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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书弗里德曼并没有进行实地考察，而是通过对新加坡等地海外华人社区的考察，以及对文献作品的收集、研究而成。但是作者清晰的论述了地方宗族的规模和组织结构，以及宗族内部、宗族之间、宗族与国家的一系列关系。
关键词：宗族组织；社会复合体；组织结构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66-02
本书的作者是莫里斯·弗里德曼，对于本书的创作，弗里德曼并没有进行实地考察，而是通过对新加坡等地海外华人社区的考察，以及对文献作品的收集、研究而成。在前言中，作者就明确指出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分化社会中的单系亲属组织和集权政治体系，并且解释了引起人类学家极大兴趣的社会复合体的问题。作者的主要研究的是福建、广州两地，选址的特殊性在于不仅具有大范围的单系亲属组织，而且向海外大量移民。
在福建和广东两省中，宗族和村落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组成，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宗族，即使某些村落不止一个宗族，他们之间也会分割的很明显，各自占领自己的部分。同时，同一姓氏可能有几个宗族，由于同姓不婚的习俗，同姓宗族之间会筑起婚姻的藩篱，但是同姓之间会有密切的合作，所以地方宗族成为普遍的继嗣单位。在实践中，同姓之间不婚常常与法律相悖，便有“五服”之说，超出五服，同姓之间就可以结婚。联合建立在宗亲、有联系的姓氏或者婚姻的基础上，对抗也可能存在于有宗亲联系的宗族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有婚姻和母系血缘联系的不同姓氏之间，宗族之间既可以是团结的也可以是对立的。一系列的原因导致村落之间的流动性小，相互之间的可渗透性小。
村落中的一般经济构架是农业和商业的结合，她使财富不同程度地在村落社会中不同的小区域集聚起来，资源分配的不均匀和流动的可能性是乡村生活异质性的重要方面，它是政治和仪式产生差异的基础。村落中的人们是用土地和劳作相互联结，精耕细作为他们提供了多种生计，但无论以何者为主要农作物，都要将其一部分投放市场，一部分直接交易。与其他地区相比，福建、广州两省土地的共同拥有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要指的是宗族和村落共同拥有土地，在陈翰笙研究中，公共土地可以分为三类：村田、族田、房支田。林耀华等主要对“族田”进行介绍，族田是由各房支轮值耕种享受收成，但是必须提供宗族祭祀的祭品和当年的筵席。因此，土地为特定的家户所耕种，既是“自己的财产”，也是单个或集体地主的财产。“自己的财产”有别于个人土地所有者，首先，在大的宗族中，土地要么只能在宗族范围内转让，要么在宗族成员选择之后才能转让给外族人；其次，任何一个拥有土地的男人对他的儿子负有义务，任何土地出卖都需要获得他们的一致同意。在村落中家户之间经济的运作受市场自由运作的调整，邻里乡亲间支付着高额的信贷，家户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劳动市场。
在家庭与家户这一章节中，主要围绕着分家和妇女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问题一，为什么较高社会地位的家户（富裕家户）比低社会地位的家户（贫穷的家户）保持的更为长久？对于普通的农户来说，他们一般更倾向于配偶家庭，原因在于家户的析分，父母逝世之后分家的习俗，以及已婚妇女纠纷的卷入造成兄弟间的竞争以及家庭冲突，是分家的一个重要促因；对于富农尤其地主和商人，他们的家户会维持的更加长久，一般为联合家庭，因为有影响的家户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中心，具有有效的向心力量，他们不愿意因为分家而失去这种力量所带来的人际关系资源。其次，问题二，在何种意义上妇女作为家庭成员且进入她们已经完成婚姻的家庭？婚姻使女性权利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传递，但是妇女嫁入家庭所給予的法律权利是非常小的，只有在孩子出生和她死亡时才能够确定她在夫家的地位。在家庭和更高亲属单位之间，妇女的重要性也有很大区别，在家庭中妇女的功能是重要的，当超出家庭单位来看，妇女则很少有话语权，主要单位是男性。
