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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生产3台笔记本电脑，重庆就占了1台”，这是重庆笔记本电脑产业（以下简称“笔电”）最直接的媒体形象。作为传统工业老城，重庆在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摇身变为全球“笔电第一城”。
笔电产业作为一个“外来物种”，和重庆的第一产业—汽车（摩托）不同，难以与原有的本地产业基础形成“共振”和融合。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90后”新工人群体的崛起，“内迁红利”也在逐渐消失。那么，重庆未来的笔电产业怎么走？
产业集群的大迁徙
2010年，来自四川达州的杨仕明和他的老乡同事们，在深圳得到公司要在重庆成立子公司的消息，激动万分，他主动要求回到重庆。
2000年，在老家按时上班的杨仕明，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三四百元；得知在深圳打工的同学的月收入已经上千，很受刺激。告别了父母和妻儿，杨仕明只身前往深圳，最初在一家工厂做厂长助理，后又跳槽到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圳打拼的前三年，杨仕明没有回过达州，只是用电话与家人保持联系。2010年，重庆分公司的成立，讓他终于可以与家人团聚。
重庆西永保税区富士康公司，工人们小憩后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
时间一晃到了2017年，在重庆西永西部物流园，《南风窗》记者见到杨仕明时，他已是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儿子也已去了成都念大学。
杨仕明坦言，之所以会回来，家乡情结固然有，更重要的是，随着长期合作的笔电代工厂内迁，美盈森作为给笔电产品提供“包装一体化”服务的企业，必须跟着走，这是生存需要。因此，总公司投资了4亿元建设环保包装物流综合基地，在重庆布下了关键一子。
美盈森的“包装一体化”主要是为重庆的台资代工厂服务。以代工厂生产一台电脑为例，美盈森负责把这台电脑和相关的配件，包括电池、鼠标等产品，一同打包到一个防护设备里。当客户购买一台电脑时，第一眼所见到的并不是电脑本身，而是美盈森创造的那个“壳”。美盈森做的并不是什么高科技，但必须在理念创新、结构设计、防伪功能、绿色环保、说明书等方面下功夫。
在杨仕明眼中，重庆的电子产业已不是过去印象中单纯的加工贸易，而是一开始就拥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生态。从零部件、原材料到整机装配，再到物流运输、销售等，都有大量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内迁，在重庆重新集群，形成了一个“品牌商 代工厂 零部件企业”的笔电相关企业集群的闭环。
2016年，重庆生产了各类智能终端3.8亿台，其中笔电5800万台，占全球产量的1/3。回想2008年，惠普公司将400万台内销笔记本电脑项目布局重庆，让重庆斩获了建设笔记本电脑基地的“关键战役”，成为产业内迁的突破口。
除了惠普，将产能布局重庆的还有宏碁、华硕等。跟着品牌商内迁的，是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诸多代工企业，以及大量的中小供应商。美盈森就是这众多的供应商之一。
吸引世界性的大公司布局本地，可以说是近年来内地地市拉动经济、发展产业的普遍做法。长期为重庆当地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经济学家、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敬对《南风窗》记者分析说，重庆吸引巨头的高明举措在于，给出了“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模式。这带来两个好处，一是节省了物流成本，二是尽可能地让产业链的产值留在重庆。
李敬说，从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来看，沿海地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是采用“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即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大部分来自海外，产品也销往海外。而重庆当地政府吸引了大量配套供应商内迁，他们有的是原材料供应商，有的是配套服务提供商，带来的是产值。这使得进入重庆的笔电产业转移，已经从20%产值留在本地的“两头在外”，升级成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也就是原料在本地生产，销售在国外。
