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丁成虎望着他设计的变脸娃娃时，眼神就像是望着自己的孩子。
娃娃的大小，刚好适合成年人拿在手上，拇指抵住前帽檐，食指压着后帽檐，让它轻轻地点头，再抬头，“咔嗒”一声脆响，就换了一张脸。
这动作，和舞台上的川剧变脸十分神似。
这是一款成功的文创产品，2015年暑期面世，一出现就热销40余万个，过去2年里已卖出去数百万个，为丁成虎代加工的深圳企业，都惊叹“简直是个奇迹”。
变脸娃娃在过去并非没有先例，只是设计者往往执着于木头、陶瓷、金属这些传统的材质，似乎惟其如此，才能和变脸所代表的厚重历史文化相匹配。丁成虎一开始就决定用塑胶，因为只有塑胶，才能最好地实现变脸的功能，让人们可以饶有兴致地把玩。
变脸是独特的传统文化，而塑胶代表着现代制造，用现代制造赋予传统文化一种时代生命，这正是成都目前所提倡的对文化的“活化利用”。用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母涛的话说，如果不能对“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那么它就会被人们“飞速地遗忘”。
“物质决定意识”，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必须与当代生产、生活方式相匹配，才能整体表现为一条向上的发展曲线。向上、向下谓之“势”，“势”一旦形成，繁荣或衰落都不可阻挡。
成都文化也在不断自我革新，以期与时代更加合拍，让文化在润滑社会各部件的同时，也构建自身的主体性。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了“天府文化”这一全新概念，对成都文化进行当代表达。
“天府文化”的含义是“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其特质是“思想开明、生活乐观、悠长厚重、独具魅力”。
这座城市，正站在时代“风口”上，辐射着青春的荷尔蒙。
新势力
丁成虎的成功，只是成都文创产业春天降临的一个局部征象，但这一征象意义深远。全国各地的旅行者来到成都，把代表着这座城市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变脸娃娃带回自己的家乡，这便是成都文化影响力的外溢。
更多的时候，这种外溢是不动声色的。比如，人们可能不知道，风靡一时的《王者荣耀》和《百词斩》，都诞生于成都。它们没有明确地标记为“产地成都”，但中国人的生活，正越来越深地被成都人的文化创造力润物无声地介入和改变。
通过产业转化，把特色地域文化向外部输出，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扩大文化影响力，这是许多国内城市正在试图建立的“自销模式”，只是，现在有能力这样做的城市还不多，成都是其中之一。
文化表现上的动向，是观察社会集体心理变化的重要切口。今天的西部，已经不是传统印象中的西部，今天的成都，也早已不是过去的成都。地区发展的積极态势，折射到社会精神面貌上，就是成都人对生活、对未来整体上的乐观与自信，他们很肯定地知道，机会已经到来，“时间开始了”。
四川人对东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西部机会相对缺乏的时代，他们涌入沿海城市，成为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营销人员和管理者，同时也接受了现代工业制度的实践训练和文化熏陶。
现在，成都正在被过去的贡献所反哺。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丁成虎十几岁就辍学，1998年孤身前往厦门打工，进入了沃尔玛的工厂，这是千千万万川籍劳动者相似的起点。幼年学过美术，他在工厂里被安排参与工艺品的研发设计，由此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并在产业链条里积累下一定的社会关系。
光阴未曾蹉跎，但过去也不算成功。成功降临在丁成虎回到故乡成都之后，他把自己从外面学到的观念与经验，应用于对自己最熟悉的成都文化的再表达，创造了变脸娃娃。在先行地区学到的营销诀窍，也帮助他敏锐地找到了市场切入点—在游客集聚的锦里附近的一家剧院门口试卖。“人们在里面看完变脸，心情激动之余，一定会买一个变脸娃娃。”
一战功成，今天，丁成虎的产品被邀请进入成都博物馆作为纪念品销售。
