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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陶渊明与嵇康都是魏晋名士中具有标杆意义的人物，比较两人的人生态度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他们的人格特征和文学特质。
关键词：陶渊明 嵇康 人生态度
袁宏道曾在《与汉明书》中有言：“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世事的无常常使得古来许多贤哲主张退隐自守，清静无为，无动于衷。在这些人中，就有屡仕屡辞采菊东篱的陶渊明，逍遥山林柳下锻铁的嵇康。
一.陶、嵇的人生態度
1.陶渊明与嵇康的人生旅程中表现的人生态度
陶渊明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历史上成功的田园诗人。其实早在少年时期，他就立下了济万民于倒悬、扶危墙于社稷的大愿。更是在成年之后，先后出仕江州祭酒，桓玄的记事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多次入仕的他，屡仕屡辞。最初，他怀着一腔抱负进入官场，被当作政治花瓶的他以一句“不堪吏职”结束了这次而立之年的出仕。辗转数年，陶渊明已经本能地厌恶起官场的尔虞我诈。他猛然发现，自己孜孜不倦地想要追求的生活，不过是陶家园的平静生活。打着“大济苍生”的旗号出来做官，也让日后的他频生悔意。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胸襟去容忍不平。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官途上，他早已不抱激情，只求顾全家中妻小的温饱，小小地满足自己酒瘾罢了。朝廷终究是个牢笼，一个徒有华丽外表的牢笼，困住的不过是他内心的自由向往。他所做的种种，只为求得心安，心安即是归处。于是他自免彭泽县令，投身自然，回到心中的桃花源。可是田居遇火，一宅无遗片瓦。这次火灾损失很大，但就陶渊明个人而言，未尝不是一间坏事。我们可以发现，经历过火灾后，陶渊明也浴火重生，彻底地融入了田园生活。他一直向往的人生态度——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他以田园态度看待人生，并获得了“自然说”的感悟。
嵇康天资卓越，才识超凡，其《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都在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就，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推崇。犹记得他临刑东市，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那种全然置生死于度外，不正是他坚毅高绝的人格的体现吗？他与陶渊明一样喜好平静的闲居生活，读书作文，饮酒闲话。正始八年，迁郎中，拜中散大夫。史籍中没有记载他在任职方面的作为，与政治关系较疏远。司马氏执政时，他远离政治中心，为司马氏所不快。遇到人生志节等问题时，他却是守志如一，不肯改变自己的初衷。司马氏请他出来做官，他拒绝。山涛打算推荐他任职，他也拒绝。当好友吕安遭到诬陷，他奋不顾身为友人辩护。即便面临牢狱之灾，他也不悔。可谓性情中人。山涛称其“若孤松之独立”，正说出了他人格中独立高傲，高亮整治的特点。一个经过屡次颠簸，觉悟自己的人生定位；一个自始至终坚守自己的清白高爽。
2.陶渊明与嵇康的诗歌唱出他们的人生态度
诗人，如果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就不会有那么多千古佳作流传后世。这些诗歌也不同程度地折射出诗人的人生态度，诗中有画，有心绪，还有志向。
在《拟古》中陶渊明叙述自己的一次远游，大概到达东海在滨。他叹息自己找不到知音，这次见闻让陶渊明开始怀疑：我所处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曾一心想要像曾祖父陶侃那样为民请命的信念动摇了，饶是再有淡定处世的心境，也无法平静下来。陶渊明晚年所做的《饮酒》诗，大多都是酒醉之后的涂鸦之作。在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到对现实的不满，对过往的感怀。酒醉后的他少了几分恬淡，多了几分随性。他会在诗中毫不掩饰对所谓名流贤士的讥讽，对所谓王公贵族的痛恨。《述酒》则是包含了少见的政治隐晦。可见陶渊明这个田园诗人，对政坛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他只能做到退事，而做不到退仕。最后高唱“归去来”，彻底躬耕于田亩。
嵇康始终无意于仕途，只想逍遥于山林，遂其志愿。他的《五言古意》就真切地反映出他的志趣。而他给兄长的赠诗流露出对远行亲人的思念之情，又表达了自己愿像云中飞鸟一样自由翱翔的愿望。世人都说嵇康秉性孤傲，但其《家诫》一文却写得非常细致。他说，小事不必计较，人情世故的细琐方面，不必认真。人情之间的一般往来，不宜完全拒绝。可见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十分平易温和的。他所主张的“越名任心”，往往被人误解为与名教非常对立，其实并不尽然。《家诫》也不全是繁琐之事，他也同样要求“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贰”，这正是志士所为。侧面表现了他淡泊名利，守义高洁。且不论当时的情势如何，坚决不仕，可谓能守志者。嵇康在其他文章中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但相对比较缓和。然而《太师箴》却是语气激烈，着重讨论君道。显然明白治道却不去治世，便是嵇康的不二法门。