重庆采取“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模式，使笔电加工的进项物流成本大大降低，甚至比沿海地区更低，最终让更多的产值留在了重庆。不过，伴随着人工等成本的上升和终端产品更新换代的加快，重庆的笔电产业也面临很多挑战。
从军工到民用
当初，选择笔电产业是重庆这座城市的顺势而为，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部沿海工业开始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陪都”重庆成为西南最大工业城市。由于历史的沿袭，重庆被塑造为一个制造业为主，主打军工、钢铁、机械、化工、建材、纺织、造船等传统产业的城市，与电子信息这样的产业关联度并不高。
要说重庆与现代信息技术性接触的密集度也不是没有，只是很少。在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傅强看来，比如重庆的715厂、大坪邮电器515厂，都可以算得上，但做的是国防军工产品，离民用电子产品的市场较远。
人生有年轮，城市有节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重庆要实现产业转型，拉动经济，在原有的传统产业基础上再发展，很困难。笔电产业因此就被“盯”上了。问题是，重庆生产汽车、摩托是原有传统军工产业的延伸，有基础，有优势，容易对接，而笔电产业是个硬搬进来的“舶来品”。
在接近十年的发展之后，重庆的笔电产业已成气候，似乎难以动摇，但面临国内外，比如成都、武汉、昆山，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挤兑，重庆又显得很被动。
《南风窗》记者查阅官方数据发现，重庆市经信委在2017年2月发布的2016年重庆工业产值中，电子制造业实现产值4999亿元，增长了17.7%，对全市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8%，成为第一动力。
如今的重庆，对笔电产业的依赖度确已很高。这是可喜的成绩，也是潜在的风险。 当一个城市对某种产业的依赖程度过于集中时，所面对的压力不言而喻。一来需要稳住它的态势，用重庆话来说，决不能出现“他一失败，全家人都抖”；二来需要快速寻求方法，扩大这个产业的发展空间，否则利润必然会被人工和土地成本的上升侵蚀。
从研究公司高德纳（Gartner）的预测来看，2018年，全球PC设备市场将增长2%，至23.5亿部。这将是自2015年以来最快的增速。
尽管笔电产业的前景仍值得期待，重庆也不能原地踏步。
惠普重庆分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向《南风窗》记者透露，2008年，惠普生产基地到重庆“定居”，政府提供了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厂房，直接或间接促进了1.5万人的就业（80%来自重庆本地）。可惜的是，惠普的研发中心并没有一同“入住”。其他笔电品牌商也没有把研发这块转移到重庆，或只是搬迁了很少一部分。
这折射出了重庆笔电产业在技术研发上的短板。就此而言，重庆即便已经成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笔电代工制造中心，但缺失技术研发这一环，也只能被称为“笔电制造第一城”，而不是“笔电第一城”。对此，李敬院长认为在笔电产业，重庆只是有数量优势，目前还难有“质量”优势，即缺少技术创新，缺少产业提升。
植入技术研发，就笔电产业而言，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傅强教授认为，重庆需要下功夫做好这件事。他说，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资金，但缺乏技术实力，因此可以考虑投资或者与企业合资，借鉴国外公共研发平台的做法，探索建一个笔记本电脑的研究院。
但傅强也表示，一般来说，要笔电品牌商把研发中心搬迁到内陆地区，很困难，这与笔电品牌商本身的全球布局有关。
消失的“内迁红利”
重庆的压力，还远不止研发环节的薄弱。傅强认为，重庆还存在“人和产业本身的不适应”。一方面重庆现有的科技人力资源不足以支撑这个产业持续发展，现有的人才、企业本身还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消化现有技术。另一方面，重庆过去凭借内陆城市的劳动力以及其他低成本要素带来的优势，已经明显削弱了。现有普通劳动力也存在不适应。在代工企业方面，他们的竞争不只是产品，而更多的是竞争劳动力。
肖松（化名）是重庆西永微电子工业园里一家代工厂的管理人员，主要负责员工招聘。他对重庆代工厂的劳动力流失一说很认同，但也颇感无奈。
肖松透露，现在开口就要3000多元工资的新工人并不鲜见。好不容易招到有大专学历的，但是实际上工作起来连office办公软件也不熟的也不奇怪。
现在厂里担任主力生产任务的，依然是那些35岁左右的老员工。至于那些新进厂的年轻工人，时常流失。而招聘新工人，必然要有培训，投入又是很大的。
