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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亮眼，內需不足
綜觀2017年的台灣經濟可以用“外強中乾”來形容，台灣出口這幾年很少看到兩位數的成長，“外強”即是指台灣的外貿在過去一年表現較好，有變強的跡象，在出口上顯著成長13%，台灣一年3000億美金的出口總量中，大約4成是電子產品、零組件等，3成是原物料包括石化、鋼鐵、橡膠等產品，2成左右為機械設備等；電子產品在2017的出口表現亮眼有一個重要的關聯就在於蘋果推出了旗下新的電子產品，帶動了相關電子組件的出口，同時伴隨著去年第四季國際油價的提升，原物料價格有所上漲，加上去年很多國家投資大舉增加，美國、韓國、中國大陸大宗機械採購也有所增長，這對於台灣總體的外貿成長都是利好訊息。從2017年年初對於本年度經濟成長預測不到2%（約在1.8%-1.9%）到最後顯示上一年的GDP成長2.5%，可以說是意外之喜。
去年美中不足的是內需不夠好，內需的第一個部分在投資，第一季度的投資是正成長，但隨之而來第二季、第三季持續下跌，由正轉負，在7、8月，特別是半導體、IC產業的進口的設備的衰退幅度到達50%，到年底都表現不好。另外一個表現不好是台灣的零售，1-7月衰退，一直到9、10月才開始拉起來，看起來整體2017年跟2016年差不多，但是很奇怪，出口這麼好，加上股市沉寂多年以後上了萬點，竟未能帶動零售業成長，究其原因跟觀光客的下降，尤其是中國大陸觀光客的下降有重要關係，去年減少了100萬陸客來台，對於台灣，就減少了14億美金的收入，大概是400億台幣，這個光靠台灣民眾沒辦法補充，所以零售業表現不好。因此綜合而言，就是外強中乾：外貿出口走強，但是內需不足，雖然股市上萬點，但其實是機構法人的投資，一般民眾的投資並不多，所以民眾對於股市上萬點，外貿兩位數成長帶來的福利，還是多處於無感的狀態。
在台灣最奇怪的一個現象就是最好的成绩都來源於一些“老家伙”（谐意），靠這些老人來拼經濟，所謂的“老”，一方面是企業比較老，另一方面是企業的負責人比較老，臺灣的電子產業其實在1980年就已經開始生根茁壯，在30年後，臺灣還在靠當初建立的基礎，無論是台積電、新竹科學園區、光電園區，另外表現比較好的包括台塑、中鋼都在1970年就在台灣已經發展。台灣的產業轉型如果是成功的，應該會有公司表現很亮眼，但是外貿上表現不錯的這些電子半導體產業、石化鋼鐵都是台灣長期以來的“資深”企業，看不到新興產業與新興公司的異軍突起，台灣這二十多年來在產業轉型上是非常非常慢的，相比之下，大陸近幾年已經在網絡數位經濟上發展迅速，阿里巴巴、騰訊變成經濟主力，但台灣還是依賴傳統的電子與金融產業，一個對外，一個對內。從2000年開始，當時的扁政府就提出“兩兆雙星”的計劃，指四個產業，兩兆是半導體與面板，雙星是生物科技、數位內容，但是當時這四個產業沒有進一步發展。到了2008-2016馬政府時期，當時又提出六大新興產業，這六大與鄰近的國家、地區大同小異，比如生技產業台灣已經講了三十年，但一直未能強有力的發展。再到2016年以後，蔡政府上台，又提出“五+二”產業，其實最後都淪為數字遊戲，你提出五個，我就說七個，再不然就可以加二，即使蔡政府這兩年大力推動生物科技產業，大概與其內閣的醫生團隊有些關聯，但這仍然看不到生技產業的茁壯發展和整體產業的轉機。其實台灣從80年代，蔣經國、李國鼎時期就開始發展生物科技業，那個時候就已經通過政府的力量強制注射B型（乙肝）肝炎疫苗，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雖然不少生物科技企業拿出漂亮的數字，強調自己研發了多少新藥，做了多少新的事情，但是發展始終未如其他產業一般壯大。過去台灣的生技業聚焦在製藥、疫苗等方向，近來開始逐漸開闢新的方向，那就是結合台灣資通訊的強項，加大在醫療器材、比如血壓、血糖等的測量上的投入與研發，不失為一個重要調整，但是生物科技對於台灣而言最強的發展點在哪裡，仍然需要持續探索，而不是人云亦云，大陸和美國的生技企業，它可以是百年的老廠延續，也可以投入巨額資金，維持20年不盈利，但是一旦研發產品推出，瞬間可以收回過去20年的成本，對於台灣而言，無法擁有與之對抗的實力，所以台灣生技業多年仍然處於一個摸索期，也因此在轉型上看不到明顯產業轉型的跡象，去年仍然是靠“老傢伙”撐場面，靠歷史悠久的企業來拼經濟，或許明後年會有大的改變，今年微軟、Google來台灣投資，但是這點投資是不夠的，無法全面帶動台灣投資，所以仍然需要持續觀察。
