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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社会，许多人开始怀念1980年代，眷念那个时代的开放、真诚、热情和创造性，诗歌界尤为明显。说到八十年代诗歌，不能不说《诗歌报》，不能不说1986年，以及《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特别是“大展”，这是必须要说到的中国诗坛的大事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及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
一、《诗歌报》的前“大展”时期
作为策划实施“大展”的两个主要人物之一，我首先要说，对于《诗歌报》来说，“大展”不是凭空而起、突然降临的“飞来峰”。在“大展”之前，在《诗歌报》早就存在一个“前大展时期”。“大展”是1980年代现代诗歌的一个高潮，然而在《诗歌报》，在“大展”这个高潮之前，早已经潮起潮落，波涛汹涌。
“大展”特点之一，是推出了几十个诗歌团体，而《诗歌报》早在1985年4月6日就开辟了《诗社纷纷来如潮》专栏，每期都介绍10多个诗社。此外，还开辟了《全国诗社作品交流中心》，《校园诗社》等专栏，介绍诗社成员，发表他们的作品及他们的诗歌理论主张。到“大展”之前，《诗歌报》推介的诗社有一百多个。
“大展”之前，《诗歌报》推出了4期《崛起的诗群》专栏，每期都是横跨两个版，总共发表50多个诗人的简介以及他们的诗论和诗歌作品。还推出一个整版的《巴蜀诗页》，专门介绍了四川“非非”等诗歌群体。
以《崛起的诗群》《巴蜀诗页》《全国诗社作品交流中心》等栏目为标志的“前大展时期”，无论是作者的阵容，还是作品的质量，都超过了后来的“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
当然，后来的“大展”规模及其产生的轰动效应，是“前大展”不能比的。
二、对于“大展”情况的一些说明
“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自问世之日起，就在中国诗坛引发一场超级地震，诗歌界为此争论了近三十年，其影响的余波至今不绝。
今年是“大展”问世30周年，由于时隔久远，加上史料的日渐稀缺，有一些关于“大展”的议论渐渐沦为了主观想象，与实际情况出现了偏离，作为第二发起人和共同策划实施者，我有必要为恢复“大展”的历史原貌说几句话。
1、大展是徐敬亚先生发起的，但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毫无疑问，徐敬亚先生是“大展”的第一发起人，是“大展”的总设计师和操盘手，他的贡献无人可以撼动。但是，《诗歌报》能够参与“大展”，使“大展”产生专业影响力，主要是我发起的。我说过，我代表了《诗歌报》的先锋性和探索性，当徐敬亚把他的想法告诉我，经我向《诗歌报》领导人严阵先生、蒋维扬先生汇报、解释、游说，《诗歌报》才有可能参与并成为主办单位。所以我说自己是“大展”的第二发起人。
2、徐敬亚在“大展”之前，都是和我联系，共同策划实施“大展”的具体事宜，也就是说，徐敬亚在“大展”之前，从来没有和蒋维扬先生联系过。徐敬亚后来在多个场合，说他为了“大展”，与《诗歌报》的蒋维扬、姜诗元联系，一拍即合云云，这是他记忆出了偏差。早在“大展”之前，徐敬亚到《深圳青年报》担任编辑期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联系。他曾经在《深圳青年报》的《两界河》文学副刊，发表了我的《本年度潮湿》组诗5首；应当说作为报纸副刊，一次性发表5首诗，动作算大的，体现了徐敬亚“真哥们的真友谊”。我的组诗的题目本来叫《潮湿》，是徐敬亚给我加上了“本年度”三个字，他说是为了增加“当下感”，我采纳了他的意见，一直沿用至今，并成为我诗集的名字。徐敬亚先生后来还为这5首诗编发了徐晓阳的评论文章《忧郁而粘稠的雨季——评姜诗元的诗》。
3、徐敬亚在“大展”之前没有和蒋维扬先生联系过，这在蒋维扬先生的《一封由“大展”引出的信》中得到佐证，蒋维扬先生说，徐敬亚“通过青年诗人、时任《诗歌报》编辑的姜（诗）元同志牵线”（实际上，我做的事不仅仅是牵线，后话再说）联系了诗歌报，他并没有说徐敬亚和他联系过。
