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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4年到1936年，中福联合办事处奉命整顿焦作矿务，创造了近代煤矿业界传奇。近年来，学术界以焦作煤矿为焦点对豫北矿务变迁史多有探讨，但相對分散单一，且局限某一特定政治立场或人物对象，在历史背景下综合研究还较少。本文利用河南省数字档案馆系统，对馆藏中福档案数字资源进行全文挖掘，站在矿务变迁的综合视角下，采取史学和数字人文方式阐述特殊时代的复杂关系，解读关键人物的历史作用，力求对豫北矿务进行重新审视。
关键词：中福联合办事处;豫北矿务;多视角;数字资源;数字人文
1933年6月1日，河南中原煤矿公司和英商福公司采取“财产分管、合产合销”的方式在河南焦作成立了中福联合办事处（简称联合处）。此时的联合处内外交困，多方利益互相纠葛，公司多头管理一盘散沙，欠外债60多万元，欠薪资10多万元，经营随时面临破产困境。1936年12月，经过两年矿务整理联合处扭亏为盈，不但结清全部内外债，还出借道清铁路60多万元，年度盈利高达70多万元，煤矿产销大幅提升，仅次于河北开滦和山东中英兴煤矿，以第三跻身全国大矿行列，为抗日战争时期联合处南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豫北矿权的掠夺
1.1 列强的入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疯狂掠夺与侵占中国矿产资源，而英国把经济侵略的主要对象瞄准到煤矿资源丰富的晋豫两省，组建英商福公司。光绪二十四年，福公司借用豫丰公司为名义承办矿务，开始涉足焦作煤矿。
光绪三十年，为使其在河南的煤炭资源活动合法化，福公司多次外交施压，并任命买办刘鹗作为福公司在华经理，贿赂高官运作关系网，企图垄断豫北焦作煤矿的开发与经营。1902年，福公司以泽煤盛厂为中心建立红界矿区，并于1904年获批了黄界开采权，同时，签订《议建运矿支路章程》，议定60年矿期，由此福公司披上了合法外衣，对河南煤矿的经济侵略正式开始。福公司在黄界雇佣工人3000多人，钻孔50 多个，探得可采煤层 39 层，总厚157.11米，先后建立矿井7个，1906年至1914年开采煤炭达2749636吨，[1]意欲吞并整个焦作煤炭资源的野心昭然若揭。
1.2 民窑的觉醒。1907年，随着福公司的资源掠夺加剧，封建、分散的焦作民窑逐渐觉醒，部分民窑为争矿保权对抗福公司。实力较强的凭心公司、豫泰公司和明德公司合组，融入官股扩资组建了中州煤矿公司，成为豫北第一名矿，总矿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同时，中州公司顺利领到桐树沟的开矿凭证后，在福公司所划红界内开展新窑，与之屡次发生争界问题，而福公司暗使道清铁路禁运中州公司等民窑产煤，双方矛盾激化愈演愈烈。1914 年 9 月，焦作当地的士绅、商人、地主筹股集资，官商合办成立中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自此官僚、民族与外来资本政治博弈进入白热化。
1.3 矿权的争夺。袁世凯继任，意欲讨好英帝国主义又私谋焦作矿业管控权，命亲信胡汝麟等人稳固全国政局企图创建政治后方，效仿开滦煤矿分产合销成例主持中原公司与福公司合作谈判。
在禁绝焦作土窑共同排斥新竞争者前提下达成共识，双方放弃排斥竞争形成利益和政治联盟，特案特办组建福中总公司，公司议事部议长由双方轮流推举，任期十年，第一、第三、第五任由福公司推举，第二、第四、第六任由中公司推举。[2]福中总公司获得怀庆府属内办矿准驳权和士窑管理权，制订土窑专章以实现双方共享垄断矿利企图。
由此，中原公司从土窑保护者变为纯粹竞争者，与当地绅商在矿务问题上彻底决裂，在“五四”运动收回利权的舆论影响下，中、福合组被视为“汉奸”与外敌的联合。
1.4 军阀的混治。袁世凯死后，土窑主代表和豫北国民党张镇芳等人呈请省议会清算豫北矿案，要求惩治查办胡汝麟等人，终因在京在豫势力不敌而身陷囹圄。而新任河南督军赵倜和省长田文烈即向中原公司施压，批捕胡汝麟以换取中原公司控制权，挑战福中总公司。
