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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布哈林作为俄共（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拓展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思考维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纵观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劳动理论、物化理论以及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主要理论渊源;意识形态概念与特征论、属性与存在论是其主要内容。不断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心理是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当代启示。
关键词：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社会主义文化;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7-0047-02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十分脆弱。在此背景下，防止政权蜕化变质、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成为第一要务。布哈林作为苏联早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认识到了在此过渡时期必须紧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筑牢广大干部与工农群众的思想阵地。因此，结合唯物史观与现实需要，布哈林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并把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劳动理论相联系，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深入研究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能够对新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方法论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劳动理论
布哈林认为“意识形态过程是分化的劳动”，将意识形态的本质定义为劳动。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这里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以及“生产物质生活”指的都是劳动。恩格斯也曾再论劳动，他更明确地强调人们必须先劳动才能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除了主要讨论物质劳动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何为“真正的分工”时便提到了精神生产劳动，认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在此基础上，布哈林将社会总劳动分为物质劳动以及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所有劳动，而属于“上层建筑”的劳动便内含着意识形态性劳动本身。在这里，布哈林深刻剖析了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劳动思想，提出了“上层建筑性劳动”以及“意识形态性劳动”等概念。除此之外，布哈林还对意识形态性劳动的组织范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它参照了物质劳动的组织范式。这样，布哈林便从“骨骼”（运行范式）与“血肉”（具体内容）两方面充实了“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
（二）马克思的物化理论
布哈林将意识形态过程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劳动，提出意识形态具有“物的社会存在形式”。既然是劳动，必然存在对象化的问题。我们熟知，劳动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2]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意识形态性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为何？它又通过何种形式得以呈现？针对上述疑问，布哈林作了巧妙地同义语转换：他将意识形态性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等价为精神文化的产生过程。布哈林说到，“精神文化的積累不仅是通过人们头脑中的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升华的形式，而且是通过物的积累形式实现的。”[3]也就是说一定形式的精神生产必然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存在，即特定形式的物质载体。由此得出结论：“意识形态性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是“精神文化”，它不仅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同样也以物质化的形式存在。劳动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人不仅要“物质的”存在着，还要“精神的”存在着。
（三）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是作为具有否定性（虚假性）意义的语词使用的，可以说与“科学”是不沾边的。但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拓展，首次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再笼统地探讨意识形态虚假性。列宁指出，“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4]面对当时国内盛行的修正主义，列宁已经意识到厘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边界的紧迫性，因此格外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可以说，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是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布哈林正是沿着列宁的思路，因此在创设其意识形态理论时同样凸显出鲜明的阶级性。
二、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概念与特征论
首先在概念上，布哈林将意识形态过程看作是一种分化的劳动。他认为，“在‘人类史’初期，也就是说，在不存在剩余劳动的条件下，几乎也不存在意识形态。”[3]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它的产生依赖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这其中隐含着脑体分工，即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差别。因此，布哈林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分化的劳动，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细化，这样一种劳动呈现出日益专门化的趋势。其次，在特征上，布哈林认为意识形态性劳动与物质性生产劳动之间及其内部均呈现着动态平衡。他以“平衡论”的形式逻辑来分析意识形态性劳动与物质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存在着“动的平衡”。实际上，布哈林讲的“平衡”不是一种静止的、不变的、恒定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变化的、发展的状态。即所谓“动的平衡”之势。我们不能将“平衡”就简单地等同为“和谐”，而是要将其理解为一个场域，即在社会统一体存在下“和谐”（正向）与“冲突”（负向）之间的广大场域。在这个“平衡的场域”中，有时冲突占据上风，有时和谐占据上风，但总的说还是一种动态的，有时甚至是不稳定的平衡状态。
（二）属性与存在论
首先，在属性上，布哈林认为意识形态性劳动存在鲜明的阶级性。他强调一切社会科学都有阶级性，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布哈林认为：“最高地位同所谓‘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有联系，而‘精神生产资料’属于阶级的垄断所有权;由此可见，在分配物质生产产品时，这种‘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相应地比处在他们下面的人们获得较大的一部分社会产品。”[3]可见，作为“分化的劳动”的意识形态性劳动应然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布哈林正是深刻挖掘到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属性，即鲜明的阶级性，从而为其“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设定好理论边界。其次，在存在形式上，布哈林认为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的积累不仅通过人们头脑中意识形态升华的形式存在，而且也通过物的积累的形式存续。布哈林指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物质化规律。意识形态不仅只有思想观念的呈现方式，还有物质化的形式。比如说，书籍、碑铭、雕像、图画、庙宇等等这些物品实际上就是凝固的、物质化的意识形态，我们根据这些“物的积累”就可以对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或者意识形态进行判断。正如布哈林所强调的，“精神文化的物的骨骼就是这种文化的‘固定资本’，它愈是丰富多彩，它的固定资本就愈多，这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3]这里“精神文化的物的骨骼”就是承载着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即物质化的意识形态;那么，“固定资本”则是指精神文化得以附载的物质载体的可能性或选择性空间。总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衡量意识形态物质化程度的决定性标尺，意识形态不仅是以纯观念的形式存在，也同样以物的形式存在并延续着。 三、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不断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创新
