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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斗争时期，限于历史条件，我党我军和红色政权没有专门的财经审计机构以及专门从事审计工作的人员，但特殊的斗争环境，决定了经济建设与武装斗争、政治斗争的密切结合。同时，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我党我军和红色政权从土地革命、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在不断变化等特点出发，制定了财政工作方针，因而催生了财经审计工作。
适时成立财经监督机构
一是成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军队经济。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的三湾村，针对当时部队存在的编制不健全、官兵思想混乱、军阀主义习气等问题，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全面整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有一项创举，就是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在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每连推选产生1名主席、7名至9名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
士兵委员会是加强监督、实现民主、维护纪律的一个有效组织形式，士兵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有5项：参加军队管理、维持军队纪律、监督军队经济、做群众运动、做士兵政治教育。其在监督、管理军内经济方面的主要工作有：（1）监督实行经济公开。士兵委员会有权审查账目，有权要求定期向士兵报告经济情况。（2）监厨和采买。监厨主要是监督做好饭菜和搞好饮食卫生，掌握菜勺大小一致和开饭时间等;采买主要是协助司务长购买军中所需粮、油、菜，监督菜金的使用。（3）分发“伙食尾子”。在定期审查账目、核对结算的基础上，将“伙食尾子”分给大家，如遇特殊情况（如作战），需要推后分“伙食尾子”，必须公开宣布理由。
士兵委员会成立后，按职责开展工作，士兵们都很满意。
二是在政府中设置财政部，强化财经审计工作。
井冈山红色政权的初创阶段，因为没有经验，人民群众并不满意。如打下茶陵后，只成立了一个县人民委员会，派北伐时期曾做过安徽省旌德县县长的谭梓生担任县长，一切按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衙门还是原来的衙门;团长陈皓等部队首长则贪图享乐、吃包餐，丢下土豪不打，专找商会派军饷，也不开展群众工作，也不做御敌准备。
宛希先将茶陵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封汇报信，派人急送茅坪。毛泽东接信后，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回信指示：“新成立的政府绝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要做群众工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茶陵县委、县总工会、县农会负责人和军队各连党代表开始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县工农兵政府。其中，工人代表为谭震林，农民代表为李炳荣，士兵代表为陈士榘。代表们一致推选学徒出身的印刷工人、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杨绍震、罗尚德、罗青山、陈叔同等分别担任了县政府民政、财经（财政）、内务、青工等部门的负责人。
此后，湘赣边界其他县、区、乡的政权建设，包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基本上都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创建模式设立了工作机构，并专门设置了财政部（财政委员），从而突出了政府中财经审计工作的重要性。
严肃执行财经纪律
一是强调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以此灌输财经法纪意识。
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些纪律和注意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出来的。比如“三大纪律”中有一条“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最早的时候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就是因为初上井冈山时正值红薯成熟时节，战士们在行军途中又饥又渴，拿老百姓红薯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六项注意”中的“上门板、捆铺草”两条则是因为，当时部队住宿经常借用老百姓门板作铺板，借用稻草作铺草，但撤走时没有“物归原主”，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各家的门板因高矮大小不一而对不上卯，群众有意见，因此就规定要“上门板、捆铺草”。按照当时的要求，如果群众不在家，吃了群众的米，就要把米钱放在米桶里，用了群众的油，就要把油钱放在油罐底下，还要写上道歉和解释的信。每次开拔前，部队都要派检查组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红军严格执行财经等相关纪律，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
二是强调经济上实行民主，以此教育官兵要学会“理财”。
由士兵参加财经管理，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军队财经管理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样一来，既可增强战士间、官兵间的团结，又可改变军队的作风，还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由“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敵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部队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此外，红军在强调经济上实行民主的同时，特别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比如，1929年，红四军在大柏地打了个大胜仗，但是，由于这里的老百姓不了解红军，在战前都跑光了，结果红四军买不到粮食。毛泽东说：“打借条向老表们借粮，以后偿还。”红军吃了大柏地群众一天的粮、油、菜，也留下了一大批借条。时隔50多天，红四军特意绕道大柏地去还债。这时，有的流民也来凭空要钱，军领导交代：这次一定要赔偿，只许多给，不许少给。结果，那一次红四军一共付出3500块光洋，相当于红四军平时10天的伙食费。红四军用行动诠释诚信，赢得群众拥护。从此，红军“借粮还款”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 三是强调法制建设，以此保障财经纪律的执行。