英国公使朱尔典照会中国外交部，抨击河南反福公司行为，总统徐世昌亲派代表赴豫调停，胡汝麟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退出政治活动。1922年，吴佩孚返洛阳，使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再次被政治裹胁，不得不以政治寻租的方式维系经营，驻军随用随支，结算无度。[3]1925年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其政变盟友胡景翼部控制豫北地区，在高强度的军费勒索下，中原公司办公处迁至天津，矿厂生产也因焦作煤矿被军方占据，在“五卅运动”和大罢工浪潮下被迫关停，合组而成的福中总公司不久也宣告解体，土窑专章随之废除。
1928年10月，豫籍军阀刘镇华盘踞豫北并借蒋冯冲突无暇他顾之机占据焦作等豫北重镇和道清铁路，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河南省新任主席，默认了其对中原公司的控制权。而豫籍国民党人改组派加强与地方精英和韩复榘建立利益同盟，占据了河南事务主导权。[4]
1929年7月，福公司总代表柏达致函南京政府要求复工并对豫北矿务进行整理，愿意按照中方处理积案。[5]得知福公司复工企图后，豫籍国民党人、土窑及地方精英成立收回福公司矿权委员会，要求取消福公司矿权，恢复土窑自由开采，而韩复榘要求“虚与委蛇、审慎办理”。[6]
1.5 南京的焦虑。阎锡山、冯玉祥逃走后，中央军刘峙宣誓就职河南省主席。1930年，总经理柏达利用南京政府急于重塑矿业体制和对外关系的愿望向南京呈请复工。刘峙为防止中央政府插手中原事务，批示将南京所拟福案“妥慎研究，拟议具复”，[7]并派遣同乡李文浩接管中原公司，当地土窑主反对南京对英妥协，誓死反对福公司复工。
1931年，刘峙将中原公司省公股红利全额拨出成立省农工银行，中原公司被迫态度软化选择与福公司合办。李文浩提出两公司成立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的设想，得到了实业部和河南省政府肯定。1933年2月，行政院院务会议议决通过《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经营煤矿业原则》，1933年6月，南京政府批准了《中原及福公司合资营业合同》，郭仲隗被选举为联合处首任董事长，福公司也复工复产。 2 联合处的困境
2.1 土窑主的竞争。联合处并未厘清土窑与两公司的关系，土窑借两公司重组混乱之机申请矿业权，联合办事处除了敦请道清铁路拒运土窑煤炭之外，唯有通过经营方式和规模方面的优势，与土窑进行纯粹的商业竞争。新任实业部驻中福联合处矿业监察员陈郁在中福联合处提议下成立了矿区地方问题商榷委员会，作为联合处与土窑之间的转圜。
北京出身的国民党改组派范予遂、张冲霄分别担任道清路局局长、科长，二人与中原公司相对疏远禁运惯例松弛，土窑煤随即大批上市，[8]并指责实业部未能维护国人矿务利益。实业部则敦请土窑代表保持克制，陈郁也敦请中福联合处停止开采有争议的矿区，尽快解决与土窑的纠纷，但争执仍无法解决。
1934年7月，福公司代表吴德罗夫亲赴庐山面见蒋介石，敦请南京政府军事介入豫北矿务纠纷，蒋介石即命刘峙出面干预，并承诺“关闭非法土窑”，[9]导致土窑代表挑战联合处的言论和行动更加激烈，进而出现靳思涝义聚土窑等案。[10]
2.2 道清铁路的牵制。道清铁路从建成通车在运煤问题上与福中总公司从未有过較大的龃龉，1930年，冯玉祥中原落败后拖走道清铁路大部分车辆导致经营困难，中原公司借机贿买两任局长于升龙和周庆满，伺机控制其运营以图享受运煤特价。
范予遂上任，人事安排多重用北京等外地职员以此瓦解既有地缘关系网，营业状况大为好转。道清铁路承运福公司复工后产煤，陷入了中原公司与土窑主的反对和抨击，被描绘为政治上不合格、厚外薄中、甘心媚外等，因此范予遂向李文浩就运费问题多次函电声辩，称牺牲已达最高限度。
1933年6月，联合处成立后，三方之争变为联合处与土窑的两方对垒，被挤压的土窑向道清铁路靠拢获得了煤炭承运支持，而道清铁路也借整顿路务重新检视中、福两公司运费支付，要求取消运力优待政策，追索拖欠运费23万余元，[11]否则即停煤运，但终未得到联合处正式响应。1934年7月，联合处的矿警大队拘捕了道清路局职员，路矿分歧进一步恶化。
