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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以“分享投资促进经验，共创中非合作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对非投资论坛在广州成功举行。这一论坛是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重要成果，已列入《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行动计划（2016-2018）》。在习主席提议下，中非关系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非洲共同推动“三网一化”建设（非洲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及基础设施工业化），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投资合作，有着广阔前景。随着中非关系全面、快速发展，在未来国际事务尤其是中非安全合作中，中国不应做“沉默的利益攸关方”，应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安全合作之路，其中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尤为重要。
安全保障需要同步跟进
中国广泛全面发展中非关系，需要安全保障同步跟进，加强中非安全合作势在必行。首先，中非经贸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本届对非投资论坛指出，最近十多年来，中非合作快速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非双边贸易额接近1800亿美元，当前共有31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地区投资经营。非洲自然资源丰富、增长潜力巨大，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中国与非洲工业化进程互补性强，随着未来三年对非6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逐步落实，中非经贸合作在投资领域、合作规模方面将有质的提升。
其次，国际和地区恐怖主义威胁和平与发展。恐怖主义活动呈现跨国性、网络化、独狼式趋势，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出现，非一国之力能够解决，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在中国对非出口排名靠前的目的国、特别是中非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中，尼日利亚、埃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都面临着“伊斯兰国”“基地”“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等国际和地区恐怖组织的严峻威胁。中国在这些国家设立产业园区、助推非洲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有效应对恐怖袭击风险。
第三，非洲地区性安全组织面临发展瓶颈。非洲本土主要安全机制包括非洲联盟下设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各次区域经济共同体、非洲常备军等。此外，联合国、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也以维和行动、人员培训等形式参与到地区安全合作中。虽然非盟在其《2063年议程》中提出将“通过共同防务、外交和安全政策保障和平，保护非洲公民及其利益”，但目前非洲地区性安全组织在资金、人员、技术等方面均存在短板，加强中非安全合作大有可为。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在中非安全合作领域加强投入具有可行性。一方面，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为安全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赋予安理会以和平方式或强制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力，维和行动则被称作宪章的“第六章半”。截至2016年8月，中国向非洲七个国家派出了2400余名维和人员，是安理会“五常”中向非洲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为非洲和平与安全做出了应有贡献。2015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七章“国际合作”规定，经中央批准，有关国务院组成部门和军队可以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2015年版《中国对非政策文件》指出，“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支持非洲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支持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提高反恐能力和致力于反恐努力”。另一方面，中非拥有反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历史记忆，中国在非增强军事存在能够得到非洲国家理解支持。2016年年初，中国和吉布提就建设保障设施达成一致，该设施将主要用于中国军队执行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的休整与补给保障。今后，中国可通过与有关国家友好协商，在更多非洲国家建立类似设施，保护中国在非利益和重要航线安全，维护非洲和平与发展。
三大途径
习主席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明确指出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逐渐走过“认识”“参与”的初级阶段，更加重视在各类国际组织、多边安排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同样，在安全领域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是应有之义。可以说，加强中非安全合作绝不是一时的临时决策，而是中国崛起的必经之路，是与第三世界国家共同改变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战略选择。通过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中国能够获得更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获得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宝贵经验。
