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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猎狐2014”专项行动接近尾声，有数百名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或回国投案自首。从马来西亚回国自首的刘瑞（化名）便是成功被劝返的一只“狐”。
12月25日，在北京某经侦大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刘瑞。如果不是负责案件的苏队介绍，记者很难将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輕人与嫌犯联系起来。刘瑞缓缓坐下后，本想借身体不适，戴着口罩接受采访，但最终还是摘了下来。看得出他有些紧张，一直低着头。“外面的日子很煎熬，回来了反倒踏实了。”刘瑞说。
吃个汉堡都嫌贵
刘瑞没想过自己的人生能和逃犯画上等号。他是家中的长孙，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在金融行业干了十余年，熬到某大型基金公司交易部经理的职位。30多岁拿着高薪，家庭幸福，还有个儿子。
然而在2009年，这一切开始偏离轨道。当年2月，他借职务之便，利用一些股票类基金产品交易量、持仓情况等信息，在自己家属名下建立多个股票账户，买入与获知“消息”相同的股票，涉案金额1.6亿，非法获利400万元。他知道这些钱来得有问题，所以“一直没敢动”。
4年后，似乎一切风平浪静，在向记者回忆时，刘瑞都有点儿忘记那些钱进来的具体时间。但那一年，他过得并不顺心——工作出了问题，家里亲人去世。2014年春节刚过，他就辞了工作，带着1万美元登上了赴美的飞机。此时，证监会相关部门发现了他利用未公开信息非法交易的事实，开始介入调查。
刘瑞说，刚到加州时，他住在希尔顿旗下的星级酒店，租了辆车，有空儿还去超市采购。“感觉国内的烦心事都扔掉了，也不失眠了。”可没过几周，就传来证监会调查的消息，他渐渐不安起来。
刘瑞开始屏蔽外界的消息。他不敢上网，与家人的联系也少了。他说：“我一看新闻就会失眠。”加州空气干燥，他的哮喘也严重了，可一直撑着没去看病，“我不想花钱”。这与他刚去加州时的做派已然不同。
这时，刘瑞也搬出酒店，住进了合租房。他不停地给自己找事做，学做饭、背单词、申请学校，“我走的时候就想去美国上大学”。其实，他不过是想借此分散注意力。
刘瑞悬着的心始终没法放下。“我开始上网查法律条款，看得越多，就越压抑。”刘瑞说，为了省钱，他几乎不出去吃饭，“中餐贵，汉堡也贵，我每天吃的最多的就是热狗。”那时，他每月的开销是1200美元，其中有一半还是房租。曾经的精英要承受这样的落差，记者问：“你的积蓄不够你生活？”刘瑞抬起头看看记者，摇摇头说：“钱是够，但我没了工作，做什么都想着为以后打算。”
5个月后，刘瑞申请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家人也给他寄来了学费。“如果不上学，这笔钱够花很长时间。最煎熬的是没有家人和朋友。”刘瑞说。
人多的地方不敢去
2014年夏天，刘瑞准备入学，但美国签证即将到期，在律师的建议下，他决定去马来西亚待段时间，再申请签证回美国。
可到了马来西亚，他就再睡不踏实了。2014年9月，北京警方以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对刘瑞立案侦查。他回忆在网上看到通缉令时的心情：“这次是真出事了。”他不敢用护照，更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在国外每天担心有人抓我”。
生活上，他更节省了。“我花500马币（1马币约合1.77元人民币）租下了三居室中的一间，每天吃饭很简单，就是些杂饭和方便面，也就花四五个马币。”那时候，他每天除了躲在屋里背单词，就是拼命运动，几天不说一句话，失眠越来越严重。
刘瑞说，他想过就这么躲下去，但还是会冒出回国的念头。“我很挣扎，是放弃过去在这东躲西藏，还是回去承受一切。我想回去，但害怕社会舆论，怕父母亲友失望，更怕儿子因为我被指指点点，很多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说这话时，刘瑞用手捂了下脸。