2.3 矿务事权的博弈。中原公司实是以资不抵债的状态与福公司合组。[12]中原公司面对官方、军方的巨额需索和公益性捐助的高额支出，加上矿井透水事故频发，李文浩不得不向福公司控股华英银公司借款[13]维持运营，但这仍挽救不了中原公司经营惨境。[14]
这引起其合作者福公司的极大忧虑，福公司总经理柏达把联合处的困境归咎于中原公司债务危机，对第一笔70万元[15]借款款项挪用甚为不满，指责中原公司管理混乱，希望一切机械之分配非经工务处及各矿长全体同意、两总经理之批准不能决定，[16]以图以债权人控制联合处，李文浩因不敢得罪股东关系网采取人事整顿振兴矿务经营，只能虚与委蛇，曲为调和。
2.4 总经理的更迭。1933年11月，李文浩因向福公司控股华英银公司借款抵押中原公司暴露而被迫调任河南财政厅长，陈泮岭继任中原公司总经理兼任中福两公司联合处总经理，主导实行内部整顿改革，决定裁员减薪以谋救济，并发表“关于焦作方面之裁员命令”[17]，李文浩时期中原公司关系网被纷纷解职。
改革随即引起各矿厂工会组织强烈抵抗并发起工人大罢工，中福联合处董事长郭仲隗和中原公司董事长萧洒迫于压力，解职陈泮岭由李汉珍接任联合处总经理，优抚工人安定在职人员以平息工潮。李汉珍致函福公司董事长那森和河南省政府，表示同意对中福联合处严厉整顿切实改组，避免中原公司因借款合同违约归福公司所有。1934年7月中原公司董事改选，被免职的王孝绪等人重返中原董事会且入选董事长、商股董事等。吴德罗夫对李汉珍彻底失望，亲往南京敦请蒋介石直接干预矿务。
3 南京政府的态度
3.1 联合处的整理。1934年9月，蒋介石电致刘峙要求解散两公司及联合处的董事会，停职总经理等高级职员，并亲自制订中福联合处的先期整理办法，[18]任翁文灏为整理河南中福矿务专员，令其前秘书张静愚先期会同英人整理豫北矿务。
3.2 张静愚的任务。在蒋介石强压下，省政府按代理专员张静愚所请“拟设立中原办事处，由专员派人管理” [19]，张静愚架空中原公司事权，并后在联合处减薪裁员紧缩开支，清理冯玉祥、韩复榘等旧部留员薪职，这引起地方精英及地方势力的抵抗声辩和干扰整顿。
1934年8月，张静愚奉蒋介石训令命赶到焦作控制局势，他调集军队和警察实施宵禁并逮捕了如李文浩、王孝绪等反整顿和支持罢工及骚乱人员。面对同乡的被捕，省主席刘峙极为不满，他敦促联合处偿还透支省农商银行款项想借此阻断张静愚的矿务整理，也因此被蒋介石知悉后调离河南。
3.3 翁文灏的接任。1934年12月，翁文灏受蒋介石委任赴豫理豫北矿务，商震接任省主席一职为之配合。翁文灏到任之初，将修订完善后的《河南中福煤矿整理办法》知会实业部和河南省政府，该办法规定翁文灏对蒋介石直接负责，并赋予地方军权。
债务上，翁文灏周旋福公司迫使华英银公司不再把中福联合处的财产作为借款抵押，解除了李文浩时期所致的债务威胁。
经营上，加大煤需市场调研，购置新探矿设备，更新探矿技术，分类调整煤价。制度上，改革职工用煤办法，固化中原公司职员抚恤章程，[20]规范职工薪金待遇章程，改组职工储蓄会。
公益上，停止矿区多数学校有关教育补助，但也未能按整理办法全部移交地方，焦作工学院仍由中福联合处和河南省政府共同支付其办学经费。[21]1935年12月，翁文灏被提任行政院秘书长，孙越崎履新接任。
3.4 孙越崎的重组。1936年6月，蒋介石电令孙越崎重组中原公司并亲定重组方案，9月联合处完成重组，标志着为期两年整理落地。在旧习地煤费上，孙越崎与翁文灏互相协同，1936年12月，蒋介石命令中福联合处停止向矿地地主支付地煤费，受挫的矿区地主争辩未果，而联合处矿区民众房地损害赔偿也被权力压制平息。 自此，焦作土窑的挣扎画上了最后的句号，而道清铁路也因汪精卫遇刺改组派式微被撤销并平汉路局统一管理。1937年1月12日，在中原公司的新董事会产生之后，蒋介石任命翁文灏为联合处董事长，孙越崎被翁文灏任命为中福联合处总经理。
3.5 联合处的南迁。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军向豫北进逼。平汉铁路和道清铁路被征为军用，联合处煤运无法承揽，孙越崎即表达停工和南迁意向，这遭到豫北地方精英、中福两公司的强烈反对，要求利益赔偿和财产分割。
随着南京政府抗战需要下达厂矿内迁命令，孙越崎说服了各方面反对压力，开始资产清算和转移。1937年10月，联合处开始向武汉转移设备和人员，豫北矿区自此进入了被日本垄断时期。
