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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其构建的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有力地推动了新的社会文化建设，也为近代博物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文章提出了以军国民主义（体育）、实利主义（智育）、公民道德、美育教育等为内容的新的教育导向与方针，并特意指出博物学“在应用一方面，为实利主义。而在观感一方面，多为美感。研究进化之阶段，可以养道德，体验造物之万能，可以导世界观”【蔡元培任民元教育总长后发表此篇文章，先后刊载于《民立报》1912年2月8、9、10日，《教育杂志》第3卷第11号（1912年2月10日出版），《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1912年4月出版）。《教育杂志》第4卷7号“法令”栏（1912年10月10日出版）】。是年6月，在蔡元培的提倡下，民国政府考虑到京师首都尚未有专门的文物典藏部门，便提议在北京创设博物馆，以促进历代文物的收集与保管，并增进社会教育。
从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创立到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其馆址和隶属关系经历过一些变化，加上时局动荡与经费严重短缺，博物馆事业曾屡遭挫折。但在创业先贤们的不懈努力和苦心经营之下，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与各项业务终于在艰难中扬帆起航。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国家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掀开了中国博物馆事业新的篇章，也为近代文化政策的初创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期
关于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建，教育部当时责成社会教育司负责，并委派该司第二科科长周树人（鲁迅）勘选馆址。因国子监毗邻孔庙，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建筑，皆与典制、学问有关，又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学所用器具等，与历史博物馆的性质也很接近，遂经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1912年7月9日在国子监成立。教育部聘任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胡玉缙为主任，并逐步明确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功能与定位：“历史博物一项，能令愚者智开、嚣者气静，既为文明各国所重，尤为社会教育所资”【参见并引自《中央纪事：历史博物馆之筹备进行》，原文载于《教育周报》（杭州）第48期，1914年8月15日】。
新创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馆址仅有前国子监衙署一座，计二百一十间，署东北隅附住房三百零四间半【数据参见“本馆开馆纪事”.原文载于《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列》（第1年，第2册），1926年12月10日出版，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部编辑，国立历史博物馆售品处发行】。博物馆藏品则多系国学故物，包括周代篮、簋、尊、爵等彝器，清代祀孔礼器、辟雍陈设、国子监所存各种书版、古文孝经清代盛刻石鼓等石刻、大成殿木质模型等等。这些文物虽然珍贵，但对于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而言，国立历史博物馆的藏品未免显得有些寒酸。所以，筹备处成立之后，除对原有国子临的物品进行清理、准备陈列外，开始积极到各地去搜集古物及发掘考古现场。至于“欧式博物馆房合之增建，陈列器具之制造”【参见并引自《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简况（1915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等种种扩张计划，则限于经费的原因，并未大举兴办。
1913年，筹备处购得洛阳出土的汉魏至隋唐时代的屋、灶、车、马等明器，铜、石造像、墓志、陶俑和陶瓶、陶壶以及甲骨刻辞等文物。是年9月，为筹备“1914年万国书业雕刻及他种专艺赛会”，德国米和伯博士到教育部拟借用历史博物馆内物品数件，后函送拟借物品清单（11种），并且专门声明“物品皆用玻璃箱匣保护、标明为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藏”。11月，中国外交部致德国公函，同意其借用历史博物馆物品参加赛会；教育部同时令历史博物馆照清单将文物检送到部，当面与德国专业人员交接，并附送展出物品说明书【参见《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简况（1915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这是国立历史博物馆自筹备以来首次将藏品公开展陈。