徐敬亚给我写过多封信，大都遗失了，幸好留下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出若干問题，全信如下：
诗元
收你27日信后我很高兴！看来我估计得对，诗歌报有魄力！我也注意到你们发了有诗群和非非等，你的文章也表明你们是逐浪潮的。在国内诗刊报中，你们干的最放感，这是我们合作的基础。
我很早就想办大展，来深后一直被动。今年才有可能的精力。我给你去信时，已同报社头打过招呼，并且已积了稿子。收你信后，为慎重起见，我又重新将你的信提请编辑部和总编副总编并在编委会上讨论——已一致通过。
些小修改和补充，如下：
1、那就编四个整版（你说可四可二）。
2、各家发两整版。
3、署名分别要用“主客式”，你署《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我署青报诗报合办。
4、各自分付稿酬。
以上2、3、4点均为你的意见。
5、同意你们的审稿权，特殊情况下（你话）你们有权处理。你应相信我不会太让你们费事。有变动通知我便可。
6、版面不宜过“花”，所以可分别排版，由我们统一制作通栏标题：
“……大展”，100级以上圆黑字号，植字照排后寄你，由你们制锌板，——这样双方没有经济往来。标题植字，由我找人弄，不用钱。
我们逢二、五出报。
7、时间，我想10月21日较好，这也符合你说的10月10日前下稿的意见。周二，双方同时上报，我们用2、3版，你们的版面由你们酌定。
8、我7月5日已发约稿信，目前稿件已有20多个流派。我昨又打印一信，再发出，以求稿件更好。25日我去兰州开会，走前将手中稿子编完，9月上旬归来时，我想路经合肥，带去我报约请函（你们说过）如你所愿。派1—2个人同我一起来深圳定稿，怎样？来深费用你们自己出，九月中旬好不好？多少人，你们定。如你们不来，我便不经合肥了，回来编完稿子，在10月10日前把稿子寄到你的手里，以上事项请你们回复一下。 另，报社意见，此举必带来大量邮购（我估计可至少增加1000份发行），我的意见，统一由《诗歌报》发行。大展刊出前，同期报上也发邮购消息，分别在两家报上发出大展消息，连发1-2或3期及邮购办法，出报后我们将一定数量的《深青报》邮至你报，统一由你们“成套”地邮给读者。我想，此举从发行角度看是乐观的，每流派估计可要100份，如30流派便3000份，还可能更多。（我们当然给发行量，不过那钱太少。）
至于评论界，我看会有反响，1、兴奋、支持、评论；2、表示我们“拔苗助长”之感。他们不重视创作，是因为这几年创作上不够有力量，无明显对象。至于拔苗，我是想伺机请这群诗魔诗鬼们自己拔头发一举一一总要人为一些。不能全听自然。
是否可称流派？我至10月10日前想再考虑。雏展、潜流、亚流派群等等，再想，也想再审视一下作品。
4000字文章如我写，我当然不会滑（？）意平庸。这一点，只恐你们怕险。但我亦非当前，所以我估计基本同预想。现在的问题是，我想两家报社，都应有一文章，另一文章可以由你们、我们写。我们写便是曹长青写，一定会有锐气！他是我报副总编，黑大77级毕业，有文采，有创新意识、哲学意识。出过《诗的技巧》一书（与谢文利合编），我倾向于他写。如你们有合适的人，你可来信商量。但你们看原稿时间少，怎么办？我想，开始时文章（两篇）均可由我们写，以后的评论（将大量的）可以由你们全面搞。
你的诗怎么参加？你还有什么推荐？请寄我，你们有流派吗？不参加流派我就单发，请写示我。兰州会你们谁去？
你的文章我读过了，我（有）胆气，也不乏理论。关键一点是你看到了又一个潮头。而很多人茫然。
字草望谅，我是控制不了速度。
敬亚敬礼
八月十日晚
附记：
此举我们好好搞一搞，85年3.21我们搞的那个诗专版，《诗刊》《诗选刊》等都选了，甚至《新华文摘》也选了。《中国文学》海外版（英文）也选了。就是抓住了或说碰了一个时机！你分析过了，目前形势很好，流派展出后一定会有大反响！包括海外，香港的朋友会关心！
尽快复我一信，我们就拍手敲定。
