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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社会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社会发生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变化。公民的知情权和决定权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社会的尊重和维护。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受众基本权利尊重的表现。
长期以来,我们都在说“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种指导思想对于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起到过极大的积极作用。20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的现实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我们的相关政策还须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和发展。
从实践角度来说，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和决定权应该由“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向“重大情况向人民报告，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转变，让人民有条件有机会更多地更好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重大情况向人民报告
首先，作为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工作程序、决策过程、资金使用、人员安排等大量的政务信息应通过快捷、方便的通道保证人民获取。可以定期通过板报、简报、政务信息通告栏等方式告诉公民这些信息。而且当公民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不受阻碍地从政府机关那里很便利地获得这些信息，政府不得以任何不正当理由拒绝公民。
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该预案要求：“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公共事件重要情况或者应急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对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人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学识和兴趣能够有选择地随意地获得这些信息。公共信息也应该是公共财产，普通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理应知道他们认为应该知道的东西，只要不涉及党和国家秘密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而且，为维护公民的知情权作出努力是党和国家政府工作人员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年来，中国大陆不少地方出现“腐败嫌疑人”、“带病上岗”或“带病提拔”的问题。如原辽宁省省长张国光在“慕马”案后调任湖北省代省长就引起媒体的关注，不少的媒体人士都知道他可能与“慕马”案有关。但是，我们的媒体没有披露有关情况，于是经省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他任湖北省省长的任命。从现在审理的情况看，张国光的罪行都是在辽宁省执政时犯下的，与湖北省无关。但是，现在判决他时却戴着“湖北省省长”的头衔，让湖北人民跟着挨骂名。把一个中部大省省长的位置交给一个“腐败嫌疑人”，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的舆论却不能有效地发挥监督功能，由此给我们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也是巨大的。试想一下，如果当初有舆论披露一点点儿有关张国光的“嫌疑人”信息，省人大代表就不可能投他的票，那么，他也不会戴着湖北省省长的桂冠接受今天的审判，自然，湖北省的历史上也不会有这样一位贪官的名字。改善舆论环境，加强舆论监督，对于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都是大有好处的。
再次，对于涉及国家或地区大多数人或大多数人希望了解的重大情况，政府需要选择适宜的时间和传播形式，如安排一定的会议和通过方便的大众媒体，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人民。香港特区政府为了让广大市民了解政府工作情况,想尽办法将报告送到他们手中。如政府在全香港63个大型的居民小区、20个地铁站内、铜锣湾、海港城、中环，以及政府的30多个办事处散发政府施政报告。同时他们还将这些报告放在香港民政部门下属的200多个服务处，可以供市民领取，或利用服务处的网络观看。正因为如此，还没有等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立法会上作他的施政报告，香港各家媒体就已经开始充分讨论起来了。2007年1月，笔者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作学术访问三周，下榻在离中文大学两站路的沙田帝都酒店。每天，我都要乘座广州至九龙的火车往返学校和住所。在车站大厅的报刊陈列架上，我就发现了这种介绍政府工作的报告文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文本很厚，为了方便市民阅读，在文本中有些重要的段落都被打上了绿色的下划线予以提示。一个真心实意为公民服务的政府，就一定会想方设法用大众看得懂、乐意接受和方便接受的方式将自己的工作向他们汇报。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采集和提供充足、连续和真实的信息，让受众以正确的思想认识所处的新环境及其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本身即是一种很重要的对舆论的引导。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新闻报道的面也会越来越宽。仅以我国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为例：我国以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都是采取一种回避和低调的、概括性的报道方式。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三年之后才允许报道；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对“渤海二号”翻船事件和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一些媒体就一度跌入了“化悲歌为凯歌”的泥淖之中，传播虚假消息，误导受众；而非典时期人们可以从媒体上得到最新疫情报告；矿难、泥石流等的报道也不再是禁报的了。在灾难新闻中，受众作为新闻接受的主体，具有对灾难有关情况了解的权利；遇难者亲属和灾难受害人有了解事件全部真实情况与细节的权利。政府和媒体不应该漠视公民的这种权利。