为促成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及对外开放，1914年5月22日，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上《请拨国子监筹设历史博物馆呈并大总统批》，文中提到：“历史博物馆现就国子监地方筹办……本部现正设法进行，一候筹办完毕，自应正式开放。至文庙为尊师重地，现令筹办处暂行敬谨兼管，将来应否开放，应俟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后再行酌量办理。所有呈明旧国子监业经改办历史博馆并兼管文庙情形，谨乞大总统钧鉴，训示施行。”6月28日，时任国务卿徐世昌批令：“准如所拟办理。”8月15日，《教育杂志》和《教育周报》同时刊载《历史博物馆之筹备进行》，社会对于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开放表示出期待。
1915年8月，京师图书馆组织成立，教育部即令京师图书馆馆长就近兼管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亦将馆员酌量减少以节约经费。1917年，因原有馆址地处偏僻且屋合狭小，经教育部提议，将清故宫前部端门、午门房屋作为历史博物馆及京师图书馆的馆址。后因经费不足，教育部中止京师图书馆的迁移，国立历史博物馆单独迁入。1918年7月，教育部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将端门、午门略加修葺，后将午门城楼及两翼亭楼辟为陈列室，开始组织金类、玉类、陶类、石类、瓦类、砖类等陈列。午门下东西庑各三间作为办公室，东西朝房作为贮藏室，端门城楼贮存重、大文物。
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经费由教育部拨付。1918年，教育部规定国立历史博物馆每月经费为1000元，由部支领，其修缮、发掘、采购文物诸项临时经费，随时呈请报部，核实批给。但实际上，因政府经费支绌，国立历史博物馆每月经费不能按期支领，故而展览业务并未开展，主要业务工作只是通过政府调拨、发掘、征集和捐赠等方式增加收藏。1920年11月5日，教育部颁布《第486号训令》，派符鼎升为历史博物馆主任，改派原主任彦德为本馆名誉副主任。11月10日，下发《第123号部令》，派教育部办事员裘善元、部员龙沐棠兼任历史博物馆馆员【参见《部令第123号（派部员裘善元等兼充历史博物馆馆员）》，原文载于《教育公报》，1920年，第12期】。此时，在组织机构方面，除了主任主持馆中一切事物之外，其下还分为5股：（1）文书股；（2）会计股；（3）庶务股；（4）征集股；（5）陈列股。各股事务由馆员分别管理。 随着馆藏品的逐年增加及人员与基本体制的建立健全，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0年11月正式成立。
二、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
成立后所举办的展览
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之后，经费支绌，经常不能按期支领，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并没有停滞，调查并发掘古物、征集馆藏品、制作模型和图表等有关展览业务的基础性工作，均在这一时期得到推进，为展览制度的进一步创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发掘古物促成的临时性展览
1921年，河北巨鹿发现宋代故城，国立历史博物馆随即派馆员赴该地发掘，获得宋代桌椅及瓷器、杂件等共计200余件物品，运回馆中后举办了临时展览，并募款赈济河南宛属灾民【统计数据源于《中华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历年工作简表》，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一年度报告》】。展览开放之后，获得了社会的极大关注。1923年2月，历史博物馆从古玩铺购得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明代时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不久《时报》、《史地学报》等媒体便以《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古地图》为标题报道了收购地图的过程及博物馆展览的情况：“北京历史博物馆创设有年，陈列物品颇多……图共六幅，每幅长七尺宽三尺，自第1至第5幅有利氏题句，（款用大明万历壬寅年，即万历三十年，西1601年），且有李之藻、祁光宗等跋语，而图下又均附有注解，案史载利氏人北京见神宗，在万历二十八年十月，帝深嘉之，此图盖利氏在京时所作也。时日迁移，原图久已不见，辗转流入于某古玩铺，近某外人见之，已成议购买。北京教育会会员孙君闻知其事，亟通报该馆，该馆出巨资购得之。历史上之珍物，幸不留入他邦，亦幸事也。”【引自《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古地图》，原载于《时报》（4月），转载于《史地学报》，第2卷，第5期，1923年。】