4、从徐敬亚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我和他为了“大展”的诸多事宜，曾经多次协商，反复切磋，涉及《诗歌报》方面的事，由我负责搞定，他并没有和《诗歌报》其他人再作联系。徐敬亚最初提出的大展名称是“中国现代诗流派大展”，是我提出来将“流派”改为“群体”，我是根据大学里学的文艺理论知识，知道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必须有相对共识的理论主张，有若干个创作主体及一定的代表性作品作为支撑，才能成立。根据当时的情况，许多诗歌群体都是仓促形成，不具备作为流派的基本条件，我们要打出“流派”的旗号，容易受到保守势力的讥讽和攻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许多批评“大展”的人，还是无视“群体”，而抓住“流派”来说事，以便否定“大展”的成色。
5、在徐敬亚这封信之前，我们的计划是《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各拿4个版面，分两期用8个版面推出“大展”，到最后决定时刻，是《诗歌报》这边的领导，担心动静太大，引起更高级别主管部门的反弹，决定《诗歌报》只用2个版，所以最后才出现《深圳青年报》多出3个版的不对等的情况。
6、即使仅凭这封信，也可以看出我参与了“大展”的策划，并不是蒋维扬先生所说的，我只是“牵线”的。从这个不准确的说法，可以看出蒋维扬先生不管或者是不了解“大展”具体情况，这也符合当时我在《诗歌报》工作的实际状况。当时的主编严阵先生，编辑部主任蒋维扬先生对于我的业务能力是信任的和放手的，我要做的事，汇报了，他们点头了，我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他们基本不问，甚至连我为《诗歌报》撰写的大量文章，他们也只是做一些文字上的把关，几乎不作大的修改。拿影视作品来比喻，领导就是制片人，可以决定作品的生死，但决定不了作品的艺术价值。我就是导演和演员，我没有生杀大权，但我的能力和水平，可以决定作品的艺术水准和艺术价值。
对于徐敬亚这封信，我要补充的是，我作为《诗歌报》一方的代表，不仅参与了“大展”的策划，还参与了组稿工作。在这封信里，徐敬亚说“目前稿件已有20多个流派（群体）”，“大展”最后呈现的是“59个群体（流派）”，可见大部分组稿工作，是在《诗歌报》《深圳青年报》确定合作之后进行的。既然已经确定合作，我作为《诗歌报》的代表，就不可能不参与组稿等相关具体事宜。现在依然可以查到的我为“大展”组稿的有关信息，其中有诗人周墙代表“三人行”诗社，说我为了“大展”向他们约稿，他们商量以后决定不参加。诗人老巢说，我曾经通知他组成诗社，好参加“大展”，他没有办，错过了参加“大展”的机会。诗人翟永明也说，参加大展是接到《诗歌报》编辑的通知，由于我早前编发过她的组诗《女人》，和她早有联系，所以她说的编辑只能是我。这封信之后，我和徐敬亚参加在兰州召开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无论是与会人员，还是遇到兰州本地的诗歌作者，我们都一起进行组稿。散会以后，我俩一起途径山西到北京，为“大展”组稿，诗人刘自立在写我的一篇文章里说：“他（姜诗元）和徐敬亚一起赴京收集‘诗歌大展’的稿子，那天在王府井，他患感冒，寡言寡语，只有徐敬亚在餐桌上滔滔不绝。”佐证了我们在北京为“大展”组稿的事实。至于具体的诗歌作品，我只记得李亚伟的《中文系》是我组稿并编发的。“大展”结束几年以后，我在北京惠侨饭店见到李亚伟，他为《中文系》一诗的发表向我表示感谢，从此结下朋友情谊至今。
三、“大展”是中国诗坛
“第二次人的解放运动”
关于对“大展”的评价，我在纪念“大展”20周年的文章里說了不少，这里不再赘述。
我还要说的是，近日在网上看到，徐敬亚先生在不同场合说到“大展”，多次提到因为他的不慎或他的放任，让一些“低劣的”诗作混迹于“大展”，多有悔恨自责的意思。我倒是认为大可不必，对“大展”诗人诗作的评价，我比徐敬亚先生宽容得多，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首先肯定所有参加“大展”的诗人们，都是真诚的，都热爱诗歌创作并力图写出满意的诗作。即使是一些“不够水准”的诗作，也都表现了青年诗人们的真情实感，正因为有了他们，让我们看清楚了当时诗坛诗歌创作的原生态，看到了当时青年人思想感情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深度和广度。这些作品，即使诗歌美学价值不高，也是具有真实层面的认识价值。比起前30年充斥全社会的颂歌诗、献媚诗、马屁诗及虚情假意诗等诗歌垃圾，他们具有更高的存在价值。