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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国内第一本关于日本文学与大连关系研究的专著，《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挖掘出珍贵的史料，揭示了殖民地都市的现代性和殖民性的双重属性，对战争与殖民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填补了中日学界此方面研究的空白。
关键词：历史记忆；日本侦探小说；大连；现代性；殖民性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160-02
长期以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相对于“上海与日本文学”的热烈探讨，中国东北都市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研究，成为被冷落的主题。特别是对曾被日本殖民统治了近半个世纪的大连的关系研究尚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最近世界图书出版社推出的柴红梅的《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日本文学与大连关系研究的专著。这部著作将视点聚焦在与大连关系密切的日本侦探小说上，它穿越时光的隧道，挖掘出极为珍贵的史料，揭开了尘封在历史彼岸里的记忆，为读者徐徐展现出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殖民地都市空间中摩登与落后，浮华与破落，富贵与贫贱，美丽与丑恶等矛盾交织纠葛的“魔都”般真实画卷，并通过对以大连为舞台创作的侦探小说的研究，揭示了殖民地都市的现代性和殖民性的双重属性，多视角地剖析了战前、战时、战后，生活在殖民地都市中日本人、俄罗斯人复杂的心路历程，对战争与殖民罪恶进行了深刻批判。无疑，这一研究属于拓荒性的工作，填补了中日学界此方面研究的空白。而研究中多处新发现也令读者耳目一新。
首先，在这部专著中，作者详细地梳理了曾经在大连生活过的日本侦探小说家的情况，揭示了一个曾被学界忽略的重要问题：当时活跃在日本文坛上的侦探小说家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曾有过海外殖民地生活体验。其中有很多曾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并且竟然大都与“大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曾生活在大连的日本著名侦探小说家就有十多位，如多次获得日本侦探小说大奖的大庭武年、山口海旋风、 川哲也、石泽英太郎、加纳一郎等。
在这些名家中，“大庭武年”是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名字。战前，大庭曾是在日本国内侦探小说发表阵地《新青年》上非常活跃的人物，他接连发表了《十三号室杀人》、《赛马会前夜》、《白杨山庄事件》、《小盗儿市场杀人》等内容新鲜、情节精彩、构思巧妙、悬念迭起的侦探小说。由于这些侦探小说都是以殖民地都市大连为舞台，文中展现出了日本本土所不具备的大陆风情与欧洲情调，因此吸引了大批日本国内的读者。大庭在东京文坛上可谓璀璨辉煌一时，《新青年》编辑部也对他寄予了厚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自1933年后，作品骤然剧减，并随着大庭1945年战死，这十多年的时间，恍如时间定格一般，对于只能通过《新青年》了解大庭的日本内地人来说，他在日本文坛上突然的销声匿迹，一直被认为是个谜。战后，人们不仅忘记了曾经在侦探小说界轰动一时的大庭，也遗忘了他那独具魅力的侦探小说。柴红梅通过大量的史料，细致地考察了大庭的生涯及创作轨迹，在被历史尘封的史料的字里行间中，努力搜寻大庭侦探小说创作戛然而止的真正原因。最终以令人信服的推断，解开了“大庭消失之谜”——“弃文从政”使大庭离开了令他在文坛大放异彩的侦探小说创作。不仅如此，为什么一个卓有成就的侦探小说作家会突然抛开自己热爱的小说创作，而热心于政治活动？关于这一点，这部著作详细地论述了正是由于大庭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地国际贸易港都市大连，身处政治、军事，经济等多重社会矛盾交织纠葛的“满洲”，使大庭越来越意识到一味地追求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的侦探小说的创作，只会使他与现实社会越来越远，而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是直面现实，反映和揭露现实，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大庭的创作风格完成了由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华丽转身[1]。而大庭1933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最后一篇侦探小说，也是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的、揭露殖民黑暗的作品。