布哈林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认为一个有着“健康肌体”的社会必须同样具备恰当合理的意识形态过程，与物质生产相配合，共同推进社会进步。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同样永无止境。新时代聚焦当代中国，可以发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问题重重，加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意义深远。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指出：“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5]因此，不断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创新，需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发展实际增加具有针对性、导向性的理论话语。既要重视对意识形态基本理论的再思考，又要推进具有中国特点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断推陈出新。
（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布哈林从意识形态性劳动视角看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中隐含着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布哈林提出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内在包含文化实存的劳动价值，文化市场化以及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考。从国内一维，在新时代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尤为重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形成适应性发展。人们对文化层面的需求要得到极大提升，必须对文化生产领域进行深刻变革，尤其是推进文化生产领域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推进文化市场化发展，加大对高质量高标准文化产业的重视，努力建成文化强国。从国际一维，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要素，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日益突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助于促进中国文化与国际社会进行深度交流，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与认同感。
（三）不断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心理
布哈林曾这样解释社会心理，“人们通常是靠‘日常思维’过活的。在社会生活所由构成的无限多的人们相互作用中，在人们的精神交往范围内，存在着一些大量的没有系统化的要素”[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不同社会的群体利益诉求更为鲜明，再加之思想领域的氛围活跃，使得现阶段社会心理呈现出多样化态势。由于多元利益诉求的需要，许多社会心理与诸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产生“契合”，无疑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在对多样化社会心理进行引导的时候必须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亮明阶级观点。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应“回避”或消解阶级性之于意识形态的深刻意涵，这是原则底线的问题，不应随着全球化思维而淡化弱化。在全球化时代，更需要凸显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旗帜鲜明地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心理，树立强大社会认同，坚决同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做斗争，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参考文献：
[1]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16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4.
[3][苏]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M].李光谟，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22：76：256：321：244.
[4]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1.
[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64.
（责任编辑：许广东）
关键词：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社会主义文化;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7-0047-02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十分脆弱。在此背景下，防止政权蜕化变质、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成为第一要务。布哈林作为苏联早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认识到了在此过渡时期必须紧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筑牢广大干部与工农群众的思想阵地。因此，结合唯物史观与现实需要，布哈林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并把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劳动理论相联系，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深入研究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能够对新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方法论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劳动理论
布哈林认为“意识形态过程是分化的劳动”，将意识形态的本质定义为劳动。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这里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以及“生产物质生活”指的都是劳动。恩格斯也曾再论劳动，他更明确地强调人们必须先劳动才能满足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除了主要讨论物质劳动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何为“真正的分工”时便提到了精神生产劳动，认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在此基础上，布哈林将社会总劳动分为物质劳动以及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所有劳动，而属于“上层建筑”的劳动便内含着意识形态性劳动本身。在这里，布哈林深刻剖析了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劳动思想，提出了“上层建筑性劳动”以及“意识形态性劳动”等概念。除此之外，布哈林还对意识形态性劳动的组织范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它参照了物质劳动的组织范式。这样，布哈林便从“骨骼”（运行范式）与“血肉”（具体内容）两方面充实了“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
（二）马克思的物化理论
布哈林将意识形态过程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劳动，提出意识形态具有“物的社会存在形式”。既然是劳动，必然存在对象化的问题。我们熟知，劳动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2]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意识形态性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为何？它又通过何种形式得以呈现？针对上述疑问，布哈林作了巧妙地同义语转换：他将意识形态性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等价为精神文化的产生过程。布哈林说到，“精神文化的積累不仅是通过人们头脑中的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升华的形式，而且是通过物的积累形式实现的。”[3]也就是说一定形式的精神生产必然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存在，即特定形式的物质载体。由此得出结论：“意识形态性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是“精神文化”，它不仅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同样也以物质化的形式存在。劳动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人不仅要“物质的”存在着，还要“精神的”存在着。
