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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公元前2世纪左右，古印度和中亚地区的商人、使者和移民，沿着贯通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到达我国今天的新疆地区，然后经过玉门关、河西走廊到达内地。他们之中有佛教信仰的人，也把佛教带到中国。佛教传入汉地伊始，就受到统治集团的关注。佛教在中国发展演变的两千多年中，不少帝王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介绍5位与佛教发展演变关系密切的帝王。
汉明帝
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佛教初入汉地的传说，是“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根据《四十二章经序》记载，某个夜晚，东汉明帝(58～75)梦见一位神人，身体是金色的，顶部发出目光，能够飞起来，到达大殿之前。第二天，明帝自述梦境，并询问群臣。有位名叫傅毅的大臣回答：所梦之神可能是天竺的佛。于是，明帝就派遣使者到大月氏，抄写《四十二章经》返回。西晋道士王浮伪造的《老子化胡经》中说，明帝是在永平七年(64)派遣使者求法，永平八年返回。从南北朝到隋唐，即便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都把汉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当作历史事实征引，以此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现在洛阳城东有座古寺，名“白马寺”，传说是当初汉明帝为了安置来华的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而建的。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历史上有很多不同记载和传说。根据现代学术界的研究，佛教是在公元前后传入汉地。《三国志t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给博士弟子景庐。汉明帝时，佛教已经进入内地一段时间，“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现在也不再作为佛教传入汉地的标志。
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502～549)不仅是南北朝(420～589)时期帝王崇佛的代表，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崇佛帝王之一。他原来信奉道教，即位后下诏舍弃道教信仰，改奉佛教，并且规劝群臣也这样做。梁武帝大力提倡和支持佛教的措施很多，不少措施在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在宗教信仰领域把佛教放置于比儒教和道教更高的地位。梁武帝认为，儒教和道教只不过是讲世间的善，佛教却超越了世间的范围，能够使众生脱离三界的痛苦，达到最终的解脱。当然，梁武帝称佛教是“正道”，并不意味着他要完全排斥、打击儒教和道教。他的目的，在于宣扬佛教比儒教和道教优越。
第二，广建寺院，大造佛像。梁武帝在位期间，敕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例如，普通元年(520)于今天南京钟山为其亡父建造了大爱敬寺。这座寺院中有三十六院，各院都有池台环绕。从中院到寺院的大门，长达7里。寺院中建造了无数金铜佛像，还建有七层塔，常年供养了一千多名僧人。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这座寺院创造了塔包岩壑的奇观。在梁武帝的带动下，王公、后妃以及门阀士族也纷纷建寺塔、造佛像。
第三，除了优待僧人、鼓励佛学研究、举行盛大的法会之外，梁武帝还亲自撰写佛教方面的著作，亲自讲经说法，参与法会。梁武帝的佛教著作有许多种，现存的约有十余种。
第四，“舍身为奴”，以便激发各阶层信徒对他个人和佛教的虔诚宗教感情。梁武帝曾先后4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每次都由朝廷群臣支付巨额钱财将他赎回。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事。他这样做，加剧了寺院经济的膨胀。
第五，严格佛教戒律。梁武帝在位48年，本人按照在家佛教信徒的规定修行，而且要求僧尼严格遵守戒律。他下令僧尼不仅不能饮酒，而且不能吃肉，否则将以国法、僧法惩罚。此前佛教戒律规定，僧尼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吃肉。梁武帝的禁令影响很大，此后僧尼素食成为中国佛教的定制。