4 豫北矿务基本评价
4.1 从城市化发展视角看。豫北矿务的发展，催生出了焦作这座“因煤而生、因矿而兴”的新兴工矿业城市。建国前豫北矿务经历了七个阶段，如表1所示。
其中，影响焦作地区的城市化形成最为重要的是前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里焦作城市化开始起步，形成以福公司、矿井、哲美森大街为主框架的基本城市空间结构。第二阶段里焦作城市化形态基本形成，伴随福公司的发展涌现出东马市街、福中街等商业街，城市功能更加全面。第三阶段里焦作城市外部轮廓基本形成，城市内部功能分区相对明显，城市空间开始向外拓展，城区面积明显扩大。
4.2 从历史进程视角看。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英德压倒俄法集团瓜分津镇铁路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梁启超、康有为等主导的戊戌变法，提倡“中体西用”，福公司正是在维新运动“外资中用”背景下插手豫北矿务。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意将旧式土窑纳入国家管理体制，倒逼中原公司的建立和福中总公司的组建。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先后控制河南政权的胡景翼、冯玉祥等人利益多元，使得福公司屡次停工但未停权，而中原公司从土窑联盟的主力沦落为土窑主斗争的对象。
4.3 从关键人物视角看。抗日战争前，1915年到1938年中福两公司合作阶段，中方执掌豫北矿务的人物先后有胡汝麟、李文浩、陈泮岭、李汉珍、张静愚、翁文灏、孙越崎等。
通过这些主要决策层的身份，可以看出主要管理者经历了官僚、士绅、知识分子到具有专业的矿业技术或长期从事矿业管理的人员担任的转变。官僚、士绅阶层管理者在矿务管理中基于唯利是图、中饱私囊的个人私利或政治攀附为出发点。而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管理者在矿务管理中基于科学经营、振兴煤业的集体公利为出发点。
4.4 从企业管理视角看。从以小作坊为代表的传统小煤窑，到以地方民窑合组的中原公司，再到分产合销的福中总公司，再到合产合销的联合处，企业从民族资本家自设公司转变为官商筹股合办企业，再演变为中外合资共办企业，体现了中国股份制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模式的演化过程，如表2所示。
4.5 从工潮觉醒视角看。豫北矿务的工潮，彰显了工人阶级不断觉醒的工运史。1925年福公司煤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觉醒的尝试，不仅声援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也改善了焦作矿工的生活待遇，这次历时八个月规模仅次于省港大罢工的工潮，以最终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而罢工参与者大多代表了国内早期无产阶级，他们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革命性最强特别能战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1933年5月福公司王封矿厂的罢工，缺少党组织的参与领导，斗争也是个人自发组织，最终则以失败收尾。
4.6 从社会公益视角看。豫北矿务的发展，不可否认地促进了地方教育等公益事业的发展。1906 年福公司出资在焦作开办路矿学堂，这开启了焦作地区矿业教育發展的序幕。
初等教育上，福公司创办焦作第一所小学启智小学，后中原公司接办出资还有培英小学与育英小学。中等教育上，1924 年福公司出资创办了建国前焦作煤矿唯一的一所中学福中中学，1926 年增设初级师范班，1928 年始办高中师范班。
