地是，他们对后者的作用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谈得不多，而且主要其论及对抗性一面，显得有些局限，以致于使得其后许多受此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民族独立国家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不知道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还有其非对抗性一面。
可能是因为制度因素在如何量化上存在着技术困难，也可能是因为当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虽然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都各执一词地探讨了制度问题，但都没有运用现代数学方法来处理经济数据和构建制度经济学模型，也都没有将其进行量化，更多地是定性表述。直到1957年索洛模型的出现，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者才渐次将制度变量纳入到其生产函数模型中，如琼斯(Jones，2002)在他的《经济增长导论》里就曾隐含性地提到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总生产函数：，其中h是卢卡斯生产函数中的人均人力资本，I则表示实际包含制度因素的经济的基础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可是制度变量的内生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制度决定函数和制度积累方程也很缺乏，即使后来有些学者试图构建制度积累方程，也因其指导思想错误而不太完善。另外，他们所用的制度变量也大都是由有关变量来替代，并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目的去选择不同替代变量，或者是政治指数，或者是经济指数，或者是文化指数，等等，一般说来，只要是能搜集到的他们就尽量去搜，尽量去用。鉴于其制度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模型设定的不完整或存在错误，使得他们所得出的实证结果也就大打折扣，自然所基于的各种判断也就值得怀疑。
在我国国内方面，根据两种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不同时期政治目标的需要，国内学者也相继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可能是偏重于理论应用的需要，也可能是理论创新土壤的薄弱，总体上都没有太大创新，不是偏向前者，就是偏向后者，始终都没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后，虽然一些学者试图模仿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和研究国内各方面的改革实践，如企业竞争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采用的制度变量主要是经济指数，也都因其理论本身的内在缺陷而难有大的作为。然而，令人欣喜地是，倒是有一些学者做出了点成绩。
例如，在理论上，在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的改革实践，林毅夫(1994)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概念，而且还给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伍装(2006)在承认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存在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更深入的微观分析和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与数理分析等若干不足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制度经济学范式很好地统一和综合了新制度经济学，从而拓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在实证上，舒元等(2002)在理论上从阿罗的“干中学”的角度出发，在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时，通过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本身作为制度变迁纳入到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大胆地构造了包含制度变量的Harrod中性C-D生产函数：和渐进式制度变迁积累方程：，最终得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我国的生产函数在本质上是A·K类型的，并且在稳态中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制度變迁。其中，B就是一个制度变量，它是每时刻都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度量，因此B·L就是与之相应的有效劳动；是劳均资本和已有经济建设道路的函数，而且规模报酬不变；是大于零的常数，。赵春玲(2005)在反思新古典增长理论存在制度缺陷之后，除了明确指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生产力发展潜在的和必要的条件，制度才是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实现生产力长期提高的充分条件，她还同时富有创造性地构造了制度决定模型：。其中，I表示制度变量，T表示技术进步。王瑞泽(2006)按照中国自1950年以后经济制度变迁的特点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在定性分析基础上，选择近似市场化指数这一综合指标作为经济制度变迁的代理变量，通过假定制度和技术都以一个外生的常数速度进行变迁且两者变迁都是劳动增强型的(哈罗德中性)，采用分段函数比较好地探讨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转型期经济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其稳态增长率等于制度变迁率，如果制度倒退则经济衰退，如果制度进步则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存在技术进步则其稳态下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与制度变迁率之和，而且经济的收敛或趋同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其条件之一就是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的收敛或趋同，同时还明确指出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制度所具有的公共品的性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具体数字方面，根据他的粗略测算，中国正向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概在1.7%左右。与此同时，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情况下，从元素之间互动的角度，何恒远(2003)相对具体地提出了技术与制度互动的理论及其模型，从而在互动中析理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
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缺陷，如林毅夫就明显地是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内打转，舒元等就没有将突变性制度变迁包含进制度变迁积累方程中，也没有给出制度决定函数，王瑞泽也是如此，即使赵春玲尝试性地给出了制度决定模型，也因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对制度的滞后决定而遭受质疑，与舒元等不同的是，王瑞泽既没有将渐进式制度变迁纳入到分段函数中，也没有探讨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制度的非公共品性质，更没有考虑到制度的区域均质性和非均质性，何恒远则没有给出数量上的实证说明，伍装也仅是给出定性表述而已，等等。