调查并取得信息——调研并发掘遗址或收购古物——进行基本研究并形成展览，这样的工作流程在1921年至1923年间表现出制度化建设的倾向，馆里工作人员的业务熟练程度也明显提升。同时，在博物馆展览完成初步制度化建设的阶段，出土文物已经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其多重意义获得了各方面的确认并经由展览彰显出来。1924年，教育部又派社会司科员兼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赴河南信阳州发掘古物多件，以此次新出土古物“能显出古代文明进化之痕迹，实有公开价值”，便新制玻璃柜10余架，自8月1日起举办专题展览，“既不须入场券，又不限何种人，诚完全公开之展览会也”。此次专题展览的详细展品包括：“（上古）石器29件，计石盘9件、石砮11件、石刀5件、石斧3件、石板1件；（上古）残陶器18件，残陶器不知名者，4件，残鬲足5件，残鬲1件，纺器5件，舂器1件，残仓2件；（上古）玉器2件，计玉块、玉斧各l件；（上古）人骨10块；（汉）陶器19件，计瓿4件、瓶3件、罂4件、盎1件、罃1件、鼎1件、壶3件、灶1件、陶仓l件；（汉）瓷器9件，计磁盖l件、镫5件、磁鋗3件；（汉）砖9件，内有一块，刻‘永元十三年’5字，字画尚清晰可辨，书法极古拙可爱；（汉）铜器7件，金环1件，鼎足1件，钉32件，此物因剥蚀不堪，究竟为铜为铁，似犹有疑问；（东汉）铁器10件，甑5件、铁刀2件、镰1件、斧1件、锯1件；五铢钱63枚。”展览吸引了各界来宾参观，有金石家王国维、傅增湘、邵章、孙壮、金拱北等，北大古物研究所沈兼士、马衡、顾颉刚、陈垣等，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翁文灏等10余人，两院议员叶夏声、雷殷等200余人，教育部罗次长以次百余人，舒矣曼、福开森等50余人，共计8000余人。
（二）博物馆基本展览体系的形成
十四年筚路蓝缕之功，初步奠定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大致规模。至1925年，历史博物馆有馆合计端门1座，共9楹，为本馆正门；午门1座，计正楼9楹，左右室各3楹；东西两观方亭4座，2座各12间。午门俗称“五凤楼”，旧陈有钟鼓，博物馆正式成立后，钟鼓移至端门陈列。端门内东庑5间，旧为礼科公署，其东北为太庙右门，西为社稷坛左门，门3楹，东西向。又北，东西庑42间，均联檐通脊，东旧为吏科公署7间，户科9间；西旧为中书科直房6间，兵科、刑科公署各7间，又六科公所2间，余为各部院府寺监朝房，以上房间，博物馆成立后作储藏室。又北东出者日“阙左门”，西出者日“阙右门”，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旁门，又北、东、西庑各3间，旧为王公朝集之所，当时作为博物馆办公室，总计房室150余间。
因为馆藏物品自身的严重不足，加上博物馆制度建设尚处于草创阶段，初具规模的历史博物馆的藏品陈列，基本按照所藏物品性质进行大致分类。当时馆藏陈列物品约2000余件，共分为26类：（1）金类；（2）石器；（3）刻石；（4）甲骨刻辞：（5）玉类；（6）陶器；（7）明器；（8）俑类；（9）瓷类；（10）砖瓦；（11）木器；（12）兵器；（13）衣冠；（14）地图；（15）画像；（16）碑帖；（17）唐人写经；（18）宋代精椠；（19）板片；（20）明清诏令册命题奏；（21）试卷；（22）武试用品；（23）前代御用品；（24）现代国际纪念品；（25）模型；（26）影片。
（三）经费短缺对展览业务的阻碍
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建立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也确定了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国家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国立历史博物馆是在一种艰难而复杂的时局下发展起来的，其本身的筹建工作从一开始便陷入了窘境。可以说，经费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的筹建和展览业务的有效开展。
实际上，受经费短缺所限，从1912年筹备处创设到1921年博物馆正式成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主要工作包括调查古物、考古发掘、考订、保存古物、摹拓、模造、摄影、研究、编辑、讲演等类别；1921年之后，才偶尔举办过一些小型的临时展览与馆藏文物预展。所幸的是，当历史博物馆各项事业起步之际，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慷慨赞助与热心捐赠。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各界谋求发展策略，发布公开征集信息。特别是在展览业务领域，从展品遴选、名称拟定到内容规划、展陈设计等多方面，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为其早日形成系统化的工作方法和日后正式开馆、举办长期陈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针对博物馆经费短缺等问题，除了寻求社会帮助之外，当时的管理者也积极寻求一些专项经费的支持。1925年，《中华教育界》刊载《历史博物馆之经费》一文，呼吁社会关注博物馆经费的问题，并且希望从“庚款委员会”得到一些帮助：“教育当局，因历史博物馆为保存国粹、发展文化之机关，关系甚为重要。年来经费无着，进行困难，亟宜速筹的款，以维久远。前特饬令该馆，赶将应支经费数目，列表送交美国退还庚款委员会，酌量拨给。闻该馆已于昨日开明清表，函达该会云。”【引自《历史博物馆之经费》，原文载于《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6期，1925年。】或许正是有感于博物馆生存之窘境，1926年春，教育家洪业参观国立历史博物馆时，发现馆中文物很有价值，但因缺乏经费无法向公众开放，于是便说服司徒雷登动用美国霍尔基金会中的6000美元资助博物馆，用于添置设备，博物馆也同时增设编辑、模造、摄影各部，筹备正式开馆。