最后，政府和媒体都应该提高报告素质，改进报告技巧，让人民能更好地知晓实情。国家和地区的重大事务，一般涉及某个领域，专业性较强，不是一般大众轻而易举就能接受的。为了保证大众能够有效地接受信息并参与管理和监督，有关方面应加强传播素质的训练，将报告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发布出去。2005年，四川省召开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加强了对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监督，并对财政预算报告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力争让人民代表听得懂，看得明白，提得出意见。一位人大代表看了财政预算报告后说：“参加多次人代会，我第一次看懂了财政预算报告。”“第一次看懂了”，以前呢，都是看不懂的，也没人提意见，或提了也没有改进。这位代表的话很有代表性，不仅是他，很多人大代表都有这样的感受。不仅是人大代表，更多的大众对政府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中的很多地方是看不明白，搞不清楚的。对此，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对报告和文件作大众化普及式的研究和改进，使我们的报告和其他工作都有利于人民的接受和知晓。
向人民报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取得好的报告效果更是需要高超的技巧。它是一门学问,至少需要研究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对谁说——即研究说话的对象。我们的受众是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经历、职业、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兴趣爱好等。传播者只有知晓受众的这些差异，针对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根据传播者不同的传播主题来确定我们的传播方向和策略。二是谁在说，即明确传播者自己的身份。人是社会中人，由于不同的身份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如一位成年男子，在家里可能是一位父亲，在单位可能是一位行政领导，到了学校他又可能是一位兼职教授，等等。社会角色不同，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也不同。除了传播者个人的角色不同外，我们的传播媒体也有不同的角色，如有的是党委机关报，有的是晚报都市报，有的则是大众消费的时尚杂志。不同的社会媒体，承担不同的传播任务，传播的内容有区别，即便是讲同一内容，讲述的方式也是有差别的。传播者不明确自己的身份，都说相同的话或角色混乱的话，是不会有好效果的。三是说什么，即研究听话者的需求，确定传播内容。伊拉克战争打响了，我们就要讲美国如何出兵，伊拉克如何应对，不这样就不合时事报告会的要求。东南亚和南亚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海啸，造成10多万人的重大伤亡，我们就要讲海啸是如何形成的，会产生怎样的危害，人们该如何预防以及我国和世界各国是如何伸出援救之手的，否则，就不能满足受众的要求。四是怎么说，即讲究描述和评论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描述和评论世界的工具和方法也越来越多了。采取适宜接受对象、传播主体、传播内容的传播方式，就能取得好效果，否则，传播者虽有好心也可能办了坏事。研究了这些后才有可能将你的意见完整清晰准确地传达出去,并取得期望中的效果。所有这一切都要以有利于社会和大众为前提。一旦发现和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必须迅速地认真地承认和改正。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受众更容易接近和利用媒介，同时，受众又更加受到各种媒介的控制。但是，随着媒介市场逐渐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大众传媒必须研究和改进传播技巧。在宣传报道中，注意用大家都明白理解的语言传达报告和文件精神，改变原有的报道方式、制作方法以赢得受众。
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
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特别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再次强调要“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发挥社会自治功能，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决定权的首要前提和表现方式。
在强调“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时，有三个关键词是应该注意的，一是“广泛”，二是“有序”，三是“依法”。“广泛”，是指参与人员和参与事务的最大限度；“有序”，是指公民参与决定的角色程序和运作程序；“依法”，是强调公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必须依法行事。
目前，中国的公民参与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一些公民在政治上缺乏参与热情。二是即使公民有很高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要求，但缺乏畅通的合法参与途径。三是有些地区公民在政治参与中与政府发生冲突。四是有时公民参与失去控制，危害社会的正常秩序。这都需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和进行有效的引导。
