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生态批评以关注生态危机为旨归，重点在于审视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而乡土小说是现代文学中不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审美旨趣上都与自然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流派，表现出崇尚自然、道法自然的鲜明倾向，其基本价值取向与当代的生态文学极为契合。本文主要从大地伦理、精神生态、荒野这三个生态批评的重要理念介入对现代乡土小说的分析，旨在挖掘其所蕴含的积极的生态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生态批评 乡土小说 大地伦理 精神生态 荒野
生态批评要旨在于关注当下危机四伏的人类生存环境，“将生态及生态学的理念用于文学的研究”，“对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等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进行述评与研究，同时又倡导从生态的角度来阅读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从而使人类建立强烈的生态观念及忧患意识”，a表现出强烈的通过文学手段干预并促进生态伦理关系重建的诉求与旨归，故而其所关注视点是文学中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文学诸多流派中，若论与自然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乡土文学这一流派了，它直面乡土山野，秉承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大力揭露宗法制农村的腐朽落后，一方面把尚未受到或甚少受到现代文明浸染的自然环境、乡野生活、民风民俗作为描写和歌咏的对象，表现出崇尚自然、道法自然的鲜明倾向。这一特性，不论是价值取向还是精神建构，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生态意识，极为契合生态批评的核心要义。
大地伦理的诗性建构
“大地伦理”是著名的生态学者阿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立足点在于重新审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主张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包括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道德上的权利概念应当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和过程，“应该确认它们（植物、动物、水和土壤）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b。
用生态批评的眼光来打量，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普遍具有鲜明的“大地伦理”情怀，表现出明显的“反工业化”的倾向。从根本上说，这类小说以批判封建宗法制为旨归，以重构一种人性的、田园牧歌的诗意乡土为内在诉求，表现出对大地的脉脉深情，实质是对“以农为本”的传统民族心理的现代性回应。这一特性，客观上固然是由乡土小说自身的形成机制所决定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乡土文学也从此才真正具有了独特的意义”c；而主观上则是受到写作者内在情感的制约：现代乡土小说的书写对象是农业文明形态的宗法制乡村，其最大的特点是人对土地的依赖，正如费孝通所指出那样：“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d这种强烈的依附关系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人对天地自然的原生态情感——依赖、敬畏。现代乡土作家尽管大多是已从农村走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在写作时已获得反思、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但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土地情结始终或显在或潜在地影响着他们在文字中流淌的情感走向，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色彩的“双重视角”：一方面，在近现代西方先进思想的烛照下，作家们已清晰地看到封建宗法制如何造成古老乡土的衰败腐旧，农民的蒙昧困顿；另一方面，生于兹长于兹的故土情怀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只是单纯的旁观者、审视者、批判者，回忆、怀念、眷恋等情愫不时溢上笔端。因而，他们的笔触常常不自觉地游走于现代性的批判与传统式的乡土眷顾之间，这种“分裂式”的写作视角在乡土小说中极为普遍，既有对封建宗法制的批判，也表现出回归诗意乡土的反工业化倾向。
