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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陶”在中国落地生根2000年后,中国人酿造的“龙徽”葡萄酒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酒柜里,古朴的瓶身上,一条红色的缎带格外引人注意,它如同中国古老文明与欧洲葡萄酒文化碰撞出的火花,而这段新传奇的开启者正是“龙徽”
葡萄酒的历史,就如同人类的文明史一般,浩瀚广博而又深厚悠远。根据《圣经》的记载,诺亚在建造方舟到达陆地之后,便开始了葡萄的栽培,此后,与葡萄酒相关的种种描绘又出现在埃及金字塔的壁画里、苏美尔的汗谟拉比法典里、希腊人的账簿里……然而,在葡萄酒漫长的历史记录中,中国所占的笔墨却极少。
汉武帝时期,“蒲陶”被出使西域的使者第一次带入中国。之后,葡萄酒一度受到中国帝王的青睐,唐太宗就曾享受过中国最早的“白兰地”。然而,在元代经历过一次小小的高潮之后,葡萄酒在中国的发展就陷入了不温不火的状态。
进入明代,随着西方宗教文化的渗透,葡萄酒文明也开始在中国萌芽,但葡萄酒工业却迟迟没有在中国成形。直至1910年,法国天主教修士沈蕴璞在颐和园北门外种下从法国引进的葡萄树,并建立了第一个由外国人创建的中国葡萄酒厂,自此,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葡萄酒工业才在中国诞生了。
圣酒飘香
北京龙徽的前身,是1910年建立在“栅栏教堂”的上义洋酒厂。1959年,上义酒厂改名为北京葡萄酒厂,80年代与法国保乐力加集团合资组建为龙徽酿酒公司。
今天,每当游人经过北京市西城区的马尾沟,会发现有一个叫“葡萄园”的地方,从那里向东200米就是北京市委党校。信步走入园中,一片墓地在松柏的环绕下隐隐透着几分神秘,原来,这里埋葬着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明清时期的外国著名传教士。
现在,游人只能隔着铁栅栏门遥望那些曾被义和团、红卫兵两度破坏的墓碑。然而,一百年前,法国传教士就是在这里撒下了葡萄种,并开办酒厂,酿造出北京地区最早的干白、干红和白兰地。
今日的龙徽为何会起源于一家洋酒厂?当年的传教士又为何会来到这里种植葡萄树?一切还要追溯到100年前。
经过中世纪漫长的积淀,欧洲的葡萄酒文明随着基督教的兴盛日渐成熟起来,在欧洲,有教堂的地方,就有葡萄酒;有修士的地方,就无需酿酒师。尽管从明代起,中国就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西方传教士还是身负基督教和葡萄酒工业文明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逝世,明神宗皇帝恩准利玛窦安葬于北京,他的墓地被选在“滕公栅栏”,那里曾是明朝开国重臣滕国公孟善的私人花园。400年后,北京龙徽葡萄酒酒标上的“栅栏”图形即来源于此。“滕公栅栏”成为利玛窦的墓地后,被重新修建了一番:整个墓园是西式的,但墓碑却是中式的。墓地竣工后,门口高悬“钦赐”的牌匾,示意政府对它的认可并保护它的存在。
随着栅栏墓地的建成,附近的教堂也拔地而起。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栅栏墓地附近的教堂一度被毁,经过重修后,新教堂在民间被称为“上义教堂”或“栅栏教堂”。
1910年,一群法国圣母会总院的教士从西安门真如镜胡同搬进栅栏教堂,院长是法国神父沈蕴璞,与他一起住进新教堂的还有一个叫里格拉的酿酒师。
随着他们的到来,教堂自己管理的房子也开始动工,并在当年8月建成。新楼主要用于对教会中学的学生授课以及办公,由于它的外形像中文的“山”字,故被称为“山字楼”。
同时,为了给北京天主教提供弥撒用酒,圣母会投资了6000银元,在“山字楼”南侧建立了上义洋酒厂,即今日龙徽酒厂的前身。酒厂由沈蕴璞任厂长,里格拉为酿酒师。就是他们,在栅栏教堂周围种下了第一株酿酒葡萄,酿出了第一瓶干红葡萄酒,开启了龙徽的酿酒史。
上义洋酒厂主要以法国工艺酿造干型葡萄酒。每当葡萄成熟,就被送到“山字楼”的一个小酿造车间加工,然后被送入地下室储存。受规模所限,洋酒厂最初还是作坊式生产,每年的葡萄酒产量仅有5到6吨。
随着教会学生人数的增加,1927年,圣母会又出资在北京西郊黑山扈盖了一座新楼——“圣若瑟楼”。随着它的建成,上义洋酒厂也在附近开垦了90多亩葡萄园,所种的葡萄都是法国引进的酿酒品种,包括佳丽酿、福勒多、塞必尔、法国蓝、玫瑰香、沙斯拉等十多个品种。每当葡萄成熟时,酒厂就雇人采摘,然后把它们运到40多里外的“栅栏教堂”榨汁酿酒。