就業穩定，結構失衡
從總量數據來看，台灣的失業率在過去的一年中未惡化，2300萬人口中，除去老人和小孩，台灣的勞動力約為1100萬人，但是失業率維持在3.7%、3.8%左右，是有所下降的，也就是在總數上約有30-40萬的人口失業，同時卻有40萬個工作找不到人，所以這種失業的一個很重要原因來自於結構性的失衡，人找工作，工作也在找人，彼此之間存在顯著不匹配的狀況，特別是台灣的製造業長期缺人，60%的民眾在服務業工作，大型的企業如台積電、大立光、聯發科這些資本密集型的企業用人較少，都是強調腦力與設備的結合，他們需要的一般勞工數量非常之少，所以在台灣大量的勞工是在中小企業工作，而造成經濟外強中乾的，尤其是創造出口的這些大型資本密集型企業而言，需要的勞工數量極為有限，即使外貿亮眼，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也無法分享紅利，反而是因為零售業、觀光旅遊業的表現不好，對於特定行業的就業人群造成失業的狀況，讓民眾會在總體數據向好的情況更擔憂自己的“飯碗”是否能保住。
在2018年，隨著政府調漲基本工資5%，軍公教加薪3%，也許會對消費以及民眾的觀感有所提升，特別是在尾牙過後，對於電子等產業的從業人員而言，公司業績顯著提升，能夠領取的獎金也可能增加，在2018年這些額外的收入可能投入到消費市場，所以在2018年台灣整體的內需在加薪與年終獎金的刺激下可能增加，因為多買些衣服、家具，零售業的業績會增加，加上現在已經確定的民間企業投資專案，比如臺積電的擴大設廠，也會帶動一部分就業狀況，但結果如何需要進一步觀察。 低薪困境，法律僵固
從2017走入2018，持續不休的爭議就是“一例一休”，其實在2016年12月，蔡政府已經對《勞基法》做了一次修改，明確限制了加班時數，提高加班費。對於任何一個民主社會而言，反對黨在野時期與執政黨的勞工政策會有很大的差別，會強調自己是勞工代言人的角色，所以一上台就必須修改相應的政策來對勞工示好，正如南韓新總統文在寅上位以後立即對韓國80萬公務人員提薪16%一樣，民進黨政府執政後給勞工的回饋就是假期多，工資多，但是其實卻一直未注意到勞工的真正核心問題，即結構問題。在台灣，《勞動基準法》是過去針對製造業而誕生的一部勞工法律，可以說是“工廠法”的延續，它所規範的是工廠流水線一般的生產模式，但如今的台灣是製造業佔GDP的30%，而服務業佔68%的比例，也就是台灣近7成的民眾是從事服務業工作的同時，他們依然受到傳統的工業版《勞基法》的限制，對於工資、工資時數、輪班間隔規定的非常嚴格無彈性。例如在台灣通常見的大巴、巴士業，因為需要考取特定執照才能夠從業，因為是少數人從事的行業，其上班時數因為工作的特性就比較長，不可能準時上下班，更不能一到下班點，就把客人全部趕下車，自己下班回家，因此這樣的缺乏彈性對於服務業非常不方便，降低了服務業的服務品質和效率，因為第一次修法的倉促，實行一年以後發現了諸多行業的不便之處，就又有了第二次更多彈性的修法，強調經過勞資協商以後適時調整工作時數、間隔、加班狀況以及給付狀況，但這種看似更具彈性的“一例一休”其實本身就來源於無彈性的法律之中，因而再怎麼修修補補，都是一種僵固的格局，沒有找到勞工問題的核心關鍵所在。