在继嗣的群体的等级制度中，作者提到库尔伯将凤凰村的家庭分为：自然家庭也就是配偶家庭、经济家庭也就是地主商人等联合家庭、普通家庭也就是支族、还有宗教家庭，宗族家长的功能主要在于稳定社区，经济家长有掌管家庭财产的权利，主要功能是稳定其自身。林耀华在描写义序这个村落时，提到宗族的首领必须是辈分最高的，并且依靠血缘关系，而村落的首领则只要求年龄，也就是说，村落首领是宗族男性成员中最年长的，有着丰富的阅历。家庭是宗族中最小的和最基本的单位，具体的排序是：家庭<复合体（多个家庭）<房支（多个复合体）<宗支（多个房支）<宗族（多个宗支）。前面提到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以灶计算，也就是同灶吃饭的成员；复合体是以住宅计算的，几个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最年长者就是复合体中的首领；房支则是以血缘计算的。从功能上看，大致的说，家庭是经济单位，复合体是政治和社会单位，宗支是信仰和崇拜的单位，宗族和不同宗支的首领就是祠堂委员会，组成一个兼有经济，政治，社会，信仰，教育和军事等功能的单位。同时作者还列举了林耀华的《金翼》提出一些疑问，以及不合理的地方。
在这里，单独解释一下继嗣的“五服”：上溯到高祖的直系亲属，下溯到曾孙的直系亲属；兄弟及其下溯到第三代的男性后裔；伯叔及其子孙；伯叔祖及其儿子；曾叔伯祖及其曾孙；以及所有这些人的姐妹。但是在服丧体系中，等级上至继嗣的高祖，下至继嗣的曾孙，以及第三代堂兄弟。尽管这是一种责任和法律的体现，但是在实践中，不可能面面俱到，仅仅是年幼者对年长者、晚辈对长辈，或者下级对上级的义务，同时民间的服丧也简化了等级。因此，近亲在服丧制度上所具有的稳定的仪式，限定了一个比法律体系所要求的更小的继嗣亲属核心。
宗族内部的裂变和分化主要是由于宗族内部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导致经济的差别，经济状况的不同，导致分裂程度不同以及分裂的方式不同。在分裂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自立祠堂形成扩大家庭，扩大家庭是建立在家庭的祖先崇拜、某种类型的财产的共同利益、以及政治和法律的认同等基础之上。裂变的过程会以经济为基础，因此裂变过程常常会产生地位和财富分布不均的情形，所以一般裂变是无序的。在裂变单位之间的关系中，绅士、商人、和农民的分层可能是一种垂直的表达，因此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所具有的共同荣誉感，也能为宗族内的普通成员所享受。地位的来源一般是村中的长者和读书人，但是农民想要通过读书来获得经济地位，一般比较难，阶级间的壁垒使他们很难流通。一般来说，农民想要成为绅士，不能靠土地，因为土地不能产生土地，所以依靠经商集聚经济，再用金钱卖土地，然后让子嗣考取功名，从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中国的官僚体系指派的官员只下达到县府一级，即黄宗智所描述的“集权的简约治理”。由于县官不能深入村落进行管理，且调动频繁，所以宗族内部实行“保甲制”，保长位于官府和民众之间，他的义务是半官方的，也叫地保。地保和村落的管理群体是权力的拥有者。但是在有些地区，他们不在领导者之列，权力存在于村落的绅士或宗族之间，宗族内事务增长的越多，祠堂功能增加的越多，宗族和房的领导者的位置就越来越重要，他们的权利也会越来越大。由此宗族的首领和有地位的读书人就组成了委员会控制权利。但是，前面也提到，宗族的分裂和社会分化随经济实力和地位的不同而不均衡，所以权利的分配在不同的宗族之间也是不均衡的，由此所导致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控制也是不均衡的。陈翰笙认为：拥有财产控制权的人，变成一个剥削机器，的确，有权利的家庭滥用手中的政治权利谋取私人利益，利用收取税收将公共财产纳入囊中，剥削弱势“家庭”，从而达到经济上的控制，进而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形成一个腐败的权利和经济互促的怪圈。
