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因子是可以操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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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文《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剥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一)》在《读书》今年第五期刊出后,反响颇大,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也许这和“A类期刊”风波恰好在此时发生也有关系。这些反响让我们感觉到,不妨将原先计划中第二篇文章的写作稍稍提前一点。
  友人告诉我们,本刊第五期上的拙文已经“严重伤害”了某些人士朴素的感情—他们是如此热爱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和影响因子,以至于当他们发现任何打算“诋毁”影响因子的企图时,都会产生由衷的义愤,而拙文就被认为具有这种企图。
  关心此事的读者想必还记得,拙文第一篇其实只完成了一个任务—揭示影响因子游戏背后的“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的纯粹商业性质。这一点之所以有必要揭示出来,是因为国内学者、官员、管理人员和广大公众都长期忽视了这一点,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提请各方注意到影响因子背后的商业性质。
  然而,热爱影响因子的人士对拙文的质问有一个共同点:商业化就必然不公正吗?非商业化而不公正的例子不是也很多吗?
  但是,仔细阅读拙文第一篇,其中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被解释为“商业化就必然不公正”这样的意思吗?当然没有—因为笔者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那篇文章根本没有涉及影响因子的公正性问题。既然如此,上面的质问岂非无的放矢?
  让我们言归正传,本文的任务是:揭示影响因子可以如何被操弄。先声明一点:限于篇幅,关于影响因子游戏的种种问题,包括它的不合理、不公正之处,并非本文所能尽举,笔者准备在下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揭示。
  虽然商业化并不必然导致不公正,但具体到影响因子游戏,它的这些不公正之处和商业性质之间,则既有表面的直接联系,更有内在的本质联系。所以热爱影响因子的人士在阅读本文之前有必要做好思想准备—你们热爱的对象,行将遭到进一步的“诋毁”。

两栖化:中国读者不熟悉的杂志形态


  《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之类的西方科学杂志,能够在学术江湖中获得“顶级”的名头,确实有一些中国公众不熟悉的“神功”。其中一项,简单地说,就是让杂志两栖化—既刊登学术文本(包括原创的论文以及综述文章),也刊登各种各样的大众文本。
  就以《自然》杂志为例,目前它每期刊登的文章中,属于学术文本的仅三个栏目:论文(article)、归类于“原创研究”的通信(letter)以及综述评论(review)。通信比较简要,是对某项科研成果的初步介绍,论文篇幅稍长,是对某项研究工作更全面的介绍。但是一定要注意,《自然》杂志还有另外的十五个栏目呢!它们是:
  消息和评论(News and Comment)、读者来信(Correspondence)、讣告(Obituaries)、观点(Opinion)、书籍和艺术(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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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哲学神话”,也就是出于哲学目的而写作的神话。据说,最早将这个短语作为专名术语使用的,是颇具神秘色彩的德国思想家谢林(F.W.J.Schelling)。  神话与诗一般都被视为文学作品,似乎与哲学关系不大。西方文学强大的叙事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讲述英雄神话的《荷马史诗》。不过在古希腊,神话与诗绝不仅是文学,还是世世代代传承知识经验、完善伦理秩序的“宝典”。  荷马与赫西俄德生活的时代,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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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二0一九年第二期刊载了林梅村的《瘦马非马——山西元代壁画墓出土散曲(西江月)名实辨》,读后令人一新耳目,但有个别的说法过于大胆,还需进一步考证。但它带出一个学术界尚有争议的问题,即著名的“秋思之祖”——《天净沙·秋思》的作者及曲词的渊源流变。在主流的文学史和文学接受、传播层面,《秋思》一曲属于马致远无疑,但在文学研究的层面,却一直存在争议。在《天净沙·秋思》的流播系统中,山西兴县红峪村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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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一九一0年的费孝通先生,于九五高龄逝世于二00五年。其二十卷全集四年后即编讫出版,而《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竟在再过十年后才得以与读者见面,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所谓晚年,从书名可以看出,即指一九八一年以后。在此前一年,“右冠”加身二十余载的费孝通,被正式宣布“改正”, 在七十岁时迎来可贵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也开始其“老来不慕归田乐,随众奔波为国谋”(《和友人
【编者按】二○一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先后出版了《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以及《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家国焦虑》,并就两书分别召开了座谈研讨会。两本书都触及了中西间的文明比较以及通过中国人伦传统,对西方现代性传统进行反思,以解决当下人们普遍面对的人伦与道德的困境。本文是甘阳邀约两书作者张祥龙、吴飞做进一步深度对谈,体现了三位学者对时代问题的思考与回应。  甘阳(以下简称“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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