高等教育上，当数焦作工学院对焦作教育发展影响最大，它是解放前全国唯一一所工学院，开设以采矿冶金系与土木工程系为主要系别，为全国的工业化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从中福两公司驻豫到南迁，两公司支付了主要教育经费，使得当地人口结构由原本单一的农民和士绅演变为农民、工人、商人、教师、学生、军政界公务人员等人口结构，有力促进了该地区的文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关键词：中福联合办事处;豫北矿务;多视角;数字资源;数字人文
1933年6月1日，河南中原煤矿公司和英商福公司采取“财产分管、合产合销”的方式在河南焦作成立了中福联合办事处（简称联合处）。此时的联合处内外交困，多方利益互相纠葛，公司多头管理一盘散沙，欠外债60多万元，欠薪资10多万元，经营随时面临破产困境。1936年12月，经过两年矿务整理联合处扭亏为盈，不但结清全部内外债，还出借道清铁路60多万元，年度盈利高达70多万元，煤矿产销大幅提升，仅次于河北开滦和山东中英兴煤矿，以第三跻身全国大矿行列，为抗日战争时期联合处南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豫北矿权的掠夺
1.1 列强的入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疯狂掠夺与侵占中国矿产资源，而英国把经济侵略的主要对象瞄准到煤矿资源丰富的晋豫两省，组建英商福公司。光绪二十四年，福公司借用豫丰公司为名义承办矿务，开始涉足焦作煤矿。
光绪三十年，为使其在河南的煤炭资源活动合法化，福公司多次外交施压，并任命买办刘鹗作为福公司在华经理，贿赂高官运作关系网，企图垄断豫北焦作煤矿的开发与经营。1902年，福公司以泽煤盛厂为中心建立红界矿区，并于1904年获批了黄界开采权，同时，签订《议建运矿支路章程》，议定60年矿期，由此福公司披上了合法外衣，对河南煤矿的经济侵略正式开始。福公司在黄界雇佣工人3000多人，钻孔50 多个，探得可采煤层 39 层，总厚157.11米，先后建立矿井7个，1906年至1914年开采煤炭达2749636吨，[1]意欲吞并整个焦作煤炭资源的野心昭然若揭。
1.2 民窑的觉醒。1907年，随着福公司的资源掠夺加剧，封建、分散的焦作民窑逐渐觉醒，部分民窑为争矿保权对抗福公司。实力较强的凭心公司、豫泰公司和明德公司合组，融入官股扩资组建了中州煤矿公司，成为豫北第一名矿，总矿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同时，中州公司顺利领到桐树沟的开矿凭证后，在福公司所划红界内开展新窑，与之屡次发生争界问题，而福公司暗使道清铁路禁运中州公司等民窑产煤，双方矛盾激化愈演愈烈。1914 年 9 月，焦作当地的士绅、商人、地主筹股集资，官商合办成立中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自此官僚、民族与外来资本政治博弈进入白热化。
1.3 矿权的争夺。袁世凯继任，意欲讨好英帝国主义又私谋焦作矿业管控权，命亲信胡汝麟等人稳固全国政局企图创建政治后方，效仿开滦煤矿分产合销成例主持中原公司与福公司合作谈判。
在禁绝焦作土窑共同排斥新竞争者前提下达成共识，双方放弃排斥竞争形成利益和政治联盟，特案特办组建福中总公司，公司议事部议长由双方轮流推举，任期十年，第一、第三、第五任由福公司推举，第二、第四、第六任由中公司推举。[2]福中总公司获得怀庆府属内办矿准驳权和士窑管理权，制订土窑专章以实现双方共享垄断矿利企图。
由此，中原公司从土窑保护者变为纯粹竞争者，与当地绅商在矿务问题上彻底决裂，在“五四”运动收回利权的舆论影响下，中、福合组被视为“汉奸”与外敌的联合。
1.4 军阀的混治。袁世凯死后，土窑主代表和豫北国民党张镇芳等人呈请省议会清算豫北矿案，要求惩治查办胡汝麟等人，终因在京在豫势力不敌而身陷囹圄。而新任河南督军赵倜和省长田文烈即向中原公司施压，批捕胡汝麟以换取中原公司控制权，挑战福中总公司。
英国公使朱尔典照会中国外交部，抨击河南反福公司行为，总统徐世昌亲派代表赴豫调停，胡汝麟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退出政治活动。1922年，吴佩孚返洛阳，使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再次被政治裹胁，不得不以政治寻租的方式维系经营，驻军随用随支，结算无度。[3]1925年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其政变盟友胡景翼部控制豫北地区，在高强度的军费勒索下，中原公司办公处迁至天津，矿厂生产也因焦作煤矿被军方占据，在“五卅运动”和大罢工浪潮下被迫关停，合组而成的福中总公司不久也宣告解体，土窑专章随之废除。