近几年，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出现了大幅上涨。正如欧睿国际 （Euromonitor）年初公布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平均时薪过去十年间从1.2美元/时涨至3.6美元/时，高于除智利以外的任何拉美大国，已达较弱欧元区成员国水平的70%左右，正迅速赶上希腊和葡萄牙。
中国已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的天堂。
一位研究劳动经济的专家向《南风窗》记者指出，内陆地区的劳动力和沿海相比，优势不大，给少了，别人就会跑到沿海去打工。而一直被视为内陆地区另一优势的土地，价格虽然便宜但是又比东南亚高。资本是逐利的，虽然重庆已经建成规模庞大的笔电产业，但对转移外迁的担忧一直存在。
以肖松的说法，现在的新员工比以往的员工更难管理，他们的诉求更直接。他听到最多的抱怨，首先是休息时间少，因为现在流水线工作速度快，不是休息吃饭时间或者机器坏了，手根本停不下来。第二是收入低，第三是“手机不能带入厂区，难以忍受”。
与肖松所在代工厂相邻的另一家代工厂里，《南风窗》记者遇到刚入职三个月的“90后”女孩陈雨雯（化名）时，正值她所就职的代工厂午饭期间。
陈雨雯是新手，在流水线上做得比较慢。每天的工作重复单调，却很紧张，陈雨雯总想放松一下。工作日回到宿舍，看到的是凌乱的8人床铺，地面零散的烟头。
一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而从园区宿舍到公交车站步行需要20分钟左右，乘公交车到最近的商圈，需要半小时左右。这让陈雨雯很是抱怨，觉得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太多了，自己好像与世隔绝了。
在收入上，對“陈雨雯们”而言，只有1750元的底薪，转正后增加200元补贴的基本工资；想拿到更高的月薪，就比较难了。过去工人主要靠加班换取加班费，工厂也靠控制工人加班来管理。比如对不服从安排的员工，以前厂方祭出的撒手锏是“不让这名员工加班”。
现在这个招数已经失灵。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员工也就不用加班了，但这就意味着“陈雨雯们”的收入在下降。陈雨雯说，同寝室原来8个人，现在已经有2个离职，去了服务业或地产。
纵观像陈雨雯这样的90后的成长，基本是按照“家门—校门—厂门”这样的轨迹一路走来。但这些初级工人，拥有更加“远大”理想和对城市生活更高的期待，而这并不是笔电车间的单调工作和并不算高的薪水可以承载的。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和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在新时代的工业之梦能否继续由笔电产业来承载，也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
笔电产业作为一个“外来物种”，和重庆的第一产业—汽车（摩托）不同，难以与原有的本地产业基础形成“共振”和融合。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90后”新工人群体的崛起，“内迁红利”也在逐渐消失。那么，重庆未来的笔电产业怎么走？
产业集群的大迁徙
2010年，来自四川达州的杨仕明和他的老乡同事们，在深圳得到公司要在重庆成立子公司的消息，激动万分，他主动要求回到重庆。
2000年，在老家按时上班的杨仕明，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三四百元；得知在深圳打工的同学的月收入已经上千，很受刺激。告别了父母和妻儿，杨仕明只身前往深圳，最初在一家工厂做厂长助理，后又跳槽到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圳打拼的前三年，杨仕明没有回过达州，只是用电话与家人保持联系。2010年，重庆分公司的成立，讓他终于可以与家人团聚。
时间一晃到了2017年，在重庆西永西部物流园，《南风窗》记者见到杨仕明时，他已是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儿子也已去了成都念大学。
杨仕明坦言，之所以会回来，家乡情结固然有，更重要的是，随着长期合作的笔电代工厂内迁，美盈森作为给笔电产品提供“包装一体化”服务的企业，必须跟着走，这是生存需要。因此，总公司投资了4亿元建设环保包装物流综合基地，在重庆布下了关键一子。
美盈森的“包装一体化”主要是为重庆的台资代工厂服务。以代工厂生产一台电脑为例，美盈森负责把这台电脑和相关的配件，包括电池、鼠标等产品，一同打包到一个防护设备里。当客户购买一台电脑时，第一眼所见到的并不是电脑本身，而是美盈森创造的那个“壳”。美盈森做的并不是什么高科技，但必须在理念创新、结构设计、防伪功能、绿色环保、说明书等方面下功夫。
在杨仕明眼中，重庆的电子产业已不是过去印象中单纯的加工贸易，而是一开始就拥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生态。从零部件、原材料到整机装配，再到物流运输、销售等，都有大量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内迁，在重庆重新集群，形成了一个“品牌商 代工厂 零部件企业”的笔电相关企业集群的闭环。