唐代以后，在佛教界和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梁武帝与佛教僧人的众多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关于他与禅宗祖师达摩的故事。当然，这些都是后代附会的传说，并不是历史事实。
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581～604)与佛教结缘很早。他刚出生不久，父亲就把他托付给比丘尼智仙抚养，直到13岁时才离开尼寺。自幼长在寺庵中，与出家人共同生活，接受佛教熏陶，使他坚信：正是佛保佑他当了皇帝，所谓“我兴由佛法”。所以，他在位期间推行各种振兴佛教措施，全力支持佛教发展。
开皇元年(581)，隋文帝刚即位，立即改变后周镇压佛教的政策，诏令全国恢复佛教。听任民众出家，鼓励建造佛像，由官方组织抄写佛教经典保存于寺院。在他当皇帝的二十多年间，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86卷，造像106560躯。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隋文帝崇佛政策的带动下，“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经典如此之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隋文帝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佛舍利(遗骨)崇拜的高潮。据说，隋文帝即位之前，一位印度僧人给他一包佛舍利，请其供养。仁寿年间(601～604)，他先后3次派遣沙门、官员向全国111个州送舍利，并命各州在规定期限内建造佛塔供养，届时组织官民举行供养佛舍利的盛大法会。佛舍利崇拜起源于印度，在隋代之前也有仿效供养。隋文帝供养舍利的规模、范围是空前的，并且直接影响了唐代的舍利崇拜。
隋文帝振兴佛教，自然与他个人的宗教感情和信仰分不开。但是，更重要的政治目的，还在于利用佛教的影响，强化臣民对他个人皇权统治合法性以及全国统一的意识。
明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出家经历的皇帝。他早年为僧并游方数年，这使他十分熟悉佛教的内幕，广泛了解佛教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深刻认识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价值和地位。正因为如此，他在位时期所制定的有关整顿佛教的各项措施，严密而且针对性强，奠定了整个明王朝佛教政策的基础。
明太祖称帝的第一年，诏令禁止自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等一切“邪教”。洪武十五年(1382)之后，对佛教的管理开始强化。洪武二十四年(1391)颁布《申明佛教榜册》，二十七年(1394)再次颁布类似榜文，系统陈述佛教事务管理的基本内容。
洪武十五年(1382)，正式设立僧司管理机构，在中央设僧录司，在府、州、县分设僧纲司、僧正司和僧会司，与行政建制相应，构成了严密的佛教管理系统；同时规定了各级僧官的名额、品阶、职权范围，以及任选标准等。这些佛教管理措施，也直接影响了清代佛教。
明太祖多次颁布诏令，把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等，僧人也相应分为三宗，“禅”，专指禅宗；“讲”，指宣讲佛教经典的僧人；“教”，指从事祈福弥灾、追荐亡灵等各种法事的僧人。做这些法事活动的僧人，也叫“瑜珈僧”或“赴应僧”。把法事单列一宗，以前没有
过，这是与当时民间显密法事普遍盛行有关。讲僧负有为国家“化导愚昧”的神圣职责，享有与瑜伽僧同样的接触社会的权力。相比之下，当时数量最多的“禅者”，恰恰被剥夺了这些职责和权力。在严密的控制之下，佛教在明代中期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清世宗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清世宗胤祯(1723～1736)对佛教，特别是对禅宗的内部事务干预最多，采取的管理措施也最细，涉及到组织、经典、教义等许多方面。既要清算历史旧账，更要解决现实问题。他的具体措施和言论，集中在他编著的《御制拣魔辨异录》和《御选语录》中。在他看来，佛教要健康发展，佛学要纯正无邪，全仰仗他的整顿治理，全凭靠他的指挥引导。
在清世宗采取的整顿佛教措施中，影响比较深远的，是他对禅宗修行的三项要求。其一，倡导禅与教的统一。禁止禅宗排斥教门诸派，突出强调学习和弘扬传统佛教经典的重要性。其二，主张禅、净、律兼修，三者不可偏废。通过提倡净土信仰，鼓励僧人遵守戒律，限制禅宗的任性放纵。其三，禁止禅僧呵佛骂祖的言行。他认为，禅宗祖师烧佛像，与“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是一样的，出家人对佛祖的“信口讥诃，譬如家之逆子，国之逆臣，岂有不人天共嫉，天地不容者。”