1928年10月，豫籍军阀刘镇华盘踞豫北并借蒋冯冲突无暇他顾之机占据焦作等豫北重镇和道清铁路，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河南省新任主席，默认了其对中原公司的控制权。而豫籍国民党人改组派加强与地方精英和韩复榘建立利益同盟，占据了河南事务主导权。[4]
1929年7月，福公司总代表柏达致函南京政府要求复工并对豫北矿务进行整理，愿意按照中方处理积案。[5]得知福公司复工企图后，豫籍国民党人、土窑及地方精英成立收回福公司矿权委员会，要求取消福公司矿权，恢复土窑自由开采，而韩复榘要求“虚与委蛇、审慎办理”。[6]
1.5 南京的焦虑。阎锡山、冯玉祥逃走后，中央军刘峙宣誓就职河南省主席。1930年，总经理柏达利用南京政府急于重塑矿业体制和对外关系的愿望向南京呈请复工。刘峙为防止中央政府插手中原事务，批示将南京所拟福案“妥慎研究，拟议具复”，[7]并派遣同乡李文浩接管中原公司，当地土窑主反对南京对英妥协，誓死反对福公司复工。
1931年，刘峙将中原公司省公股红利全额拨出成立省农工银行，中原公司被迫态度软化选择与福公司合办。李文浩提出两公司成立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的设想，得到了实业部和河南省政府肯定。1933年2月，行政院院务会议议决通过《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经营煤矿业原则》，1933年6月，南京政府批准了《中原及福公司合资营业合同》，郭仲隗被选举为联合处首任董事长，福公司也复工复产。 2 联合处的困境
2.1 土窑主的竞争。联合处并未厘清土窑与两公司的关系，土窑借两公司重组混乱之机申请矿业权，联合办事处除了敦请道清铁路拒运土窑煤炭之外，唯有通过经营方式和规模方面的优势，与土窑进行纯粹的商业竞争。新任实业部驻中福联合处矿业监察员陈郁在中福联合处提议下成立了矿区地方问题商榷委员会，作为联合处与土窑之间的转圜。
北京出身的国民党改组派范予遂、张冲霄分别担任道清路局局长、科长，二人与中原公司相对疏远禁运惯例松弛，土窑煤随即大批上市，[8]并指责实业部未能维护国人矿务利益。实业部则敦请土窑代表保持克制，陈郁也敦请中福联合处停止开采有争议的矿区，尽快解决与土窑的纠纷，但争执仍无法解决。
1934年7月，福公司代表吴德罗夫亲赴庐山面见蒋介石，敦请南京政府军事介入豫北矿务纠纷，蒋介石即命刘峙出面干预，并承诺“关闭非法土窑”，[9]导致土窑代表挑战联合处的言论和行动更加激烈，进而出现靳思涝义聚土窑等案。[10]
2.2 道清铁路的牵制。道清铁路从建成通车在运煤问题上与福中总公司从未有过較大的龃龉，1930年，冯玉祥中原落败后拖走道清铁路大部分车辆导致经营困难，中原公司借机贿买两任局长于升龙和周庆满，伺机控制其运营以图享受运煤特价。
范予遂上任，人事安排多重用北京等外地职员以此瓦解既有地缘关系网，营业状况大为好转。道清铁路承运福公司复工后产煤，陷入了中原公司与土窑主的反对和抨击，被描绘为政治上不合格、厚外薄中、甘心媚外等，因此范予遂向李文浩就运费问题多次函电声辩，称牺牲已达最高限度。
1933年6月，联合处成立后，三方之争变为联合处与土窑的两方对垒，被挤压的土窑向道清铁路靠拢获得了煤炭承运支持，而道清铁路也借整顿路务重新检视中、福两公司运费支付，要求取消运力优待政策，追索拖欠运费23万余元，[11]否则即停煤运，但终未得到联合处正式响应。1934年7月，联合处的矿警大队拘捕了道清路局职员，路矿分歧进一步恶化。
2.3 矿务事权的博弈。中原公司实是以资不抵债的状态与福公司合组。[12]中原公司面对官方、军方的巨额需索和公益性捐助的高额支出，加上矿井透水事故频发，李文浩不得不向福公司控股华英银公司借款[13]维持运营，但这仍挽救不了中原公司经营惨境。[14]