与大庭武年被人们遗忘相比，曾经生活于大连的日本侦探小说家鲇川哲也是一位在日本推理小说界赫赫有名，堪称本格派推理小说巨匠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为栽培新锐作家呕心沥血，被年轻推理小说作家们视为精神支柱。他的侦探小说处女作《佩德洛夫事件》一经发表便夺得了《宝石》杂志的文学作品大赛第一名的佳绩。这部作品当中虽然描绘了当时中国东北地区诸情景以及充满着异国情调的摩登都市大连的风景，巧妙地设计了奸诈狡猾的罪犯不在杀人现场的情节，生动地刻画了刑警出神入化的破案技巧。但是，这部小说最令读者感兴趣的应该是完全按照大连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的车次、发车时间、行程路线等等真实的列车时刻表设计杀人方案的创作手法。虽然利用列车时刻表制造罪犯不在现场的手法对于如今的推理小说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创作范式。但是，就当时而言，却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新鲜创意。柴红梅对《佩德洛夫事件》的研究并未只停留于此，她翻阅了大量关于日本侦探小说评论性的专著，做了更进一步深入探究，发现了鲇川哲也的《佩德洛夫事件》是日本侦探小说史上利用列车时刻表设计杀人骗术的第一人，并充分地肯定了鲇川哲也对日本侦探小说作出的贡献。这一发现也凸显了殖民地大连都市空间中日本侦探小说创作的意义和价值。
为什么在充满着异国情调、开满槐花的殖民地摩登都市大连会孕育出那么多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无穷的创造力、精彩的文笔和超常的表现力的日本侦探小说家？摩登都市大连与日本侦探小说创作有什么必然联系？大连的都市文化空间中的日本侦探小说具有何种特性？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何在？柴红梅在《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中对这些问题从不同维度，多个视角，诸多层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和解读。
在“鲇川哲也的侦探小说与大连”一章中，柴红梅用详尽的笔触论证了鲇川哲也独具魅力的侦探小说的创作风格与大连的精神联系，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大连对鲇川哲也一生的侦探小说创作的影响。在鲇川哲也的侦探小说中，不时会出现大连的建筑、大连的街道、大连的特快列车“亚细亚”号……，殖民地大连的都市文化空间中的各种体验激发了鲇川哲也的创作热情和卓越的想象力，同时也促使鲇川哲也对战争进行了深刻思考。鲇川哲也通过《佩德洛夫事件》中人物的对话充分表达了厌恶战争，痛恨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的心情。柴红梅也进一步剖析了在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泥潭化、太平洋战争节节败退的1943年，日本国内正是严酷地镇压反战思想的时候，鲇川哲也居然如此大胆地剖析时局、发表批判战争的言论的原因。她认为这与鲇川哲也生活在远离日本本土的国际性殖民地都市大连，思想较为自由开放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时很多人都称大连的文学家们的文学创作构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由主义的大连思想体系”。这与胸中充满着“建国精神”、“协和理念”，聚集在新京（长春）的“日本浪漫派”作家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她看来，鲇川哲也正是受到了这样的“自由主义的大连思想体系”的熏陶，才能够比较自由豁达地直抒胸臆，表达了对战争的批判。 而在“大庭武年的侦探小说创作与大连”这一章中，柴红梅深入探究了大庭武年侦探小说创作与大连生活体验的关系。文学评论家西原和海曾对大庭武年的侦探小说与摩登都市大连的关系作过如下评价：“相传那时的大庭是大连头号摩登少年。他非常了解作为在大连孕育而成的现代主义文学之安西冬卫他们创办的杂志《亚》。我非常期待着，今后如果对这个都市的现代性和文学的关系进行考察时，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能够在重新解读大庭文学上有所进展。”[2]而柴红梅正如西原和海期待的那样，对带有现代性与殖民性双重属性的大连都市空间中的大庭武年侦探小说进行了重新解读。揭示出能够培育和扩展大庭超凡想象力源于他从小生活并深受熏陶的大连都市空间。因此，在大庭的侦探小说中随处可见现代摩登都市风景、散发着浓郁的异国情调的咖啡馆、外国人频频登场的舞厅、有闲阶级新奇的消费方式——赛马、时尚奢侈的生活、贫穷肮脏的中国人生活区……长期而丰富的大连都市体验使得大庭武年很轻松地捕捉到了摩登都市大连的各种突出的元素，把读者带到了东洋人和西洋人聚集的、贫穷和富有对立的、豪华别墅和贫民窟并存的、布满欺骗和犯罪的殖民地摩登都市空间中，使读者不仅感受到了西洋的味道，也感受到了浮华背后的黑暗与恐怖。