二.形成差异的原因
汉魏之际的战乱加速了政权机构的重组，寒门士子在机构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然而曹魏新政权建立之后，士人与权力之间的明朗关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很快朝堂之上分为曹爽和司马懿两大权力阵营。面对当时权力的争夺，嵇康、阮籍等不少士人都充分意识到政坛的险恶，远离世事，游处山林。
陶渊明幼时丧父，靠母亲抚养长大。嵇康也是少时丧父，靠母兄抚养长大。相同的是父亲在他们的人生中是缺席的，母亲对他们的影响较大。不同的是，陶家仅陶渊明一脉单传，只剩一个同父异母的姊妹，所以振兴家族，光耀门楣的重担自然也就落到了陶渊明的身上。而在嵇家，嵇康就相对轻松了，有积极投身政治的兄长嵇喜。我们是否可以大胆猜想一下：在中国古代传统家庭中，一个要承担注定的家族使命，一个作为老幺则不必承担相同的责任。这两人对于仕途的态度自然是不同的，陶渊明不求汲汲于世，至少也要谋得一官半职。毕竟在他身后还有母亲姊妹，还有他一直向往的陶家园，这是他必须守护的东西。而嵇康呢，本无意于仕途，又兄长有用世之心，家中也可维持。
嵇康父祖都没有担任显职，但家世儒学，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注重培养“君子”思想，推崇“尚和”之道，崇尚慎浸，务实的处世态度。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曾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其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从《命子》诗中“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晋书·陶侃传》）的话来看，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正直有为、胸襟坦荡、建立过功勋的人，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着陶渊明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其价值观的建立和人生观的形成。如果说曾祖父陶侃对其影响是出仕方面的，那么外祖父孟嘉对其影响则体现在出世方面。他期望能像曾祖父那样建功立业，造福百姓和国家。陶渊明后来专门为外祖父写了一篇传记，名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其中记录了不少从母亲那听来的关于外祖父的逸闻。
杰出的思想家总是广泛地吸收前代的精神遗志，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嵇康、陶渊明也不例外。一个人的思想往往不是纯粹的，它与个人的传统观念、知识体系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呈现出了复杂的形态。在此，我并不想为他们贴上简单的道家、儒家或者儒道并行的标签，这并不重要，也不是我想要探索的方向。
嵇康早年博览群书，好言老庄，他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他在老庄道学的基础上阐发其对黑暗现实的理解和人生选择，醉于醇酒而不沉溺，超脱隐逸，其作品中洋溢对自由的精神追求和对权贵当道社会现状的批判，与同时期其他玄学人物相比不同的是，嵇康的“养生论”和对世俗名教等的清醒认识使其作品及思想有着更浓厚的现实意义和深刻内容。他关注现实，其《释私论》针对当时名教的局限，指出社会伦理的新出路。他尤其关注个体的人，人如何在全面充分的意义上实现自身，这不仅是他理论探索的方向，也是他人生追寻的目标。嵇康为人简易沉静，交友重在志趣契合，而不在行迹上的密切。《世说新语·贤媛》、《太平御览》亦载无名氏《晋书》曰：“嵇康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唯阮籍、山涛，遂为竹林之游，预其流者，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竹林之游这种交际活动非常独特，它不同于陶渊明的少时游历。预其流者，能够达到忘言之契，神交的境界，一般人无法介入。另外，参与者皆肆意酣畅，不拘礼俗。
陶渊明自幼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儒家重视“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几乎是古代文人雅士的通病。陶渊明也不例外。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生活的窘迫和冲突让他出仕，见到官场的乌烟瘴气，愤懑地又立刻远离。就这样，他一次次地入仕又一次次地辞官，最后他彻底放弃为官一途，安贫乐道。