當然，勞工對於修法的深層次焦慮還在於長期的低薪困境，近來蔡政府提出要提高基本薪資收入到3萬，按照現在2萬2起薪的標準來說，如果在蔡第一任期（2020年）前實現，內閣必須每年調漲17%，如果按照最近提出的需要連任以後繼續推動，到2024年實現，那就需要每年6%-7%，數字的計算相對容易，但如何執行才是關鍵，台灣的經濟發展面是否能夠支撐每年7%-17%的基礎薪資調漲呢？在一部製造業思維的《勞動基準法》的引領下，其實方向是錯誤的，台灣要提升經濟發展與薪資待遇的關鍵在於刺激服務業成長，因為低於三萬的工作大多在服務業，而不是捨本逐末去強化大部分起薪有三萬的製造業，不停的給這些大型製造業、工業企業稅收補貼等，最終發展的紅利始終無法擴及全民。服務業中除了先前提及的零售、餐飲業，包含教育、醫療都已經在廣義的服務業之中。台灣的大學教育已經多年未調漲學費，老師的薪水也長期未調升，長期以來台灣社會都把受教育看成是社會福利問題，不能也不敢調學費，而對於學校而言辦教育是興利工程，亦需要增加收入，何來不能之說呢？同樣作為醫療行業，台灣最好的大學生都會湧入去讀醫科，但長期以來醫院系統也被認為是社會福利機構，在政府的定價機制和健保機制下，不能調漲任何費用，長期受政府管控，所以即使服務業宣佈提高薪資，對於教育、醫療等行業的人來說也是幾乎無法惠及。再例如被外界看好的金融業，在其他地區和國家，比如香港、澳門、新加坡而言都是貢獻出不少的GDP比例，在國際形勢不錯的前提下，賺錢來拉動經濟，但在台灣卻因為被政府過度管制，綁手綁腳，一直無法能夠發揮好的領軍角色，因此政府多年來在產業轉型與經濟發展的方向上始終存在偏差，實際的政策強調要讓30%製造業更好，即強者更強的思維，這樣佔據7成的服務業又豈能獲得資源和政策的挹注得到大的發展呢？
其實，台灣從1990年代開始，薪資就未能大幅成長，現在更是實質倒退，台灣在60、70、80年代的經濟起飛其實很關鍵的原因在於冷戰時期，美國因為政治、外交等目的讓台灣變得富足，通過投資亞洲四小龍地區等，讓這些地區得到快速發展，從而進一步防禦冷戰集團，隨著冷戰鐵幕的打開以及大陸的改革開放的進行，以美國為首的海外對台投資不斷減少，香港、新加坡等地隨著土地成本升高，製造業不斷外移去大陸，勞力密集型的產業逐漸向珠三角轉移，到公元2000年開始，高科技產業向長三角度轉移，台灣在此時單靠製造業經濟已經無法大幅成長，未能把握充分的轉型契機和方向，從而長期陷於發展的泥淖之中，鄰近的香港就在製造業出現困局之下，開始發展房地產、服務業、金融業等獲得新時期的發展動力，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成長。台灣在過去也提出發展亞太航運中心，1992年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提出將台灣發展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亞太轉運中心，但可惜一直沒辦法實質推動，在2000年以後被大陸吸走了製造業紅利後，加上大部分服務業無法獲得成長，自然就限制了台灣經濟的有效增長，環視這20年來的亞洲四小龍之三的香港、韓國、新加坡無一不是在加快推動多元轉型，在強化製造業的科技升級的同時加大對服務業、金融業的投入，最終能夠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當然台灣的企業經營形態與韓國有所差異，韓國以集團化的方式推動對外拓展，仍然是將韓國人才、員工帶入到投資所在地，其公司的受益也回饋到韓國，而台商企業比如鴻海集團在大陸設廠，憑藉著低薪勞工、土地紅利等獲得很大發展，但它將近70萬的員工用的是大陸勞工，絕大部分資源是大陸資源，反而在台灣沒有聘用很多人，台企的紅利自然無法擴展到台灣民眾與在台灣的母公司，所以這個“台灣接單、大陸生產、錢在香港”的模式對於台灣實質的經濟幫助不大，也因如此，台灣變成了一個運營決策之地，變化“火車頭在衝，後面的車廂斷掉了”的客觀困局，即使呼籲東南亞、大陸台商回流亦不可能有效改變，因為單靠製造業扭轉發展的時代過去了，應該鼓勵這些海外台商企業在台灣上市，讓全台民眾通過投資他的公司而獲利，所以新時代需要有新思維，那就是讓工廠走出去，比如你可以鋼鐵工廠在越南、石化工廠在印尼，電子工廠在大陸，但是要回台上市，讓民眾投資享受發展紅利，畢竟基於台灣地少、環保等限制，已經無法大量提供工廠用地等，臺灣更加適合做研發中心、觀光中心，世界先進國家：英、美、日、韓等無一不是如此，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時，工廠就會轉移到其他地區，英國也是在彼時，轉變成國際金融中心，發展順利。 而這些原本的工廠土地亦可以留下給年輕人創業，帶來下一波升值的空間，他們在新創、文創領域的嘗試都可能更進一步利用這些遺留下的可使用資源。