在这方面，作为乡土小说开创者的鲁迅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乡土农村既是鲁迅思考、批判国民痼疾的一个观察据点，同时也寄托着一种眷乡恋土的美好情怀。最为典型的是《社戏》，小说的中心虽是看戏，但作者在回忆少年时代到赵庄看戏那一段经历时，用了不少笔墨写乡野静谧优美的夜色，夜晚水上观戏的体验，看戏归来时一群少年怎样到地里偷摘罗汉豆烤吃，笔调舒缓，写景状物极为生动出色，一切是那般的优美和谐、古朴自然，可以说是鲁迅小说中最温情舒缓的一篇，字里行间流溢着对素朴本真的乡土生活的深深眷恋。《故乡》一篇也在无意中透露了鲁迅心目中极具乌托邦色彩的乡土生活图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少年闰土的清新活泼，与周围壮阔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天空、明月、大海、沙地、西瓜、农家少年、猹，勾勒出一个洋溢着生命活力的乡土世界。诸如此类在鲁迅小说中以“童年视角”闪现的乡土生活细节，与他所批判的现实乡土的凋敝、黑暗、腐朽，恰好构成了一种极富意味的对照，读者不难从中体味出鲁迅在大刀阔斧破“旧”时无意识流露的立“新”的情感意向，“作家试图在自己心灵中所留下的那块情感的‘净土’，那种没有等级的社会秩序，那种纯朴平和温馨的人际关系几近成为鲁迅的‘童话世界’”e。
受鲁迅影响，同时也是一种内在本能情感的驱动，类似的写法在以批判为旗帜的现代乡土作家的笔下并不少见，王鲁彦、许钦文笔下的浙东农村，蹇先艾、艾芜所写的偏远的西南边地，台静农描述的安徽乡土，萧红所关注的东北大地……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一方面火力猛烈地直指乡村的封建痼疾，一方面又在“童年视角”中流露出对乡土大地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隐约地寄希望于“田园牧歌”的乡土重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中，由于西方经济的入侵，造成农民大量破产的现实背景，反工业化主题更为直接鲜明。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吴祖缃的《十八担》、王统照的《山雨》等作品，在延续了反封建的命题之外，更是把矛頭指向西方工业文明，既表现了民族矛盾，也表现了两种文明形态间尖锐的对立冲突。
如果说对大地伦理的表达，在走启蒙批判路径的乡土小说中仅仅是一种边缘书写的话，那么在乡土小说的另外一支，即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以歌咏乡土田园生活为主的创作中，则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古老的土地崇拜，人对天地自然的依赖，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上升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而可以说就是小说要表现的主题。这一点，在这一支流的主要开创者废名的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废名的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词及禅宗文化的影响，意趣渺远，旨意幽微，创作跳出当时风行的批判窠臼而另辟蹊径，饶有趣味地写乡间如画美景，天真烂漫的小儿女情态，白发翁媪顺乎天命的自在生活，深具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在他的小说里，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道与天道高度合一。《竹林的故事》中的老程一家，勤勉劳作，与世无争，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桥》中的小林、琴子等几个青年男女，整日在竹林田野里读书吟诗，访古探幽，怡然自得，远离尘世的喧嚣，沉浸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美妙的境地之中。废名的这类小说，完全可以看作一幅幅淡雅深邃的水墨画卷，核心主题是人在天地自然中率性本真的生命形态。其后的沈从文在最具代表性的“湘西小说”中继续把这种对乡土的诗意描写推到极致。《边城》《萧萧》《龙朱》等作品向读者呈现的是一个风景优美、淳朴宁静、自在而为的乡土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保持着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对于钟爱的人物形象，沈从文甚至赋予他们植物、动物的外貌和特性：翠翠“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f，萧萧“像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曾茂盛”g，天保、傩送兄弟皆结实如小公牛……这些明显迥异于时代审美时尚的人物特性，凸显的正是作者血脉中流淌着的取法自然、尊崇自然的传统意识。 20年代以来形成的乡土小说，虽然主流观念是批判封建宗法制，但作家们的根基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对于乡村、土地、自然不可掩饰地表现出或潜在或明显的情感倾向。在他们的笔下，前工业时代的自然崇拜观念得以延续，表现出对以土地为象征的非人类世界的尊崇，是对“大地伦理”理论的生动诠释。
精神生态的乌托邦想象
生态批评的实质是对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核心有两方面：一是自然环境的污染，二是人精神世界的沦丧。前者是生态危机外在、直观的表现，后者是内在、隐蔽的，直指人类精神的生态危机。
沈从文在其都市题材小说中，早已不无忧虑地指涉所谓的“都市文明病”，《八骏图》里呈现的知识界精英灵魂世界的空虚扭曲，《绅士的太太》中上流社会的污浊堕落，令人触目惊心。而纵观当下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图景，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类在精神层面普遍的病态比起沈从文的小说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科学技术、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使当代人在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审美观念、价值构架、身份认知、目标追寻等诸多方面，与前工业化甚至是工业化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已不仅仅是经济现象，还更深地向文化、精神等领域广泛蔓延，商品观念、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生活娱乐化、文化流星化、生命肉身化、精神平面化的“新新人类”，已成为社会主流。h