一是在多边机制中协调宏观安全战略，制定互利共赢议程，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打造“中非安全共同体”。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倡议举行的有关几内亚湾海盗问题的公开辩论会，受到地区国家欢迎。中国企业不仅在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安哥拉等沿岸国家兴业投资，助其加强打击海盗能力建设，确保航运线路安全，更利用联合国这一重要平台在国际场合公开呼吁各国携手应对海盗威胁。这些西非能源富集国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但基础设施落后，资金匮乏。如果我们能主动在多边机制中设计引导共赢议程，既能调动有关国家与中国形成合力，又能占据道义制高点，发挥深远影响。在今年南苏丹冲突中，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也积极斡旋，并支持东非次区域组织“伊加特”的促和努力。不仅如此，中国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中积累的经验也可资借鉴，更可大力参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建设进程，创设有中国参与的安全对话平台。
二是在双边合作中注重发挥中国外交建设性参与作用，积极有为地做战略支点国家工作，寻找安全合作“增长点”。以非洲之角国家为例，中国在埃塞俄比亚修建的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在肯尼亚修建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均综合考虑了相关国家的软硬件条件，但东非跨界民族问题导致恐怖极端组织威胁着中国的切实利益，亟需我们有效介入应对。当地最活跃的恐怖组织“索马里青年党”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推翻索马里联邦政府，建立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三国的“大索马里”。虽然受到非盟索马里特派团打击，但该组织仍有在索马里境内乃至跨境发动成规模恐怖袭击的实力。“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在索马里这一主权虚弱的国家趁乱而入，竞相争取“索马里青年党”支持，协助其向周边扩散。此外，中国在索马里族聚居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州欧加登地区有重要的石油项目，曾多次遭到主张脱离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武装袭击。因此，通过探索与当地军警强力部门有效合作，照顾有关国家安全关切，帮助其提升自主维稳能力，打击影响非洲和平与发展的恐怖顽疾，将有效提振地区龙头国家对中国的信心，起到带动示范作用。 三是有效利用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渠道，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有中国特色的安全理念，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在政府外交以外开辟一条中非民众之间的交流渠道，有助于打破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贴标签”的话语垄断。历史上，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受好评，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新时期，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理念，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对非秉持“真、实、亲、诚”的政策方针和正确义利观，这些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安全理念。通过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的大力弘扬，可以让中国的新安全观从政府文件中走出来，真正走进非洲国家民众的心里。
化解各种困难与挑战
中国加强与非洲国家安全合作，仍需本着“以我为主、互利双赢”的精神，把握好中国、非洲和国际社会三者的平衡，对以下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主观意愿与非洲需要的对接。当美国等西方国家确因种种政治、经济原因对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支持力不从心时，非洲国家往往愿意“向东看”，对中国普遍抱有较高期望，视中国为“替代者”，希望我们“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已经“走出去”的中国在非机构、人员、利益等的保护尚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对中非安全合作项目必须有选择地“成熟一个办一个”，首先在中国利益集中的地区打造有效的安全网络，稳扎稳打，克服冒进冲动。
非洲国家间关系敏感复杂，部分国家局势动荡不安。非洲的民族、宗教、文化多元，部落政治特征明显，近代以来又因后殖民时代边界划分问题人为造成了许多冲突。面对这些历史性问题，中国要常怀积极学习心态，有针对性地做好国别研究，逐渐积累与非洲不同群体打交道的经验，不搞“一刀切”。
警惕大国争夺，避免卷入代理人战争。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视非洲前殖民地国家为“禁脔”，对美国介入非洲也颇有微词。西方大国“拉一派、打一派”，利用甚至挑动地区矛盾、采取政权更迭等激进手段实现自身目标的做法，可能波及中国利益。在多边场合参与调解地区冲突时，应注意保持衡平立场，多劝和促谈，争取相关方信任。
在联合国框架下提供跨区域安全公共产品。2009年以来，中国参与了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和护航行动，共派出23批护航编队。1990年，中国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军事观察员;2014年，中国向南苏丹派出维和步兵营，首次派出作战型维和部队;2016年底，中国将组建联合国历史上首支常备维和警队。中国的这些境外行动均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向非洲派驻安全力量，仍需坚持联合国合法授权，要充分照顾有关国家舒适度，重大敏感事务“商量着办”。
制定妥当的应急方案及“二次进入”机制。在海外面临军事冲突、暴民骚乱、自然灾害等威胁时，中国已从过去主要依靠当地强力部门帮助，逐渐拥有了自主撤侨的实力。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中国从利比亚撤侨3万余人，2013年时仅数百人，大量企业放弃重返利比亚，其间的损失不言而喻。在危机发生后快速反应固然重要，但也不应忽视平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