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展”没有产生代表人物和经典作品。我要说“大展”无需产生代表人物，这种只注重一两个代表人物，而忽略群体，是过时了的片面的思维方式。参加“大展”的每个人都是代表人物，那就是代表自己，每个人都代表自己，这就是“大展”的民主氛围和民主精神。而是否产生“经典”不是“大展”的目的，诗歌创作是人表现或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不是为了创造“经典”，更何况“经典”这个词，本身就违反了“大展”精神，尤其是当“经典”成为榜样、成为楷模，更是“大展”精神所排斥的。如果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那就请他看看过去年代产生的诸多所谓“经典”吧，这些“经典”最终无一不成了压迫人、统治人、奴役人的工具。如果一定要找出经典，那经典只有一个，就是“大展”本身，“大展”以其总体面貌，已经成为1980年代诗歌的经典，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
“大展”是继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之后，诗歌界的又一次人的解放运动，或称之为“第二次人的解放运动”。“朦胧诗”以怀疑并反抗社会来获得人的解放；“大展派”（为了对应朦胧诗，新造的词）以正视并袒露自身来获得人的解放。“朦胧诗”高举“我不相信”的大旗向社会宣战；
“大展派”高喊“让风雅灭绝吧”（借用毕加索语）来清理自身。“朦胧诗”反极权、反蒙蔽、反愚昧，打扫环境，创造文明；“大展派”反文化、反伪饰、反矫情，清理灵魂，创造自我。“朦胧诗”说，你有刀子我有旗子，意在以革命的姿态引导社会；“大展派”说，你有刀子我有脖子，不惜以自戕的方式解剖自我。“朦胧诗”与对手在庙堂上辩论，试图取而代之；“大展派”在旷野上撒野，不合作、不承认、不搭理，逍遥江湖。“朦胧诗”试图以一种新的进步的意识形态，去代替旧的落后的意识形态，是所谓的“意识形态革命”；“大展派”拒绝别人强加的意识形态，也不谋求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所谓的“去意识形态化”。
经过这第二次解放运动，人与诗变得更为真实、纯粹、干净、日常、节制、天真、灵动、朴素、和谐、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一、《诗歌报》的前“大展”时期
作为策划实施“大展”的两个主要人物之一，我首先要说，对于《诗歌报》来说，“大展”不是凭空而起、突然降临的“飞来峰”。在“大展”之前，在《诗歌报》早就存在一个“前大展时期”。“大展”是1980年代现代诗歌的一个高潮，然而在《诗歌报》，在“大展”这个高潮之前，早已经潮起潮落，波涛汹涌。
“大展”特点之一，是推出了几十个诗歌团体，而《诗歌报》早在1985年4月6日就开辟了《诗社纷纷来如潮》专栏，每期都介绍10多个诗社。此外，还开辟了《全国诗社作品交流中心》，《校园诗社》等专栏，介绍诗社成员，发表他们的作品及他们的诗歌理论主张。到“大展”之前，《诗歌报》推介的诗社有一百多个。
“大展”之前，《诗歌报》推出了4期《崛起的诗群》专栏，每期都是横跨两个版，总共发表50多个诗人的简介以及他们的诗论和诗歌作品。还推出一个整版的《巴蜀诗页》，专门介绍了四川“非非”等诗歌群体。
以《崛起的诗群》《巴蜀诗页》《全国诗社作品交流中心》等栏目为标志的“前大展时期”，无论是作者的阵容，还是作品的质量，都超过了后来的“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
当然，后来的“大展”规模及其产生的轰动效应，是“前大展”不能比的。
二、对于“大展”情况的一些说明
“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自问世之日起，就在中国诗坛引发一场超级地震，诗歌界为此争论了近三十年，其影响的余波至今不绝。
今年是“大展”问世30周年，由于时隔久远，加上史料的日渐稀缺，有一些关于“大展”的议论渐渐沦为了主观想象，与实际情况出现了偏离，作为第二发起人和共同策划实施者，我有必要为恢复“大展”的历史原貌说几句话。