柴红梅对大庭武年能够直面现实，深刻揭露殖民地问题的存在，把深受苦难的中国人悲惨的生活真实地描写出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石泽英太郎的侦探小说与大连”一章中，柴红梅着重剖析了侦探小说家石泽英太郎的代表了从小生长在殖民地土地上的二代日本人的心态，揭示了他通过侦探小说的创作，宣泄“故乡丧失”和“身份认同”的痛苦情感纠葛。通过分析，柴红梅深刻地揭示了生活在殖民侵略背景下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现实，尖锐地指出殖民者没有“好的殖民者”或“坏的殖民者”的区分，只要在殖民地体制下，日本人无论怎样想表达与中国人的友好，都改变不了殖民地“支配者”的身份，也改变不了殖民地体制受益者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的存在，正是侦探小说家石泽英太郎无法摆脱的最为痛苦之处，他把这种情感通过侦探小说《烟囱》倾诉出来，带着超越政治和历史、超越思想和主义、超越国家民族界限而发出“我应所爱的中国人”和“我应所爱的俄罗斯人”呼喊，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应忘怀的思想和警示！
柴红梅从“殖民地都市与日本侦探小说的创作”关系入手，把视角聚焦在日本的侦探小说与殖民地都市大连的关系上，研究被日本统治了40年之久的“摩登都市”大连中产生的日本侦探小说，不仅使我们认识到，日本许多著名的侦探小说家与大连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深刻揭示出大连的都市文化空间孕育和培养了这些侦探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凡的创作灵感，使他们的侦探小说创作独具特色，为日本的昭和文学抹上了怡人的风采这样的事实。同时，还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一段历史空间中，再现和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让我们看到了尘封在历史彼岸里无数的记忆，看到了蕴含在侦探小说中的已经远去的历史真相，看到了大连日本作家的殖民地摩登都市的生活体验和对日本殖民侵略的罪恶反思与殖民批判。这便是柴红梅进行这一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柴红梅.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社，2005.
[2]西原和海.大庭武年[M].东京：せびら 房，1999.
（责任编辑：范秀利）
关键词：历史记忆；日本侦探小说；大连；现代性；殖民性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160-02
长期以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相对于“上海与日本文学”的热烈探讨，中国东北都市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研究，成为被冷落的主题。特别是对曾被日本殖民统治了近半个世纪的大连的关系研究尚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最近世界图书出版社推出的柴红梅的《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日本文学与大连关系研究的专著。这部著作将视点聚焦在与大连关系密切的日本侦探小说上，它穿越时光的隧道，挖掘出极为珍贵的史料，揭开了尘封在历史彼岸里的记忆，为读者徐徐展现出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殖民地都市空间中摩登与落后，浮华与破落，富贵与贫贱，美丽与丑恶等矛盾交织纠葛的“魔都”般真实画卷，并通过对以大连为舞台创作的侦探小说的研究，揭示了殖民地都市的现代性和殖民性的双重属性，多视角地剖析了战前、战时、战后，生活在殖民地都市中日本人、俄罗斯人复杂的心路历程，对战争与殖民罪恶进行了深刻批判。无疑，这一研究属于拓荒性的工作，填补了中日学界此方面研究的空白。而研究中多处新发现也令读者耳目一新。
首先，在这部专著中，作者详细地梳理了曾经在大连生活过的日本侦探小说家的情况，揭示了一个曾被学界忽略的重要问题：当时活跃在日本文坛上的侦探小说家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曾有过海外殖民地生活体验。其中有很多曾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并且竟然大都与“大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曾生活在大连的日本著名侦探小说家就有十多位，如多次获得日本侦探小说大奖的大庭武年、山口海旋风、 川哲也、石泽英太郎、加纳一郎等。