总之，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中非双方对此均有深刻认识。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有效落实，中国“一带一路”与非洲“2063年议程”发展战略进一步对接，中非安全合作将能够更好地为中国海外利益保驾护航，助力中国在国际场合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
（作者张哲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黎文涛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所副所长）
安全保障需要同步跟进
中国广泛全面发展中非关系，需要安全保障同步跟进，加强中非安全合作势在必行。首先，中非经贸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本届对非投资论坛指出，最近十多年来，中非合作快速发展，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非双边贸易额接近1800亿美元，当前共有31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地区投资经营。非洲自然资源丰富、增长潜力巨大，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中国与非洲工业化进程互补性强，随着未来三年对非6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逐步落实，中非经贸合作在投资领域、合作规模方面将有质的提升。
其次，国际和地区恐怖主义威胁和平与发展。恐怖主义活动呈现跨国性、网络化、独狼式趋势，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出现，非一国之力能够解决，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在中国对非出口排名靠前的目的国、特别是中非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中，尼日利亚、埃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都面临着“伊斯兰国”“基地”“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等国际和地区恐怖组织的严峻威胁。中国在这些国家设立产业园区、助推非洲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有效应对恐怖袭击风险。
第三，非洲地区性安全组织面临发展瓶颈。非洲本土主要安全机制包括非洲联盟下设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各次区域经济共同体、非洲常备军等。此外，联合国、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也以维和行动、人员培训等形式参与到地区安全合作中。虽然非盟在其《2063年议程》中提出将“通过共同防务、外交和安全政策保障和平，保护非洲公民及其利益”，但目前非洲地区性安全组织在资金、人员、技术等方面均存在短板，加强中非安全合作大有可为。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在中非安全合作领域加强投入具有可行性。一方面，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为安全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赋予安理会以和平方式或强制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力，维和行动则被称作宪章的“第六章半”。截至2016年8月，中国向非洲七个国家派出了2400余名维和人员，是安理会“五常”中向非洲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为非洲和平与安全做出了应有贡献。2015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七章“国际合作”规定，经中央批准，有关国务院组成部门和军队可以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2015年版《中国对非政策文件》指出，“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支持非洲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支持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提高反恐能力和致力于反恐努力”。另一方面，中非拥有反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历史记忆，中国在非增强军事存在能够得到非洲国家理解支持。2016年年初，中国和吉布提就建设保障设施达成一致，该设施将主要用于中国军队执行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的休整与补给保障。今后，中国可通过与有关国家友好协商，在更多非洲国家建立类似设施，保护中国在非利益和重要航线安全，维护非洲和平与发展。
三大途径
习主席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明确指出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逐渐走过“认识”“参与”的初级阶段，更加重视在各类国际组织、多边安排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同样，在安全领域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是应有之义。可以说，加强中非安全合作绝不是一时的临时决策，而是中国崛起的必经之路，是与第三世界国家共同改变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战略选择。通过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中国能够获得更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获得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宝贵经验。
一是在多边机制中协调宏观安全战略，制定互利共赢议程，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打造“中非安全共同体”。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倡议举行的有关几内亚湾海盗问题的公开辩论会，受到地区国家欢迎。中国企业不仅在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安哥拉等沿岸国家兴业投资，助其加强打击海盗能力建设，确保航运线路安全，更利用联合国这一重要平台在国际场合公开呼吁各国携手应对海盗威胁。这些西非能源富集国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但基础设施落后，资金匮乏。如果我们能主动在多边机制中设计引导共赢议程，既能调动有关国家与中国形成合力，又能占据道义制高点，发挥深远影响。在今年南苏丹冲突中，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也积极斡旋，并支持东非次区域组织“伊加特”的促和努力。不仅如此，中国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中积累的经验也可资借鉴，更可大力参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建设进程，创设有中国参与的安全对话平台。