1、大展是徐敬亚先生发起的，但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毫无疑问，徐敬亚先生是“大展”的第一发起人，是“大展”的总设计师和操盘手，他的贡献无人可以撼动。但是，《诗歌报》能够参与“大展”，使“大展”产生专业影响力，主要是我发起的。我说过，我代表了《诗歌报》的先锋性和探索性，当徐敬亚把他的想法告诉我，经我向《诗歌报》领导人严阵先生、蒋维扬先生汇报、解释、游说，《诗歌报》才有可能参与并成为主办单位。所以我说自己是“大展”的第二发起人。
2、徐敬亚在“大展”之前，都是和我联系，共同策划实施“大展”的具体事宜，也就是说，徐敬亚在“大展”之前，从来没有和蒋维扬先生联系过。徐敬亚后来在多个场合，说他为了“大展”，与《诗歌报》的蒋维扬、姜诗元联系，一拍即合云云，这是他记忆出了偏差。早在“大展”之前，徐敬亚到《深圳青年报》担任编辑期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联系。他曾经在《深圳青年报》的《两界河》文学副刊，发表了我的《本年度潮湿》组诗5首；应当说作为报纸副刊，一次性发表5首诗，动作算大的，体现了徐敬亚“真哥们的真友谊”。我的组诗的题目本来叫《潮湿》，是徐敬亚给我加上了“本年度”三个字，他说是为了增加“当下感”，我采纳了他的意见，一直沿用至今，并成为我诗集的名字。徐敬亚先生后来还为这5首诗编发了徐晓阳的评论文章《忧郁而粘稠的雨季——评姜诗元的诗》。
3、徐敬亚在“大展”之前没有和蒋维扬先生联系过，这在蒋维扬先生的《一封由“大展”引出的信》中得到佐证，蒋维扬先生说，徐敬亚“通过青年诗人、时任《诗歌报》编辑的姜（诗）元同志牵线”（实际上，我做的事不仅仅是牵线，后话再说）联系了诗歌报，他并没有说徐敬亚和他联系过。
徐敬亚给我写过多封信，大都遗失了，幸好留下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出若干問题，全信如下：
诗元
收你27日信后我很高兴！看来我估计得对，诗歌报有魄力！我也注意到你们发了有诗群和非非等，你的文章也表明你们是逐浪潮的。在国内诗刊报中，你们干的最放感，这是我们合作的基础。
我很早就想办大展，来深后一直被动。今年才有可能的精力。我给你去信时，已同报社头打过招呼，并且已积了稿子。收你信后，为慎重起见，我又重新将你的信提请编辑部和总编副总编并在编委会上讨论——已一致通过。
些小修改和补充，如下：
1、那就编四个整版（你说可四可二）。
2、各家发两整版。
3、署名分别要用“主客式”，你署《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我署青报诗报合办。
4、各自分付稿酬。
以上2、3、4点均为你的意见。
5、同意你们的审稿权，特殊情况下（你话）你们有权处理。你应相信我不会太让你们费事。有变动通知我便可。
6、版面不宜过“花”，所以可分别排版，由我们统一制作通栏标题：
“……大展”，100级以上圆黑字号，植字照排后寄你，由你们制锌板，——这样双方没有经济往来。标题植字，由我找人弄，不用钱。
我们逢二、五出报。
7、时间，我想10月21日较好，这也符合你说的10月10日前下稿的意见。周二，双方同时上报，我们用2、3版，你们的版面由你们酌定。
8、我7月5日已发约稿信，目前稿件已有20多个流派。我昨又打印一信，再发出，以求稿件更好。25日我去兰州开会，走前将手中稿子编完，9月上旬归来时，我想路经合肥，带去我报约请函（你们说过）如你所愿。派1—2个人同我一起来深圳定稿，怎样？来深费用你们自己出，九月中旬好不好？多少人，你们定。如你们不来，我便不经合肥了，回来编完稿子，在10月10日前把稿子寄到你的手里，以上事项请你们回复一下。 另，报社意见，此举必带来大量邮购（我估计可至少增加1000份发行），我的意见，统一由《诗歌报》发行。大展刊出前，同期报上也发邮购消息，分别在两家报上发出大展消息，连发1-2或3期及邮购办法，出报后我们将一定数量的《深青报》邮至你报，统一由你们“成套”地邮给读者。我想，此举从发行角度看是乐观的，每流派估计可要100份，如30流派便3000份，还可能更多。（我们当然给发行量，不过那钱太少。）
至于评论界，我看会有反响，1、兴奋、支持、评论；2、表示我们“拔苗助长”之感。他们不重视创作，是因为这几年创作上不够有力量，无明显对象。至于拔苗，我是想伺机请这群诗魔诗鬼们自己拔头发一举一一总要人为一些。不能全听自然。