成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以同一种逻辑被现代经验所改造。
郭德刚在成都市文化部门工作，对成都文化深有研究，他对《南风窗》记者提到，成都文化具有“顽固”与“包容”二重性，它对属于自身独特性的内容会异常固守，同时对来自外部的新鲜血液又宽容吸纳。
所谓“顽固性”非常难能可贵，它让成都文化可以在时代的万芳园里含英咀华，自我强化，而不是迷失个性。我们在全国各地都很容易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日益加速的人口大流动背景下，所有异乡人都会在各方面入乡随俗，但身在外地的四川人有一种鲜明的特异性—他们可以改变任何文化习惯，但饮食口味永远不变。顽固的味觉所隐指的，是四川人血脉中对家乡文化的强烈依恋感，这种依恋感就像一个暂时封存的号角，一旦吹响，所有人的情感都会被唤醒，向着家乡的方向集结。
现在，成都吹响了这一号角，向世界发出一种新势力的召唤。
川籍人才和川籍大学毕业生的回流，是近年来被媒体捕捉到一个现象。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唐鹏说，由于成都机遇丰富，而东部容量饱和，加上四川人的恋乡情结，近年来人才回流趋势明显。在8月份举办的“川港澳合作周”活动中，不仅成都文化旋风般席卷香港，感染了香江侧畔各种肤色的人群，在国际上建立了独特的印象，而且高层次的人才也被吸引，有的闻声而来，有的深情“回家”。
后者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当代艺术家张晓刚，他在成都长大、创业，到北京发展，又重回成都寻找自己的根系以及灵感、思想资源。
母涛说，他们不但带回来资金、技术，更重要的是还带回了观念，沿海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和天府文化相结合，必然会增强后者的活力，成都藉此直接站到了人力资本和制度经验的最前沿。 醒着的文化
文化号角的情感集结功能，来自于文化深处的向心力和吸引力。而向心力与吸引力的强弱，取决于这一文化在层次上是否丰富，结构上是否紧密，活性是否得到保持。
层次丰富的地域文化，一般都产生在传统的经济富庶之地，成都正是传统的经济富庶之地的杰出代表。自战国时李冰建造都江堰驯服岷江以后，成都平原上的百姓就免除了水患的频繁滋扰，卓越的农耕条件，让人民富足，社会繁华。仓廪实而知礼节，从市井底层到中产、富商、书香门第、达官贵族，各有自己的闲暇和爱好，培育了层次丰富的生活方式、审美旨趣和行为规范，一同建构了一个复杂、精彩而有序的文化生态。
这一文化生态尽管复杂而多元，在结构上，多圈层的文化之间却是关系紧密的，因为各种阶级、群体的社会文化生活，都被强烈的共享性有机整合在一起。
饮食上，不分出身，人们都有相同的味道偏好，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宫保鸡丁这些廉价的家常菜色，既出现在平民的餐桌，也摆上贵族的台席。
娱乐上，川剧优美的唱腔和悠扬的曲调适合上层细细品味，而俏皮的表演加上融入类似魔术的变脸、相当于杂技的“滚灯”，又能让普通百姓一同欣赏。
在最为高端的思想、艺术层面，成都文豪辈出，司马相如、卓文君、扬雄、薛涛、杜甫、苏东坡、杨慎，士人可以吟咏他们的诗赋，平民可以传扬他们的故事。
成都锦里游人如织，“西蜀第一街”传递天府之国韵味。
与地方文化的滋养紧密相关的音乐创造力告诉人们，成都人善于享受生活，也善于从享受生活里寻找创造新生活的机会，并把新的生活资源快速落实到日常中去。
对于外部的人们而言，这样的文化既令人向往，又容易进行实体性接触，可以快速地在想象与体验之间建立联系。这其实非常难得，长时间以来，“发展”这个词是片面、势利的，经济价值常常会压倒其它一切价值，“接轨”的冲动会让城市毫不犹豫地废弃自身的独特性。旅行者去到大多数城市，对耳闻的城市文化特质只能专门去寻找，因为它已停止在过去的时光中。而在成都，随便坐进一家面馆或茶馆，就会发现一切传奇风情都在眼前，人们马上就能确认这里就是成都，而不是其它什么地方。
成都文化一直醒着，它从容地走到今天，才在今天更加从容。
当代表达
从容，的确是成都文化在社会生活层面的一个鲜明性格。
郭德刚说，由于成都文化是丰衣足食的产物，人们的生活压力小，不必为吃饱穿暖过多地忙碌，所以孕育出成都传统的慢生活，面对任何事情都从容不迫。从容带来舒适感，所以杜甫一入蜀，就作诗感叹：“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 何止是杜甫，东汉末年，刘备雄心万丈却长时间流离失所、无所凭依，一遇诸葛亮，乍听《隆中对》，方才如梦初醒。诸葛亮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他揭示了早在中国历史的“古典时代”战略家们就已经认识到的一个真理：成都平原，是事业的大后方，是最强大的政治经济资本。事实也证明，取得益州，定都成都之后，蜀汉才稳定根基，从容进退，三足鼎立之势遂成。