随着葡萄产品的增加以及酿酒厂的扩建,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山字楼”南的葡萄酒厂已拥有34间厂房、地下16个储酒池、地上3个储酒池。酿造的发酵葡萄酒也囊括了干红、干白、甜红、甜白、香槟5个品种。
1933年,吉善修士接管上义洋酒厂后,开始将部分产品对教堂以外的人士进行出售,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触到了葡萄酒。从那时起,上义酒厂开始扩展蒸馏酒和配置酒生产,包括高年白兰地酒、白兰地酒、金酒、外二木特酒、干可那酒、公望酒、薄荷酒、清香罗木酒、浦提万酒等21个品种。加上之前的5个葡萄酒品种,上义在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一共生产过26种产品。
随着上义酒厂对外售酒量的增长以及佳酿美名的流传,葡萄酒很快就在京城上流社会中传播开来,上义酒厂的葡萄酒也受到达官显贵、皇亲国戚、外籍人士的格外青睐。
红色龙徽
1959年,为庆祝国庆十周年,上义葡萄酒酿造厂生产的大香槟、干白葡萄酒、威士忌和金酒被指定为国庆用酒。同时,“上义葡萄酒酿造厂”也更名为“北京葡萄酒厂”。
北京葡萄酒厂的成长与新中国领导人的关怀息息相关。1959年10月15日,朱德委员长亲赴酒厂视察,在他的批示下,北京葡萄酒厂新建了一号车间,并在三次扩建后实现了400吨的产能,彻底告别了“作坊”模式。
也正是在朱德的关心下,北京葡萄酒厂的橡木桶材料短缺、人才瓶颈等问题一一得以解决。朱德不仅对酒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和多位中央领导也对北京葡萄酒厂的产品情有独钟。
从1961年起,每隔一段时间,一辆神秘的小轿车都就会停在北京葡萄酒厂大院。车上的来人由时任厂长的任玉玺亲自陪同。在他的亲自监督下,指定的老工人陈兴义把橡木桶中的干红、干白现场灌装入酒瓶,压上软木塞,每次装三四十瓶,瓶上不贴酒标,直接装箱。然后任厂长和神秘访客一同把葡萄酒搬上车,轿车一路向东,直到中南海的西门,便有人出来取酒并按发票付款。
酒厂流传着一种说法,一位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喜欢喝北京葡萄酒厂的干型葡萄酒,至于是谁,不得而知。谜底直到1966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停止送酒之后才公开:此人就是曾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中南海负责接待付款的人则是他的秘书。
其实,这些酒并不是邓小平一人享用,曾经有留法经历、懂得欣赏干型葡萄酒的周恩来、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也经常去邓小平家品尝北京葡萄酒厂的干红和干白。
当年,北京葡萄酒厂出产的大香槟酒以及中国红葡萄酒经常被用于国宴以及馈赠外宾的礼品。例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款待当时越南主席胡志明时,用的就是北京葡萄酒厂生产的中国红葡萄酒。
中国红葡萄酒由于果香浓郁、酒香协调、滋味醇厚,从1963年起,正式成为我国的国宴用酒。196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访问朝鲜,就携带着北京葡萄酒厂生产的中国红葡萄酒、大香槟招待和馈赠客人。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北京葡萄酒厂专门为他的来访配置了薄荷蜜酒,并受到了这位总统的好评。
那时,中国的普通百姓几乎没有机会品尝中国红葡萄酒,因为除了满足各国驻中国使领馆、各大饭店、宾馆和特供商店的需要外,中国红葡萄酒基本都被销往海外市场。1958年,中国红葡萄酒销往海外的数量是833箱,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北京葡萄酒厂销往海外的产品数量则增至24419箱。
1987年,北京葡萄酒厂与法国保乐力加集团合资组建了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龙徽”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蒲陶”在中国落地生根2000年后,中国人酿造的“龙徽”葡萄酒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酒柜里,古朴的瓶身上,一条红色的缎带格外引人注意,它如同中国古老文明与欧洲葡萄酒文化碰撞出的火花,而这段新传奇的开启者正是“龙徽”。