如何自救？“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i觉醒者早已认识到精神世界的陷落源于欲求无止境的膨胀。卢梭把人的欲望分为自然欲望与消费欲望，他说：“我们的自然的欲念是很有限的，它们是我们达到自由的工具，它们使我们能够达到保持生存的目的。所有那些奴役我们和毁灭我们的欲念，都是从别处得来的；大自然并没有赋予我们这样的欲念，我们擅自把它们作为我们的欲念，是违反它的本意的。”！0因而他坚决主张把人的欲望限制在自然欲望的层面，限制在自然界所能承载的限度内。生态运动的积极践行者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与大自然同样简单呢？”！1他呼吁人类的生活“简单，简单，再简单吧”！2！
生态学者们所倡导的简单朴素、返璞归真的生命形态与平和康健的精神生态，也正是现代乡土小说极力去追寻的价值目标。鲁迅、王鲁彦、许钦文等作家记忆中如旧梦般远去的乡土社会，废名、沈从文、萧乾等作家着力营造的带有“古风”韵味的浪漫乡土生活，都把梦想建构在一个带有厚重老中国气息的乡土之上。那个不无理想化的社会明显受到千百年来引导着知识分子精神走向的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陶渊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的影响，弥散着或轻或重的乌托邦色彩。其共性就是对一种不受外界侵扰、自给自足、平和宁静的生活状态的向往。不仅如此，作家们还往往注重描写、渲染人性的纯善纯美。在田园浪漫派作家笔下，集中刻画了一群“健康而不悖乎人性”的美好形象，三姑娘、小林、翠翠、三三、琴子、老程、老船夫、顺顺、傩送……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当下焦灼浮躁的当代人普遍匮乏的品性：质朴、善良、无私、淡泊名利、内心平和满足。他们就像一面镜子，反照出当下物欲横流中当代人精神的空虚与委顿。
沈从文的《边城》可以说正是这种梦想建构的一个最佳范本。小城地处偏远，风光如画，人们顺应大自然规律安排生计，没有阶级纷争，没有争权夺利，过着简单朴素、与世无争的生活。小说中有很多感人至深的细节，形象生动地诠释了这种价值取向，比如老船夫极力拒绝渡河客人赠予的钱物，有的时候还追到岸上硬要还给对方，实在推却不过了，就拿去买上等的烟草和药品放在船上，任人们随意取用；他到镇上买肉，屠夫不收他的钱他就坚决不买，并且反复叮嘱对方他不要精肉，肉割了，趁对方不注意，赶快把钱扔过去；小说中的船总顺顺，从身份地位来说应该是当地的权势人物，但从不欺贫凌弱，相反最是豪爽仗义，仿佛是中国传统小说里侠客的化身……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寄托着作者建构人性“希腊小庙”的审美理想。
弗洛伊德曾说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拉康也指出“现实”不过是由想象与象征共同建构起来的，是二者相混合的主体性表达。现代乡土小说中那些明显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浪漫乡土世界的建构，实则代表了作家主体在对抗不如意的现实时借助文字来表达的一种美好愿望，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而需要指出的是，乡土作家们这种带有明显唯美、虚美倾向的写作，并不只是单纯的自我想象、自我陶醉，而是基于一定的现实目的，“在他们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不论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异乡者’，他们把原本并不美好的前现代的农耕文明以及‘乡下人’理想化，挖掘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试图以传统文化的底蕴去对抗和融化西方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3，进一步说，他们试图要对抗的是工業化进程中反文化、反人性的层面，对抗因自我欲望膨胀而滑向变异、堕落泥潭的不良风气，对抗人性恶曼延的都市生活，而并非社会的发展进步本身。因而作品中那种鲜明的重返农耕文明的幻梦般的叙写，就具有极为意味深长的生态内蕴。
走向荒野的生命旨归
在生态批评的辖域内，“荒野”是一个核心概念，指向的是从未受到或甚少受到人类影响的自然环境，接近大自然的原初模样。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是生态批评借以对抗环境破坏严重的现实境况的对立物，同时也提供一种参照物，希冀通过人类的反思和努力，最终达到重返健康自然生态的旨归。生态主义的积极倡导者梭罗就曾身体力行，于1845—1847年独自隐居于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畔。他把对物质利益的欲求降至最低限度，凭借大自然提供的条件生存，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并静下心来观察、感受博大丰富的非人类世界。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的《瓦尔登湖》记录了生态运动历史上这一珍贵的重返荒野的伟大举动。
