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自由资本垂直联系模型，利用1998年～2013年空间面板数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实证研究表明，新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市场规模相对大小以及交通的相对便捷度因素对产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地区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对进程等制度因素也对产业集聚具有显著正效应，而人力资本相对优势对区域产业集聚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新经济地理学；自有资本垂直联系模型；制度因素
　　一、 引言
　　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规劃源于1956年制定的《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86年以后，随着“86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火炬计划”等一系列发展规划的相继启动，我国高技术产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高技术产业又成为创新驱动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效率提升和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同时，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对产业动态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即存在“空间非中性”（Baldwin，2003）。因此，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与地区集聚进行深入研究对进一步研究其动态效率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针对高技术产业空间分布的成因研究中，已有的文献更多的关注了新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而对区域间的制度差异，即区域之间第一性的差异关注较少。因为新经济地理学是在均质空间的假设基础上进行推导的，揭示的是均质空间上制造业集聚的原因。而现实中，区域之间并不是均质的，同时这种非均质性也会对产业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本文认为，要研究高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除了要考虑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机制，还应该考虑区域之间的非均质性。这种非均质性主要体现在制度的区域间非均质性和人力资本的区域间非均质性。具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产业发展影响最大的制度因素莫过于持续的“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政策。无论是江苏或浙江“块状经济”，还是广东“专业镇”的出现，都与这些省份先行先试的市场化改革存在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等一系列经济开放政策的贯彻落实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地区产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份额的提升，对沿海省市的工业集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在寻找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分布和地区集聚的影响因素时，除了要考虑新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市场机制因素，还需要考虑制度因素的影响，即改革开放的影响。另外，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相比，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具有相对较高的依赖程度，不同省份间人力资本的差异也会对高技术产业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人力资本的地区集聚会吸引更多的高技术产业。
　　二、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1. 理论基础——来自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垂直垂直联系模型。以Henderson和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家在D-S分析框架（Dix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