（作者单位：朱佳晴，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
关键词：陶渊明 嵇康 人生态度
袁宏道曾在《与汉明书》中有言：“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世事的无常常使得古来许多贤哲主张退隐自守，清静无为，无动于衷。在这些人中，就有屡仕屡辞采菊东篱的陶渊明，逍遥山林柳下锻铁的嵇康。
一.陶、嵇的人生態度
1.陶渊明与嵇康的人生旅程中表现的人生态度
陶渊明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历史上成功的田园诗人。其实早在少年时期，他就立下了济万民于倒悬、扶危墙于社稷的大愿。更是在成年之后，先后出仕江州祭酒，桓玄的记事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多次入仕的他，屡仕屡辞。最初，他怀着一腔抱负进入官场，被当作政治花瓶的他以一句“不堪吏职”结束了这次而立之年的出仕。辗转数年，陶渊明已经本能地厌恶起官场的尔虞我诈。他猛然发现，自己孜孜不倦地想要追求的生活，不过是陶家园的平静生活。打着“大济苍生”的旗号出来做官，也让日后的他频生悔意。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胸襟去容忍不平。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官途上，他早已不抱激情，只求顾全家中妻小的温饱，小小地满足自己酒瘾罢了。朝廷终究是个牢笼，一个徒有华丽外表的牢笼，困住的不过是他内心的自由向往。他所做的种种，只为求得心安，心安即是归处。于是他自免彭泽县令，投身自然，回到心中的桃花源。可是田居遇火，一宅无遗片瓦。这次火灾损失很大，但就陶渊明个人而言，未尝不是一间坏事。我们可以发现，经历过火灾后，陶渊明也浴火重生，彻底地融入了田园生活。他一直向往的人生态度——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他以田园态度看待人生，并获得了“自然说”的感悟。
嵇康天资卓越，才识超凡，其《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都在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就，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推崇。犹记得他临刑东市，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那种全然置生死于度外，不正是他坚毅高绝的人格的体现吗？他与陶渊明一样喜好平静的闲居生活，读书作文，饮酒闲话。正始八年，迁郎中，拜中散大夫。史籍中没有记载他在任职方面的作为，与政治关系较疏远。司马氏执政时，他远离政治中心，为司马氏所不快。遇到人生志节等问题时，他却是守志如一，不肯改变自己的初衷。司马氏请他出来做官，他拒绝。山涛打算推荐他任职，他也拒绝。当好友吕安遭到诬陷，他奋不顾身为友人辩护。即便面临牢狱之灾，他也不悔。可谓性情中人。山涛称其“若孤松之独立”，正说出了他人格中独立高傲，高亮整治的特点。一个经过屡次颠簸，觉悟自己的人生定位；一个自始至终坚守自己的清白高爽。
2.陶渊明与嵇康的诗歌唱出他们的人生态度
诗人，如果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就不会有那么多千古佳作流传后世。这些诗歌也不同程度地折射出诗人的人生态度，诗中有画，有心绪，还有志向。
在《拟古》中陶渊明叙述自己的一次远游，大概到达东海在滨。他叹息自己找不到知音，这次见闻让陶渊明开始怀疑：我所处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曾一心想要像曾祖父陶侃那样为民请命的信念动摇了，饶是再有淡定处世的心境，也无法平静下来。陶渊明晚年所做的《饮酒》诗，大多都是酒醉之后的涂鸦之作。在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到对现实的不满，对过往的感怀。酒醉后的他少了几分恬淡，多了几分随性。他会在诗中毫不掩饰对所谓名流贤士的讥讽，对所谓王公贵族的痛恨。《述酒》则是包含了少见的政治隐晦。可见陶渊明这个田园诗人，对政坛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他只能做到退事，而做不到退仕。最后高唱“归去来”，彻底躬耕于田亩。
嵇康始终无意于仕途，只想逍遥于山林，遂其志愿。他的《五言古意》就真切地反映出他的志趣。而他给兄长的赠诗流露出对远行亲人的思念之情，又表达了自己愿像云中飞鸟一样自由翱翔的愿望。世人都说嵇康秉性孤傲，但其《家诫》一文却写得非常细致。他说，小事不必计较，人情世故的细琐方面，不必认真。人情之间的一般往来，不宜完全拒绝。可见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十分平易温和的。他所主张的“越名任心”，往往被人误解为与名教非常对立，其实并不尽然。《家诫》也不全是繁琐之事，他也同样要求“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贰”，这正是志士所为。侧面表现了他淡泊名利，守义高洁。且不论当时的情势如何，坚决不仕，可谓能守志者。嵇康在其他文章中对现实政治有所批判，但相对比较缓和。然而《太师箴》却是语气激烈，着重讨论君道。显然明白治道却不去治世，便是嵇康的不二法门。