2016年，重庆生产了各类智能终端3.8亿台，其中笔电5800万台，占全球产量的1/3。回想2008年，惠普公司将400万台内销笔记本电脑项目布局重庆，让重庆斩获了建设笔记本电脑基地的“关键战役”，成为产业内迁的突破口。
除了惠普，将产能布局重庆的还有宏碁、华硕等。跟着品牌商内迁的，是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诸多代工企业，以及大量的中小供应商。美盈森就是这众多的供应商之一。
吸引世界性的大公司布局本地，可以说是近年来内地地市拉动经济、发展产业的普遍做法。长期为重庆当地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经济学家、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敬对《南风窗》记者分析说，重庆吸引巨头的高明举措在于，给出了“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模式。这带来两个好处，一是节省了物流成本，二是尽可能地让产业链的产值留在重庆。
李敬说，从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来看，沿海地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是采用“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即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大部分来自海外，产品也销往海外。而重庆当地政府吸引了大量配套供应商内迁，他们有的是原材料供应商，有的是配套服务提供商，带来的是产值。这使得进入重庆的笔电产业转移，已经从20%产值留在本地的“两头在外”，升级成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也就是原料在本地生产，销售在国外。
重庆采取“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模式，使笔电加工的进项物流成本大大降低，甚至比沿海地区更低，最终让更多的产值留在了重庆。不过，伴随着人工等成本的上升和终端产品更新换代的加快，重庆的笔电产业也面临很多挑战。
从军工到民用
当初，选择笔电产业是重庆这座城市的顺势而为，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部沿海工业开始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陪都”重庆成为西南最大工业城市。由于历史的沿袭，重庆被塑造为一个制造业为主，主打军工、钢铁、机械、化工、建材、纺织、造船等传统产业的城市，与电子信息这样的产业关联度并不高。
要说重庆与现代信息技术性接触的密集度也不是没有，只是很少。在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傅强看来，比如重庆的715厂、大坪邮电器515厂，都可以算得上，但做的是国防军工产品，离民用电子产品的市场较远。
人生有年轮，城市有节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重庆要实现产业转型，拉动经济，在原有的传统产业基础上再发展，很困难。笔电产业因此就被“盯”上了。问题是，重庆生产汽车、摩托是原有传统军工产业的延伸，有基础，有优势，容易对接，而笔电产业是个硬搬进来的“舶来品”。
在接近十年的发展之后，重庆的笔电产业已成气候，似乎难以动摇，但面临国内外，比如成都、武汉、昆山，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挤兑，重庆又显得很被动。
《南风窗》记者查阅官方数据发现，重庆市经信委在2017年2月发布的2016年重庆工业产值中，电子制造业实现产值4999亿元，增长了17.7%，对全市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8%，成为第一动力。
如今的重庆，对笔电产业的依赖度确已很高。这是可喜的成绩，也是潜在的风险。 当一个城市对某种产业的依赖程度过于集中时，所面对的压力不言而喻。一来需要稳住它的态势，用重庆话来说，决不能出现“他一失败，全家人都抖”；二来需要快速寻求方法，扩大这个产业的发展空间，否则利润必然会被人工和土地成本的上升侵蚀。
从研究公司高德纳（Gartner）的预测来看，2018年，全球PC设备市场将增长2%，至23.5亿部。这将是自2015年以来最快的增速。
尽管笔电产业的前景仍值得期待，重庆也不能原地踏步。
惠普重庆分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向《南风窗》记者透露，2008年，惠普生产基地到重庆“定居”，政府提供了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厂房，直接或间接促进了1.5万人的就业（80%来自重庆本地）。可惜的是，惠普的研发中心并没有一同“入住”。其他笔电品牌商也没有把研发这块转移到重庆，或只是搬迁了很少一部分。
