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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人们世代思考3个最深邃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我们在宇宙中是否孤独？无论答案曾有过多少种，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在地球上只能穷尽证据，却无法找到判据，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走出地球再回望，置身局外才能获得更有意义的全新视角。因此，深空探测承载的不仅仅是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好奇，还有寻求判据的希望。
对行星的观察与探索使哲学思考变成科学行动，深刻改变了人类追寻答案的路径。
强国之路
加快建设行星科学一级学科
毫无疑问，中国是第二次深空探测热潮中最受世界瞩目的。“嫦娥工程”4次卫星发射均圆满成功，最新的“嫦娥四号”首次登陆月球背面，展现出强大的综合国力。中国还规划了后续包括月球、火星、木星、小行星等在内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探测计划。中国，一个新的深空探测大国正逐渐崛起。
对照历史，中国深空探测当前正处在一个岔路口，至少有一条“美国之路”和一条“苏联之路”摆在面前。当然，我们要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深空探测之路。但迄今为止，中国虽有世界瞩目的深空探测工程，却鲜见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科学发现；中国有国际化的高水平行星科学家队伍，却没有提升本国深空探测的科学产出；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却尚未建立行星科学一级学科；中国从来不乏对太空痴迷的青年人，却一直没有行星科学教育体系。对比深空探测大国苏联，中国还比较缺乏行星科学的民众基础和技术积累；对比行星科学强国美国，中国缺乏的是一整套的行星科学研究平台和人才培养体系。
我们意识到，当前是以科学竞赛为主题的第二次深空探测热潮。尽管中国仍未超过美苏在第一次探测热潮时的技术成就，但世界行星科学水平已经远超当年。这决定了中国无法直接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而是需要去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我们注意到，中国行星科学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台、新疆天文台、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空天信息研究院等10多家研究所多年来已经开展行星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威海）、桂林理工大学等20多所高校也已经成立了行星科学相关的学院或研究机构，澳门科技大学还成立了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中国天文学会等学术团体已经成立了行星科学相关分支机构。中国第一份国际化的行星科学期刊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已经出版了2年。
我们观察到，中国行星科学教育已经开始萌芽。尽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的国家学科设置中尚无行星科学学科，行星科学的研究生还是以交叉学科的方式，在地球物理学、地质学、地球化学等学科下培养。但这个情况，已经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1958年面临的情况好了非常多。
我们认识到，中国行星科学将率先脱胎于地球科学。中国当前的相关情况与1969年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当前科学竞赛比的是谁看得深，行星的内部结构、地质演化历史、生命起源环境等前沿问题是以地球科学研究方法为主的综合交叉研究。学界公认，以地球与行星对比研究为主的比较行星学，必将对地球科学另一前沿——地球系统科学起到极大推进作用。
我们发现，开放的和国际化的行星科学学科建设道路是唯一的选择。科学没有国界，深空探测承载的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和对最深邃问题答案的孜孜追寻。苏联没有走国际化的道路，其探测成果未能及时融入人类现代知识体系，不仅科学价值被大大低估，最终也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科学发现只认第一，没有第二。对接国际，才能避免对人类知识体系并无贡献的重复“发现”。
我们坚信，人才培养永远是第一位的。苏联如果没有20世纪20—30年代培养的科罗廖夫等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就没有其在第一次探测热潮中的领先。美国如果没有在第一次热潮中和20世纪80年代探测低潮期培养的行星科学人才，就没有其在第二次热潮中的领航。而流失了人才的俄罗斯也许需要比中国更长的时间才能成长为行星科学强国。
我们憧憬，中国的深空探测必将实现科学引领。苏联的深空探测大国之路始于技术先行，止于技术与科学并行；美国的行星科学强国之路始于技术科学并行，转型为科学引领和科学与技术并行。中国当前是技术先行，下一阶段应转型为技术与科学并行，同时加强行星科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最终实现科学引领和科学与技术并行。中国未来的深空探测，将由科学家主导，科学家与工程师共同合作，形成分工明确、高效率和有强大凝聚力的团队。中国首次火星探测计划正在这样的道路上努力探索，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起，共同致力于提升中国深空探测的成果产出和国际影响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先锋。
开弓没有回头箭。深空探测大国中国正在崛起，必将迈向行星科学强国。我国深空探测起步晚，行星科学起点高，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然而要走的路又很远，这是中国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情况。但我们有信心，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快建设行星科学一级学科，共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补齐科学短板，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行星科学强国之路。