二.形成差异的原因
汉魏之际的战乱加速了政权机构的重组，寒门士子在机构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然而曹魏新政权建立之后，士人与权力之间的明朗关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很快朝堂之上分为曹爽和司马懿两大权力阵营。面对当时权力的争夺，嵇康、阮籍等不少士人都充分意识到政坛的险恶，远离世事，游处山林。
陶渊明幼时丧父，靠母亲抚养长大。嵇康也是少时丧父，靠母兄抚养长大。相同的是父亲在他们的人生中是缺席的，母亲对他们的影响较大。不同的是，陶家仅陶渊明一脉单传，只剩一个同父异母的姊妹，所以振兴家族，光耀门楣的重担自然也就落到了陶渊明的身上。而在嵇家，嵇康就相对轻松了，有积极投身政治的兄长嵇喜。我们是否可以大胆猜想一下：在中国古代传统家庭中，一个要承担注定的家族使命，一个作为老幺则不必承担相同的责任。这两人对于仕途的态度自然是不同的，陶渊明不求汲汲于世，至少也要谋得一官半职。毕竟在他身后还有母亲姊妹，还有他一直向往的陶家园，这是他必须守护的东西。而嵇康呢，本无意于仕途，又兄长有用世之心，家中也可维持。
嵇康父祖都没有担任显职，但家世儒学，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注重培养“君子”思想，推崇“尚和”之道，崇尚慎浸，务实的处世态度。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曾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其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从《命子》诗中“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晋书·陶侃传》）的话来看，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正直有为、胸襟坦荡、建立过功勋的人，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着陶渊明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其价值观的建立和人生观的形成。如果说曾祖父陶侃对其影响是出仕方面的，那么外祖父孟嘉对其影响则体现在出世方面。他期望能像曾祖父那样建功立业，造福百姓和国家。陶渊明后来专门为外祖父写了一篇传记，名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其中记录了不少从母亲那听来的关于外祖父的逸闻。
杰出的思想家总是广泛地吸收前代的精神遗志，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嵇康、陶渊明也不例外。一个人的思想往往不是纯粹的，它与个人的传统观念、知识体系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呈现出了复杂的形态。在此，我并不想为他们贴上简单的道家、儒家或者儒道并行的标签，这并不重要，也不是我想要探索的方向。
嵇康早年博览群书，好言老庄，他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他在老庄道学的基础上阐发其对黑暗现实的理解和人生选择，醉于醇酒而不沉溺，超脱隐逸，其作品中洋溢对自由的精神追求和对权贵当道社会现状的批判，与同时期其他玄学人物相比不同的是，嵇康的“养生论”和对世俗名教等的清醒认识使其作品及思想有着更浓厚的现实意义和深刻内容。他关注现实，其《释私论》针对当时名教的局限，指出社会伦理的新出路。他尤其关注个体的人，人如何在全面充分的意义上实现自身，这不仅是他理论探索的方向，也是他人生追寻的目标。嵇康为人简易沉静，交友重在志趣契合，而不在行迹上的密切。《世说新语·贤媛》、《太平御览》亦载无名氏《晋书》曰：“嵇康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唯阮籍、山涛，遂为竹林之游，预其流者，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竹林之游这种交际活动非常独特，它不同于陶渊明的少时游历。预其流者，能够达到忘言之契，神交的境界，一般人无法介入。另外，参与者皆肆意酣畅，不拘礼俗。
陶渊明自幼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儒家重视“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几乎是古代文人雅士的通病。陶渊明也不例外。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生活的窘迫和冲突让他出仕，见到官场的乌烟瘴气，愤懑地又立刻远离。就这样，他一次次地入仕又一次次地辞官，最后他彻底放弃为官一途，安贫乐道。
（作者单位：朱佳晴，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