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論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时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认为文学与文风的发展变化，和时代状况及社会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古人把这种对应关系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把文风视为社会政治的“晴雨表”，于是就有“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虽然把文风和社会生活直接对应起来有夸大的嫌疑，但文风如同时代的皮肤一般，可以反映政治状况、社会习俗、官吏的工作作风等丰富内容则是有其合理之处的。
　　这种从文风看作风的情况在历史上不乏具体事例。南朝齐、梁时代曾出现“齐梁体”诗歌，在内容上，齐梁体多以吟咏风云、月露，反映宫廷生活为主，题材狭窄；在形式上，讲究“四声八病”、“蜂腰鹤膝”，追求音律精细，辞藻巧艳。齐梁宫体诗一反汉魏建安以来的质朴诗风，一时“宫体所传，且变朝野”。与齐梁体的文风一致，南朝统治者偏安南方，耽于享乐，不思进取，政治上腐败不堪，实行“九品中正制”，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政治，竟然出现士族子弟生而为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听到马叫而吓得以为老虎来了的情景。齐梁文风和腐朽作风“互相促进”，加速了南朝的衰落和灭亡。同样，曾经强大繁荣的古罗马帝国到了后期，社会生活混乱糜烂， 宫廷艺术盛行，注重雕琢与形式，最终为蛮族所灭。
　　由此看来，果然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风往往成为一个时代隐秘心灵的反映。针对齐梁以来的萎靡文风，韩愈、柳宗元等改革者发起“古文运动”，倡导恢复文统，言之有物，开启了“唐宋八大家”的辉煌，唐朝和宋朝也成为封建时代发展的高峰。可见，文风不仅能见证一段“高光”历史，也能诉说一段“晦气”历史。
　　在我党历史上，也有通过整顿文风改进作风的先例。毛泽东同志一向倡导实事求是、平易通俗的文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针对党八股的种种危害，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讲，指出了八大罪状，开列出六条药方，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整顿文风和整顿党风、学风一起，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实施了一系列有力举措，推进了工作作风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风上也有所体现，得到了群众的欢迎。群众欢迎的文风注重有的放矢，不虚夸浮泛，更加“务实”；结合实际情况，不虚头巴脑，更加“真实”；突出个性亲和，不虚张声势，更加“平实”。从“三虚”到“三实”的转换，多了奋笔躬耕、亲力亲为的思想引领和方法指导，少了秘书写稿、领导念稿的装腔作势和逢场作戏。这种健康的文风，将进一步推进工作作风的改进。
　　古人为文，讲求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深厚的素养积累所形成的气势，“气大则闳中肆外，致广尽微而有余”。看来，文风不仅能影响文章的形式，也能影响文章的内容，还能反映更为深层的形式，乃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