如今在成都，三国文化是一个醒目的存在，诸葛亮、刘关张、赵马黄……“蜀汉正朔”中那些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似乎仍然在街巷里、人流中从容不迫、笑谈古今。一入武侯祠，翠柏森森中，千古文人雅士的一咏三叹，蔚为大观，像一条长河直贯当代生活。
毛主席论根据地，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这不仅适用于解释中国革命，对蜀汉处境变化的因由也已一言蔽之。而在今天，它其实值得每一座发展中的城市深思，缺乏从容的、善于享受生活的文化，就像一条没有驿站的漫漫长路，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
外界常常会误解从容的含义，从而担心在工业时代里这样的地域性格是否会造成效率的损失。人类学家们早已解释清楚一个现象，在世界上一些热带地区，由于自然界食物来源充足，没有寒冷与饥饿之虞，缺乏进取动力，因而无法发展出高度的文明。而中国的一些外迁企业的经验也已经证明，一些地方尽管劳动力价格低廉，但当地人耽于安逸，难以被现代工业制度有效地组织。
但这一分析框架无法用于解析成都人，因为成都人的从容，恰恰是用辛劳与效率来换取的。事实上，传统的农业社会要想支撑起一个复杂的文明架构，一定对应着吃苦耐劳的群体精神和强韧的生存意志。川人的精神意志，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今天，你可能看到一个人在茶馆里坐了一个下午，却不知道这种安逸，或许是他在夜宵店通宵营业之后对自己的一点慰劳。
在母涛看来，成都人表现出来的舒适，是因为他们处理好了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激情工作，快乐生活。既要有效率，又要很从容。”2015年，智联招聘一项调研报告表明，成都白领加班时间位列全国第八，对于加班之后的疲倦状态，母涛幽默地调侃为：“沿海搞独角兽，我们搞青面兽。”
“过去我们的确曾经认为竞争很遥远，但在高度信息化的当下，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怎么工作都一目了然，人们知道竞争迫在眉睫。”郭德刚说，“这种努力工作的紧迫感感染了所有的年轻人，这正是说成都这个城市越来越年轻的重要凭据。”
人民公园鹤鸣茶社，是成都人借一盏清茶而半日偷闲的代表性场所。这里人如流水，座无虚席，但饮茶闲聊者几乎都是中老年人，很难见到年轻人的身影。偶然遇到的年輕人，也多是借一个环境，谈工作的事。年轻人忙碌，老年人休闲，其实正是成都世俗生活在时间跨度上的放大，日常里也是先苦后甜，激情工作换得片刻闲适。
从外面回来的丁成虎对此深有感触：“过去说少不入川、老不出川，现在是少当入川、老不出川。”
在屏蔽了追求舒适可能对经济效率带来的不利影响之后，文化性格就转变为集体与个人发展的动力来源。因为追求舒适，成都人特别愿意也特别敢于消费，统计显示，2016年成都消费总额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这就给本地产业生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市场；而对个人而言，消费行为正隐含着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与寻求，工业化过程中循环积累、为工作而工作、意义感缺失的弊端，一开始就被成都文化所克服。
从对成都的观察中，我们也得以在更达观的层面上扩展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是一种深藏于血液中的集体共识，以及体现在行为上的自发秩序，在当代世界里，优秀的文化应该能帮助人们创造生活资源，并像海德格尔和荷尔德林所说的那样，“诗意地栖居”。
“天府文化”是在全局的高度上对成都文化进行时代再认知之后的概念刷新，又是在最基础的层面作出的当代表达，正是对集体共识的自觉激发和加固。这一概念的实质，是把青春的血液注入历史与现实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激励人们去寻求有意义的人生。