为了更好地保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宣传苏维埃政府的正确主张，1928年1月，刚成立的遂川县红色政权出台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30多条规定中涉及财经政策的就有7条之多。而1928年底，湘赣边区政府制定的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则从没收土地范围、确定土地分配标准、分配区域、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税的征收等问题着手明确法定界限，从而为土地革命提供了法律依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也使得苏维埃政权中的财经审计工作有法可依、有令可行，从而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
严防贪污腐化事件
一是选优配强财经干部。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吃饭成为很大的难题。1928年4月，朱毛两军会师后，人数激增，每月要消耗粮食40多万斤，吃饭问题更显严峻。为解决部队给养，两军会师后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 红四军”）成立了军需处，范树德任军需处处长，宋乔生、曾士峨、吕赤、何长工等优秀干部都先后担任过财经管理干部。他们在艰苦的井冈山斗争时期，不仅用有限的经费维持了部队的日常运转，而且还为部队建设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如为改善医疗条件，他们根据前委的指示，决定把医务所扩大，成立红军医院。在根据地内要完成如此宏大的项目工程，必须要选配优秀的干部搞好工程管理。于是，担任过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红四军三十三团团长，时任红四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邓允庭被选派负总责，经费则由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王佐负责解决。
而当时被誉为“红四军大管家”的余贲民，参加过辛亥革命，在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平江县雪耻会会长，1922年任农会主席时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时，余贲民已是前委委员、副师长，而后担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部长兼红四军军部财务总管。当年，凡地方和红军打土豪收缴的金条、金砖、金戒指等，都由余贲民装入一个木箱亲自保管，并专门抽调约一个班的政治觉悟高、责任心强的战士负责警卫。彼时，他与桃寮村的一位姑娘相爱了。快要结婚时，岳母要他送一枚戒指给女儿作为信物，他断然回答说：“我这里是有不少的戒指、金条，但这些都是公家的，半个我也不能动。”
二是加强财经反腐力度。
为了防止贪腐事件发生，凡涉及粮油及钱币等财经事项，红四军以及苏维埃政府均有明确规定。比如，凡携带钱款前往“白区”办货，都需要向财政部登记，取得现金出口证才准出境。即便在“红区”内办事，携带钱物的人员也必须持通行证才可“通关”。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珍藏的一级革命文物——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购粮账簿便见证了这一史实。这本账簿记载了当年宁冈县农民售粮数量和付款金额，包含双方经手人、售粮人家庭住址、所在乡村，其中有一页有“付面交筱圃史存款捌拾玖元伍厘”等账目记载。此外，账簿内还有余贲民（时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部长）、李筱圃（时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部长）等人审核后的亲笔签名。从中还可以看出，县、区、乡政府所购的粮食必须运往指定地点，由部队军级机关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等接收。接收后，接收单位必须加盖公章; 粮食入库后，任何机关和私人不能动用丝毫，否则，经手人要赔偿并受严重处分。
诚然，因战争环境的特殊性，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财经工作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无论红四军内部，还是苏维埃政府，甚至中共井冈山特委都始终注重从制度上严明财经纪律，防止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同时，对于已经发生的各种腐败现象，严加惩处，绝不姑息。例如1928年5月中旬，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司务长古某，在宁冈葛田乡只有几户人家的水东村，向农民郭友庭买猪，谎称没有带钱，说过几天送来，将猪赶走，结果很久后都没有将钱给郭友庭送来。多数人认为古某一次性侵吞群众一头猪，情节恶劣，严重违反纪律，应受严惩。这件事被乡工农兵政府主席陈愿山了解到了，反映到红四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那里，陈毅派人查实后，及时向军党代表毛泽东和军長朱德做了汇报。朱德遂亲自主持军委会专门讨论此事，认为古某严重违反纪律，应当受到严厉惩处。会议一致决定，为严肃纪律、杜绝贪腐，对古某处以极刑并立即执行。古某被处决的消息传开后，在红四军官兵和葛田一带的民众中引起强烈震动。再如，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宁冈县查处的两桩贪污腐化案件：一是坝上乡工农兵政府主席李怀珍，伙同秘书各贪污公款20块银圆;二是古城区长溪乡工农兵政府军事委员、乡赤卫队队长谢某对关押的土豪女眷行为不轨，引起极大的民愤。案件查实后，工农兵政府撤销了这些腐败分子的职务，并向群众公布了他们的丑行，使革命根据地军民进一步看到了党和红军以及苏维埃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