是否可称流派？我至10月10日前想再考虑。雏展、潜流、亚流派群等等，再想，也想再审视一下作品。
4000字文章如我写，我当然不会滑（？）意平庸。这一点，只恐你们怕险。但我亦非当前，所以我估计基本同预想。现在的问题是，我想两家报社，都应有一文章，另一文章可以由你们、我们写。我们写便是曹长青写，一定会有锐气！他是我报副总编，黑大77级毕业，有文采，有创新意识、哲学意识。出过《诗的技巧》一书（与谢文利合编），我倾向于他写。如你们有合适的人，你可来信商量。但你们看原稿时间少，怎么办？我想，开始时文章（两篇）均可由我们写，以后的评论（将大量的）可以由你们全面搞。
你的诗怎么参加？你还有什么推荐？请寄我，你们有流派吗？不参加流派我就单发，请写示我。兰州会你们谁去？
你的文章我读过了，我（有）胆气，也不乏理论。关键一点是你看到了又一个潮头。而很多人茫然。
字草望谅，我是控制不了速度。
敬亚敬礼
八月十日晚
附记：
此举我们好好搞一搞，85年3.21我们搞的那个诗专版，《诗刊》《诗选刊》等都选了，甚至《新华文摘》也选了。《中国文学》海外版（英文）也选了。就是抓住了或说碰了一个时机！你分析过了，目前形势很好，流派展出后一定会有大反响！包括海外，香港的朋友会关心！
尽快复我一信，我们就拍手敲定。
4、从徐敬亚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我和他为了“大展”的诸多事宜，曾经多次协商，反复切磋，涉及《诗歌报》方面的事，由我负责搞定，他并没有和《诗歌报》其他人再作联系。徐敬亚最初提出的大展名称是“中国现代诗流派大展”，是我提出来将“流派”改为“群体”，我是根据大学里学的文艺理论知识，知道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必须有相对共识的理论主张，有若干个创作主体及一定的代表性作品作为支撑，才能成立。根据当时的情况，许多诗歌群体都是仓促形成，不具备作为流派的基本条件，我们要打出“流派”的旗号，容易受到保守势力的讥讽和攻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许多批评“大展”的人，还是无视“群体”，而抓住“流派”来说事，以便否定“大展”的成色。
5、在徐敬亚这封信之前，我们的计划是《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各拿4个版面，分两期用8个版面推出“大展”，到最后决定时刻，是《诗歌报》这边的领导，担心动静太大，引起更高级别主管部门的反弹，决定《诗歌报》只用2个版，所以最后才出现《深圳青年报》多出3个版的不对等的情况。
6、即使仅凭这封信，也可以看出我参与了“大展”的策划，并不是蒋维扬先生所说的，我只是“牵线”的。从这个不准确的说法，可以看出蒋维扬先生不管或者是不了解“大展”具体情况，这也符合当时我在《诗歌报》工作的实际状况。当时的主编严阵先生，编辑部主任蒋维扬先生对于我的业务能力是信任的和放手的，我要做的事，汇报了，他们点头了，我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他们基本不问，甚至连我为《诗歌报》撰写的大量文章，他们也只是做一些文字上的把关，几乎不作大的修改。拿影视作品来比喻，领导就是制片人，可以决定作品的生死，但决定不了作品的艺术价值。我就是导演和演员，我没有生杀大权，但我的能力和水平，可以决定作品的艺术水准和艺术价值。
对于徐敬亚这封信，我要补充的是，我作为《诗歌报》一方的代表，不仅参与了“大展”的策划，还参与了组稿工作。在这封信里，徐敬亚说“目前稿件已有20多个流派（群体）”，“大展”最后呈现的是“59个群体（流派）”，可见大部分组稿工作，是在《诗歌报》《深圳青年报》确定合作之后进行的。既然已经确定合作，我作为《诗歌报》的代表，就不可能不参与组稿等相关具体事宜。现在依然可以查到的我为“大展”组稿的有关信息，其中有诗人周墙代表“三人行”诗社，说我为了“大展”向他们约稿，他们商量以后决定不参加。诗人老巢说，我曾经通知他组成诗社，好参加“大展”，他没有办，错过了参加“大展”的机会。诗人翟永明也说，参加大展是接到《诗歌报》编辑的通知，由于我早前编发过她的组诗《女人》，和她早有联系，所以她说的编辑只能是我。