兩岸關聯，互動微妙
台灣與大陸之間存在緊密的經濟關聯，大陸的經濟發展動態對台灣也有著關鍵影響。大陸在2017年底召開十九大，其經濟與產業關係也發生重要變化，其對於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2035年實現富強已經有了更加清晰的規劃，也制定出快速趕超先進國家的標準，近期在大陸席捲的環保風暴、以勞權為主的新訴求與工資訴求已經使得台商在大陸經營的壓力變大，而這些不會太直接影響台灣，畢竟是就地生產，無需向台灣購買原物料，與台灣有關的就是這些企業選擇在何地上市。大陸隨著經濟轉型的需要，希望降低投資比重對於GDP的拉升，進一步提高內需，而在台灣一年3000億美金的外貿出口中，40%銷往大陸，賣給大陸工廠作為投資使用，一旦大陸轉變發展思維，勢必較少進口，很多東西開始自己生產，包括面板、鋼鐵、石化等材料，這樣就給出口的台灣帶來很大壓力，大陸貿易更加自主化加上先前ECFA推動的受阻，因此大陸市場對於台灣而言已經逐漸在發重大變化，但龐大的大陸市場不單單在於台灣出口零件、原物料的優勢，台灣也需要隨著大陸的變化，轉變思維，比如大陸近年來開始注重環保訴求，要求經濟發展的環保型成長，涉及到大量的廢水處理、環保標準管控等，這恰恰是台灣經驗，所以也是新的台灣發展契機。同樣，大陸在基礎建設上尤其是地下工程比如下水道建設在不斷深化，台灣在這個領域的成功經驗亦可以推廣，因此台灣企業可以利用大陸市場的新機遇快速佔據高地，獲得新的發展機會。改革開放40年來，大陸每隔5-10年都會調整一次，所以台灣也應該根據大陸的變化，及時調整兩岸經濟互動的策略，從而共享其發展紅利。
所以觀察2017台灣內部的發展、大陸以及國際因素之後，預測2018年台灣經濟發展，大概可以看出服務業不會成長太大，因為加薪與獎金可能拉動2018年零售業的提升，讓內需得到拉動，而政府對於服務業調薪的號召對於台灣佔據主流的中小企業而言也會造成不小影響，全台140萬家中小企業一旦調高薪水，勢必增加運營成本，有可能最終還是反映到裁員或者節省人力資源上，其影響仍然需要觀察。目前也看不到2018年蔡政府在服務業轉型、發展上有什麼大刀闊斧的新政策，大概會延續“5+2”的政策發展思路，因此服務業在2018年發展也不會過於亮眼。
2017年台灣的經濟成長是2.5%，是近4、5年來最好的數字了，加上物價指數維持在0.6%左右，當然這也反映出經濟活力不夠的現實，這個數字在2018年會遇到一些調整，目前預估2018年臺灣整體經濟成長在2.3%左右，因為國際大環境的改變，使得全球多個國家、地區的外貿都得以成長，韓國、大陸的外貿提升也多是受惠於此，所以韓國2017年的GDP成長達到了3%，台灣也因此拉升不少，未來的2018年外貿成長應該會回落些許，但依然會帶動整體經濟發展。
2017年，蔡政府推出的新南向政策是延續了每一個政府上台以後會推出政策的慣例，其實這在扁政府時期也曾推動過，事實上證明其成效不明顯，而台灣民眾與企業也習慣不看政策，而看發展前景、利益來發展自身，所以西進大陸的這股潮流在新的一年仍然會延續。兩岸之間因為政治上的冷和關係而影響到陸客觀光等的議題，同時學術、其他領域的交流活動也受到明顯衝擊，在2018，我們希望大陸繼續保持對台灣友善、開放的態度，也建議台灣的年輕人把大陸當成一個重要的發展出路，強化兩岸之間的互動、交流，特別是台灣培養出的博士等高端人才亦可以在大陸市場找到自身的發展空間。
與此同時，每隔十年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否可能在2018年引爆也被大家廣泛關注，畢竟在1998、2008都有過類似經歷。2017年美國聯準會連續對美元升息三次，在同年10月美國縮減資產負載表，同一時期歐洲也開始縮減，日本跟進，加拿大也隨之加息，這都是風暴來臨的前奏，全球三大央行的驚人舉動，使得有10兆美元回流，似乎也在醞釀國際間新的金融風暴。例如台灣在2017年股市上萬點就是外資大量進入的關係，未來一旦國際金融界開始緊縮，勢必衝擊全球的金融秩序，加上大陸的房地產泡沫長期存在，所以下一個引爆點時刻存在，雖然不知具體是哪一個領域，但是一旦爆破，對於全球經濟與金融發展又是一次強勁衝擊，絕對不可輕視。