在现代乡土小说中，荒野无处不在，尤其是在“五四”时期涌现出的作品中。现代工业文明尚未染指这片广袤大地，人们遵循的依旧是从祖辈那里延续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大自然也按其规律自在地运行着。青山秀水、修竹茂林、菱荡荷塘、明月清风、溪流游鱼、繁花野草，千百年来就这般生机勃勃地存在着，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家园。废名笔下荡漾着诗意的湖北黄梅农村景致，许杰、许钦文小说中点缀其间的浙东水乡美景，萧红悲怆的回忆中唯一充满温馨色调的后花园，沈从文作品中大量描写的湘西原生态景物……共同构建起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文学“荒野”。 若是在三层楼的屋顶上，往四周一望，全县的屋舍，就鳞接的毗连着，几树疏散的果树或桑叶，从人家的园中升起，稀朗的如寥落的汀州水草。倒翠溪与赭水的合流的渚口，流水洄成几个漩涡，淙淙然别有一番风韵，合着野鸭入水，落雁翻空的清音，时时在空气中徊翔。
这是许杰小说《赌徒吉顺》中开篇的一段景物描写，作者以俯瞰、远眺的视角，不过寥寥几笔，就极为生动地描摹了一幅绿树掩映、流水淙淙的诗意情境，屋舍、果树、溪流、野鸭、飞雁相映成趣地点缀着大地，令人顿感人不过是生存于其间的生命体之一。这段优美宁静的环境描写，与小说中作者批判、揭露的人性之恶形成了鲜明反差，使美与丑的对比具有了强烈效果，作者的爱憎也在这样的对照中昭然若揭。
沈从文也是擅长描写自然景致的高手，而且为了与小说中淡远的生命旨趣相谐和，他笔下的景物更接近生态批评的“荒野”诉求。在《边城》一篇中，一开始作者用白描手法详细地描写了边城的自然环境：
……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清流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漂在空气中。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4
文字浅白如水，不过是如实描绘，而景色生动，深潭、游鱼、翠竹，如在眼前。而山民傍水而居，三三两两的屋舍掩映在桃杏花里，成为大自然的点缀。“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山居的日子是如此富于自然的美和淡淡的温情，在这里，大自然是唯一的主体，人不过是如树木、花草般寄居其中的万物之一种。荷尔德林追寻的“诗意的栖居”在一幅生活图画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现代乡土小说在精神维度上一方面直面现实，表现封建伦理对人性的禁锢与摧残，另一方面也竭力发掘、歌咏乡野人物身上所焕发出的生命之美。李劼人《死水微澜》中蔑视世俗、大胆追求幸福的泼辣爽直的蔡大嫂，艾芜《山峡中》如山野之风般清新自在的野猫子，废名笔下的三姑娘、小林、琴子等人物，甚少受到世俗侵扰，活得恬淡自得，追求一种“但使愿无违”的生命境界，颇接近卢梭所倡导的“自然人”。在这方面，沈从文更为激进。“在沈从文笔下的原始生命形态里，存在着一种野性的生命活力。它以符合自然的自由形式被释放出来，与文明社会建立的有形秩序和无形观念的压抑相对立。”！5他反感于都市人的“阉寺病”，为了对抗也为了疗救都市人生命力的委顿，他在“湘西小说”中刻意张扬一种强悍野性的生命原欲，刻画了一群个性十足的人物形象。《龙朱》中用歌声自在追寻爱情的白耳族王子，《雨后》中在山上幽会的青年男女，《虎雏》中那个最终离开都市重回山野的“野性”难驯的勤务兵，《月下小景》里为情双双自杀的情人……这些乡野之人能遵循自己的内心，活得张扬恣肆，如果生命欲求受到阻挠，他们不惜放弃一切甚至是生命来达成。这种不无理想化的写作，其意图所在，正如苏雪林所指出那样：“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荷尔德林在《漫游》一诗中写道：“离去兮情怀忧伤，安居之灵不复与本源为邻。”海德格尔认为接近本源的最佳状态是接近故乡，“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6对于人类来说，大自然即是本源、故乡，而生态环境的恶化，精神危机的加重，却使人类不断远离自己的家园。在这样的生存境况下，以生态批评的视阈来观照现代乡土小说，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积极生态意蕴，对于促进人类重返“故乡”，重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家园，使安居之灵复与本源为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a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487页。
b〔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c！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第103页。
d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e丁帆：《浅论鲁迅乡土小说中价值与审美的悖反现象》，《长江学术》2014年第4期。
fg！4沈从文：《沈从文集·边城》，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393页，第186页，第395页。
h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文论》，《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i〔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8页。
！0〔法〕盧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8—289页。
！1！2〔美〕梭罗：《瓦尔登湖》，王家湘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第92页。
