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眼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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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导演萧寒说,自己一直在做“热眼旁观”之人。
  有一年,萧寒从朋友老雷嘴里听到一个故事,拉萨有一个专门培养登山向导的学校,招的大部分学生,都是珠峰脚下两个县十几岁的藏族小伙和姑娘,他们需要完成4年训练,才能成为专业的登山向导。有个小伙,他的父亲阿古桑吉是寺里的喇嘛。有一次,小伙托老雷带几本经书给父亲。老雷一见到阿古桑吉就听他说:“登山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萧寒听了很感慨,虽然阿古桑吉在信仰里不赞同商业登山行为,但他的儿子却靠着这生计养家糊口,这是多么复杂而又深刻的矛盾!
  萧寒很想了解登山对于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了解商业化的冲击对于当地社区、普通家庭来说有什么影响。于是,就有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喜马拉雅天梯》。纪录片里有一个镜头萧寒很喜欢,那就是阿古桑吉用望远镜去寻找登顶人群里的儿子。萧寒说,当血浓于水的亲情与内心信仰、商业登山发生碰撞时,会擦出美妙的火花。
  又一次,因为特别的机缘,萧寒有机会去拍摄故宫西三所小院里的一群文物修复师。不过,他拍摄的内容并非展现修复文物,而是一群匠人是怎样度过他们的日子。其中,木器修复组的史连仓师傅给萧寒的触动很大。
  史连仓的父亲是河北有名的木匠。故宫成立修复厂后,就把史老师傅招去做木器修復。那时,史连仓3岁,他和父亲就住在故宫给他们搭建的一间平房里。小时候,史连仓常在小院里串门,去看大爷和叔叔们在修什么。后来,他顶替退休的父亲,加入故宫木器修复组。萧寒在拍摄纪录片时,史连仓已经58岁,正面临退休。他说:“平时都盼着退休,想着拍拍屁股就走人,可真要到退休的那一刻……”他停顿了一下,把头转过去,再转过来,眼里含着泪花,说:“如果故宫需要,我一定还会义无反顾地回来。”3年后,萧寒听说史连仓已经退休返聘1年了。他在内心里感叹:“修复木器这门手艺,已经像肉一样长在史连仓的骨头上。让他退休,无异于将他的肉硬生生地从骨头里撕出,那会令他无比难受。”
  另外,让萧寒感到印象深刻的,是陶瓷修复组的王老师。修复瓷器是一个很需要耐心的活儿,王老师说话也是慢悠悠的。不过在采访的时候,王老师跟萧寒分享了他的梦想:“我想飞上天,所以希望尝试一次滑翔伞,那感觉一定很棒!”萧寒觉得很震惊。但他转念一想,觉得王老师有这个想法并不疯狂。他说:“其实很多人都跟王老师一样,外表平静,但内心摇滚。”
  在拍摄故宫匠人的生活时,萧寒在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故宫里的修复师和手艺人,背后有着国家这个最大的保护机构,那普通的民间艺人呢?他们的手艺怎么传承,他们的人生又是如何的?有了这个念头之后,萧寒开始筹拍纪录片电影《一百年很长吗》。他带领团队调研半年多时间,采访了100多个民间艺人,再筛选出十几人,后跟踪拍摄1年多,最终选择2个人,将黄忠坚和阿合特的故事剪辑成了电影。
  在拍摄过程中萧寒看到,黄忠坚和阿合特正面临人生当中巨大的选择和冲击。黄忠坚十几岁就从农村跑到佛山打工,梦想是回村里后盖一个武馆,建一个狮队,因为小时候他只能到隔壁村去看舞狮,而隔壁村的小孩总用鄙夷的眼光看他。在打工的时候,黄忠坚对梦想念念不忘,就开始学习舞狮。师傅说舞狮最好有武术功底,那样马步扎得稳,动作也灵活。于是,黄忠坚开始练习蔡李佛拳。
  黄忠坚并不是好的练武胚子,他特别搞笑、有些狡猾,生活里还有些小气。纪录片拍摄后没多久,黄忠坚的女友怀孕了。萧寒陪着他去见准岳父岳母,没想到两人一起被赶了出来。原来,女友家里条件好,她的父母看不上黄忠坚,觉得他太穷了。好在黄忠坚没有放弃,女友也非常坚持。最终,他慢慢说服了准岳父母。黄忠坚想着,自己的生活应该一片大好了吧。没想到,女友去例行产检时,被查出肚子里的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旁跟拍的萧寒听到这消息心里难受,叹气说:“生活的剧本往往比编剧的故事更有戏剧性,扎得人心疼。”随后,他用了1年多时间记录下黄忠坚度过的艰难时刻。
  萧寒拍摄的另一个人物阿合特,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一个做马鞍子的老爷子。阿合特为给儿子结婚欠下大量债务,一直没有还完。但他随后面临另一个更大的挑战:侄子得了尿毒症,而唯一配型成功的是自己的儿子,儿子需要捐肾给侄子。面对这样的选择,阿合特的老伴和儿媳妇都因为心疼阿合特表示反对。债台高筑和亲人患病,却没有让阿合特失去对生活的希望,他依旧能说出“是人就会有悲伤,唱首歌吧”这样的话,依旧相信:“渡过这一关,我们就可以好好生活了。”
  有人曾问萧寒:“你在拍摄时会多少程度介入被拍摄对象的生活里?”萧寒答:“我们始终保持着观察的距离,但不会冷眼旁观,而是热眼旁观,我们的情感跟着拍摄对象起起伏伏。我一直觉得能做个热眼旁观的人很幸运。在不同人的故事里,在不同人的生命选择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宽广了许多。每一个人只有一辈子,可因为热眼旁观别人的人生,我感觉我多活了好几辈子。”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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