綜觀2017年的台灣經濟可以用“外強中乾”來形容，台灣出口這幾年很少看到兩位數的成長，“外強”即是指台灣的外貿在過去一年表現較好，有變強的跡象，在出口上顯著成長13%，台灣一年3000億美金的出口總量中，大約4成是電子產品、零組件等，3成是原物料包括石化、鋼鐵、橡膠等產品，2成左右為機械設備等；電子產品在2017的出口表現亮眼有一個重要的關聯就在於蘋果推出了旗下新的電子產品，帶動了相關電子組件的出口，同時伴隨著去年第四季國際油價的提升，原物料價格有所上漲，加上去年很多國家投資大舉增加，美國、韓國、中國大陸大宗機械採購也有所增長，這對於台灣總體的外貿成長都是利好訊息。從2017年年初對於本年度經濟成長預測不到2%（約在1.8%-1.9%）到最後顯示上一年的GDP成長2.5%，可以說是意外之喜。
去年美中不足的是內需不夠好，內需的第一個部分在投資，第一季度的投資是正成長，但隨之而來第二季、第三季持續下跌，由正轉負，在7、8月，特別是半導體、IC產業的進口的設備的衰退幅度到達50%，到年底都表現不好。另外一個表現不好是台灣的零售，1-7月衰退，一直到9、10月才開始拉起來，看起來整體2017年跟2016年差不多，但是很奇怪，出口這麼好，加上股市沉寂多年以後上了萬點，竟未能帶動零售業成長，究其原因跟觀光客的下降，尤其是中國大陸觀光客的下降有重要關係，去年減少了100萬陸客來台，對於台灣，就減少了14億美金的收入，大概是400億台幣，這個光靠台灣民眾沒辦法補充，所以零售業表現不好。因此綜合而言，就是外強中乾：外貿出口走強，但是內需不足，雖然股市上萬點，但其實是機構法人的投資，一般民眾的投資並不多，所以民眾對於股市上萬點，外貿兩位數成長帶來的福利，還是多處於無感的狀態。
在台灣最奇怪的一個現象就是最好的成绩都來源於一些“老家伙”（谐意），靠這些老人來拼經濟，所謂的“老”，一方面是企業比較老，另一方面是企業的負責人比較老，臺灣的電子產業其實在1980年就已經開始生根茁壯，在30年後，臺灣還在靠當初建立的基礎，無論是台積電、新竹科學園區、光電園區，另外表現比較好的包括台塑、中鋼都在1970年就在台灣已經發展。台灣的產業轉型如果是成功的，應該會有公司表現很亮眼，但是外貿上表現不錯的這些電子半導體產業、石化鋼鐵都是台灣長期以來的“資深”企業，看不到新興產業與新興公司的異軍突起，台灣這二十多年來在產業轉型上是非常非常慢的，相比之下，大陸近幾年已經在網絡數位經濟上發展迅速，阿里巴巴、騰訊變成經濟主力，但台灣還是依賴傳統的電子與金融產業，一個對外，一個對內。從2000年開始，當時的扁政府就提出“兩兆雙星”的計劃，指四個產業，兩兆是半導體與面板，雙星是生物科技、數位內容，但是當時這四個產業沒有進一步發展。到了2008-2016馬政府時期，當時又提出六大新興產業，這六大與鄰近的國家、地區大同小異，比如生技產業台灣已經講了三十年，但一直未能強有力的發展。再到2016年以後，蔡政府上台，又提出“五+二”產業，其實最後都淪為數字遊戲，你提出五個，我就說七個，再不然就可以加二，即使蔡政府這兩年大力推動生物科技產業，大概與其內閣的醫生團隊有些關聯，但這仍然看不到生技產業的茁壯發展和整體產業的轉機。其實台灣從80年代，蔣經國、李國鼎時期就開始發展生物科技業，那個時候就已經通過政府的力量強制注射B型（乙肝）肝炎疫苗，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雖然不少生物科技企業拿出漂亮的數字，強調自己研發了多少新藥，做了多少新的事情，但是發展始終未如其他產業一般壯大。過去台灣的生技業聚焦在製藥、疫苗等方向，近來開始逐漸開闢新的方向，那就是結合台灣資通訊的強項，加大在醫療器材、比如血壓、血糖等的測量上的投入與研發，不失為一個重要調整，但是生物科技對於台灣而言最強的發展點在哪裡，仍然需要持續探索，而不是人云亦云，大陸和美國的生技企業，它可以是百年的老廠延續，也可以投入巨額資金，維持20年不盈利，但是一旦研發產品推出，瞬間可以收回過去20年的成本，對於台灣而言，無法擁有與之對抗的實力，所以台灣生技業多年仍然處於一個摸索期，也因此在轉型上看不到明顯產業轉型的跡象，去年仍然是靠“老傢伙”撐場面，靠歷史悠久的企業來拼經濟，或許明後年會有大的改變，今年微軟、Google來台灣投資，但是這點投資是不夠的，無法全面帶動台灣投資，所以仍然需要持續觀察。