监督工作非常重要，基层单位普遍认为“不抓不得了”。但是在谈到具体监督工作时，基层干部的大多数态度消极。通过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人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三种：一种是不太愿意涉及这个话题，认为话题太敏感，怕惹麻烦；一种是勉强同意谈谈，但限定时间和范围，存在“言多必失”的心态；最后一种认为“说了白说”，问题和办法都在上面，基层只能被动接受。一些省市的纪检负责人认为，目前我们党在加强监督方面不是缺乏制度，而是缺乏让制度活起来的机制；不是缺乏要求，而是缺乏让要求具有约束力的办法；不是缺乏文件精神，而是缺乏让文件精神生根的土壤。
公民参与是个好东西，干部监督是个好东西。但是，其间的问题和矛盾还不少，还需要上下各方面持续不断的共同努力。
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已经有了由于公民依法进言而取得胜利的事情。
2007年1月10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宣布，今年春运铁路不再涨价，以后春运票价也不再上涨。而这一结果就与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不经听证的维权律师乔占祥和“诉讼狂人”郝劲松的不断“上书”有关。尽管这一结果来得晚了一些，但毕竟是政府部门决策向着民主科学的方向迈出的可喜一步。
2007年1月19日，《南方周末》发表该报记者曹勇写的长篇报道《两百名人大代表五年监督，数亿元国有资产失而复得》。报道说的是港商林少华与成都纺织品公司合资后通过仿造董事会决议等手段，向银行贷款2亿多元。其中数千万元转入他的娱乐公司；他还串通官员，侵占了属于成纺的近7亩土地。43位四川省人大代表联名将这一事件报告给有关部门，后来发展到监督此案的各级人大代表达到200多名。代表们的执著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获知，他对案件进行了批示，最终使得四川省国土系统的33名官员被判刑入狱。这一案件的解决也花了五年的时间，但终究在中国的法制轨道上划上圆满的句号。
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民主的国家，只有从大局和稳定的前提出发，思考和处理一切事务，才可能取得最佳效果和长远持续的发展；与此同时，公民只有能够广泛地获取他应知道的一切信息，参与国家的重大事务（依照一定的法律和程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管理国家及其他事务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人什么事情都能够和可以参加的。个人的知识水平、能力是有高低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参与决定国家和社会上所有的事情。而且管理事务是需要分层次性的，分专业性的。好多事情并不是凭人多士气高就能办好的。如关于卫星上天、航母下海、西部开发、南水北调等这样的事情恐怕只能依靠各方面的专家反复研究比较，政府才能最终拍板。而对老百姓熟悉的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类似上学、就业、医疗、住房、物业管理、养老保险、出行交通、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认真听听他们的意见，或许更有成效。当然，公民知情权和决定权的利用和维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需要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还需要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此过程中，少不了公民自身努力，同时，更需要我们的政府和媒体进行改革，为他们提供更为畅通的渠道和有益的环境。
长期以来,我们都在说“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种指导思想对于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起到过极大的积极作用。20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的现实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我们的相关政策还须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和发展。
从实践角度来说，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和决定权应该由“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向“重大情况向人民报告，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转变，让人民有条件有机会更多地更好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重大情况向人民报告
首先，作为国家、地区和部门的工作程序、决策过程、资金使用、人员安排等大量的政务信息应通过快捷、方便的通道保证人民获取。可以定期通过板报、简报、政务信息通告栏等方式告诉公民这些信息。而且当公民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不受阻碍地从政府机关那里很便利地获得这些信息，政府不得以任何不正当理由拒绝公民。
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该预案要求：“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公共事件重要情况或者应急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对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人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学识和兴趣能够有选择地随意地获得这些信息。公共信息也应该是公共财产，普通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理应知道他们认为应该知道的东西，只要不涉及党和国家秘密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而且，为维护公民的知情权作出努力是党和国家政府工作人员不可推卸的责任。近年来，中国大陆不少地方出现“腐败嫌疑人”、“带病上岗”或“带病提拔”的问题。如原辽宁省省长张国光在“慕马”案后调任湖北省代省长就引起媒体的关注，不少的媒体人士都知道他可能与“慕马”案有关。但是，我们的媒体没有披露有关情况，于是经省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了他任湖北省省长的任命。从现在审理的情况看，张国光的罪行都是在辽宁省执政时犯下的，与湖北省无关。但是，现在判决他时却戴着“湖北省省长”的头衔，让湖北人民跟着挨骂名。把一个中部大省省长的位置交给一个“腐败嫌疑人”，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的舆论却不能有效地发挥监督功能，由此给我们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也是巨大的。试想一下，如果当初有舆论披露一点点儿有关张国光的“嫌疑人”信息，省人大代表就不可能投他的票，那么，他也不会戴着湖北省省长的桂冠接受今天的审判，自然，湖北省的历史上也不会有这样一位贪官的名字。改善舆论环境，加强舆论监督，对于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发展都是大有好处的。