这折射出了重庆笔电产业在技术研发上的短板。就此而言，重庆即便已经成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笔电代工制造中心，但缺失技术研发这一环，也只能被称为“笔电制造第一城”，而不是“笔电第一城”。对此，李敬院长认为在笔电产业，重庆只是有数量优势，目前还难有“质量”优势，即缺少技术创新，缺少产业提升。
植入技术研发，就笔电产业而言，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傅强教授认为，重庆需要下功夫做好这件事。他说，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资金，但缺乏技术实力，因此可以考虑投资或者与企业合资，借鉴国外公共研发平台的做法，探索建一个笔记本电脑的研究院。
但傅强也表示，一般来说，要笔电品牌商把研发中心搬迁到内陆地区，很困难，这与笔电品牌商本身的全球布局有关。
消失的“内迁红利”
重庆的压力，还远不止研发环节的薄弱。傅强认为，重庆还存在“人和产业本身的不适应”。一方面重庆现有的科技人力资源不足以支撑这个产业持续发展，现有的人才、企业本身还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消化现有技术。另一方面，重庆过去凭借内陆城市的劳动力以及其他低成本要素带来的优势，已经明显削弱了。现有普通劳动力也存在不适应。在代工企业方面，他们的竞争不只是产品，而更多的是竞争劳动力。
肖松（化名）是重庆西永微电子工业园里一家代工厂的管理人员，主要负责员工招聘。他对重庆代工厂的劳动力流失一说很认同，但也颇感无奈。
肖松透露，现在开口就要3000多元工资的新工人并不鲜见。好不容易招到有大专学历的，但是实际上工作起来连office办公软件也不熟的也不奇怪。
现在厂里担任主力生产任务的，依然是那些35岁左右的老员工。至于那些新进厂的年轻工人，时常流失。而招聘新工人，必然要有培训，投入又是很大的。
近几年，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出现了大幅上涨。正如欧睿国际 （Euromonitor）年初公布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平均时薪过去十年间从1.2美元/时涨至3.6美元/时，高于除智利以外的任何拉美大国，已达较弱欧元区成员国水平的70%左右，正迅速赶上希腊和葡萄牙。
中国已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的天堂。
一位研究劳动经济的专家向《南风窗》记者指出，内陆地区的劳动力和沿海相比，优势不大，给少了，别人就会跑到沿海去打工。而一直被视为内陆地区另一优势的土地，价格虽然便宜但是又比东南亚高。资本是逐利的，虽然重庆已经建成规模庞大的笔电产业，但对转移外迁的担忧一直存在。
以肖松的说法，现在的新员工比以往的员工更难管理，他们的诉求更直接。他听到最多的抱怨，首先是休息时间少，因为现在流水线工作速度快，不是休息吃饭时间或者机器坏了，手根本停不下来。第二是收入低，第三是“手机不能带入厂区，难以忍受”。
与肖松所在代工厂相邻的另一家代工厂里，《南风窗》记者遇到刚入职三个月的“90后”女孩陈雨雯（化名）时，正值她所就职的代工厂午饭期间。
陈雨雯是新手，在流水线上做得比较慢。每天的工作重复单调，却很紧张，陈雨雯总想放松一下。工作日回到宿舍，看到的是凌乱的8人床铺，地面零散的烟头。
一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而从园区宿舍到公交车站步行需要20分钟左右，乘公交车到最近的商圈，需要半小时左右。这让陈雨雯很是抱怨，觉得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太多了，自己好像与世隔绝了。
在收入上，對“陈雨雯们”而言，只有1750元的底薪，转正后增加200元补贴的基本工资；想拿到更高的月薪，就比较难了。过去工人主要靠加班换取加班费，工厂也靠控制工人加班来管理。比如对不服从安排的员工，以前厂方祭出的撒手锏是“不让这名员工加班”。
现在这个招数已经失灵。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员工也就不用加班了，但这就意味着“陈雨雯们”的收入在下降。陈雨雯说，同寝室原来8个人，现在已经有2个离职，去了服务业或地产。
纵观像陈雨雯这样的90后的成长，基本是按照“家门—校门—厂门”这样的轨迹一路走来。但这些初级工人，拥有更加“远大”理想和对城市生活更高的期待，而这并不是笔电车间的单调工作和并不算高的薪水可以承载的。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和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在新时代的工业之梦能否继续由笔电产业来承载，也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