大国一诺
全面提升我国深空探测能力和行星科学国际影响力
最近两年，以科学竞赛为主题的探测热潮正在出现异化。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航天发展目标是“要把人类触角拓展至深空，包括月地空间、月球、火星表面与其卫星以及更远的地方”，长期目标是“拓展人类在近地轨道之外的永久存在”，包括“在另一个天体上建立潜在的人类栖息地”，以及发展“繁荣的21世纪太空经济”。然而，2018年，美国副总统彭斯就声称将在2020年建立美国第六大军种——太空军，并且进一步称，“美军不仅应存在于太空，更应控制太空”。这一言论展示了美国的太空军事化倾向。
人类深空探测的目的应该是什么？2018年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致信祝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立10周年时指出，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探索、开发、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中国倡导世界各国一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外空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中国一贯主张合理开发、利用空间资源，保护空间环境，推动航天事业造福全人类。
中国深空探测计划的目的又是什么？“嫦娥四号”首次到达月球背面后，中国的回答掷地有声：“探索浩瀚宇宙、和平利用太空，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以‘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为标志，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和深空探测工程将全面拉开序幕，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和平利用太空主要靠什么？当然是科学。没有行星科学的深空探测将无法超越第一次热潮中的苏联，也必然导致各种异化的“威胁论”或是“唱衰”。没有以行星科学一级学科为框架的人才培养体系，就无法走上行星科学强国之路，也难以践行中国探索浩瀚宇宙、和平利用太空的承诺。
因此，加快建设行星科学一级学科，全面提升我国深空探测能力和行星科学国际影响力，必将加速我国从深空探测大国迈向行星科学强国。
（本文轉载自《中国科学院院刊》，有删减。魏勇、郭正堂、徐义刚、潘永信为联合作者。）
专家简介
万卫星，1958年7月出生于湖北天门，空间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地磁与空间物理研究室主任，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电离层物理、电离层电波传播、高层大气物理等领域的研究，为我国空间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学术带领人，他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领导建设了我国空间环境综合观测台链，主持了三亚非相干散射雷达等重大科研平台建设。作为我国行星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万卫星院士担任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首席科学家，对中国行星科学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项。2020年5月20日在京逝世。
对行星的观察与探索使哲学思考变成科学行动，深刻改变了人类追寻答案的路径。
强国之路
加快建设行星科学一级学科
毫无疑问，中国是第二次深空探测热潮中最受世界瞩目的。“嫦娥工程”4次卫星发射均圆满成功，最新的“嫦娥四号”首次登陆月球背面，展现出强大的综合国力。中国还规划了后续包括月球、火星、木星、小行星等在内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探测计划。中国，一个新的深空探测大国正逐渐崛起。
对照历史，中国深空探测当前正处在一个岔路口，至少有一条“美国之路”和一条“苏联之路”摆在面前。当然，我们要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深空探测之路。但迄今为止，中国虽有世界瞩目的深空探测工程，却鲜见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科学发现；中国有国际化的高水平行星科学家队伍，却没有提升本国深空探测的科学产出；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却尚未建立行星科学一级学科；中国从来不乏对太空痴迷的青年人，却一直没有行星科学教育体系。对比深空探测大国苏联，中国还比较缺乏行星科学的民众基础和技术积累；对比行星科学强国美国，中国缺乏的是一整套的行星科学研究平台和人才培养体系。
我们意识到，当前是以科学竞赛为主题的第二次深空探测热潮。尽管中国仍未超过美苏在第一次探测热潮时的技术成就，但世界行星科学水平已经远超当年。这决定了中国无法直接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而是需要去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我们注意到，中国行星科学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台、新疆天文台、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空天信息研究院等10多家研究所多年来已经开展行星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威海）、桂林理工大学等20多所高校也已经成立了行星科学相关的学院或研究机构，澳门科技大学还成立了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中国天文学会等学术团体已经成立了行星科学相关分支机构。中国第一份国际化的行星科学期刊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已经出版了2年。
我们观察到，中国行星科学教育已经开始萌芽。尽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布的国家学科设置中尚无行星科学学科，行星科学的研究生还是以交叉学科的方式，在地球物理学、地质学、地球化学等学科下培养。但这个情况，已经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1958年面临的情况好了非常多。