赋沧桑以活力，是人间正道。
娃娃的大小，刚好适合成年人拿在手上，拇指抵住前帽檐，食指压着后帽檐，让它轻轻地点头，再抬头，“咔嗒”一声脆响，就换了一张脸。
这动作，和舞台上的川剧变脸十分神似。
这是一款成功的文创产品，2015年暑期面世，一出现就热销40余万个，过去2年里已卖出去数百万个，为丁成虎代加工的深圳企业，都惊叹“简直是个奇迹”。
变脸娃娃在过去并非没有先例，只是设计者往往执着于木头、陶瓷、金属这些传统的材质，似乎惟其如此，才能和变脸所代表的厚重历史文化相匹配。丁成虎一开始就决定用塑胶，因为只有塑胶，才能最好地实现变脸的功能，让人们可以饶有兴致地把玩。
变脸是独特的传统文化，而塑胶代表着现代制造，用现代制造赋予传统文化一种时代生命，这正是成都目前所提倡的对文化的“活化利用”。用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母涛的话说，如果不能对“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那么它就会被人们“飞速地遗忘”。
“物质决定意识”，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必须与当代生产、生活方式相匹配，才能整体表现为一条向上的发展曲线。向上、向下谓之“势”，“势”一旦形成，繁荣或衰落都不可阻挡。
成都文化也在不断自我革新，以期与时代更加合拍，让文化在润滑社会各部件的同时，也构建自身的主体性。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了“天府文化”这一全新概念，对成都文化进行当代表达。
“天府文化”的含义是“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其特质是“思想开明、生活乐观、悠长厚重、独具魅力”。
这座城市，正站在时代“风口”上，辐射着青春的荷尔蒙。
新势力
丁成虎的成功，只是成都文创产业春天降临的一个局部征象，但这一征象意义深远。全国各地的旅行者来到成都，把代表着这座城市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变脸娃娃带回自己的家乡，这便是成都文化影响力的外溢。
更多的时候，这种外溢是不动声色的。比如，人们可能不知道，风靡一时的《王者荣耀》和《百词斩》，都诞生于成都。它们没有明确地标记为“产地成都”，但中国人的生活，正越来越深地被成都人的文化创造力润物无声地介入和改变。
通过产业转化，把特色地域文化向外部输出，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扩大文化影响力，这是许多国内城市正在试图建立的“自销模式”，只是，现在有能力这样做的城市还不多，成都是其中之一。
文化表现上的动向，是观察社会集体心理变化的重要切口。今天的西部，已经不是传统印象中的西部，今天的成都，也早已不是过去的成都。地区发展的積极态势，折射到社会精神面貌上，就是成都人对生活、对未来整体上的乐观与自信，他们很肯定地知道，机会已经到来，“时间开始了”。
四川人对东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西部机会相对缺乏的时代，他们涌入沿海城市，成为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营销人员和管理者，同时也接受了现代工业制度的实践训练和文化熏陶。
现在，成都正在被过去的贡献所反哺。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丁成虎十几岁就辍学，1998年孤身前往厦门打工，进入了沃尔玛的工厂，这是千千万万川籍劳动者相似的起点。幼年学过美术，他在工厂里被安排参与工艺品的研发设计，由此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并在产业链条里积累下一定的社会关系。
光阴未曾蹉跎，但过去也不算成功。成功降临在丁成虎回到故乡成都之后，他把自己从外面学到的观念与经验，应用于对自己最熟悉的成都文化的再表达，创造了变脸娃娃。在先行地区学到的营销诀窍，也帮助他敏锐地找到了市场切入点—在游客集聚的锦里附近的一家剧院门口试卖。“人们在里面看完变脸，心情激动之余，一定会买一个变脸娃娃。”
一战功成，今天，丁成虎的产品被邀请进入成都博物馆作为纪念品销售。
成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以同一种逻辑被现代经验所改造。