就業穩定，結構失衡
從總量數據來看，台灣的失業率在過去的一年中未惡化，2300萬人口中，除去老人和小孩，台灣的勞動力約為1100萬人，但是失業率維持在3.7%、3.8%左右，是有所下降的，也就是在總數上約有30-40萬的人口失業，同時卻有40萬個工作找不到人，所以這種失業的一個很重要原因來自於結構性的失衡，人找工作，工作也在找人，彼此之間存在顯著不匹配的狀況，特別是台灣的製造業長期缺人，60%的民眾在服務業工作，大型的企業如台積電、大立光、聯發科這些資本密集型的企業用人較少，都是強調腦力與設備的結合，他們需要的一般勞工數量非常之少，所以在台灣大量的勞工是在中小企業工作，而造成經濟外強中乾的，尤其是創造出口的這些大型資本密集型企業而言，需要的勞工數量極為有限，即使外貿亮眼，對於一般民眾而言也無法分享紅利，反而是因為零售業、觀光旅遊業的表現不好，對於特定行業的就業人群造成失業的狀況，讓民眾會在總體數據向好的情況更擔憂自己的“飯碗”是否能保住。
在2018年，隨著政府調漲基本工資5%，軍公教加薪3%，也許會對消費以及民眾的觀感有所提升，特別是在尾牙過後，對於電子等產業的從業人員而言，公司業績顯著提升，能夠領取的獎金也可能增加，在2018年這些額外的收入可能投入到消費市場，所以在2018年台灣整體的內需在加薪與年終獎金的刺激下可能增加，因為多買些衣服、家具，零售業的業績會增加，加上現在已經確定的民間企業投資專案，比如臺積電的擴大設廠，也會帶動一部分就業狀況，但結果如何需要進一步觀察。 低薪困境，法律僵固
從2017走入2018，持續不休的爭議就是“一例一休”，其實在2016年12月，蔡政府已經對《勞基法》做了一次修改，明確限制了加班時數，提高加班費。對於任何一個民主社會而言，反對黨在野時期與執政黨的勞工政策會有很大的差別，會強調自己是勞工代言人的角色，所以一上台就必須修改相應的政策來對勞工示好，正如南韓新總統文在寅上位以後立即對韓國80萬公務人員提薪16%一樣，民進黨政府執政後給勞工的回饋就是假期多，工資多，但是其實卻一直未注意到勞工的真正核心問題，即結構問題。在台灣，《勞動基準法》是過去針對製造業而誕生的一部勞工法律，可以說是“工廠法”的延續，它所規範的是工廠流水線一般的生產模式，但如今的台灣是製造業佔GDP的30%，而服務業佔68%的比例，也就是台灣近7成的民眾是從事服務業工作的同時，他們依然受到傳統的工業版《勞基法》的限制，對於工資、工資時數、輪班間隔規定的非常嚴格無彈性。例如在台灣通常見的大巴、巴士業，因為需要考取特定執照才能夠從業，因為是少數人從事的行業，其上班時數因為工作的特性就比較長，不可能準時上下班，更不能一到下班點，就把客人全部趕下車，自己下班回家，因此這樣的缺乏彈性對於服務業非常不方便，降低了服務業的服務品質和效率，因為第一次修法的倉促，實行一年以後發現了諸多行業的不便之處，就又有了第二次更多彈性的修法，強調經過勞資協商以後適時調整工作時數、間隔、加班狀況以及給付狀況，但這種看似更具彈性的“一例一休”其實本身就來源於無彈性的法律之中，因而再怎麼修修補補，都是一種僵固的格局，沒有找到勞工問題的核心關鍵所在。
