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党委政府每年都有干部培训的计划和任务，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媒体人、企业家走上讲台，给官员们讲课。
　　官员们请谁讲、想听什么，以及这些“官员的老师”讲什么、怎么讲，成为了解当下中国的一个新切口。
　　给官员讲课的尺度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经常被请去给各类官员讲课。
　　有一次他给一省委机关讲课，一名工作人员了解秦的风格后，担心尺度太大，会让领导觉得他办事上有问题，请秦注意一下。讲课时，秦前红一开始便把话挑明：“浪费大家时间讲一些无用的套话，是对大家智商的侮辱，况且我也是一名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一个中共党员。”
　　秦前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给官员上课时被提前打招呼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他认为你是一个专家，这里面有个心照不宣的默契，你也不会乱讲。”但是，有很多地方会希望先看到他讲课的课件或提纲。
　　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之前，有官员因“老师”发表错误言论受到处分，也有官员因请了“不合适”的老师讲课，个人受到严重影响。
　　这些案例，让干部培训的组织者们更加谨慎。一位曾在培训机构任职的知情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培训机构来说，选人不会选太极端的。”
　　一位地级市委组织部官员透露，他们在选择老师讲课时会仔细了解老师的研究内容、以往讲课情况，并且会在讲课之前了解讲授内容，提前看讲课提纲。
　　上述官员透露，在尺度方面，当地的做法是要跟老师提前打招呼——对领导人要尊重、尽量不涉及政治、授课主题要正能量。除此之外，提前对老师本人进行了解也是必要的，侧面打听一下这个老师会不会讲涉及红线的东西，“有些老师，讲嗨了以后刹不住车”。
　　秦前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放开讲，也是有分寸的，“可以批评外地的做法，不要轻易非议本地的人或事；可以讲已经下台且有政治、法律问题的领导的反面例子，不要对在任的领导干部轻易说三道四；可以评价已经终审的个案，不要对还未审结的案子横加指责。”
　　秦前红的经验是，“官员们愿意听的是真话，是有真知灼见的东西，套话空话，不太受他们的欢迎。”
　　专家学者讲得最多
　　什么樣的人，会被请去给官员们讲课呢？
　　一位曾组织政府培训的相关从业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面向官员的几乎所有培训对老师名气、头衔的要求都会很高。”专家学者、企业家、媒体人、先进模范人物都会成为给官员讲课的主体。讲课的内容包括意识形态教育、学界研究新成果、各领域专业知识，也包括国学、心理学和仪容仪态等。
　　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发现，专家学者去给官员们讲课的最多。曾担任过八年多县委书记的退休厅官李克军认为，邀请学者授课，能让官员们听到一些新思路，还能开阔他们的视野，但有时可能与基层实际不甚契合，“诸多复杂难题摆在基层干部面前，如果拿不出办法给干部支招，片面指责，会适得其反。”
　　经常给官员讲课的资深新媒体人陈永博，是一名基层官员。他认为，官员们不缺少知识，也不缺少实践经验，他们需要的是智慧，处理问题、应对危机的智慧，他们需要独家秘籍。
　　一名曾组织培训的知情人在反馈中发现，一些官员们最大的困惑是，“如何既有所作为，又能规避职业风险”。
　　一名曾多次给官员讲课的学者介绍，党政系统的官员平常也会有机会听取诸如地方党校学者的讲课，他们对诸如北大这样的大学里的学者会有更高的期望，除了理论方面要更为深入之外，也会希望在展现更宽广知识视野的同时，突破某些教条枷锁，对他们的一些困惑给予更直率和有说服力的解答。
　　教学方法：开放式和灌输式并用
　　身居不同的岗位，听课的效果会有不同。站在不同的立场，对老师讲课内容的评价也会有不同。
　　“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中央政策还未正式提出时，国家行政学院的司局长培训班里曾经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讨论。主讲老师把调研到的成果形成案例，拿到课堂上讨论，主题是如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讨论非常热烈。由于学员来自不同的部委，职责不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很不相同，几乎成了辩论，已经中午12点了，学员还在争论。”这堂课的主讲老师程萍教授说。
　　一部分参与培训的官员认为：政府服务已经做得很好了，也有能力把服务做好，为什么还要去培育社会组织呢，何况有的社会组织背景复杂。另一部分官员则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有些事情就应该交给社会组织去做，转移政府职能，持这个观点的主要是民政、环保、食药监部门的官员。
　　这是一场发生在学生主体是厅级官员的课堂上的讨论。身居不同层级、部门的官员，对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判断，而作为国家行政学院的老师，作用之一就是引导学员们理解政策，和中央保持一致。
　　程萍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国家行政学院的学员以省部、地厅两级政府官员为主，这些官员文化程度比较高，实践经验丰富，思维能力强，所以针对他们的教学方法不能是灌输式的，而是开放式的、互动式的，案例式教学和结构化研讨比较多。而到校外给基层官员讲课，以教授式为主。”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