在这些名家中，“大庭武年”是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名字。战前，大庭曾是在日本国内侦探小说发表阵地《新青年》上非常活跃的人物，他接连发表了《十三号室杀人》、《赛马会前夜》、《白杨山庄事件》、《小盗儿市场杀人》等内容新鲜、情节精彩、构思巧妙、悬念迭起的侦探小说。由于这些侦探小说都是以殖民地都市大连为舞台，文中展现出了日本本土所不具备的大陆风情与欧洲情调，因此吸引了大批日本国内的读者。大庭在东京文坛上可谓璀璨辉煌一时，《新青年》编辑部也对他寄予了厚望。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自1933年后，作品骤然剧减，并随着大庭1945年战死，这十多年的时间，恍如时间定格一般，对于只能通过《新青年》了解大庭的日本内地人来说，他在日本文坛上突然的销声匿迹，一直被认为是个谜。战后，人们不仅忘记了曾经在侦探小说界轰动一时的大庭，也遗忘了他那独具魅力的侦探小说。柴红梅通过大量的史料，细致地考察了大庭的生涯及创作轨迹，在被历史尘封的史料的字里行间中，努力搜寻大庭侦探小说创作戛然而止的真正原因。最终以令人信服的推断，解开了“大庭消失之谜”——“弃文从政”使大庭离开了令他在文坛大放异彩的侦探小说创作。不仅如此，为什么一个卓有成就的侦探小说作家会突然抛开自己热爱的小说创作，而热心于政治活动？关于这一点，这部著作详细地论述了正是由于大庭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地国际贸易港都市大连，身处政治、军事，经济等多重社会矛盾交织纠葛的“满洲”，使大庭越来越意识到一味地追求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的侦探小说的创作，只会使他与现实社会越来越远，而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是直面现实，反映和揭露现实，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大庭的创作风格完成了由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华丽转身[1]。而大庭1933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最后一篇侦探小说，也是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的、揭露殖民黑暗的作品。
与大庭武年被人们遗忘相比，曾经生活于大连的日本侦探小说家鲇川哲也是一位在日本推理小说界赫赫有名，堪称本格派推理小说巨匠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为栽培新锐作家呕心沥血，被年轻推理小说作家们视为精神支柱。他的侦探小说处女作《佩德洛夫事件》一经发表便夺得了《宝石》杂志的文学作品大赛第一名的佳绩。这部作品当中虽然描绘了当时中国东北地区诸情景以及充满着异国情调的摩登都市大连的风景，巧妙地设计了奸诈狡猾的罪犯不在杀人现场的情节，生动地刻画了刑警出神入化的破案技巧。但是，这部小说最令读者感兴趣的应该是完全按照大连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的车次、发车时间、行程路线等等真实的列车时刻表设计杀人方案的创作手法。虽然利用列车时刻表制造罪犯不在现场的手法对于如今的推理小说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创作范式。但是，就当时而言，却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新鲜创意。柴红梅对《佩德洛夫事件》的研究并未只停留于此，她翻阅了大量关于日本侦探小说评论性的专著，做了更进一步深入探究，发现了鲇川哲也的《佩德洛夫事件》是日本侦探小说史上利用列车时刻表设计杀人骗术的第一人，并充分地肯定了鲇川哲也对日本侦探小说作出的贡献。这一发现也凸显了殖民地大连都市空间中日本侦探小说创作的意义和价值。
为什么在充满着异国情调、开满槐花的殖民地摩登都市大连会孕育出那么多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无穷的创造力、精彩的文笔和超常的表现力的日本侦探小说家？摩登都市大连与日本侦探小说创作有什么必然联系？大连的都市文化空间中的日本侦探小说具有何种特性？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何在？柴红梅在《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中对这些问题从不同维度，多个视角，诸多层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和解读。