我们认识到，中国行星科学将率先脱胎于地球科学。中国当前的相关情况与1969年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当前科学竞赛比的是谁看得深，行星的内部结构、地质演化历史、生命起源环境等前沿问题是以地球科学研究方法为主的综合交叉研究。学界公认，以地球与行星对比研究为主的比较行星学，必将对地球科学另一前沿——地球系统科学起到极大推进作用。
我们发现，开放的和国际化的行星科学学科建设道路是唯一的选择。科学没有国界，深空探测承载的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和对最深邃问题答案的孜孜追寻。苏联没有走国际化的道路，其探测成果未能及时融入人类现代知识体系，不仅科学价值被大大低估，最终也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科学发现只认第一，没有第二。对接国际，才能避免对人类知识体系并无贡献的重复“发现”。
我们坚信，人才培养永远是第一位的。苏联如果没有20世纪20—30年代培养的科罗廖夫等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就没有其在第一次探测热潮中的领先。美国如果没有在第一次热潮中和20世纪80年代探测低潮期培养的行星科学人才，就没有其在第二次热潮中的领航。而流失了人才的俄罗斯也许需要比中国更长的时间才能成长为行星科学强国。
我们憧憬，中国的深空探测必将实现科学引领。苏联的深空探测大国之路始于技术先行，止于技术与科学并行；美国的行星科学强国之路始于技术科学并行，转型为科学引领和科学与技术并行。中国当前是技术先行，下一阶段应转型为技术与科学并行，同时加强行星科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最终实现科学引领和科学与技术并行。中国未来的深空探测，将由科学家主导，科学家与工程师共同合作，形成分工明确、高效率和有强大凝聚力的团队。中国首次火星探测计划正在这样的道路上努力探索，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起，共同致力于提升中国深空探测的成果产出和国际影响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先锋。
开弓没有回头箭。深空探测大国中国正在崛起，必将迈向行星科学强国。我国深空探测起步晚，行星科学起点高，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然而要走的路又很远，这是中国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情况。但我们有信心，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快建设行星科学一级学科，共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补齐科学短板，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行星科学强国之路。
大国一诺
全面提升我国深空探测能力和行星科学国际影响力
最近两年，以科学竞赛为主题的探测热潮正在出现异化。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航天发展目标是“要把人类触角拓展至深空，包括月地空间、月球、火星表面与其卫星以及更远的地方”，长期目标是“拓展人类在近地轨道之外的永久存在”，包括“在另一个天体上建立潜在的人类栖息地”，以及发展“繁荣的21世纪太空经济”。然而，2018年，美国副总统彭斯就声称将在2020年建立美国第六大军种——太空军，并且进一步称，“美军不仅应存在于太空，更应控制太空”。这一言论展示了美国的太空军事化倾向。
人类深空探测的目的应该是什么？2018年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致信祝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立10周年时指出，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探索、开发、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中国倡导世界各国一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外空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中国一贯主张合理开发、利用空间资源，保护空间环境，推动航天事业造福全人类。
中国深空探测计划的目的又是什么？“嫦娥四号”首次到达月球背面后，中国的回答掷地有声：“探索浩瀚宇宙、和平利用太空，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以‘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为标志，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和深空探测工程将全面拉开序幕，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和平利用太空主要靠什么？当然是科学。没有行星科学的深空探测将无法超越第一次热潮中的苏联，也必然导致各种异化的“威胁论”或是“唱衰”。没有以行星科学一级学科为框架的人才培养体系，就无法走上行星科学强国之路，也难以践行中国探索浩瀚宇宙、和平利用太空的承诺。
因此，加快建设行星科学一级学科，全面提升我国深空探测能力和行星科学国际影响力，必将加速我国从深空探测大国迈向行星科学强国。
（本文轉载自《中国科学院院刊》，有删减。魏勇、郭正堂、徐义刚、潘永信为联合作者。）
专家简介
万卫星，1958年7月出生于湖北天门，空间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地磁与空间物理研究室主任，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电离层物理、电离层电波传播、高层大气物理等领域的研究，为我国空间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学术带领人，他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领导建设了我国空间环境综合观测台链，主持了三亚非相干散射雷达等重大科研平台建设。作为我国行星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万卫星院士担任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首席科学家，对中国行星科学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项。2020年5月20日在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