总而言之，关于制度以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其根本特征，循序渐进的将这种理论研究推向深入。例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特别是对抗性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辨证探讨以及对对抗性制度的微观作用机理剖析，最后到新制度经济学非对抗性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定性和定量研究等等。诚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研究这一课题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者过于突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宏观思考，过于突出对抗性制度和突变性制度变迁作用，对非对抗性制度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谈得较少，且缺乏定量研究等等。
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就体制变革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的同时，亦应看到并承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该课题研究的卓越贡献。例如，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现实问题，以罗纳德·H·科斯、道格拉斯·诺斯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者在旧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制度经济学。他们在许多方面都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且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非对抗性制度理论。
实际上，无论时空如何变幻，制度都是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统一，均质性和非均质性的统一，制度变迁都是突变性和渐变性的统一，只是根据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时点，哪一方面更胜一筹或平分秋色。因此，只有辩证的认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更好的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从而为更快更好的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Adam Smith).谢宗林,李华夏,译.国富论(第1版)[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2]林岗,卫兴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美]康芒斯,著.于树生,译.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6.
关键词：体制变革；经济增长；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0-02
亚当·斯密对于经济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其为各种各类的经济课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体制变革对GDP增长速度这一课题的研究，亦是如此。对于这一课题，无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均提出了一己之见。当然，由于彼此所处的时代环境、哲学意识、研究主旨等不同，结论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大相径庭。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局势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此消彼长，难分高下，加之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剧，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并重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将如何拨云见雾，即揭开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提上日程。如果忽视这一课题的研究，无疑将使得与全要素生产率有关的各种研究和判断失之根基。由是观之，如何构建比较正确的体制变革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模型，此时显得尤为重要。为探讨体制变革对GDP增长速度的重要贡献，以正各种观点之优势与不足，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简要的梳理及评述，以期为体制变革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这一课题的研究添砖加瓦。
以卡尔·马克思为首的无产阶级制度经济学者，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阶级斗争不断加剧的局面，为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寻找理论根据，以唯物辨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为基础，以人类整个社会形态更替为对象，通过吸收和构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四个范畴和两对辨证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等制度范畴，系统地、开创性地揭示了对抗性制度在社会形态更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及其机制，同时还指出了非对抗性制度的起源和作用。不过，令人遗憾地是，他们对后者的作用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谈得不多，而且主要其论及对抗性一面，显得有些局限，以致于使得其后许多受此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民族独立国家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不知道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还有其非对抗性一面。
可能是因为制度因素在如何量化上存在着技术困难，也可能是因为当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虽然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都各执一词地探讨了制度问题，但都没有运用现代数学方法来处理经济数据和构建制度经济学模型，也都没有将其进行量化，更多地是定性表述。直到1957年索洛模型的出现，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者才渐次将制度变量纳入到其生产函数模型中，如琼斯(Jones，2002)在他的《经济增长导论》里就曾隐含性地提到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总生产函数：，其中h是卢卡斯生产函数中的人均人力资本，I则表示实际包含制度因素的经济的基础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可是制度变量的内生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制度决定函数和制度积累方程也很缺乏，即使后来有些学者试图构建制度积累方程，也因其指导思想错误而不太完善。另外，他们所用的制度变量也大都是由有关变量来替代，并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目的去选择不同替代变量，或者是政治指数，或者是经济指数，或者是文化指数，等等，一般说来，只要是能搜集到的他们就尽量去搜，尽量去用。鉴于其制度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模型设定的不完整或存在错误，使得他们所得出的实证结果也就大打折扣，自然所基于的各种判断也就值得怀疑。
在我国国内方面，根据两种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不同时期政治目标的需要，国内学者也相继吸收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可能是偏重于理论应用的需要，也可能是理论创新土壤的薄弱，总体上都没有太大创新，不是偏向前者，就是偏向后者，始终都没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后，虽然一些学者试图模仿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和研究国内各方面的改革实践，如企业竞争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采用的制度变量主要是经济指数，也都因其理论本身的内在缺陷而难有大的作为。然而，令人欣喜地是，倒是有一些学者做出了点成绩。