葡萄酒的历史,就如同人类的文明史一般,浩瀚广博而又深厚悠远。根据《圣经》的记载,诺亚在建造方舟到达陆地之后,便开始了葡萄的栽培,此后,与葡萄酒相关的种种描绘又出现在埃及金字塔的壁画里、苏美尔的汗谟拉比法典里、希腊人的账簿里……然而,在葡萄酒漫长的历史记录中,中国所占的笔墨却极少。
汉武帝时期,“蒲陶”被出使西域的使者第一次带入中国。之后,葡萄酒一度受到中国帝王的青睐,唐太宗就曾享受过中国最早的“白兰地”。然而,在元代经历过一次小小的高潮之后,葡萄酒在中国的发展就陷入了不温不火的状态。
进入明代,随着西方宗教文化的渗透,葡萄酒文明也开始在中国萌芽,但葡萄酒工业却迟迟没有在中国成形。直至1910年,法国天主教修士沈蕴璞在颐和园北门外种下从法国引进的葡萄树,并建立了第一个由外国人创建的中国葡萄酒厂,自此,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葡萄酒工业才在中国诞生了。
圣酒飘香
北京龙徽的前身,是1910年建立在“栅栏教堂”的上义洋酒厂。1959年,上义酒厂改名为北京葡萄酒厂,80年代与法国保乐力加集团合资组建为龙徽酿酒公司。
今天,每当游人经过北京市西城区的马尾沟,会发现有一个叫“葡萄园”的地方,从那里向东200米就是北京市委党校。信步走入园中,一片墓地在松柏的环绕下隐隐透着几分神秘,原来,这里埋葬着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明清时期的外国著名传教士。
现在,游人只能隔着铁栅栏门遥望那些曾被义和团、红卫兵两度破坏的墓碑。然而,一百年前,法国传教士就是在这里撒下了葡萄种,并开办酒厂,酿造出北京地区最早的干白、干红和白兰地。
今日的龙徽为何会起源于一家洋酒厂?当年的传教士又为何会来到这里种植葡萄树?一切还要追溯到100年前。
经过中世纪漫长的积淀,欧洲的葡萄酒文明随着基督教的兴盛日渐成熟起来,在欧洲,有教堂的地方,就有葡萄酒;有修士的地方,就无需酿酒师。尽管从明代起,中国就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西方传教士还是身负基督教和葡萄酒工业文明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逝世,明神宗皇帝恩准利玛窦安葬于北京,他的墓地被选在“滕公栅栏”,那里曾是明朝开国重臣滕国公孟善的私人花园。400年后,北京龙徽葡萄酒酒标上的“栅栏”图形即来源于此。“滕公栅栏”成为利玛窦的墓地后,被重新修建了一番:整个墓园是西式的,但墓碑却是中式的。墓地竣工后,门口高悬“钦赐”的牌匾,示意政府对它的认可并保护它的存在。
随着栅栏墓地的建成,附近的教堂也拔地而起。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栅栏墓地附近的教堂一度被毁,经过重修后,新教堂在民间被称为“上义教堂”或“栅栏教堂”。
1910年,一群法国圣母会总院的教士从西安门真如镜胡同搬进栅栏教堂,院长是法国神父沈蕴璞,与他一起住进新教堂的还有一个叫里格拉的酿酒师。
随着他们的到来,教堂自己管理的房子也开始动工,并在当年8月建成。新楼主要用于对教会中学的学生授课以及办公,由于它的外形像中文的“山”字,故被称为“山字楼”。
同时,为了给北京天主教提供弥撒用酒,圣母会投资了6000银元,在“山字楼”南侧建立了上义洋酒厂,即今日龙徽酒厂的前身。酒厂由沈蕴璞任厂长,里格拉为酿酒师。就是他们,在栅栏教堂周围种下了第一株酿酒葡萄,酿出了第一瓶干红葡萄酒,开启了龙徽的酿酒史。
上义洋酒厂主要以法国工艺酿造干型葡萄酒。每当葡萄成熟,就被送到“山字楼”的一个小酿造车间加工,然后被送入地下室储存。受规模所限,洋酒厂最初还是作坊式生产,每年的葡萄酒产量仅有5到6吨。
随着教会学生人数的增加,1927年,圣母会又出资在北京西郊黑山扈盖了一座新楼——“圣若瑟楼”。随着它的建成,上义洋酒厂也在附近开垦了90多亩葡萄园,所种的葡萄都是法国引进的酿酒品种,包括佳丽酿、福勒多、塞必尔、法国蓝、玫瑰香、沙斯拉等十多个品种。每当葡萄成熟时,酒厂就雇人采摘,然后把它们运到40多里外的“栅栏教堂”榨汁酿酒。
随着葡萄产品的增加以及酿酒厂的扩建,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山字楼”南的葡萄酒厂已拥有34间厂房、地下16个储酒池、地上3个储酒池。酿造的发酵葡萄酒也囊括了干红、干白、甜红、甜白、香槟5个品种。