风俗如何使宗族社区的分化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根据风水规则建造房子和选定坟墓地址。权利阶层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试图保持权利和地位；而穷人这边则是通过这样的方法，祈求财富，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够发达。此外在丧葬地的选择上也有区分，强势的群体选择单独的风水好的地方下葬，并不时的调整风水以确保生者的长久富贵，并通过仪式上盛大的场面表征自己的地位；弱势群体只能葬于公共墓地，只能祈求自己的现世善良在来世能够得到回报，泽波后人，如果有对现世的不满、不平、不愤都能转化为对来世的祈愿，就能够在现世安之若素，忍受宗族内富人和外宗族的压榨。
在祖先崇拜与宗族结构中，以祖先崇拜的规模划分，一种是家戶——家庭和扩大的家庭，一般在神龛中祭祀；一种是宗族和宗支，是在祠堂祭祀。神龛是家户和扩大的家庭以家庭建筑物的一部分作为神龛进行祭祀，属于家祭祖先，一般限于五服之内，甚至只有去世不久的直系亲属，是一种单纯的对亲属的纪念仪式，祖先被视为是有贡献的个体，女人可以是祭祀的中心人物；祠祭中的祖先被认为是远祖或非个人化的祖先，没有个人贡献的成分，并且祠是有人看管的且只能由男人主持和参加。同时在乡村中还有许多自愿组织，这些自愿组织被称为会和众，为群体或弱势群体提供经济，丧葬方面的互助体系。但是，这种自愿组织常常会形成大规模对抗国家的组织。
宗族和宗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婚姻和冲突来实现的。在文中，作者列举了许良光、杨懋春等人的论文来探讨舅表亲和姨表亲等的婚姻形式，但是作者并不赞成这种婚姻形式。宗族间在联姻，还形成了不同宗族间的服丧体系，主要探讨了妇女对于娘家和夫家的服丧习俗以及妇女联结两个宗族的重要性。除了婚姻，冲突也是宗族和宗族之间关系得以实现，宗族和村落间常常会因此而发生械斗，根据18世纪的历史记录，在相当程度上足以将大规模的冲突归结为强大宗族通过族田利润的投资聚集财富，财富使强宗大族欺压弱宗小族，并且这种械斗最后常常会演变为世仇，至此便世代不会结亲。
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纠纷通常是由地方宗族解决，所以宗族的部分职能是与国家基层政府的职能是重复的，于是与国家体系在一定场域中发生冲突，也就部分的构成了反政府的秘密社会，秘密会社基本上是具有贫穷者和农民特点的表达与国家对抗的团体。因此，东南中国一般存在两种冲突的结盟，一种是宗族和宗族之间的冲突，另一种是宗族或者宗族的阶层部分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国家。但对于绅士来说他们对国家的态度是矛盾的，绅士是国家和宗族之间的桥梁，他们有时缓解冲突，有时也会加深冲突。所以宗族直指国家的挑衅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宗族的绅士。可以说，国家集权不下县的简约治理方法，在利用宗族维持秩序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宗族强有力的控制。
在最后弗里德曼提出一个讨论和一些解释建议。根据社会地位的不断分化，大规模的宗族内部发生高度的社会分化，这种分化于宗族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相互促进，也就是说，分化会导致宗族成员的增加，成员的增加又会使分化加剧，分化出来的宗族又增加了宗族整体间的合作性资源，从而有利于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
至此本书的十五个章节全部讨论完，作者主要论述了地方宗族的规模和组织结构，以及宗族内部、宗族之间、宗族与国家的一系列关系，但是为什么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会有宗族的产生呢？是读完本书产生的一个问题。