从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创立到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其馆址和隶属关系经历过一些变化，加上时局动荡与经费严重短缺，博物馆事业曾屡遭挫折。但在创业先贤们的不懈努力和苦心经营之下，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与各项业务终于在艰难中扬帆起航。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国家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掀开了中国博物馆事业新的篇章，也为近代文化政策的初创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期
关于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建，教育部当时责成社会教育司负责，并委派该司第二科科长周树人（鲁迅）勘选馆址。因国子监毗邻孔庙，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建筑，皆与典制、学问有关，又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学所用器具等，与历史博物馆的性质也很接近，遂经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1912年7月9日在国子监成立。教育部聘任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胡玉缙为主任，并逐步明确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功能与定位：“历史博物一项，能令愚者智开、嚣者气静，既为文明各国所重，尤为社会教育所资”【参见并引自《中央纪事：历史博物馆之筹备进行》，原文载于《教育周报》（杭州）第48期，1914年8月15日】。
新创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馆址仅有前国子监衙署一座，计二百一十间，署东北隅附住房三百零四间半【数据参见“本馆开馆纪事”.原文载于《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列》（第1年，第2册），1926年12月10日出版，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部编辑，国立历史博物馆售品处发行】。博物馆藏品则多系国学故物，包括周代篮、簋、尊、爵等彝器，清代祀孔礼器、辟雍陈设、国子监所存各种书版、古文孝经清代盛刻石鼓等石刻、大成殿木质模型等等。这些文物虽然珍贵，但对于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而言，国立历史博物馆的藏品未免显得有些寒酸。所以，筹备处成立之后，除对原有国子临的物品进行清理、准备陈列外，开始积极到各地去搜集古物及发掘考古现场。至于“欧式博物馆房合之增建，陈列器具之制造”【参见并引自《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简况（1915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等种种扩张计划，则限于经费的原因，并未大举兴办。
1913年，筹备处购得洛阳出土的汉魏至隋唐时代的屋、灶、车、马等明器，铜、石造像、墓志、陶俑和陶瓶、陶壶以及甲骨刻辞等文物。是年9月，为筹备“1914年万国书业雕刻及他种专艺赛会”，德国米和伯博士到教育部拟借用历史博物馆内物品数件，后函送拟借物品清单（11种），并且专门声明“物品皆用玻璃箱匣保护、标明为北京历史博物馆所藏”。11月，中国外交部致德国公函，同意其借用历史博物馆物品参加赛会；教育部同时令历史博物馆照清单将文物检送到部，当面与德国专业人员交接，并附送展出物品说明书【参见《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简况（1915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这是国立历史博物馆自筹备以来首次将藏品公开展陈。
为促成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及对外开放，1914年5月22日，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上《请拨国子监筹设历史博物馆呈并大总统批》，文中提到：“历史博物馆现就国子监地方筹办……本部现正设法进行，一候筹办完毕，自应正式开放。至文庙为尊师重地，现令筹办处暂行敬谨兼管，将来应否开放，应俟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后再行酌量办理。所有呈明旧国子监业经改办历史博馆并兼管文庙情形，谨乞大总统钧鉴，训示施行。”6月28日，时任国务卿徐世昌批令：“准如所拟办理。”8月15日，《教育杂志》和《教育周报》同时刊载《历史博物馆之筹备进行》，社会对于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开放表示出期待。