这封信之后，我和徐敬亚参加在兰州召开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无论是与会人员，还是遇到兰州本地的诗歌作者，我们都一起进行组稿。散会以后，我俩一起途径山西到北京，为“大展”组稿，诗人刘自立在写我的一篇文章里说：“他（姜诗元）和徐敬亚一起赴京收集‘诗歌大展’的稿子，那天在王府井，他患感冒，寡言寡语，只有徐敬亚在餐桌上滔滔不绝。”佐证了我们在北京为“大展”组稿的事实。至于具体的诗歌作品，我只记得李亚伟的《中文系》是我组稿并编发的。“大展”结束几年以后，我在北京惠侨饭店见到李亚伟，他为《中文系》一诗的发表向我表示感谢，从此结下朋友情谊至今。
三、“大展”是中国诗坛
“第二次人的解放运动”
关于对“大展”的评价，我在纪念“大展”20周年的文章里說了不少，这里不再赘述。
我还要说的是，近日在网上看到，徐敬亚先生在不同场合说到“大展”，多次提到因为他的不慎或他的放任，让一些“低劣的”诗作混迹于“大展”，多有悔恨自责的意思。我倒是认为大可不必，对“大展”诗人诗作的评价，我比徐敬亚先生宽容得多，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首先肯定所有参加“大展”的诗人们，都是真诚的，都热爱诗歌创作并力图写出满意的诗作。即使是一些“不够水准”的诗作，也都表现了青年诗人们的真情实感，正因为有了他们，让我们看清楚了当时诗坛诗歌创作的原生态，看到了当时青年人思想感情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深度和广度。这些作品，即使诗歌美学价值不高，也是具有真实层面的认识价值。比起前30年充斥全社会的颂歌诗、献媚诗、马屁诗及虚情假意诗等诗歌垃圾，他们具有更高的存在价值。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展”没有产生代表人物和经典作品。我要说“大展”无需产生代表人物，这种只注重一两个代表人物，而忽略群体，是过时了的片面的思维方式。参加“大展”的每个人都是代表人物，那就是代表自己，每个人都代表自己，这就是“大展”的民主氛围和民主精神。而是否产生“经典”不是“大展”的目的，诗歌创作是人表现或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不是为了创造“经典”，更何况“经典”这个词，本身就违反了“大展”精神，尤其是当“经典”成为榜样、成为楷模，更是“大展”精神所排斥的。如果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那就请他看看过去年代产生的诸多所谓“经典”吧，这些“经典”最终无一不成了压迫人、统治人、奴役人的工具。如果一定要找出经典，那经典只有一个，就是“大展”本身，“大展”以其总体面貌，已经成为1980年代诗歌的经典，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
“大展”是继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之后，诗歌界的又一次人的解放运动，或称之为“第二次人的解放运动”。“朦胧诗”以怀疑并反抗社会来获得人的解放；“大展派”（为了对应朦胧诗，新造的词）以正视并袒露自身来获得人的解放。“朦胧诗”高举“我不相信”的大旗向社会宣战；
“大展派”高喊“让风雅灭绝吧”（借用毕加索语）来清理自身。“朦胧诗”反极权、反蒙蔽、反愚昧，打扫环境，创造文明；“大展派”反文化、反伪饰、反矫情，清理灵魂，创造自我。“朦胧诗”说，你有刀子我有旗子，意在以革命的姿态引导社会；“大展派”说，你有刀子我有脖子，不惜以自戕的方式解剖自我。“朦胧诗”与对手在庙堂上辩论，试图取而代之；“大展派”在旷野上撒野，不合作、不承认、不搭理，逍遥江湖。“朦胧诗”试图以一种新的进步的意识形态，去代替旧的落后的意识形态，是所谓的“意识形态革命”；“大展派”拒绝别人强加的意识形态，也不谋求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所谓的“去意识形态化”。
经过这第二次解放运动，人与诗变得更为真实、纯粹、干净、日常、节制、天真、灵动、朴素、和谐、充满活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