清世宗直接干预禅宗内部事务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禅宗叛逆者的成分，把它完全纳入服从和服务于王权需要的轨道。
[责任编辑 常汝先]
汉明帝
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佛教初入汉地的传说，是“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根据《四十二章经序》记载，某个夜晚，东汉明帝(58～75)梦见一位神人，身体是金色的，顶部发出目光，能够飞起来，到达大殿之前。第二天，明帝自述梦境，并询问群臣。有位名叫傅毅的大臣回答：所梦之神可能是天竺的佛。于是，明帝就派遣使者到大月氏，抄写《四十二章经》返回。西晋道士王浮伪造的《老子化胡经》中说，明帝是在永平七年(64)派遣使者求法，永平八年返回。从南北朝到隋唐，即便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都把汉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当作历史事实征引，以此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现在洛阳城东有座古寺，名“白马寺”，传说是当初汉明帝为了安置来华的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而建的。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历史上有很多不同记载和传说。根据现代学术界的研究，佛教是在公元前后传入汉地。《三国志t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给博士弟子景庐。汉明帝时，佛教已经进入内地一段时间，“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现在也不再作为佛教传入汉地的标志。
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502～549)不仅是南北朝(420～589)时期帝王崇佛的代表，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崇佛帝王之一。他原来信奉道教，即位后下诏舍弃道教信仰，改奉佛教，并且规劝群臣也这样做。梁武帝大力提倡和支持佛教的措施很多，不少措施在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在宗教信仰领域把佛教放置于比儒教和道教更高的地位。梁武帝认为，儒教和道教只不过是讲世间的善，佛教却超越了世间的范围，能够使众生脱离三界的痛苦，达到最终的解脱。当然，梁武帝称佛教是“正道”，并不意味着他要完全排斥、打击儒教和道教。他的目的，在于宣扬佛教比儒教和道教优越。
第二，广建寺院，大造佛像。梁武帝在位期间，敕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例如，普通元年(520)于今天南京钟山为其亡父建造了大爱敬寺。这座寺院中有三十六院，各院都有池台环绕。从中院到寺院的大门，长达7里。寺院中建造了无数金铜佛像，还建有七层塔，常年供养了一千多名僧人。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这座寺院创造了塔包岩壑的奇观。在梁武帝的带动下，王公、后妃以及门阀士族也纷纷建寺塔、造佛像。
第三，除了优待僧人、鼓励佛学研究、举行盛大的法会之外，梁武帝还亲自撰写佛教方面的著作，亲自讲经说法，参与法会。梁武帝的佛教著作有许多种，现存的约有十余种。
第四，“舍身为奴”，以便激发各阶层信徒对他个人和佛教的虔诚宗教感情。梁武帝曾先后4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每次都由朝廷群臣支付巨额钱财将他赎回。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事。他这样做，加剧了寺院经济的膨胀。
第五，严格佛教戒律。梁武帝在位48年，本人按照在家佛教信徒的规定修行，而且要求僧尼严格遵守戒律。他下令僧尼不仅不能饮酒，而且不能吃肉，否则将以国法、僧法惩罚。此前佛教戒律规定，僧尼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吃肉。梁武帝的禁令影响很大，此后僧尼素食成为中国佛教的定制。
唐代以后，在佛教界和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梁武帝与佛教僧人的众多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关于他与禅宗祖师达摩的故事。当然，这些都是后代附会的传说，并不是历史事实。