當然，勞工對於修法的深層次焦慮還在於長期的低薪困境，近來蔡政府提出要提高基本薪資收入到3萬，按照現在2萬2起薪的標準來說，如果在蔡第一任期（2020年）前實現，內閣必須每年調漲17%，如果按照最近提出的需要連任以後繼續推動，到2024年實現，那就需要每年6%-7%，數字的計算相對容易，但如何執行才是關鍵，台灣的經濟發展面是否能夠支撐每年7%-17%的基礎薪資調漲呢？在一部製造業思維的《勞動基準法》的引領下，其實方向是錯誤的，台灣要提升經濟發展與薪資待遇的關鍵在於刺激服務業成長，因為低於三萬的工作大多在服務業，而不是捨本逐末去強化大部分起薪有三萬的製造業，不停的給這些大型製造業、工業企業稅收補貼等，最終發展的紅利始終無法擴及全民。服務業中除了先前提及的零售、餐飲業，包含教育、醫療都已經在廣義的服務業之中。台灣的大學教育已經多年未調漲學費，老師的薪水也長期未調升，長期以來台灣社會都把受教育看成是社會福利問題，不能也不敢調學費，而對於學校而言辦教育是興利工程，亦需要增加收入，何來不能之說呢？同樣作為醫療行業，台灣最好的大學生都會湧入去讀醫科，但長期以來醫院系統也被認為是社會福利機構，在政府的定價機制和健保機制下，不能調漲任何費用，長期受政府管控，所以即使服務業宣佈提高薪資，對於教育、醫療等行業的人來說也是幾乎無法惠及。再例如被外界看好的金融業，在其他地區和國家，比如香港、澳門、新加坡而言都是貢獻出不少的GDP比例，在國際形勢不錯的前提下，賺錢來拉動經濟，但在台灣卻因為被政府過度管制，綁手綁腳，一直無法能夠發揮好的領軍角色，因此政府多年來在產業轉型與經濟發展的方向上始終存在偏差，實際的政策強調要讓30%製造業更好，即強者更強的思維，這樣佔據7成的服務業又豈能獲得資源和政策的挹注得到大的發展呢？
其實，台灣從1990年代開始，薪資就未能大幅成長，現在更是實質倒退，台灣在60、70、80年代的經濟起飛其實很關鍵的原因在於冷戰時期，美國因為政治、外交等目的讓台灣變得富足，通過投資亞洲四小龍地區等，讓這些地區得到快速發展，從而進一步防禦冷戰集團，隨著冷戰鐵幕的打開以及大陸的改革開放的進行，以美國為首的海外對台投資不斷減少，香港、新加坡等地隨著土地成本升高，製造業不斷外移去大陸，勞力密集型的產業逐漸向珠三角轉移，到公元2000年開始，高科技產業向長三角度轉移，台灣在此時單靠製造業經濟已經無法大幅成長，未能把握充分的轉型契機和方向，從而長期陷於發展的泥淖之中，鄰近的香港就在製造業出現困局之下，開始發展房地產、服務業、金融業等獲得新時期的發展動力，繼續保持快速的經濟成長。台灣在過去也提出發展亞太航運中心，1992年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提出將台灣發展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亞太轉運中心，但可惜一直沒辦法實質推動，在2000年以後被大陸吸走了製造業紅利後，加上大部分服務業無法獲得成長，自然就限制了台灣經濟的有效增長，環視這20年來的亞洲四小龍之三的香港、韓國、新加坡無一不是在加快推動多元轉型，在強化製造業的科技升級的同時加大對服務業、金融業的投入，最終能夠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當然台灣的企業經營形態與韓國有所差異，韓國以集團化的方式推動對外拓展，仍然是將韓國人才、員工帶入到投資所在地，其公司的受益也回饋到韓國，而台商企業比如鴻海集團在大陸設廠，憑藉著低薪勞工、土地紅利等獲得很大發展，但它將近70萬的員工用的是大陸勞工，絕大部分資源是大陸資源，反而在台灣沒有聘用很多人，台企的紅利自然無法擴展到台灣民眾與在台灣的母公司，所以這個“台灣接單、大陸生產、錢在香港”的模式對於台灣實質的經濟幫助不大，也因如此，台灣變成了一個運營決策之地，變化“火車頭在衝，後面的車廂斷掉了”的客觀困局，即使呼籲東南亞、大陸台商回流亦不可能有效改變，因為單靠製造業扭轉發展的時代過去了，應該鼓勵這些海外台商企業在台灣上市，讓全台民眾通過投資他的公司而獲利，所以新時代需要有新思維，那就是讓工廠走出去，比如你可以鋼鐵工廠在越南、石化工廠在印尼，電子工廠在大陸，但是要回台上市，讓民眾投資享受發展紅利，畢竟基於台灣地少、環保等限制，已經無法大量提供工廠用地等，臺灣更加適合做研發中心、觀光中心，世界先進國家：英、美、日、韓等無一不是如此，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時，工廠就會轉移到其他地區，英國也是在彼時，轉變成國際金融中心，發展順利。 而這些原本的工廠土地亦可以留下給年輕人創業，帶來下一波升值的空間，他們在新創、文創領域的嘗試都可能更進一步利用這些遺留下的可使用資源。