1915年8月，京师图书馆组织成立，教育部即令京师图书馆馆长就近兼管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亦将馆员酌量减少以节约经费。1917年，因原有馆址地处偏僻且屋合狭小，经教育部提议，将清故宫前部端门、午门房屋作为历史博物馆及京师图书馆的馆址。后因经费不足，教育部中止京师图书馆的迁移，国立历史博物馆单独迁入。1918年7月，教育部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将端门、午门略加修葺，后将午门城楼及两翼亭楼辟为陈列室，开始组织金类、玉类、陶类、石类、瓦类、砖类等陈列。午门下东西庑各三间作为办公室，东西朝房作为贮藏室，端门城楼贮存重、大文物。
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经费由教育部拨付。1918年，教育部规定国立历史博物馆每月经费为1000元，由部支领，其修缮、发掘、采购文物诸项临时经费，随时呈请报部，核实批给。但实际上，因政府经费支绌，国立历史博物馆每月经费不能按期支领，故而展览业务并未开展，主要业务工作只是通过政府调拨、发掘、征集和捐赠等方式增加收藏。1920年11月5日，教育部颁布《第486号训令》，派符鼎升为历史博物馆主任，改派原主任彦德为本馆名誉副主任。11月10日，下发《第123号部令》，派教育部办事员裘善元、部员龙沐棠兼任历史博物馆馆员【参见《部令第123号（派部员裘善元等兼充历史博物馆馆员）》，原文载于《教育公报》，1920年，第12期】。此时，在组织机构方面，除了主任主持馆中一切事物之外，其下还分为5股：（1）文书股；（2）会计股；（3）庶务股；（4）征集股；（5）陈列股。各股事务由馆员分别管理。 随着馆藏品的逐年增加及人员与基本体制的建立健全，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0年11月正式成立。
二、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
成立后所举办的展览
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之后，经费支绌，经常不能按期支领，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并没有停滞，调查并发掘古物、征集馆藏品、制作模型和图表等有关展览业务的基础性工作，均在这一时期得到推进，为展览制度的进一步创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发掘古物促成的临时性展览
1921年，河北巨鹿发现宋代故城，国立历史博物馆随即派馆员赴该地发掘，获得宋代桌椅及瓷器、杂件等共计200余件物品，运回馆中后举办了临时展览，并募款赈济河南宛属灾民【统计数据源于《中华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历年工作简表》，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一年度报告》】。展览开放之后，获得了社会的极大关注。1923年2月，历史博物馆从古玩铺购得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明代时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不久《时报》、《史地学报》等媒体便以《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古地图》为标题报道了收购地图的过程及博物馆展览的情况：“北京历史博物馆创设有年，陈列物品颇多……图共六幅，每幅长七尺宽三尺，自第1至第5幅有利氏题句，（款用大明万历壬寅年，即万历三十年，西1601年），且有李之藻、祁光宗等跋语，而图下又均附有注解，案史载利氏人北京见神宗，在万历二十八年十月，帝深嘉之，此图盖利氏在京时所作也。时日迁移，原图久已不见，辗转流入于某古玩铺，近某外人见之，已成议购买。北京教育会会员孙君闻知其事，亟通报该馆，该馆出巨资购得之。历史上之珍物，幸不留入他邦，亦幸事也。”【引自《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古地图》，原载于《时报》（4月），转载于《史地学报》，第2卷，第5期，1923年。】