2014年11月初，刘瑞看到了姐姐发来的邮件，得知父母生病住了院。几个月来的压抑和痛苦涌上心头。他通过网络联系了姐姐。姐姐告诉他，公安部等四部委发了通告，现在回来自首可以减轻处罚。经过一番劝说后，他决定回国自首。
在决定回国前，他跟苏队通了电话。被问到通话内容时，刘瑞转过头，看看坐在身旁的苏队。苏队接过话茬儿说：“他告诉我他是谁，决定回国自首。电话里声音听不出有什么变化。”刘瑞说：“那时下了决心反倒轻松了，悬着的心也落了地。我想回家过正常生活，父母年龄大了，不知还能陪伴多久。”
劝返是个“技术活儿”
11月29日，是刘瑞回国自首的日子。天还没亮，苏队和同事们就来到首都国际机场，守候在出口。早上7点，刘瑞乘坐的航班抵达北京。苏队告诉记者：“按照规定犯罪嫌疑人是要戴手铐的，但考虑到他是主动回国投案自首，情况比较稳定，就直接带上了车。”此后，刘瑞向警方如实供述了案情，上缴了400万元的非法所得，依法得到从轻处理。
对刘瑞来说，最急切的是与家人团聚。可见到儿子时，他却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当时很激动，儿子好几个月没见我却生疏了，不愿跟我多说话。”
刘瑞回国投案自首的过程看似顺利，警方其实做了很多工作。苏队告诉记者：“从四五月起，我们陆续开始联系他的妻子、父母和姐姐。最初他们很抵触，不相信刘瑞会犯罪。我们只能一遍遍做工作，摆事实，讲政策。告诉家属，刘瑞只要配合公安机关，把事情说清楚，是可以宽大处理的。”
给家属做工作是个“技术活儿”。苏队说：“考虑到刘瑞父母的身体不好，我们在做工作时会偏重亲情，尽量少提案情，怕加重老人的心理负担；给他姐姐做工作时，则更多从政策、法律角度来说，因为他姐姐是同龄人，能跟他沟通；跟他妻子谈，则会偏重责任，作为配偶有义务转达，另外就是孩子的问题。我们还要提醒家属，通缉令发布后，若再向嫌疑人汇款就是违法行为。刘瑞的家人很配合，为我们警方工作提供了便利。”
公安部从未停下抓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脚步，警方将加大劝返力度，并与家属配合，等待更多的外逃嫌犯归来。“希望他们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采访，早日迷途知返。”刘瑞最后说。
（摘自《环球人物》）
12月25日，在北京某经侦大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刘瑞。如果不是负责案件的苏队介绍，记者很难将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輕人与嫌犯联系起来。刘瑞缓缓坐下后，本想借身体不适，戴着口罩接受采访，但最终还是摘了下来。看得出他有些紧张，一直低着头。“外面的日子很煎熬，回来了反倒踏实了。”刘瑞说。
吃个汉堡都嫌贵
刘瑞没想过自己的人生能和逃犯画上等号。他是家中的长孙，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在金融行业干了十余年，熬到某大型基金公司交易部经理的职位。30多岁拿着高薪，家庭幸福，还有个儿子。
然而在2009年，这一切开始偏离轨道。当年2月，他借职务之便，利用一些股票类基金产品交易量、持仓情况等信息，在自己家属名下建立多个股票账户，买入与获知“消息”相同的股票，涉案金额1.6亿，非法获利400万元。他知道这些钱来得有问题，所以“一直没敢动”。
4年后，似乎一切风平浪静，在向记者回忆时，刘瑞都有点儿忘记那些钱进来的具体时间。但那一年，他过得并不顺心——工作出了问题，家里亲人去世。2014年春节刚过，他就辞了工作，带着1万美元登上了赴美的飞机。此时，证监会相关部门发现了他利用未公开信息非法交易的事实，开始介入调查。
刘瑞说，刚到加州时，他住在希尔顿旗下的星级酒店，租了辆车，有空儿还去超市采购。“感觉国内的烦心事都扔掉了，也不失眠了。”可没过几周，就传来证监会调查的消息，他渐渐不安起来。
刘瑞开始屏蔽外界的消息。他不敢上网，与家人的联系也少了。他说：“我一看新闻就会失眠。”加州空气干燥，他的哮喘也严重了，可一直撑着没去看病，“我不想花钱”。这与他刚去加州时的做派已然不同。
这时，刘瑞也搬出酒店，住进了合租房。他不停地给自己找事做，学做饭、背单词、申请学校，“我走的时候就想去美国上大学”。其实，他不过是想借此分散注意力。