！5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49—250页。
！6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荷尔德林的新神话》，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关键词：生态批评 乡土小说 大地伦理 精神生态 荒野
生态批评要旨在于关注当下危机四伏的人类生存环境，“将生态及生态学的理念用于文学的研究”，“对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等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进行述评与研究，同时又倡导从生态的角度来阅读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从而使人类建立强烈的生态观念及忧患意识”，a表现出强烈的通过文学手段干预并促进生态伦理关系重建的诉求与旨归，故而其所关注视点是文学中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文学诸多流派中，若论与自然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乡土文学这一流派了，它直面乡土山野，秉承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大力揭露宗法制农村的腐朽落后，一方面把尚未受到或甚少受到现代文明浸染的自然环境、乡野生活、民风民俗作为描写和歌咏的对象，表现出崇尚自然、道法自然的鲜明倾向。这一特性，不论是价值取向还是精神建构，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生态意识，极为契合生态批评的核心要义。
大地伦理的诗性建构
“大地伦理”是著名的生态学者阿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立足点在于重新审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主张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包括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道德上的权利概念应当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和过程，“应该确认它们（植物、动物、水和土壤）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持续存在的权利”b。
用生态批评的眼光来打量，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普遍具有鲜明的“大地伦理”情怀，表现出明显的“反工业化”的倾向。从根本上说，这类小说以批判封建宗法制为旨归，以重构一种人性的、田园牧歌的诗意乡土为内在诉求，表现出对大地的脉脉深情，实质是对“以农为本”的传统民族心理的现代性回应。这一特性，客观上固然是由乡土小说自身的形成机制所决定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乡土文学也从此才真正具有了独特的意义”c；而主观上则是受到写作者内在情感的制约：现代乡土小说的书写对象是农业文明形态的宗法制乡村，其最大的特点是人对土地的依赖，正如费孝通所指出那样：“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d这种强烈的依附关系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人对天地自然的原生态情感——依赖、敬畏。现代乡土作家尽管大多是已从农村走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在写作时已获得反思、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但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土地情结始终或显在或潜在地影响着他们在文字中流淌的情感走向，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色彩的“双重视角”：一方面，在近现代西方先进思想的烛照下，作家们已清晰地看到封建宗法制如何造成古老乡土的衰败腐旧，农民的蒙昧困顿；另一方面，生于兹长于兹的故土情怀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只是单纯的旁观者、审视者、批判者，回忆、怀念、眷恋等情愫不时溢上笔端。因而，他们的笔触常常不自觉地游走于现代性的批判与传统式的乡土眷顾之间，这种“分裂式”的写作视角在乡土小说中极为普遍，既有对封建宗法制的批判，也表现出回归诗意乡土的反工业化倾向。
在这方面，作为乡土小说开创者的鲁迅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乡土农村既是鲁迅思考、批判国民痼疾的一个观察据点，同时也寄托着一种眷乡恋土的美好情怀。最为典型的是《社戏》，小说的中心虽是看戏，但作者在回忆少年时代到赵庄看戏那一段经历时，用了不少笔墨写乡野静谧优美的夜色，夜晚水上观戏的体验，看戏归来时一群少年怎样到地里偷摘罗汉豆烤吃，笔调舒缓，写景状物极为生动出色，一切是那般的优美和谐、古朴自然，可以说是鲁迅小说中最温情舒缓的一篇，字里行间流溢着对素朴本真的乡土生活的深深眷恋。《故乡》一篇也在无意中透露了鲁迅心目中极具乌托邦色彩的乡土生活图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少年闰土的清新活泼，与周围壮阔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天空、明月、大海、沙地、西瓜、农家少年、猹，勾勒出一个洋溢着生命活力的乡土世界。诸如此类在鲁迅小说中以“童年视角”闪现的乡土生活细节，与他所批判的现实乡土的凋敝、黑暗、腐朽，恰好构成了一种极富意味的对照，读者不难从中体味出鲁迅在大刀阔斧破“旧”时无意识流露的立“新”的情感意向，“作家试图在自己心灵中所留下的那块情感的‘净土’，那种没有等级的社会秩序，那种纯朴平和温馨的人际关系几近成为鲁迅的‘童话世界’”e。