郭德刚在成都市文化部门工作，对成都文化深有研究，他对《南风窗》记者提到，成都文化具有“顽固”与“包容”二重性，它对属于自身独特性的内容会异常固守，同时对来自外部的新鲜血液又宽容吸纳。
所谓“顽固性”非常难能可贵，它让成都文化可以在时代的万芳园里含英咀华，自我强化，而不是迷失个性。我们在全国各地都很容易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日益加速的人口大流动背景下，所有异乡人都会在各方面入乡随俗，但身在外地的四川人有一种鲜明的特异性—他们可以改变任何文化习惯，但饮食口味永远不变。顽固的味觉所隐指的，是四川人血脉中对家乡文化的强烈依恋感，这种依恋感就像一个暂时封存的号角，一旦吹响，所有人的情感都会被唤醒，向着家乡的方向集结。
现在，成都吹响了这一号角，向世界发出一种新势力的召唤。
川籍人才和川籍大学毕业生的回流，是近年来被媒体捕捉到一个现象。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唐鹏说，由于成都机遇丰富，而东部容量饱和，加上四川人的恋乡情结，近年来人才回流趋势明显。在8月份举办的“川港澳合作周”活动中，不仅成都文化旋风般席卷香港，感染了香江侧畔各种肤色的人群，在国际上建立了独特的印象，而且高层次的人才也被吸引，有的闻声而来，有的深情“回家”。
后者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当代艺术家张晓刚，他在成都长大、创业，到北京发展，又重回成都寻找自己的根系以及灵感、思想资源。
母涛说，他们不但带回来资金、技术，更重要的是还带回了观念，沿海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和天府文化相结合，必然会增强后者的活力，成都藉此直接站到了人力资本和制度经验的最前沿。 醒着的文化
文化号角的情感集结功能，来自于文化深处的向心力和吸引力。而向心力与吸引力的强弱，取决于这一文化在层次上是否丰富，结构上是否紧密，活性是否得到保持。
层次丰富的地域文化，一般都产生在传统的经济富庶之地，成都正是传统的经济富庶之地的杰出代表。自战国时李冰建造都江堰驯服岷江以后，成都平原上的百姓就免除了水患的频繁滋扰，卓越的农耕条件，让人民富足，社会繁华。仓廪实而知礼节，从市井底层到中产、富商、书香门第、达官贵族，各有自己的闲暇和爱好，培育了层次丰富的生活方式、审美旨趣和行为规范，一同建构了一个复杂、精彩而有序的文化生态。
这一文化生态尽管复杂而多元，在结构上，多圈层的文化之间却是关系紧密的，因为各种阶级、群体的社会文化生活，都被强烈的共享性有机整合在一起。
饮食上，不分出身，人们都有相同的味道偏好，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宫保鸡丁这些廉价的家常菜色，既出现在平民的餐桌，也摆上贵族的台席。
娱乐上，川剧优美的唱腔和悠扬的曲调适合上层细细品味，而俏皮的表演加上融入类似魔术的变脸、相当于杂技的“滚灯”，又能让普通百姓一同欣赏。
在最为高端的思想、艺术层面，成都文豪辈出，司马相如、卓文君、扬雄、薛涛、杜甫、苏东坡、杨慎，士人可以吟咏他们的诗赋，平民可以传扬他们的故事。
与地方文化的滋养紧密相关的音乐创造力告诉人们，成都人善于享受生活，也善于从享受生活里寻找创造新生活的机会，并把新的生活资源快速落实到日常中去。
对于外部的人们而言，这样的文化既令人向往，又容易进行实体性接触，可以快速地在想象与体验之间建立联系。这其实非常难得，长时间以来，“发展”这个词是片面、势利的，经济价值常常会压倒其它一切价值，“接轨”的冲动会让城市毫不犹豫地废弃自身的独特性。旅行者去到大多数城市，对耳闻的城市文化特质只能专门去寻找，因为它已停止在过去的时光中。而在成都，随便坐进一家面馆或茶馆，就会发现一切传奇风情都在眼前，人们马上就能确认这里就是成都，而不是其它什么地方。
成都文化一直醒着，它从容地走到今天，才在今天更加从容。
当代表达
从容，的确是成都文化在社会生活层面的一个鲜明性格。
郭德刚说，由于成都文化是丰衣足食的产物，人们的生活压力小，不必为吃饱穿暖过多地忙碌，所以孕育出成都传统的慢生活，面对任何事情都从容不迫。从容带来舒适感，所以杜甫一入蜀，就作诗感叹：“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 何止是杜甫，东汉末年，刘备雄心万丈却长时间流离失所、无所凭依，一遇诸葛亮，乍听《隆中对》，方才如梦初醒。诸葛亮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他揭示了早在中国历史的“古典时代”战略家们就已经认识到的一个真理：成都平原，是事业的大后方，是最强大的政治经济资本。事实也证明，取得益州，定都成都之后，蜀汉才稳定根基，从容进退，三足鼎立之势遂成。