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581～604)与佛教结缘很早。他刚出生不久，父亲就把他托付给比丘尼智仙抚养，直到13岁时才离开尼寺。自幼长在寺庵中，与出家人共同生活，接受佛教熏陶，使他坚信：正是佛保佑他当了皇帝，所谓“我兴由佛法”。所以，他在位期间推行各种振兴佛教措施，全力支持佛教发展。
开皇元年(581)，隋文帝刚即位，立即改变后周镇压佛教的政策，诏令全国恢复佛教。听任民众出家，鼓励建造佛像，由官方组织抄写佛教经典保存于寺院。在他当皇帝的二十多年间，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13286卷，造像106560躯。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隋文帝崇佛政策的带动下，“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经典如此之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隋文帝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佛舍利(遗骨)崇拜的高潮。据说，隋文帝即位之前，一位印度僧人给他一包佛舍利，请其供养。仁寿年间(601～604)，他先后3次派遣沙门、官员向全国111个州送舍利，并命各州在规定期限内建造佛塔供养，届时组织官民举行供养佛舍利的盛大法会。佛舍利崇拜起源于印度，在隋代之前也有仿效供养。隋文帝供养舍利的规模、范围是空前的，并且直接影响了唐代的舍利崇拜。
隋文帝振兴佛教，自然与他个人的宗教感情和信仰分不开。但是，更重要的政治目的，还在于利用佛教的影响，强化臣民对他个人皇权统治合法性以及全国统一的意识。
明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出家经历的皇帝。他早年为僧并游方数年，这使他十分熟悉佛教的内幕，广泛了解佛教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深刻认识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价值和地位。正因为如此，他在位时期所制定的有关整顿佛教的各项措施，严密而且针对性强，奠定了整个明王朝佛教政策的基础。
明太祖称帝的第一年，诏令禁止自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等一切“邪教”。洪武十五年(1382)之后，对佛教的管理开始强化。洪武二十四年(1391)颁布《申明佛教榜册》，二十七年(1394)再次颁布类似榜文，系统陈述佛教事务管理的基本内容。
洪武十五年(1382)，正式设立僧司管理机构，在中央设僧录司，在府、州、县分设僧纲司、僧正司和僧会司，与行政建制相应，构成了严密的佛教管理系统；同时规定了各级僧官的名额、品阶、职权范围，以及任选标准等。这些佛教管理措施，也直接影响了清代佛教。
明太祖多次颁布诏令，把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等，僧人也相应分为三宗，“禅”，专指禅宗；“讲”，指宣讲佛教经典的僧人；“教”，指从事祈福弥灾、追荐亡灵等各种法事的僧人。做这些法事活动的僧人，也叫“瑜珈僧”或“赴应僧”。把法事单列一宗，以前没有
过，这是与当时民间显密法事普遍盛行有关。讲僧负有为国家“化导愚昧”的神圣职责，享有与瑜伽僧同样的接触社会的权力。相比之下，当时数量最多的“禅者”，恰恰被剥夺了这些职责和权力。在严密的控制之下，佛教在明代中期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清世宗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清世宗胤祯(1723～1736)对佛教，特别是对禅宗的内部事务干预最多，采取的管理措施也最细，涉及到组织、经典、教义等许多方面。既要清算历史旧账，更要解决现实问题。他的具体措施和言论，集中在他编著的《御制拣魔辨异录》和《御选语录》中。在他看来，佛教要健康发展，佛学要纯正无邪，全仰仗他的整顿治理，全凭靠他的指挥引导。
在清世宗采取的整顿佛教措施中，影响比较深远的，是他对禅宗修行的三项要求。其一，倡导禅与教的统一。禁止禅宗排斥教门诸派，突出强调学习和弘扬传统佛教经典的重要性。其二，主张禅、净、律兼修，三者不可偏废。通过提倡净土信仰，鼓励僧人遵守戒律，限制禅宗的任性放纵。其三，禁止禅僧呵佛骂祖的言行。他认为，禅宗祖师烧佛像，与“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工毁弃帝王位”是一样的，出家人对佛祖的“信口讥诃，譬如家之逆子，国之逆臣，岂有不人天共嫉，天地不容者。”
清世宗直接干预禅宗内部事务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禅宗叛逆者的成分，把它完全纳入服从和服务于王权需要的轨道。
[责任编辑 常汝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