1933年,吉善修士接管上义洋酒厂后,开始将部分产品对教堂以外的人士进行出售,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触到了葡萄酒。从那时起,上义酒厂开始扩展蒸馏酒和配置酒生产,包括高年白兰地酒、白兰地酒、金酒、外二木特酒、干可那酒、公望酒、薄荷酒、清香罗木酒、浦提万酒等21个品种。加上之前的5个葡萄酒品种,上义在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一共生产过26种产品。
随着上义酒厂对外售酒量的增长以及佳酿美名的流传,葡萄酒很快就在京城上流社会中传播开来,上义酒厂的葡萄酒也受到达官显贵、皇亲国戚、外籍人士的格外青睐。
红色龙徽
1959年,为庆祝国庆十周年,上义葡萄酒酿造厂生产的大香槟、干白葡萄酒、威士忌和金酒被指定为国庆用酒。同时,“上义葡萄酒酿造厂”也更名为“北京葡萄酒厂”。
北京葡萄酒厂的成长与新中国领导人的关怀息息相关。1959年10月15日,朱德委员长亲赴酒厂视察,在他的批示下,北京葡萄酒厂新建了一号车间,并在三次扩建后实现了400吨的产能,彻底告别了“作坊”模式。
也正是在朱德的关心下,北京葡萄酒厂的橡木桶材料短缺、人才瓶颈等问题一一得以解决。朱德不仅对酒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和多位中央领导也对北京葡萄酒厂的产品情有独钟。
从1961年起,每隔一段时间,一辆神秘的小轿车都就会停在北京葡萄酒厂大院。车上的来人由时任厂长的任玉玺亲自陪同。在他的亲自监督下,指定的老工人陈兴义把橡木桶中的干红、干白现场灌装入酒瓶,压上软木塞,每次装三四十瓶,瓶上不贴酒标,直接装箱。然后任厂长和神秘访客一同把葡萄酒搬上车,轿车一路向东,直到中南海的西门,便有人出来取酒并按发票付款。
酒厂流传着一种说法,一位中南海的高级领导人喜欢喝北京葡萄酒厂的干型葡萄酒,至于是谁,不得而知。谜底直到1966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停止送酒之后才公开:此人就是曾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中南海负责接待付款的人则是他的秘书。
其实,这些酒并不是邓小平一人享用,曾经有留法经历、懂得欣赏干型葡萄酒的周恩来、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也经常去邓小平家品尝北京葡萄酒厂的干红和干白。
当年,北京葡萄酒厂出产的大香槟酒以及中国红葡萄酒经常被用于国宴以及馈赠外宾的礼品。例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款待当时越南主席胡志明时,用的就是北京葡萄酒厂生产的中国红葡萄酒。
中国红葡萄酒由于果香浓郁、酒香协调、滋味醇厚,从1963年起,正式成为我国的国宴用酒。196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访问朝鲜,就携带着北京葡萄酒厂生产的中国红葡萄酒、大香槟招待和馈赠客人。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北京葡萄酒厂专门为他的来访配置了薄荷蜜酒,并受到了这位总统的好评。
那时,中国的普通百姓几乎没有机会品尝中国红葡萄酒,因为除了满足各国驻中国使领馆、各大饭店、宾馆和特供商店的需要外,中国红葡萄酒基本都被销往海外市场。1958年,中国红葡萄酒销往海外的数量是833箱,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北京葡萄酒厂销往海外的产品数量则增至24419箱。
1987年,北京葡萄酒厂与法国保乐力加集团合资组建了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龙徽”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蒲陶”在中国落地生根2000年后,中国人酿造的“龙徽”葡萄酒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酒柜里,古朴的瓶身上,一条红色的缎带格外引人注意,它如同中国古老文明与欧洲葡萄酒文化碰撞出的火花,而这段新传奇的开启者正是“龙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