受鲁迅影响，同时也是一种内在本能情感的驱动，类似的写法在以批判为旗帜的现代乡土作家的笔下并不少见，王鲁彦、许钦文笔下的浙东农村，蹇先艾、艾芜所写的偏远的西南边地，台静农描述的安徽乡土，萧红所关注的东北大地……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一方面火力猛烈地直指乡村的封建痼疾，一方面又在“童年视角”中流露出对乡土大地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隐约地寄希望于“田园牧歌”的乡土重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中，由于西方经济的入侵，造成农民大量破产的现实背景，反工业化主题更为直接鲜明。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吴祖缃的《十八担》、王统照的《山雨》等作品，在延续了反封建的命题之外，更是把矛頭指向西方工业文明，既表现了民族矛盾，也表现了两种文明形态间尖锐的对立冲突。
如果说对大地伦理的表达，在走启蒙批判路径的乡土小说中仅仅是一种边缘书写的话，那么在乡土小说的另外一支，即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以歌咏乡土田园生活为主的创作中，则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古老的土地崇拜，人对天地自然的依赖，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上升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而可以说就是小说要表现的主题。这一点，在这一支流的主要开创者废名的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废名的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词及禅宗文化的影响，意趣渺远，旨意幽微，创作跳出当时风行的批判窠臼而另辟蹊径，饶有趣味地写乡间如画美景，天真烂漫的小儿女情态，白发翁媪顺乎天命的自在生活，深具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在他的小说里，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道与天道高度合一。《竹林的故事》中的老程一家，勤勉劳作，与世无争，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桥》中的小林、琴子等几个青年男女，整日在竹林田野里读书吟诗，访古探幽，怡然自得，远离尘世的喧嚣，沉浸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谐美妙的境地之中。废名的这类小说，完全可以看作一幅幅淡雅深邃的水墨画卷，核心主题是人在天地自然中率性本真的生命形态。其后的沈从文在最具代表性的“湘西小说”中继续把这种对乡土的诗意描写推到极致。《边城》《萧萧》《龙朱》等作品向读者呈现的是一个风景优美、淳朴宁静、自在而为的乡土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保持着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对于钟爱的人物形象，沈从文甚至赋予他们植物、动物的外貌和特性：翠翠“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f，萧萧“像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曾茂盛”g，天保、傩送兄弟皆结实如小公牛……这些明显迥异于时代审美时尚的人物特性，凸显的正是作者血脉中流淌着的取法自然、尊崇自然的传统意识。 20年代以来形成的乡土小说，虽然主流观念是批判封建宗法制，但作家们的根基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对于乡村、土地、自然不可掩饰地表现出或潜在或明显的情感倾向。在他们的笔下，前工业时代的自然崇拜观念得以延续，表现出对以土地为象征的非人类世界的尊崇，是对“大地伦理”理论的生动诠释。
精神生态的乌托邦想象
生态批评的实质是对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核心有两方面：一是自然环境的污染，二是人精神世界的沦丧。前者是生态危机外在、直观的表现，后者是内在、隐蔽的，直指人类精神的生态危机。
沈从文在其都市题材小说中，早已不无忧虑地指涉所谓的“都市文明病”，《八骏图》里呈现的知识界精英灵魂世界的空虚扭曲，《绅士的太太》中上流社会的污浊堕落，令人触目惊心。而纵观当下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图景，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类在精神层面普遍的病态比起沈从文的小说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科学技术、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使当代人在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审美观念、价值构架、身份认知、目标追寻等诸多方面，与前工业化甚至是工业化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已不仅仅是经济现象，还更深地向文化、精神等领域广泛蔓延，商品观念、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生活娱乐化、文化流星化、生命肉身化、精神平面化的“新新人类”，已成为社会主流。h