作者简介：于海月（1993），女，汉族，大连，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宗族组织；社会复合体；组织结构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66-02
本书的作者是莫里斯·弗里德曼，对于本书的创作，弗里德曼并没有进行实地考察，而是通过对新加坡等地海外华人社区的考察，以及对文献作品的收集、研究而成。在前言中，作者就明确指出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分化社会中的单系亲属组织和集权政治体系，并且解释了引起人类学家极大兴趣的社会复合体的问题。作者的主要研究的是福建、广州两地，选址的特殊性在于不仅具有大范围的单系亲属组织，而且向海外大量移民。
在福建和广东两省中，宗族和村落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组成，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宗族，即使某些村落不止一个宗族，他们之间也会分割的很明显，各自占领自己的部分。同时，同一姓氏可能有几个宗族，由于同姓不婚的习俗，同姓宗族之间会筑起婚姻的藩篱，但是同姓之间会有密切的合作，所以地方宗族成为普遍的继嗣单位。在实践中，同姓之间不婚常常与法律相悖，便有“五服”之说，超出五服，同姓之间就可以结婚。联合建立在宗亲、有联系的姓氏或者婚姻的基础上，对抗也可能存在于有宗亲联系的宗族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有婚姻和母系血缘联系的不同姓氏之间，宗族之间既可以是团结的也可以是对立的。一系列的原因导致村落之间的流动性小，相互之间的可渗透性小。
村落中的一般经济构架是农业和商业的结合，她使财富不同程度地在村落社会中不同的小区域集聚起来，资源分配的不均匀和流动的可能性是乡村生活异质性的重要方面，它是政治和仪式产生差异的基础。村落中的人们是用土地和劳作相互联结，精耕细作为他们提供了多种生计，但无论以何者为主要农作物，都要将其一部分投放市场，一部分直接交易。与其他地区相比，福建、广州两省土地的共同拥有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要指的是宗族和村落共同拥有土地，在陈翰笙研究中，公共土地可以分为三类：村田、族田、房支田。林耀华等主要对“族田”进行介绍，族田是由各房支轮值耕种享受收成，但是必须提供宗族祭祀的祭品和当年的筵席。因此，土地为特定的家户所耕种，既是“自己的财产”，也是单个或集体地主的财产。“自己的财产”有别于个人土地所有者，首先，在大的宗族中，土地要么只能在宗族范围内转让，要么在宗族成员选择之后才能转让给外族人；其次，任何一个拥有土地的男人对他的儿子负有义务，任何土地出卖都需要获得他们的一致同意。在村落中家户之间经济的运作受市场自由运作的调整，邻里乡亲间支付着高额的信贷，家户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劳动市场。
在家庭与家户这一章节中，主要围绕着分家和妇女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问题一，为什么较高社会地位的家户（富裕家户）比低社会地位的家户（贫穷的家户）保持的更为长久？对于普通的农户来说，他们一般更倾向于配偶家庭，原因在于家户的析分，父母逝世之后分家的习俗，以及已婚妇女纠纷的卷入造成兄弟间的竞争以及家庭冲突，是分家的一个重要促因；对于富农尤其地主和商人，他们的家户会维持的更加长久，一般为联合家庭，因为有影响的家户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中心，具有有效的向心力量，他们不愿意因为分家而失去这种力量所带来的人际关系资源。其次，问题二，在何种意义上妇女作为家庭成员且进入她们已经完成婚姻的家庭？婚姻使女性权利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传递，但是妇女嫁入家庭所給予的法律权利是非常小的，只有在孩子出生和她死亡时才能够确定她在夫家的地位。在家庭和更高亲属单位之间，妇女的重要性也有很大区别，在家庭中妇女的功能是重要的，当超出家庭单位来看，妇女则很少有话语权，主要单位是男性。