再次，对于涉及国家或地区大多数人或大多数人希望了解的重大情况，政府需要选择适宜的时间和传播形式，如安排一定的会议和通过方便的大众媒体，将这些信息报告给人民。香港特区政府为了让广大市民了解政府工作情况,想尽办法将报告送到他们手中。如政府在全香港63个大型的居民小区、20个地铁站内、铜锣湾、海港城、中环，以及政府的30多个办事处散发政府施政报告。同时他们还将这些报告放在香港民政部门下属的200多个服务处，可以供市民领取，或利用服务处的网络观看。正因为如此，还没有等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立法会上作他的施政报告，香港各家媒体就已经开始充分讨论起来了。2007年1月，笔者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作学术访问三周，下榻在离中文大学两站路的沙田帝都酒店。每天，我都要乘座广州至九龙的火车往返学校和住所。在车站大厅的报刊陈列架上，我就发现了这种介绍政府工作的报告文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文本很厚，为了方便市民阅读，在文本中有些重要的段落都被打上了绿色的下划线予以提示。一个真心实意为公民服务的政府，就一定会想方设法用大众看得懂、乐意接受和方便接受的方式将自己的工作向他们汇报。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采集和提供充足、连续和真实的信息，让受众以正确的思想认识所处的新环境及其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本身即是一种很重要的对舆论的引导。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新闻报道的面也会越来越宽。仅以我国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为例：我国以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都是采取一种回避和低调的、概括性的报道方式。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三年之后才允许报道；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对“渤海二号”翻船事件和大兴安岭火灾的报道，一些媒体就一度跌入了“化悲歌为凯歌”的泥淖之中，传播虚假消息，误导受众；而非典时期人们可以从媒体上得到最新疫情报告；矿难、泥石流等的报道也不再是禁报的了。在灾难新闻中，受众作为新闻接受的主体，具有对灾难有关情况了解的权利；遇难者亲属和灾难受害人有了解事件全部真实情况与细节的权利。政府和媒体不应该漠视公民的这种权利。
最后，政府和媒体都应该提高报告素质，改进报告技巧，让人民能更好地知晓实情。国家和地区的重大事务，一般涉及某个领域，专业性较强，不是一般大众轻而易举就能接受的。为了保证大众能够有效地接受信息并参与管理和监督，有关方面应加强传播素质的训练，将报告内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发布出去。2005年，四川省召开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加强了对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监督，并对财政预算报告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力争让人民代表听得懂，看得明白，提得出意见。一位人大代表看了财政预算报告后说：“参加多次人代会，我第一次看懂了财政预算报告。”“第一次看懂了”，以前呢，都是看不懂的，也没人提意见，或提了也没有改进。这位代表的话很有代表性，不仅是他，很多人大代表都有这样的感受。不仅是人大代表，更多的大众对政府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中的很多地方是看不明白，搞不清楚的。对此，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对报告和文件作大众化普及式的研究和改进，使我们的报告和其他工作都有利于人民的接受和知晓。
向人民报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取得好的报告效果更是需要高超的技巧。它是一门学问,至少需要研究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对谁说——即研究说话的对象。我们的受众是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经历、职业、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和兴趣爱好等。传播者只有知晓受众的这些差异，针对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根据传播者不同的传播主题来确定我们的传播方向和策略。二是谁在说，即明确传播者自己的身份。人是社会中人，由于不同的身份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如一位成年男子，在家里可能是一位父亲，在单位可能是一位行政领导，到了学校他又可能是一位兼职教授，等等。社会角色不同，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也不同。除了传播者个人的角色不同外，我们的传播媒体也有不同的角色，如有的是党委机关报，有的是晚报都市报，有的则是大众消费的时尚杂志。不同的社会媒体，承担不同的传播任务，传播的内容有区别，即便是讲同一内容，讲述的方式也是有差别的。传播者不明确自己的身份，都说相同的话或角色混乱的话，是不会有好效果的。三是说什么，即研究听话者的需求，确定传播内容。伊拉克战争打响了，我们就要讲美国如何出兵，伊拉克如何应对，不这样就不合时事报告会的要求。