这引起其合作者福公司的极大忧虑，福公司总经理柏达把联合处的困境归咎于中原公司债务危机，对第一笔70万元[15]借款款项挪用甚为不满，指责中原公司管理混乱，希望一切机械之分配非经工务处及各矿长全体同意、两总经理之批准不能决定，[16]以图以债权人控制联合处，李文浩因不敢得罪股东关系网采取人事整顿振兴矿务经营，只能虚与委蛇，曲为调和。
2.4 总经理的更迭。1933年11月，李文浩因向福公司控股华英银公司借款抵押中原公司暴露而被迫调任河南财政厅长，陈泮岭继任中原公司总经理兼任中福两公司联合处总经理，主导实行内部整顿改革，决定裁员减薪以谋救济，并发表“关于焦作方面之裁员命令”[17]，李文浩时期中原公司关系网被纷纷解职。
改革随即引起各矿厂工会组织强烈抵抗并发起工人大罢工，中福联合处董事长郭仲隗和中原公司董事长萧洒迫于压力，解职陈泮岭由李汉珍接任联合处总经理，优抚工人安定在职人员以平息工潮。李汉珍致函福公司董事长那森和河南省政府，表示同意对中福联合处严厉整顿切实改组，避免中原公司因借款合同违约归福公司所有。1934年7月中原公司董事改选，被免职的王孝绪等人重返中原董事会且入选董事长、商股董事等。吴德罗夫对李汉珍彻底失望，亲往南京敦请蒋介石直接干预矿务。
3 南京政府的态度
3.1 联合处的整理。1934年9月，蒋介石电致刘峙要求解散两公司及联合处的董事会，停职总经理等高级职员，并亲自制订中福联合处的先期整理办法，[18]任翁文灏为整理河南中福矿务专员，令其前秘书张静愚先期会同英人整理豫北矿务。
3.2 张静愚的任务。在蒋介石强压下，省政府按代理专员张静愚所请“拟设立中原办事处，由专员派人管理” [19]，张静愚架空中原公司事权，并后在联合处减薪裁员紧缩开支，清理冯玉祥、韩复榘等旧部留员薪职，这引起地方精英及地方势力的抵抗声辩和干扰整顿。
1934年8月，张静愚奉蒋介石训令命赶到焦作控制局势，他调集军队和警察实施宵禁并逮捕了如李文浩、王孝绪等反整顿和支持罢工及骚乱人员。面对同乡的被捕，省主席刘峙极为不满，他敦促联合处偿还透支省农商银行款项想借此阻断张静愚的矿务整理，也因此被蒋介石知悉后调离河南。
3.3 翁文灏的接任。1934年12月，翁文灏受蒋介石委任赴豫理豫北矿务，商震接任省主席一职为之配合。翁文灏到任之初，将修订完善后的《河南中福煤矿整理办法》知会实业部和河南省政府，该办法规定翁文灏对蒋介石直接负责，并赋予地方军权。
债务上，翁文灏周旋福公司迫使华英银公司不再把中福联合处的财产作为借款抵押，解除了李文浩时期所致的债务威胁。
经营上，加大煤需市场调研，购置新探矿设备，更新探矿技术，分类调整煤价。制度上，改革职工用煤办法，固化中原公司职员抚恤章程，[20]规范职工薪金待遇章程，改组职工储蓄会。
公益上，停止矿区多数学校有关教育补助，但也未能按整理办法全部移交地方，焦作工学院仍由中福联合处和河南省政府共同支付其办学经费。[21]1935年12月，翁文灏被提任行政院秘书长，孙越崎履新接任。
3.4 孙越崎的重组。1936年6月，蒋介石电令孙越崎重组中原公司并亲定重组方案，9月联合处完成重组，标志着为期两年整理落地。在旧习地煤费上，孙越崎与翁文灏互相协同，1936年12月，蒋介石命令中福联合处停止向矿地地主支付地煤费，受挫的矿区地主争辩未果，而联合处矿区民众房地损害赔偿也被权力压制平息。 自此，焦作土窑的挣扎画上了最后的句号，而道清铁路也因汪精卫遇刺改组派式微被撤销并平汉路局统一管理。1937年1月12日，在中原公司的新董事会产生之后，蒋介石任命翁文灏为联合处董事长，孙越崎被翁文灏任命为中福联合处总经理。
3.5 联合处的南迁。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军向豫北进逼。平汉铁路和道清铁路被征为军用，联合处煤运无法承揽，孙越崎即表达停工和南迁意向，这遭到豫北地方精英、中福两公司的强烈反对，要求利益赔偿和财产分割。
随着南京政府抗战需要下达厂矿内迁命令，孙越崎说服了各方面反对压力，开始资产清算和转移。1937年10月，联合处开始向武汉转移设备和人员，豫北矿区自此进入了被日本垄断时期。
4 豫北矿务基本评价
4.1 从城市化发展视角看。豫北矿务的发展，催生出了焦作这座“因煤而生、因矿而兴”的新兴工矿业城市。建国前豫北矿务经历了七个阶段，如表1所示。