调查并取得信息——调研并发掘遗址或收购古物——进行基本研究并形成展览，这样的工作流程在1921年至1923年间表现出制度化建设的倾向，馆里工作人员的业务熟练程度也明显提升。同时，在博物馆展览完成初步制度化建设的阶段，出土文物已经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其多重意义获得了各方面的确认并经由展览彰显出来。1924年，教育部又派社会司科员兼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赴河南信阳州发掘古物多件，以此次新出土古物“能显出古代文明进化之痕迹，实有公开价值”，便新制玻璃柜10余架，自8月1日起举办专题展览，“既不须入场券，又不限何种人，诚完全公开之展览会也”。此次专题展览的详细展品包括：“（上古）石器29件，计石盘9件、石砮11件、石刀5件、石斧3件、石板1件；（上古）残陶器18件，残陶器不知名者，4件，残鬲足5件，残鬲1件，纺器5件，舂器1件，残仓2件；（上古）玉器2件，计玉块、玉斧各l件；（上古）人骨10块；（汉）陶器19件，计瓿4件、瓶3件、罂4件、盎1件、罃1件、鼎1件、壶3件、灶1件、陶仓l件；（汉）瓷器9件，计磁盖l件、镫5件、磁鋗3件；（汉）砖9件，内有一块，刻‘永元十三年’5字，字画尚清晰可辨，书法极古拙可爱；（汉）铜器7件，金环1件，鼎足1件，钉32件，此物因剥蚀不堪，究竟为铜为铁，似犹有疑问；（东汉）铁器10件，甑5件、铁刀2件、镰1件、斧1件、锯1件；五铢钱63枚。”展览吸引了各界来宾参观，有金石家王国维、傅增湘、邵章、孙壮、金拱北等，北大古物研究所沈兼士、马衡、顾颉刚、陈垣等，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翁文灏等10余人，两院议员叶夏声、雷殷等200余人，教育部罗次长以次百余人，舒矣曼、福开森等50余人，共计8000余人。
（二）博物馆基本展览体系的形成
十四年筚路蓝缕之功，初步奠定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大致规模。至1925年，历史博物馆有馆合计端门1座，共9楹，为本馆正门；午门1座，计正楼9楹，左右室各3楹；东西两观方亭4座，2座各12间。午门俗称“五凤楼”，旧陈有钟鼓，博物馆正式成立后，钟鼓移至端门陈列。端门内东庑5间，旧为礼科公署，其东北为太庙右门，西为社稷坛左门，门3楹，东西向。又北，东西庑42间，均联檐通脊，东旧为吏科公署7间，户科9间；西旧为中书科直房6间，兵科、刑科公署各7间，又六科公所2间，余为各部院府寺监朝房，以上房间，博物馆成立后作储藏室。又北东出者日“阙左门”，西出者日“阙右门”，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旁门，又北、东、西庑各3间，旧为王公朝集之所，当时作为博物馆办公室，总计房室150余间。
因为馆藏物品自身的严重不足，加上博物馆制度建设尚处于草创阶段，初具规模的历史博物馆的藏品陈列，基本按照所藏物品性质进行大致分类。当时馆藏陈列物品约2000余件，共分为26类：（1）金类；（2）石器；（3）刻石；（4）甲骨刻辞：（5）玉类；（6）陶器；（7）明器；（8）俑类；（9）瓷类；（10）砖瓦；（11）木器；（12）兵器；（13）衣冠；（14）地图；（15）画像；（16）碑帖；（17）唐人写经；（18）宋代精椠；（19）板片；（20）明清诏令册命题奏；（21）试卷；（22）武试用品；（23）前代御用品；（24）现代国际纪念品；（25）模型；（26）影片。
（三）经费短缺对展览业务的阻碍
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建立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也确定了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国家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国立历史博物馆是在一种艰难而复杂的时局下发展起来的，其本身的筹建工作从一开始便陷入了窘境。可以说，经费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的筹建和展览业务的有效开展。
实际上，受经费短缺所限，从1912年筹备处创设到1921年博物馆正式成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主要工作包括调查古物、考古发掘、考订、保存古物、摹拓、模造、摄影、研究、编辑、讲演等类别；1921年之后，才偶尔举办过一些小型的临时展览与馆藏文物预展。所幸的是，当历史博物馆各项事业起步之际，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慷慨赞助与热心捐赠。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各界谋求发展策略，发布公开征集信息。特别是在展览业务领域，从展品遴选、名称拟定到内容规划、展陈设计等多方面，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为其早日形成系统化的工作方法和日后正式开馆、举办长期陈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针对博物馆经费短缺等问题，除了寻求社会帮助之外，当时的管理者也积极寻求一些专项经费的支持。1925年，《中华教育界》刊载《历史博物馆之经费》一文，呼吁社会关注博物馆经费的问题，并且希望从“庚款委员会”得到一些帮助：“教育当局，因历史博物馆为保存国粹、发展文化之机关，关系甚为重要。年来经费无着，进行困难，亟宜速筹的款，以维久远。前特饬令该馆，赶将应支经费数目，列表送交美国退还庚款委员会，酌量拨给。闻该馆已于昨日开明清表，函达该会云。”【引自《历史博物馆之经费》，原文载于《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6期，1925年。】或许正是有感于博物馆生存之窘境，1926年春，教育家洪业参观国立历史博物馆时，发现馆中文物很有价值，但因缺乏经费无法向公众开放，于是便说服司徒雷登动用美国霍尔基金会中的6000美元资助博物馆，用于添置设备，博物馆也同时增设编辑、模造、摄影各部，筹备正式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