东南亚和南亚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海啸，造成10多万人的重大伤亡，我们就要讲海啸是如何形成的，会产生怎样的危害，人们该如何预防以及我国和世界各国是如何伸出援救之手的，否则，就不能满足受众的要求。四是怎么说，即讲究描述和评论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描述和评论世界的工具和方法也越来越多了。采取适宜接受对象、传播主体、传播内容的传播方式，就能取得好效果，否则，传播者虽有好心也可能办了坏事。研究了这些后才有可能将你的意见完整清晰准确地传达出去,并取得期望中的效果。所有这一切都要以有利于社会和大众为前提。一旦发现和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必须迅速地认真地承认和改正。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受众更容易接近和利用媒介，同时，受众又更加受到各种媒介的控制。但是，随着媒介市场逐渐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大众传媒必须研究和改进传播技巧。在宣传报道中，注意用大家都明白理解的语言传达报告和文件精神，改变原有的报道方式、制作方法以赢得受众。
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
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特别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再次强调要“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发挥社会自治功能，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决定权的首要前提和表现方式。
在强调“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时，有三个关键词是应该注意的，一是“广泛”，二是“有序”，三是“依法”。“广泛”，是指参与人员和参与事务的最大限度；“有序”，是指公民参与决定的角色程序和运作程序；“依法”，是强调公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必须依法行事。
目前，中国的公民参与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一些公民在政治上缺乏参与热情。二是即使公民有很高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要求，但缺乏畅通的合法参与途径。三是有些地区公民在政治参与中与政府发生冲突。四是有时公民参与失去控制，危害社会的正常秩序。这都需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和进行有效的引导。
监督工作非常重要，基层单位普遍认为“不抓不得了”。但是在谈到具体监督工作时，基层干部的大多数态度消极。通过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人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三种：一种是不太愿意涉及这个话题，认为话题太敏感，怕惹麻烦；一种是勉强同意谈谈，但限定时间和范围，存在“言多必失”的心态；最后一种认为“说了白说”，问题和办法都在上面，基层只能被动接受。一些省市的纪检负责人认为，目前我们党在加强监督方面不是缺乏制度，而是缺乏让制度活起来的机制；不是缺乏要求，而是缺乏让要求具有约束力的办法；不是缺乏文件精神，而是缺乏让文件精神生根的土壤。
公民参与是个好东西，干部监督是个好东西。但是，其间的问题和矛盾还不少，还需要上下各方面持续不断的共同努力。
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已经有了由于公民依法进言而取得胜利的事情。
2007年1月10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宣布，今年春运铁路不再涨价，以后春运票价也不再上涨。而这一结果就与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不经听证的维权律师乔占祥和“诉讼狂人”郝劲松的不断“上书”有关。尽管这一结果来得晚了一些，但毕竟是政府部门决策向着民主科学的方向迈出的可喜一步。
2007年1月19日，《南方周末》发表该报记者曹勇写的长篇报道《两百名人大代表五年监督，数亿元国有资产失而复得》。报道说的是港商林少华与成都纺织品公司合资后通过仿造董事会决议等手段，向银行贷款2亿多元。其中数千万元转入他的娱乐公司；他还串通官员，侵占了属于成纺的近7亩土地。43位四川省人大代表联名将这一事件报告给有关部门，后来发展到监督此案的各级人大代表达到200多名。代表们的执著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获知，他对案件进行了批示，最终使得四川省国土系统的33名官员被判刑入狱。这一案件的解决也花了五年的时间，但终究在中国的法制轨道上划上圆满的句号。
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民主的国家，只有从大局和稳定的前提出发，思考和处理一切事务，才可能取得最佳效果和长远持续的发展；与此同时，公民只有能够广泛地获取他应知道的一切信息，参与国家的重大事务（依照一定的法律和程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管理国家及其他事务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人什么事情都能够和可以参加的。个人的知识水平、能力是有高低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参与决定国家和社会上所有的事情。而且管理事务是需要分层次性的，分专业性的。好多事情并不是凭人多士气高就能办好的。如关于卫星上天、航母下海、西部开发、南水北调等这样的事情恐怕只能依靠各方面的专家反复研究比较，政府才能最终拍板。而对老百姓熟悉的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类似上学、就业、医疗、住房、物业管理、养老保险、出行交通、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认真听听他们的意见，或许更有成效。当然，公民知情权和决定权的利用和维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需要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还需要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此过程中，少不了公民自身努力，同时，更需要我们的政府和媒体进行改革，为他们提供更为畅通的渠道和有益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