如何自救？“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i觉醒者早已认识到精神世界的陷落源于欲求无止境的膨胀。卢梭把人的欲望分为自然欲望与消费欲望，他说：“我们的自然的欲念是很有限的，它们是我们达到自由的工具，它们使我们能够达到保持生存的目的。所有那些奴役我们和毁灭我们的欲念，都是从别处得来的；大自然并没有赋予我们这样的欲念，我们擅自把它们作为我们的欲念，是违反它的本意的。”！0因而他坚决主张把人的欲望限制在自然欲望的层面，限制在自然界所能承载的限度内。生态运动的积极践行者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与大自然同样简单呢？”！1他呼吁人类的生活“简单，简单，再简单吧”！2！
生态学者们所倡导的简单朴素、返璞归真的生命形态与平和康健的精神生态，也正是现代乡土小说极力去追寻的价值目标。鲁迅、王鲁彦、许钦文等作家记忆中如旧梦般远去的乡土社会，废名、沈从文、萧乾等作家着力营造的带有“古风”韵味的浪漫乡土生活，都把梦想建构在一个带有厚重老中国气息的乡土之上。那个不无理想化的社会明显受到千百年来引导着知识分子精神走向的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陶渊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的影响，弥散着或轻或重的乌托邦色彩。其共性就是对一种不受外界侵扰、自给自足、平和宁静的生活状态的向往。不仅如此，作家们还往往注重描写、渲染人性的纯善纯美。在田园浪漫派作家笔下，集中刻画了一群“健康而不悖乎人性”的美好形象，三姑娘、小林、翠翠、三三、琴子、老程、老船夫、顺顺、傩送……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当下焦灼浮躁的当代人普遍匮乏的品性：质朴、善良、无私、淡泊名利、内心平和满足。他们就像一面镜子，反照出当下物欲横流中当代人精神的空虚与委顿。
沈从文的《边城》可以说正是这种梦想建构的一个最佳范本。小城地处偏远，风光如画，人们顺应大自然规律安排生计，没有阶级纷争，没有争权夺利，过着简单朴素、与世无争的生活。小说中有很多感人至深的细节，形象生动地诠释了这种价值取向，比如老船夫极力拒绝渡河客人赠予的钱物，有的时候还追到岸上硬要还给对方，实在推却不过了，就拿去买上等的烟草和药品放在船上，任人们随意取用；他到镇上买肉，屠夫不收他的钱他就坚决不买，并且反复叮嘱对方他不要精肉，肉割了，趁对方不注意，赶快把钱扔过去；小说中的船总顺顺，从身份地位来说应该是当地的权势人物，但从不欺贫凌弱，相反最是豪爽仗义，仿佛是中国传统小说里侠客的化身……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寄托着作者建构人性“希腊小庙”的审美理想。
弗洛伊德曾说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拉康也指出“现实”不过是由想象与象征共同建构起来的，是二者相混合的主体性表达。现代乡土小说中那些明显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浪漫乡土世界的建构，实则代表了作家主体在对抗不如意的现实时借助文字来表达的一种美好愿望，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而需要指出的是，乡土作家们这种带有明显唯美、虚美倾向的写作，并不只是单纯的自我想象、自我陶醉，而是基于一定的现实目的，“在他们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不论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异乡者’，他们把原本并不美好的前现代的农耕文明以及‘乡下人’理想化，挖掘乡土中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试图以传统文化的底蕴去对抗和融化西方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3，进一步说，他们试图要对抗的是工業化进程中反文化、反人性的层面，对抗因自我欲望膨胀而滑向变异、堕落泥潭的不良风气，对抗人性恶曼延的都市生活，而并非社会的发展进步本身。因而作品中那种鲜明的重返农耕文明的幻梦般的叙写，就具有极为意味深长的生态内蕴。
走向荒野的生命旨归
在生态批评的辖域内，“荒野”是一个核心概念，指向的是从未受到或甚少受到人类影响的自然环境，接近大自然的原初模样。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是生态批评借以对抗环境破坏严重的现实境况的对立物，同时也提供一种参照物，希冀通过人类的反思和努力，最终达到重返健康自然生态的旨归。生态主义的积极倡导者梭罗就曾身体力行，于1845—1847年独自隐居于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畔。他把对物质利益的欲求降至最低限度，凭借大自然提供的条件生存，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并静下心来观察、感受博大丰富的非人类世界。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的《瓦尔登湖》记录了生态运动历史上这一珍贵的重返荒野的伟大举动。