（作者单位：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适时成立财经监督机构
一是成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军队经济。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的三湾村，针对当时部队存在的编制不健全、官兵思想混乱、军阀主义习气等问题，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全面整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有一项创举，就是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在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每连推选产生1名主席、7名至9名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
士兵委员会是加强监督、实现民主、维护纪律的一个有效组织形式，士兵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有5项：参加军队管理、维持军队纪律、监督军队经济、做群众运动、做士兵政治教育。其在监督、管理军内经济方面的主要工作有：（1）监督实行经济公开。士兵委员会有权审查账目，有权要求定期向士兵报告经济情况。（2）监厨和采买。监厨主要是监督做好饭菜和搞好饮食卫生，掌握菜勺大小一致和开饭时间等;采买主要是协助司务长购买军中所需粮、油、菜，监督菜金的使用。（3）分发“伙食尾子”。在定期审查账目、核对结算的基础上，将“伙食尾子”分给大家，如遇特殊情况（如作战），需要推后分“伙食尾子”，必须公开宣布理由。
士兵委员会成立后，按职责开展工作，士兵们都很满意。
二是在政府中设置财政部，强化财经审计工作。
井冈山红色政权的初创阶段，因为没有经验，人民群众并不满意。如打下茶陵后，只成立了一个县人民委员会，派北伐时期曾做过安徽省旌德县县长的谭梓生担任县长，一切按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衙门还是原来的衙门;团长陈皓等部队首长则贪图享乐、吃包餐，丢下土豪不打，专找商会派军饷，也不开展群众工作，也不做御敌准备。
宛希先将茶陵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封汇报信，派人急送茅坪。毛泽东接信后，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回信指示：“新成立的政府绝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要做群众工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茶陵县委、县总工会、县农会负责人和军队各连党代表开始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县工农兵政府。其中，工人代表为谭震林，农民代表为李炳荣，士兵代表为陈士榘。代表们一致推选学徒出身的印刷工人、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杨绍震、罗尚德、罗青山、陈叔同等分别担任了县政府民政、财经（财政）、内务、青工等部门的负责人。
此后，湘赣边界其他县、区、乡的政权建设，包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基本上都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创建模式设立了工作机构，并专门设置了财政部（财政委员），从而突出了政府中财经审计工作的重要性。
严肃执行财经纪律
一是强调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以此灌输财经法纪意识。
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些纪律和注意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出来的。比如“三大纪律”中有一条“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最早的时候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就是因为初上井冈山时正值红薯成熟时节，战士们在行军途中又饥又渴，拿老百姓红薯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六项注意”中的“上门板、捆铺草”两条则是因为，当时部队住宿经常借用老百姓门板作铺板，借用稻草作铺草，但撤走时没有“物归原主”，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各家的门板因高矮大小不一而对不上卯，群众有意见，因此就规定要“上门板、捆铺草”。按照当时的要求，如果群众不在家，吃了群众的米，就要把米钱放在米桶里，用了群众的油，就要把油钱放在油罐底下，还要写上道歉和解释的信。每次开拔前，部队都要派检查组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红军严格执行财经等相关纪律，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
二是强调经济上实行民主，以此教育官兵要学会“理财”。
由士兵参加财经管理，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军队财经管理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样一来，既可增强战士间、官兵间的团结，又可改变军队的作风，还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由“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敵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部队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此外，红军在强调经济上实行民主的同时，特别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比如，1929年，红四军在大柏地打了个大胜仗，但是，由于这里的老百姓不了解红军，在战前都跑光了，结果红四军买不到粮食。毛泽东说：“打借条向老表们借粮，以后偿还。”红军吃了大柏地群众一天的粮、油、菜，也留下了一大批借条。时隔50多天，红四军特意绕道大柏地去还债。这时，有的流民也来凭空要钱，军领导交代：这次一定要赔偿，只许多给，不许少给。结果，那一次红四军一共付出3500块光洋，相当于红四军平时10天的伙食费。红四军用行动诠释诚信，赢得群众拥护。从此，红军“借粮还款”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 三是强调法制建设，以此保障财经纪律的执行。