（三）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是作为具有否定性（虚假性）意义的语词使用的，可以说与“科学”是不沾边的。但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拓展，首次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再笼统地探讨意识形态虚假性。列宁指出，“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4]面对当时国内盛行的修正主义，列宁已经意识到厘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边界的紧迫性，因此格外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可以说，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是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布哈林正是沿着列宁的思路，因此在创设其意识形态理论时同样凸显出鲜明的阶级性。
二、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概念与特征论
首先在概念上，布哈林将意识形态过程看作是一种分化的劳动。他认为，“在‘人类史’初期，也就是说，在不存在剩余劳动的条件下，几乎也不存在意识形态。”[3]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它的产生依赖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这其中隐含着脑体分工，即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差别。因此，布哈林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分化的劳动，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细化，这样一种劳动呈现出日益专门化的趋势。其次，在特征上，布哈林认为意识形态性劳动与物质性生产劳动之间及其内部均呈现着动态平衡。他以“平衡论”的形式逻辑来分析意识形态性劳动与物质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存在着“动的平衡”。实际上，布哈林讲的“平衡”不是一种静止的、不变的、恒定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变化的、发展的状态。即所谓“动的平衡”之势。我们不能将“平衡”就简单地等同为“和谐”，而是要将其理解为一个场域，即在社会统一体存在下“和谐”（正向）与“冲突”（负向）之间的广大场域。在这个“平衡的场域”中，有时冲突占据上风，有时和谐占据上风，但总的说还是一种动态的，有时甚至是不稳定的平衡状态。
（二）属性与存在论
首先，在属性上，布哈林认为意识形态性劳动存在鲜明的阶级性。他强调一切社会科学都有阶级性，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布哈林认为：“最高地位同所谓‘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有联系，而‘精神生产资料’属于阶级的垄断所有权;由此可见，在分配物质生产产品时，这种‘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相应地比处在他们下面的人们获得较大的一部分社会产品。”[3]可见，作为“分化的劳动”的意识形态性劳动应然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布哈林正是深刻挖掘到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本质属性，即鲜明的阶级性，从而为其“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设定好理论边界。其次，在存在形式上，布哈林认为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的积累不仅通过人们头脑中意识形态升华的形式存在，而且也通过物的积累的形式存续。布哈林指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物质化规律。意识形态不仅只有思想观念的呈现方式，还有物质化的形式。比如说，书籍、碑铭、雕像、图画、庙宇等等这些物品实际上就是凝固的、物质化的意识形态，我们根据这些“物的积累”就可以对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或者意识形态进行判断。正如布哈林所强调的，“精神文化的物的骨骼就是这种文化的‘固定资本’，它愈是丰富多彩，它的固定资本就愈多，这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3]这里“精神文化的物的骨骼”就是承载着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即物质化的意识形态;那么，“固定资本”则是指精神文化得以附载的物质载体的可能性或选择性空间。总之，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衡量意识形态物质化程度的决定性标尺，意识形态不仅是以纯观念的形式存在，也同样以物的形式存在并延续着。 三、布哈林意识形态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不断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创新
布哈林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认为一个有着“健康肌体”的社会必须同样具备恰当合理的意识形态过程，与物质生产相配合，共同推进社会进步。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同样永无止境。新时代聚焦当代中国，可以发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问题重重，加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意义深远。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指出：“意识形态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5]因此，不断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创新，需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发展实际增加具有针对性、导向性的理论话语。既要重视对意识形态基本理论的再思考，又要推进具有中国特点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断推陈出新。
（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布哈林从意识形态性劳动视角看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中隐含着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布哈林提出意识形态性劳动概念，内在包含文化实存的劳动价值，文化市场化以及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考。从国内一维，在新时代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尤为重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形成适应性发展。人们对文化层面的需求要得到极大提升，必须对文化生产领域进行深刻变革，尤其是推进文化生产领域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推进文化市场化发展，加大对高质量高标准文化产业的重视，努力建成文化强国。从国际一维，文化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要素，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日益突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助于促进中国文化与国际社会进行深度交流，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与认同感。
（三）不断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心理
布哈林曾这样解释社会心理，“人们通常是靠‘日常思维’过活的。在社会生活所由构成的无限多的人们相互作用中，在人们的精神交往范围内，存在着一些大量的没有系统化的要素”[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不同社会的群体利益诉求更为鲜明，再加之思想领域的氛围活跃，使得现阶段社会心理呈现出多样化态势。由于多元利益诉求的需要，许多社会心理与诸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产生“契合”，无疑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在对多样化社会心理进行引导的时候必须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亮明阶级观点。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应“回避”或消解阶级性之于意识形态的深刻意涵，这是原则底线的问题，不应随着全球化思维而淡化弱化。在全球化时代，更需要凸显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旗帜鲜明地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心理，树立强大社会认同，坚决同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做斗争，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参考文献：
[1]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16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4.
[3][苏]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M].李光谟，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22：76：256：321：244.
[4]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1.
[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64.
（责任编辑：许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