在继嗣的群体的等级制度中，作者提到库尔伯将凤凰村的家庭分为：自然家庭也就是配偶家庭、经济家庭也就是地主商人等联合家庭、普通家庭也就是支族、还有宗教家庭，宗族家长的功能主要在于稳定社区，经济家长有掌管家庭财产的权利，主要功能是稳定其自身。林耀华在描写义序这个村落时，提到宗族的首领必须是辈分最高的，并且依靠血缘关系，而村落的首领则只要求年龄，也就是说，村落首领是宗族男性成员中最年长的，有着丰富的阅历。家庭是宗族中最小的和最基本的单位，具体的排序是：家庭<复合体（多个家庭）<房支（多个复合体）<宗支（多个房支）<宗族（多个宗支）。前面提到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以灶计算，也就是同灶吃饭的成员；复合体是以住宅计算的，几个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最年长者就是复合体中的首领；房支则是以血缘计算的。从功能上看，大致的说，家庭是经济单位，复合体是政治和社会单位，宗支是信仰和崇拜的单位，宗族和不同宗支的首领就是祠堂委员会，组成一个兼有经济，政治，社会，信仰，教育和军事等功能的单位。同时作者还列举了林耀华的《金翼》提出一些疑问，以及不合理的地方。
在这里，单独解释一下继嗣的“五服”：上溯到高祖的直系亲属，下溯到曾孙的直系亲属；兄弟及其下溯到第三代的男性后裔；伯叔及其子孙；伯叔祖及其儿子；曾叔伯祖及其曾孙；以及所有这些人的姐妹。但是在服丧体系中，等级上至继嗣的高祖，下至继嗣的曾孙，以及第三代堂兄弟。尽管这是一种责任和法律的体现，但是在实践中，不可能面面俱到，仅仅是年幼者对年长者、晚辈对长辈，或者下级对上级的义务，同时民间的服丧也简化了等级。因此，近亲在服丧制度上所具有的稳定的仪式，限定了一个比法律体系所要求的更小的继嗣亲属核心。
宗族内部的裂变和分化主要是由于宗族内部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导致经济的差别，经济状况的不同，导致分裂程度不同以及分裂的方式不同。在分裂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自立祠堂形成扩大家庭，扩大家庭是建立在家庭的祖先崇拜、某种类型的财产的共同利益、以及政治和法律的认同等基础之上。裂变的过程会以经济为基础，因此裂变过程常常会产生地位和财富分布不均的情形，所以一般裂变是无序的。在裂变单位之间的关系中，绅士、商人、和农民的分层可能是一种垂直的表达，因此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所具有的共同荣誉感，也能为宗族内的普通成员所享受。地位的来源一般是村中的长者和读书人，但是农民想要通过读书来获得经济地位，一般比较难，阶级间的壁垒使他们很难流通。一般来说，农民想要成为绅士，不能靠土地，因为土地不能产生土地，所以依靠经商集聚经济，再用金钱卖土地，然后让子嗣考取功名，从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中国的官僚体系指派的官员只下达到县府一级，即黄宗智所描述的“集权的简约治理”。由于县官不能深入村落进行管理，且调动频繁，所以宗族内部实行“保甲制”，保长位于官府和民众之间，他的义务是半官方的，也叫地保。地保和村落的管理群体是权力的拥有者。但是在有些地区，他们不在领导者之列，权力存在于村落的绅士或宗族之间，宗族内事务增长的越多，祠堂功能增加的越多，宗族和房的领导者的位置就越来越重要，他们的权利也会越来越大。由此宗族的首领和有地位的读书人就组成了委员会控制权利。但是，前面也提到，宗族的分裂和社会分化随经济实力和地位的不同而不均衡，所以权利的分配在不同的宗族之间也是不均衡的，由此所导致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控制也是不均衡的。陈翰笙认为：拥有财产控制权的人，变成一个剥削机器，的确，有权利的家庭滥用手中的政治权利谋取私人利益，利用收取税收将公共财产纳入囊中，剥削弱势“家庭”，从而达到经济上的控制，进而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形成一个腐败的权利和经济互促的怪圈。