为了更好地保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宣传苏维埃政府的正确主张，1928年1月，刚成立的遂川县红色政权出台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30多条规定中涉及财经政策的就有7条之多。而1928年底，湘赣边区政府制定的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则从没收土地范围、确定土地分配标准、分配区域、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税的征收等问题着手明确法定界限，从而为土地革命提供了法律依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也使得苏维埃政权中的财经审计工作有法可依、有令可行，从而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
严防贪污腐化事件
一是选优配强财经干部。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吃饭成为很大的难题。1928年4月，朱毛两军会师后，人数激增，每月要消耗粮食40多万斤，吃饭问题更显严峻。为解决部队给养，两军会师后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 红四军”）成立了军需处，范树德任军需处处长，宋乔生、曾士峨、吕赤、何长工等优秀干部都先后担任过财经管理干部。他们在艰苦的井冈山斗争时期，不仅用有限的经费维持了部队的日常运转，而且还为部队建设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如为改善医疗条件，他们根据前委的指示，决定把医务所扩大，成立红军医院。在根据地内要完成如此宏大的项目工程，必须要选配优秀的干部搞好工程管理。于是，担任过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师长、红四军三十三团团长，时任红四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邓允庭被选派负总责，经费则由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王佐负责解决。
而当时被誉为“红四军大管家”的余贲民，参加过辛亥革命，在五四运动中担任过平江县雪耻会会长，1922年任农会主席时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时，余贲民已是前委委员、副师长，而后担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部长兼红四军军部财务总管。当年，凡地方和红军打土豪收缴的金条、金砖、金戒指等，都由余贲民装入一个木箱亲自保管，并专门抽调约一个班的政治觉悟高、责任心强的战士负责警卫。彼时，他与桃寮村的一位姑娘相爱了。快要结婚时，岳母要他送一枚戒指给女儿作为信物，他断然回答说：“我这里是有不少的戒指、金条，但这些都是公家的，半个我也不能动。”
二是加强财经反腐力度。
为了防止贪腐事件发生，凡涉及粮油及钱币等财经事项，红四军以及苏维埃政府均有明确规定。比如，凡携带钱款前往“白区”办货，都需要向财政部登记，取得现金出口证才准出境。即便在“红区”内办事，携带钱物的人员也必须持通行证才可“通关”。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珍藏的一级革命文物——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购粮账簿便见证了这一史实。这本账簿记载了当年宁冈县农民售粮数量和付款金额，包含双方经手人、售粮人家庭住址、所在乡村，其中有一页有“付面交筱圃史存款捌拾玖元伍厘”等账目记载。此外，账簿内还有余贲民（时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部长）、李筱圃（时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部长）等人审核后的亲笔签名。从中还可以看出，县、区、乡政府所购的粮食必须运往指定地点，由部队军级机关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等接收。接收后，接收单位必须加盖公章; 粮食入库后，任何机关和私人不能动用丝毫，否则，经手人要赔偿并受严重处分。
诚然，因战争环境的特殊性，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财经工作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无论红四军内部，还是苏维埃政府，甚至中共井冈山特委都始终注重从制度上严明财经纪律，防止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同时，对于已经发生的各种腐败现象，严加惩处，绝不姑息。例如1928年5月中旬，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司务长古某，在宁冈葛田乡只有几户人家的水东村，向农民郭友庭买猪，谎称没有带钱，说过几天送来，将猪赶走，结果很久后都没有将钱给郭友庭送来。多数人认为古某一次性侵吞群众一头猪，情节恶劣，严重违反纪律，应受严惩。这件事被乡工农兵政府主席陈愿山了解到了，反映到红四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那里，陈毅派人查实后，及时向军党代表毛泽东和军長朱德做了汇报。朱德遂亲自主持军委会专门讨论此事，认为古某严重违反纪律，应当受到严厉惩处。会议一致决定，为严肃纪律、杜绝贪腐，对古某处以极刑并立即执行。古某被处决的消息传开后，在红四军官兵和葛田一带的民众中引起强烈震动。再如，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宁冈县查处的两桩贪污腐化案件：一是坝上乡工农兵政府主席李怀珍，伙同秘书各贪污公款20块银圆;二是古城区长溪乡工农兵政府军事委员、乡赤卫队队长谢某对关押的土豪女眷行为不轨，引起极大的民愤。案件查实后，工农兵政府撤销了这些腐败分子的职务，并向群众公布了他们的丑行，使革命根据地军民进一步看到了党和红军以及苏维埃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
（作者单位：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