在现代乡土小说中，荒野无处不在，尤其是在“五四”时期涌现出的作品中。现代工业文明尚未染指这片广袤大地，人们遵循的依旧是从祖辈那里延续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大自然也按其规律自在地运行着。青山秀水、修竹茂林、菱荡荷塘、明月清风、溪流游鱼、繁花野草，千百年来就这般生机勃勃地存在着，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家园。废名笔下荡漾着诗意的湖北黄梅农村景致，许杰、许钦文小说中点缀其间的浙东水乡美景，萧红悲怆的回忆中唯一充满温馨色调的后花园，沈从文作品中大量描写的湘西原生态景物……共同构建起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文学“荒野”。 若是在三层楼的屋顶上，往四周一望，全县的屋舍，就鳞接的毗连着，几树疏散的果树或桑叶，从人家的园中升起，稀朗的如寥落的汀州水草。倒翠溪与赭水的合流的渚口，流水洄成几个漩涡，淙淙然别有一番风韵，合着野鸭入水，落雁翻空的清音，时时在空气中徊翔。
这是许杰小说《赌徒吉顺》中开篇的一段景物描写，作者以俯瞰、远眺的视角，不过寥寥几笔，就极为生动地描摹了一幅绿树掩映、流水淙淙的诗意情境，屋舍、果树、溪流、野鸭、飞雁相映成趣地点缀着大地，令人顿感人不过是生存于其间的生命体之一。这段优美宁静的环境描写，与小说中作者批判、揭露的人性之恶形成了鲜明反差，使美与丑的对比具有了强烈效果，作者的爱憎也在这样的对照中昭然若揭。
沈从文也是擅长描写自然景致的高手，而且为了与小说中淡远的生命旨趣相谐和，他笔下的景物更接近生态批评的“荒野”诉求。在《边城》一篇中，一开始作者用白描手法详细地描写了边城的自然环境：
……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清流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漂在空气中。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4
文字浅白如水，不过是如实描绘，而景色生动，深潭、游鱼、翠竹，如在眼前。而山民傍水而居，三三两两的屋舍掩映在桃杏花里，成为大自然的点缀。“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山居的日子是如此富于自然的美和淡淡的温情，在这里，大自然是唯一的主体，人不过是如树木、花草般寄居其中的万物之一种。荷尔德林追寻的“诗意的栖居”在一幅生活图画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现代乡土小说在精神维度上一方面直面现实，表现封建伦理对人性的禁锢与摧残，另一方面也竭力发掘、歌咏乡野人物身上所焕发出的生命之美。李劼人《死水微澜》中蔑视世俗、大胆追求幸福的泼辣爽直的蔡大嫂，艾芜《山峡中》如山野之风般清新自在的野猫子，废名笔下的三姑娘、小林、琴子等人物，甚少受到世俗侵扰，活得恬淡自得，追求一种“但使愿无违”的生命境界，颇接近卢梭所倡导的“自然人”。在这方面，沈从文更为激进。“在沈从文笔下的原始生命形态里，存在着一种野性的生命活力。它以符合自然的自由形式被释放出来，与文明社会建立的有形秩序和无形观念的压抑相对立。”！5他反感于都市人的“阉寺病”，为了对抗也为了疗救都市人生命力的委顿，他在“湘西小说”中刻意张扬一种强悍野性的生命原欲，刻画了一群个性十足的人物形象。《龙朱》中用歌声自在追寻爱情的白耳族王子，《雨后》中在山上幽会的青年男女，《虎雏》中那个最终离开都市重回山野的“野性”难驯的勤务兵，《月下小景》里为情双双自杀的情人……这些乡野之人能遵循自己的内心，活得张扬恣肆，如果生命欲求受到阻挠，他们不惜放弃一切甚至是生命来达成。这种不无理想化的写作，其意图所在，正如苏雪林所指出那样：“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荷尔德林在《漫游》一诗中写道：“离去兮情怀忧伤，安居之灵不复与本源为邻。”海德格尔认为接近本源的最佳状态是接近故乡，“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6对于人类来说，大自然即是本源、故乡，而生态环境的恶化，精神危机的加重，却使人类不断远离自己的家园。在这样的生存境况下，以生态批评的视阈来观照现代乡土小说，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积极生态意蕴，对于促进人类重返“故乡”，重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家园，使安居之灵复与本源为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a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487页。
b〔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c！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第103页。
d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e丁帆：《浅论鲁迅乡土小说中价值与审美的悖反现象》，《长江学术》2014年第4期。
fg！4沈从文：《沈从文集·边城》，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393页，第186页，第395页。
h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文论》，《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i〔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8页。
！0〔法〕盧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8—289页。
！1！2〔美〕梭罗：《瓦尔登湖》，王家湘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第92页。
！5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49—250页。
！6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荷尔德林的新神话》，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