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是清政府最憋屈的一年，以成丰皇帝为首的爱新觉罗皇族越来越感到四面楚歌，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紫禁城上空一片血色迷雾。迷雾的一端，与其武力对抗的太平天国正闹得如火如荼，另一端是凿骨捣髓的英、美、法、俄等虎狼之邦已兵临城下，旌旗蔽日。
　　一会儿战败乞和，一会儿割地赔款，泱泱天朝的大员们此时被夷人像小卒般折腾得东跑西颠，清政府丢尽了颜面。尤其是这年5月16日，还被迫与英国签定了《中英天津条约》。条约规定，辟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同时规定，牛庄要于1861年4月3日开埠。
　　清政府又在世界的舞台上被夷人掴了一巴掌。因为“牛庄”就在他们的老家、“龙兴之地”——东北的大辽河边上。牛庄是千年古镇，航运十分发达。据清《辽左见闻录》中记载：辽左海禁即弛，百货云集。海船自闽中开泽十余日即抵牛庄，一切海货有更贱于江浙者。说明牛庄当时为东北的“香饽饽”，清政府“稀罕”着呢。
　　到了1861年5月23日，一群荷枪实弹、蓝眼黄发的外国水兵和技术人员乘军舰到牛庄勘察一番后却丧气垂头。其中一个鹰勾鼻子的中年指挥官脑袋晃得如拨浪鼓。原来他就是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密迪乐。勘察中才发现牛庄最近的靠河码头小姐庙，由于长年大量下泄的泥沙沉积，航道狭窄、淤浅，难以航行大型货船。但狡诈的密迪乐又想到牛庄属下的田庄台和没沟营两处码头，没沟营即营口的原名。当他们来到距牛庄45华里的营口时，简直兴奋到痉挛，因为这里位于大辽河入海口，直扼辽南咽喉，水深河阔，码头靠城，为开港通商适宜之地，是他们哭着喊着都想要的“生命供给线”。于是要求清政府开放营口替代牛庄，清政府被迫获准。
　　6月11日，营口港飘升起一面刺眼的米字旗，却像巨大的牢窗压向人们心问，让人不能自主呼吸。原来是英国驻营口领事馆在三义庙附近成立了。因为中英《天津条约》不易更改，故称领事馆为牛庄领事馆，港口也称牛庄港。营口从此成为东北第一个对外开埠的口岸。同年，清政府将原设在河北省榆关的山海关海局迁到营口（西海关），形式上行使海事监管职能，当年仅征收进口税和出口税2000多两白银。1864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营口设山海关税务司（东海关），当年征收进出口关税123000两白银。
　　营口港就像一块鲜美的肥肉令列强魂不守舍，欲大快朵颐，继英国之后，法、德、瑞、荷、日、美、俄等国也如幽灵挤入营口“品鲜”，他们设领事馆、建教堂、开洋行、置银行、办工厂，纷至沓来的大牌公司还有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俄国华俄道胜银行等。列强通过营口这个点把“触角”伸入东北，目的就是进行文化侵略和经济掠夺，实行殖民统治。他们蔑视地方官员，奴役中国工人，欺压当地百姓，穿着“传教”的外衣到处收集情报，烧杀抢掠；“忽悠”中国人，疯狂贩卖以“洋药”、“万寿膏”为名的鸦片；大肆倾销纺织品、金属制品、洋铁、洋灯油（煤油）、钟表、卷烟，并垄断市场，使东北民族工业、家庭手工业受到很大冲击。当时入海口一带有段民谣：轮船靠水鼓，把头赛猛虎。洋人发大财，工人白受苦。
　　不过，营口凭着航运和区位优势，凭着东北人在苦难中不断强大自我，经济在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却直线崛起。如港湾中舳舻云集、帆樯林立，日以千计。中西合璧的临港街道各式建筑美轮美奂，人口日益密集，大屋子（融仓储、批发、代理为一体的综合性商号）、粮栈、油坊、银号、银炉、药店、绸缎庄、杂货铺等店铺鳞次栉比，街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营口开港后，大辽河似一条巨大的银带飘动在东北。因为商业航运有着丰富的回报，大辽河沿岸城市纷纷建立起港口、码头，河中帆樯如织，商业愈加繁盛。东北被称为“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物产丰饶之地，这时“多余之粮食”有了输出的渠道。大豆、豆粕、豆油、柞蚕丝、人参、鹿茸、中药材等农副产品和山货开始源源不断地销往南方和国外，仅黄豆及豆制品，营口港的输出量迅猛增长。1864年为166.5万担（每担50公斤），而1872年至1891年，输出大豆及豆类4144.2万担，豆饼3101.9万担，豆油44.28万担，总值白银6294.15万两。东北的粮食逐渐被世界居民所依赖，大豆加工业在东北得以空前发展。
　　20世纪初，营口的盐业、纺纱、镁矿、卷烟、火柴、造纸业又凭借港口优势快速发展起来，走红南方和国际市场，民族工业的生机带动了辽东湾乃至周边经济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