刘瑞悬着的心始终没法放下。“我开始上网查法律条款，看得越多，就越压抑。”刘瑞说，为了省钱，他几乎不出去吃饭，“中餐贵，汉堡也贵，我每天吃的最多的就是热狗。”那时，他每月的开销是1200美元，其中有一半还是房租。曾经的精英要承受这样的落差，记者问：“你的积蓄不够你生活？”刘瑞抬起头看看记者，摇摇头说：“钱是够，但我没了工作，做什么都想着为以后打算。”
5个月后，刘瑞申请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家人也给他寄来了学费。“如果不上学，这笔钱够花很长时间。最煎熬的是没有家人和朋友。”刘瑞说。
人多的地方不敢去
2014年夏天，刘瑞准备入学，但美国签证即将到期，在律师的建议下，他决定去马来西亚待段时间，再申请签证回美国。
可到了马来西亚，他就再睡不踏实了。2014年9月，北京警方以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对刘瑞立案侦查。他回忆在网上看到通缉令时的心情：“这次是真出事了。”他不敢用护照，更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在国外每天担心有人抓我”。
生活上，他更节省了。“我花500马币（1马币约合1.77元人民币）租下了三居室中的一间，每天吃饭很简单，就是些杂饭和方便面，也就花四五个马币。”那时候，他每天除了躲在屋里背单词，就是拼命运动，几天不说一句话，失眠越来越严重。
刘瑞说，他想过就这么躲下去，但还是会冒出回国的念头。“我很挣扎，是放弃过去在这东躲西藏，还是回去承受一切。我想回去，但害怕社会舆论，怕父母亲友失望，更怕儿子因为我被指指点点，很多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说这话时，刘瑞用手捂了下脸。
2014年11月初，刘瑞看到了姐姐发来的邮件，得知父母生病住了院。几个月来的压抑和痛苦涌上心头。他通过网络联系了姐姐。姐姐告诉他，公安部等四部委发了通告，现在回来自首可以减轻处罚。经过一番劝说后，他决定回国自首。
在决定回国前，他跟苏队通了电话。被问到通话内容时，刘瑞转过头，看看坐在身旁的苏队。苏队接过话茬儿说：“他告诉我他是谁，决定回国自首。电话里声音听不出有什么变化。”刘瑞说：“那时下了决心反倒轻松了，悬着的心也落了地。我想回家过正常生活，父母年龄大了，不知还能陪伴多久。”
劝返是个“技术活儿”
11月29日，是刘瑞回国自首的日子。天还没亮，苏队和同事们就来到首都国际机场，守候在出口。早上7点，刘瑞乘坐的航班抵达北京。苏队告诉记者：“按照规定犯罪嫌疑人是要戴手铐的，但考虑到他是主动回国投案自首，情况比较稳定，就直接带上了车。”此后，刘瑞向警方如实供述了案情，上缴了400万元的非法所得，依法得到从轻处理。
对刘瑞来说，最急切的是与家人团聚。可见到儿子时，他却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当时很激动，儿子好几个月没见我却生疏了，不愿跟我多说话。”
刘瑞回国投案自首的过程看似顺利，警方其实做了很多工作。苏队告诉记者：“从四五月起，我们陆续开始联系他的妻子、父母和姐姐。最初他们很抵触，不相信刘瑞会犯罪。我们只能一遍遍做工作，摆事实，讲政策。告诉家属，刘瑞只要配合公安机关，把事情说清楚，是可以宽大处理的。”
给家属做工作是个“技术活儿”。苏队说：“考虑到刘瑞父母的身体不好，我们在做工作时会偏重亲情，尽量少提案情，怕加重老人的心理负担；给他姐姐做工作时，则更多从政策、法律角度来说，因为他姐姐是同龄人，能跟他沟通；跟他妻子谈，则会偏重责任，作为配偶有义务转达，另外就是孩子的问题。我们还要提醒家属，通缉令发布后，若再向嫌疑人汇款就是违法行为。刘瑞的家人很配合，为我们警方工作提供了便利。”
公安部从未停下抓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脚步，警方将加大劝返力度，并与家属配合，等待更多的外逃嫌犯归来。“希望他们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采访，早日迷途知返。”刘瑞最后说。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