例如，在理论上，在分析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的改革实践，林毅夫(1994)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概念，而且还给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伍装(2006)在承认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存在缺乏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更深入的微观分析和未能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对理论进行精细化的处理与数理分析等若干不足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制度经济学范式很好地统一和综合了新制度经济学，从而拓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在实证上，舒元等(2002)在理论上从阿罗的“干中学”的角度出发，在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时，通过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本身作为制度变迁纳入到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大胆地构造了包含制度变量的Harrod中性C-D生产函数：和渐进式制度变迁积累方程：，最终得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我国的生产函数在本质上是A·K类型的，并且在稳态中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制度變迁。其中，B就是一个制度变量，它是每时刻都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度量，因此B·L就是与之相应的有效劳动；是劳均资本和已有经济建设道路的函数，而且规模报酬不变；是大于零的常数，。赵春玲(2005)在反思新古典增长理论存在制度缺陷之后，除了明确指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生产力发展潜在的和必要的条件，制度才是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实现生产力长期提高的充分条件，她还同时富有创造性地构造了制度决定模型：。其中，I表示制度变量，T表示技术进步。王瑞泽(2006)按照中国自1950年以后经济制度变迁的特点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在定性分析基础上，选择近似市场化指数这一综合指标作为经济制度变迁的代理变量，通过假定制度和技术都以一个外生的常数速度进行变迁且两者变迁都是劳动增强型的(哈罗德中性)，采用分段函数比较好地探讨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转型期经济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其稳态增长率等于制度变迁率，如果制度倒退则经济衰退，如果制度进步则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存在技术进步则其稳态下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与制度变迁率之和，而且经济的收敛或趋同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其条件之一就是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的收敛或趋同，同时还明确指出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制度所具有的公共品的性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具体数字方面，根据他的粗略测算，中国正向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概在1.7%左右。与此同时，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情况下，从元素之间互动的角度，何恒远(2003)相对具体地提出了技术与制度互动的理论及其模型，从而在互动中析理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
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缺陷，如林毅夫就明显地是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内打转，舒元等就没有将突变性制度变迁包含进制度变迁积累方程中，也没有给出制度决定函数，王瑞泽也是如此，即使赵春玲尝试性地给出了制度决定模型，也因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对制度的滞后决定而遭受质疑，与舒元等不同的是，王瑞泽既没有将渐进式制度变迁纳入到分段函数中，也没有探讨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制度的非公共品性质，更没有考虑到制度的区域均质性和非均质性，何恒远则没有给出数量上的实证说明，伍装也仅是给出定性表述而已，等等。
总而言之，关于制度以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其根本特征，循序渐进的将这种理论研究推向深入。例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特别是对抗性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辨证探讨以及对对抗性制度的微观作用机理剖析，最后到新制度经济学非对抗性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定性和定量研究等等。诚如前文所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研究这一课题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者过于突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宏观思考，过于突出对抗性制度和突变性制度变迁作用，对非对抗性制度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谈得较少，且缺乏定量研究等等。
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就体制变革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的同时，亦应看到并承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该课题研究的卓越贡献。例如，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现实问题，以罗纳德·H·科斯、道格拉斯·诺斯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者在旧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制度经济学。他们在许多方面都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且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非对抗性制度理论。
实际上，无论时空如何变幻，制度都是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统一，均质性和非均质性的统一，制度变迁都是突变性和渐变性的统一，只是根据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时点，哪一方面更胜一筹或平分秋色。因此，只有辩证的认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更好的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从而为更快更好的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Adam Smith).谢宗林,李华夏,译.国富论(第1版)[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2]林岗,卫兴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美]康芒斯,著.于树生,译.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