风俗如何使宗族社区的分化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根据风水规则建造房子和选定坟墓地址。权利阶层也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试图保持权利和地位；而穷人这边则是通过这样的方法，祈求财富，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够发达。此外在丧葬地的选择上也有区分，强势的群体选择单独的风水好的地方下葬，并不时的调整风水以确保生者的长久富贵，并通过仪式上盛大的场面表征自己的地位；弱势群体只能葬于公共墓地，只能祈求自己的现世善良在来世能够得到回报，泽波后人，如果有对现世的不满、不平、不愤都能转化为对来世的祈愿，就能够在现世安之若素，忍受宗族内富人和外宗族的压榨。
在祖先崇拜与宗族结构中，以祖先崇拜的规模划分，一种是家戶——家庭和扩大的家庭，一般在神龛中祭祀；一种是宗族和宗支，是在祠堂祭祀。神龛是家户和扩大的家庭以家庭建筑物的一部分作为神龛进行祭祀，属于家祭祖先，一般限于五服之内，甚至只有去世不久的直系亲属，是一种单纯的对亲属的纪念仪式，祖先被视为是有贡献的个体，女人可以是祭祀的中心人物；祠祭中的祖先被认为是远祖或非个人化的祖先，没有个人贡献的成分，并且祠是有人看管的且只能由男人主持和参加。同时在乡村中还有许多自愿组织，这些自愿组织被称为会和众，为群体或弱势群体提供经济，丧葬方面的互助体系。但是，这种自愿组织常常会形成大规模对抗国家的组织。
宗族和宗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婚姻和冲突来实现的。在文中，作者列举了许良光、杨懋春等人的论文来探讨舅表亲和姨表亲等的婚姻形式，但是作者并不赞成这种婚姻形式。宗族间在联姻，还形成了不同宗族间的服丧体系，主要探讨了妇女对于娘家和夫家的服丧习俗以及妇女联结两个宗族的重要性。除了婚姻，冲突也是宗族和宗族之间关系得以实现，宗族和村落间常常会因此而发生械斗，根据18世纪的历史记录，在相当程度上足以将大规模的冲突归结为强大宗族通过族田利润的投资聚集财富，财富使强宗大族欺压弱宗小族，并且这种械斗最后常常会演变为世仇，至此便世代不会结亲。
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纠纷通常是由地方宗族解决，所以宗族的部分职能是与国家基层政府的职能是重复的，于是与国家体系在一定场域中发生冲突，也就部分的构成了反政府的秘密社会，秘密会社基本上是具有贫穷者和农民特点的表达与国家对抗的团体。因此，东南中国一般存在两种冲突的结盟，一种是宗族和宗族之间的冲突，另一种是宗族或者宗族的阶层部分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国家。但对于绅士来说他们对国家的态度是矛盾的，绅士是国家和宗族之间的桥梁，他们有时缓解冲突，有时也会加深冲突。所以宗族直指国家的挑衅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宗族的绅士。可以说，国家集权不下县的简约治理方法，在利用宗族维持秩序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宗族强有力的控制。
在最后弗里德曼提出一个讨论和一些解释建议。根据社会地位的不断分化，大规模的宗族内部发生高度的社会分化，这种分化于宗族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相互促进，也就是说，分化会导致宗族成员的增加，成员的增加又会使分化加剧，分化出来的宗族又增加了宗族整体间的合作性资源，从而有利于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
至此本书的十五个章节全部讨论完，作者主要论述了地方宗族的规模和组织结构，以及宗族内部、宗族之间、宗族与国家的一系列关系，但是为什么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会有宗族的产生呢？是读完本书产生的一个问题。
作者简介：于海月（1993），女，汉族，大连，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