其中，影响焦作地区的城市化形成最为重要的是前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里焦作城市化开始起步，形成以福公司、矿井、哲美森大街为主框架的基本城市空间结构。第二阶段里焦作城市化形态基本形成，伴随福公司的发展涌现出东马市街、福中街等商业街，城市功能更加全面。第三阶段里焦作城市外部轮廓基本形成，城市内部功能分区相对明显，城市空间开始向外拓展，城区面积明显扩大。
4.2 从历史进程视角看。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英德压倒俄法集团瓜分津镇铁路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梁启超、康有为等主导的戊戌变法，提倡“中体西用”，福公司正是在维新运动“外资中用”背景下插手豫北矿务。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意将旧式土窑纳入国家管理体制，倒逼中原公司的建立和福中总公司的组建。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先后控制河南政权的胡景翼、冯玉祥等人利益多元，使得福公司屡次停工但未停权，而中原公司从土窑联盟的主力沦落为土窑主斗争的对象。
4.3 从关键人物视角看。抗日战争前，1915年到1938年中福两公司合作阶段，中方执掌豫北矿务的人物先后有胡汝麟、李文浩、陈泮岭、李汉珍、张静愚、翁文灏、孙越崎等。
通过这些主要决策层的身份，可以看出主要管理者经历了官僚、士绅、知识分子到具有专业的矿业技术或长期从事矿业管理的人员担任的转变。官僚、士绅阶层管理者在矿务管理中基于唯利是图、中饱私囊的个人私利或政治攀附为出发点。而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管理者在矿务管理中基于科学经营、振兴煤业的集体公利为出发点。
4.4 从企业管理视角看。从以小作坊为代表的传统小煤窑，到以地方民窑合组的中原公司，再到分产合销的福中总公司，再到合产合销的联合处，企业从民族资本家自设公司转变为官商筹股合办企业，再演变为中外合资共办企业，体现了中国股份制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模式的演化过程，如表2所示。
4.5 从工潮觉醒视角看。豫北矿务的工潮，彰显了工人阶级不断觉醒的工运史。1925年福公司煤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觉醒的尝试，不仅声援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也改善了焦作矿工的生活待遇，这次历时八个月规模仅次于省港大罢工的工潮，以最终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而罢工参与者大多代表了国内早期无产阶级，他们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革命性最强特别能战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1933年5月福公司王封矿厂的罢工，缺少党组织的参与领导，斗争也是个人自发组织，最终则以失败收尾。
4.6 从社会公益视角看。豫北矿务的发展，不可否认地促进了地方教育等公益事业的发展。1906 年福公司出资在焦作开办路矿学堂，这开启了焦作地区矿业教育發展的序幕。
初等教育上，福公司创办焦作第一所小学启智小学，后中原公司接办出资还有培英小学与育英小学。中等教育上，1924 年福公司出资创办了建国前焦作煤矿唯一的一所中学福中中学，1926 年增设初级师范班，1928 年始办高中师范班。
高等教育上，当数焦作工学院对焦作教育发展影响最大，它是解放前全国唯一一所工学院，开设以采矿冶金系与土木工程系为主要系别，为全国的工业化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从中福两公司驻豫到南迁，两公司支付了主要教育经费，使得当地人口结构由原本单一的农民和士绅演变为农民、工人、商人、教师、学生、军政界公务人员等人口结构，有力促进了该地区的文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