二是在双边合作中注重发挥中国外交建设性参与作用，积极有为地做战略支点国家工作，寻找安全合作“增长点”。以非洲之角国家为例，中国在埃塞俄比亚修建的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在肯尼亚修建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均综合考虑了相关国家的软硬件条件，但东非跨界民族问题导致恐怖极端组织威胁着中国的切实利益，亟需我们有效介入应对。当地最活跃的恐怖组织“索马里青年党”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张推翻索马里联邦政府，建立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三国的“大索马里”。虽然受到非盟索马里特派团打击，但该组织仍有在索马里境内乃至跨境发动成规模恐怖袭击的实力。“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在索马里这一主权虚弱的国家趁乱而入，竞相争取“索马里青年党”支持，协助其向周边扩散。此外，中国在索马里族聚居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州欧加登地区有重要的石油项目，曾多次遭到主张脱离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武装袭击。因此，通过探索与当地军警强力部门有效合作，照顾有关国家安全关切，帮助其提升自主维稳能力，打击影响非洲和平与发展的恐怖顽疾，将有效提振地区龙头国家对中国的信心，起到带动示范作用。 三是有效利用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渠道，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有中国特色的安全理念，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在政府外交以外开辟一条中非民众之间的交流渠道，有助于打破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贴标签”的话语垄断。历史上，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受好评，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新时期，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理念，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对非秉持“真、实、亲、诚”的政策方针和正确义利观，这些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安全理念。通过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的大力弘扬，可以让中国的新安全观从政府文件中走出来，真正走进非洲国家民众的心里。
化解各种困难与挑战
中国加强与非洲国家安全合作，仍需本着“以我为主、互利双赢”的精神，把握好中国、非洲和国际社会三者的平衡，对以下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主观意愿与非洲需要的对接。当美国等西方国家确因种种政治、经济原因对非洲和平与发展事业支持力不从心时，非洲国家往往愿意“向东看”，对中国普遍抱有较高期望，视中国为“替代者”，希望我们“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已经“走出去”的中国在非机构、人员、利益等的保护尚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对中非安全合作项目必须有选择地“成熟一个办一个”，首先在中国利益集中的地区打造有效的安全网络，稳扎稳打，克服冒进冲动。
非洲国家间关系敏感复杂，部分国家局势动荡不安。非洲的民族、宗教、文化多元，部落政治特征明显，近代以来又因后殖民时代边界划分问题人为造成了许多冲突。面对这些历史性问题，中国要常怀积极学习心态，有针对性地做好国别研究，逐渐积累与非洲不同群体打交道的经验，不搞“一刀切”。
警惕大国争夺，避免卷入代理人战争。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视非洲前殖民地国家为“禁脔”，对美国介入非洲也颇有微词。西方大国“拉一派、打一派”，利用甚至挑动地区矛盾、采取政权更迭等激进手段实现自身目标的做法，可能波及中国利益。在多边场合参与调解地区冲突时，应注意保持衡平立场，多劝和促谈，争取相关方信任。
在联合国框架下提供跨区域安全公共产品。2009年以来，中国参与了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和护航行动，共派出23批护航编队。1990年，中国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军事观察员;2014年，中国向南苏丹派出维和步兵营，首次派出作战型维和部队;2016年底，中国将组建联合国历史上首支常备维和警队。中国的这些境外行动均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向非洲派驻安全力量，仍需坚持联合国合法授权，要充分照顾有关国家舒适度，重大敏感事务“商量着办”。
制定妥当的应急方案及“二次进入”机制。在海外面临军事冲突、暴民骚乱、自然灾害等威胁时，中国已从过去主要依靠当地强力部门帮助，逐渐拥有了自主撤侨的实力。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中国从利比亚撤侨3万余人，2013年时仅数百人，大量企业放弃重返利比亚，其间的损失不言而喻。在危机发生后快速反应固然重要，但也不应忽视平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
总之，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中非双方对此均有深刻认识。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有效落实，中国“一带一路”与非洲“2063年议程”发展战略进一步对接，中非安全合作将能够更好地为中国海外利益保驾护航，助力中国在国际场合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
（作者张哲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黎文涛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