如今在成都，三国文化是一个醒目的存在，诸葛亮、刘关张、赵马黄……“蜀汉正朔”中那些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似乎仍然在街巷里、人流中从容不迫、笑谈古今。一入武侯祠，翠柏森森中，千古文人雅士的一咏三叹，蔚为大观，像一条长河直贯当代生活。
毛主席论根据地，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这不仅适用于解释中国革命，对蜀汉处境变化的因由也已一言蔽之。而在今天，它其实值得每一座发展中的城市深思，缺乏从容的、善于享受生活的文化，就像一条没有驿站的漫漫长路，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
外界常常会误解从容的含义，从而担心在工业时代里这样的地域性格是否会造成效率的损失。人类学家们早已解释清楚一个现象，在世界上一些热带地区，由于自然界食物来源充足，没有寒冷与饥饿之虞，缺乏进取动力，因而无法发展出高度的文明。而中国的一些外迁企业的经验也已经证明，一些地方尽管劳动力价格低廉，但当地人耽于安逸，难以被现代工业制度有效地组织。
但这一分析框架无法用于解析成都人，因为成都人的从容，恰恰是用辛劳与效率来换取的。事实上，传统的农业社会要想支撑起一个复杂的文明架构，一定对应着吃苦耐劳的群体精神和强韧的生存意志。川人的精神意志，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今天，你可能看到一个人在茶馆里坐了一个下午，却不知道这种安逸，或许是他在夜宵店通宵营业之后对自己的一点慰劳。
在母涛看来，成都人表现出来的舒适，是因为他们处理好了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激情工作，快乐生活。既要有效率，又要很从容。”2015年，智联招聘一项调研报告表明，成都白领加班时间位列全国第八，对于加班之后的疲倦状态，母涛幽默地调侃为：“沿海搞独角兽，我们搞青面兽。”
“过去我们的确曾经认为竞争很遥远，但在高度信息化的当下，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怎么工作都一目了然，人们知道竞争迫在眉睫。”郭德刚说，“这种努力工作的紧迫感感染了所有的年轻人，这正是说成都这个城市越来越年轻的重要凭据。”
人民公园鹤鸣茶社，是成都人借一盏清茶而半日偷闲的代表性场所。这里人如流水，座无虚席，但饮茶闲聊者几乎都是中老年人，很难见到年轻人的身影。偶然遇到的年輕人，也多是借一个环境，谈工作的事。年轻人忙碌，老年人休闲，其实正是成都世俗生活在时间跨度上的放大，日常里也是先苦后甜，激情工作换得片刻闲适。
从外面回来的丁成虎对此深有感触：“过去说少不入川、老不出川，现在是少当入川、老不出川。”
在屏蔽了追求舒适可能对经济效率带来的不利影响之后，文化性格就转变为集体与个人发展的动力来源。因为追求舒适，成都人特别愿意也特别敢于消费，统计显示，2016年成都消费总额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这就给本地产业生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市场；而对个人而言，消费行为正隐含着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与寻求，工业化过程中循环积累、为工作而工作、意义感缺失的弊端，一开始就被成都文化所克服。
从对成都的观察中，我们也得以在更达观的层面上扩展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是一种深藏于血液中的集体共识，以及体现在行为上的自发秩序，在当代世界里，优秀的文化应该能帮助人们创造生活资源，并像海德格尔和荷尔德林所说的那样，“诗意地栖居”。
“天府文化”是在全局的高度上对成都文化进行时代再认知之后的概念刷新，又是在最基础的层面作出的当代表达，正是对集体共识的自觉激发和加固。这一概念的实质，是把青春的血液注入历史与现实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激励人们去寻求有意义的人生。
赋沧桑以活力，是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