在“鲇川哲也的侦探小说与大连”一章中，柴红梅用详尽的笔触论证了鲇川哲也独具魅力的侦探小说的创作风格与大连的精神联系，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大连对鲇川哲也一生的侦探小说创作的影响。在鲇川哲也的侦探小说中，不时会出现大连的建筑、大连的街道、大连的特快列车“亚细亚”号……，殖民地大连的都市文化空间中的各种体验激发了鲇川哲也的创作热情和卓越的想象力，同时也促使鲇川哲也对战争进行了深刻思考。鲇川哲也通过《佩德洛夫事件》中人物的对话充分表达了厌恶战争，痛恨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的心情。柴红梅也进一步剖析了在日本的侵华战争陷入泥潭化、太平洋战争节节败退的1943年，日本国内正是严酷地镇压反战思想的时候，鲇川哲也居然如此大胆地剖析时局、发表批判战争的言论的原因。她认为这与鲇川哲也生活在远离日本本土的国际性殖民地都市大连，思想较为自由开放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时很多人都称大连的文学家们的文学创作构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由主义的大连思想体系”。这与胸中充满着“建国精神”、“协和理念”，聚集在新京（长春）的“日本浪漫派”作家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她看来，鲇川哲也正是受到了这样的“自由主义的大连思想体系”的熏陶，才能够比较自由豁达地直抒胸臆，表达了对战争的批判。 而在“大庭武年的侦探小说创作与大连”这一章中，柴红梅深入探究了大庭武年侦探小说创作与大连生活体验的关系。文学评论家西原和海曾对大庭武年的侦探小说与摩登都市大连的关系作过如下评价：“相传那时的大庭是大连头号摩登少年。他非常了解作为在大连孕育而成的现代主义文学之安西冬卫他们创办的杂志《亚》。我非常期待着，今后如果对这个都市的现代性和文学的关系进行考察时，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能够在重新解读大庭文学上有所进展。”[2]而柴红梅正如西原和海期待的那样，对带有现代性与殖民性双重属性的大连都市空间中的大庭武年侦探小说进行了重新解读。揭示出能够培育和扩展大庭超凡想象力源于他从小生活并深受熏陶的大连都市空间。因此，在大庭的侦探小说中随处可见现代摩登都市风景、散发着浓郁的异国情调的咖啡馆、外国人频频登场的舞厅、有闲阶级新奇的消费方式——赛马、时尚奢侈的生活、贫穷肮脏的中国人生活区……长期而丰富的大连都市体验使得大庭武年很轻松地捕捉到了摩登都市大连的各种突出的元素，把读者带到了东洋人和西洋人聚集的、贫穷和富有对立的、豪华别墅和贫民窟并存的、布满欺骗和犯罪的殖民地摩登都市空间中，使读者不仅感受到了西洋的味道，也感受到了浮华背后的黑暗与恐怖。柴红梅对大庭武年能够直面现实，深刻揭露殖民地问题的存在，把深受苦难的中国人悲惨的生活真实地描写出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石泽英太郎的侦探小说与大连”一章中，柴红梅着重剖析了侦探小说家石泽英太郎的代表了从小生长在殖民地土地上的二代日本人的心态，揭示了他通过侦探小说的创作，宣泄“故乡丧失”和“身份认同”的痛苦情感纠葛。通过分析，柴红梅深刻地揭示了生活在殖民侵略背景下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现实，尖锐地指出殖民者没有“好的殖民者”或“坏的殖民者”的区分，只要在殖民地体制下，日本人无论怎样想表达与中国人的友好，都改变不了殖民地“支配者”的身份，也改变不了殖民地体制受益者的事实。而这一事实的存在，正是侦探小说家石泽英太郎无法摆脱的最为痛苦之处，他把这种情感通过侦探小说《烟囱》倾诉出来，带着超越政治和历史、超越思想和主义、超越国家民族界限而发出“我应所爱的中国人”和“我应所爱的俄罗斯人”呼喊，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应忘怀的思想和警示！
柴红梅从“殖民地都市与日本侦探小说的创作”关系入手，把视角聚焦在日本的侦探小说与殖民地都市大连的关系上，研究被日本统治了40年之久的“摩登都市”大连中产生的日本侦探小说，不仅使我们认识到，日本许多著名的侦探小说家与大连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深刻揭示出大连的都市文化空间孕育和培养了这些侦探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凡的创作灵感，使他们的侦探小说创作独具特色，为日本的昭和文学抹上了怡人的风采这样的事实。同时，还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一段历史空间中，再现和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让我们看到了尘封在历史彼岸里无数的记忆，看到了蕴含在侦探小说中的已经远去的历史真相，看到了大连日本作家的殖民地摩登都市的生活体验和对日本殖民侵略的罪恶反思与殖民批判。这便是柴红梅进行这一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柴红梅.日本侦探小说与大连关系研究[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社，2005.
[2]西原和海.大庭武年[M].东京：せびら 房，1999.
（责任编辑：范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