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德国将面临一场危机，不是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而是可能同样令人痛苦的思想和心理危机。虽然德国精英已深知多年，但德国公众将第一次详细得知，原来德国素有的外交或安全政策都摆脱不了美式和平的影响。
　　这是个单独的问题，与安格拉·默克尔卸任总理后（可能在2019年，最迟在2021年）由谁接任并无关联。2017年默克尔不想再参与竞选是公开的秘密。让她改变主意的不是难民危机，而是当选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当然难民问题的处理会成为她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默克尔比大多数德国人更早地认识到，特朗普主义可令1945年以来德国获得的诸多好处失效。
　　自西德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执政以来，德国外交政策的前提是服从双重“西方契约”：一是在北约接受美国制约，二是在欧盟接受法国制约。美国的军队和核武器可协助抵御俄罗斯。德国则放弃了军国主义（名义上的国家利益），转而支持在贸易和安全方面建立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这种安排对德国确实有益，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而且外交上也能表现得纯洁无私。
　　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美国就厌倦了这种合作模式。 2011年，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就曾警告欧洲和德国，不再容忍这种军事上的坐享其成，要求德国不再搭美国军费开支的便车。德国精英逐渐接受了这种逻辑。 2014年，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呼吁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得到了回应。但这场争论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选举仍然只关注国内问题。
　　随后特朗普获胜，世人震惊。约有一年，默克尔顾问圈中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通常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一直希望，特朗普会因成功进驻白宫而有所收敛。对美国持怀疑态度的人（通常来自社会民主党）则断定，是时候摆脱美国了。特朗普越是让德国感觉是敌非友，舆论就越倾向摆脱美国一方。

安格拉·默克尔决定辞去总理职位后，新任领导人将执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2018年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提出了所谓独立宣言。他认为，必要时德国需成为美国的“制衡力量”。要实现只有一条路，就是巩固更加团结的欧洲成员身份，以及從加拿大到日本的“多边主义”国家新联盟成员的身份。
　　随着2019年到来，德国将在更多领域反对美国。冲突包括巴黎气候协议（德国赞成，美国反对）、伊朗核协议（立场同前）和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Nord Stream 2”天然气管道（立场同前）。分歧包括贸易战、主导地位，以及美国互联网公司在欧洲的逃税问题。关于军费开支、北约第五条款含义，以及“西方价值观”的争论将达到高潮。
　　整个2019年，德国政策制定者将与欧洲同行一起，为实现外交部长马斯提出的目标努力。他们要建立不受美国操纵的国际支付系统（不同于“SWIFT”），为欧洲寻找代替北约的选择，可能用“PESCO”和“CARD”之类意思模糊的首字母缩写词命名。但他们会一再发现两大事实：首先，欧洲太过分裂，无法按照德国的思路团结一致；其次，美国系统性的力量可以压制一切，根本不允许制衡存在，尤其不能允许对手是德国。

狂飙突进运动

　　令人沮丧的是，德国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者（赞成亲俄反美）将唤起人们对德国“平均制衡”东西方的旧幻想。其他政客将就幻想辩论，德国甚而觉得应该拥有核武器——在此之前，此类意见是无法想象的。大多数人坚持一贯的否定态度。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说过，德国“对欧洲来说太大，对世界来说太小”。如今这句话也解释了为何许多德国人对特朗普满怀愤怒却无能为力。正如马斯之前的外交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所说：“他每天都在提醒，德国有多么脆弱。”这是个危险的世界，德国还没做好准备。2019年，德国人将深刻理解这一点，然后感到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