兩岸關聯，互動微妙
台灣與大陸之間存在緊密的經濟關聯，大陸的經濟發展動態對台灣也有著關鍵影響。大陸在2017年底召開十九大，其經濟與產業關係也發生重要變化，其對於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2035年實現富強已經有了更加清晰的規劃，也制定出快速趕超先進國家的標準，近期在大陸席捲的環保風暴、以勞權為主的新訴求與工資訴求已經使得台商在大陸經營的壓力變大，而這些不會太直接影響台灣，畢竟是就地生產，無需向台灣購買原物料，與台灣有關的就是這些企業選擇在何地上市。大陸隨著經濟轉型的需要，希望降低投資比重對於GDP的拉升，進一步提高內需，而在台灣一年3000億美金的外貿出口中，40%銷往大陸，賣給大陸工廠作為投資使用，一旦大陸轉變發展思維，勢必較少進口，很多東西開始自己生產，包括面板、鋼鐵、石化等材料，這樣就給出口的台灣帶來很大壓力，大陸貿易更加自主化加上先前ECFA推動的受阻，因此大陸市場對於台灣而言已經逐漸在發重大變化，但龐大的大陸市場不單單在於台灣出口零件、原物料的優勢，台灣也需要隨著大陸的變化，轉變思維，比如大陸近年來開始注重環保訴求，要求經濟發展的環保型成長，涉及到大量的廢水處理、環保標準管控等，這恰恰是台灣經驗，所以也是新的台灣發展契機。同樣，大陸在基礎建設上尤其是地下工程比如下水道建設在不斷深化，台灣在這個領域的成功經驗亦可以推廣，因此台灣企業可以利用大陸市場的新機遇快速佔據高地，獲得新的發展機會。改革開放40年來，大陸每隔5-10年都會調整一次，所以台灣也應該根據大陸的變化，及時調整兩岸經濟互動的策略，從而共享其發展紅利。
所以觀察2017台灣內部的發展、大陸以及國際因素之後，預測2018年台灣經濟發展，大概可以看出服務業不會成長太大，因為加薪與獎金可能拉動2018年零售業的提升，讓內需得到拉動，而政府對於服務業調薪的號召對於台灣佔據主流的中小企業而言也會造成不小影響，全台140萬家中小企業一旦調高薪水，勢必增加運營成本，有可能最終還是反映到裁員或者節省人力資源上，其影響仍然需要觀察。目前也看不到2018年蔡政府在服務業轉型、發展上有什麼大刀闊斧的新政策，大概會延續“5+2”的政策發展思路，因此服務業在2018年發展也不會過於亮眼。
2017年台灣的經濟成長是2.5%，是近4、5年來最好的數字了，加上物價指數維持在0.6%左右，當然這也反映出經濟活力不夠的現實，這個數字在2018年會遇到一些調整，目前預估2018年臺灣整體經濟成長在2.3%左右，因為國際大環境的改變，使得全球多個國家、地區的外貿都得以成長，韓國、大陸的外貿提升也多是受惠於此，所以韓國2017年的GDP成長達到了3%，台灣也因此拉升不少，未來的2018年外貿成長應該會回落些許，但依然會帶動整體經濟發展。
2017年，蔡政府推出的新南向政策是延續了每一個政府上台以後會推出政策的慣例，其實這在扁政府時期也曾推動過，事實上證明其成效不明顯，而台灣民眾與企業也習慣不看政策，而看發展前景、利益來發展自身，所以西進大陸的這股潮流在新的一年仍然會延續。兩岸之間因為政治上的冷和關係而影響到陸客觀光等的議題，同時學術、其他領域的交流活動也受到明顯衝擊，在2018，我們希望大陸繼續保持對台灣友善、開放的態度，也建議台灣的年輕人把大陸當成一個重要的發展出路，強化兩岸之間的互動、交流，特別是台灣培養出的博士等高端人才亦可以在大陸市場找到自身的發展空間。
與此同時，每隔十年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否可能在2018年引爆也被大家廣泛關注，畢竟在1998、2008都有過類似經歷。2017年美國聯準會連續對美元升息三次，在同年10月美國縮減資產負載表，同一時期歐洲也開始縮減，日本跟進，加拿大也隨之加息，這都是風暴來臨的前奏，全球三大央行的驚人舉動，使得有10兆美元回流，似乎也在醞釀國際間新的金融風暴。例如台灣在2017年股市上萬點就是外資大量進入的關係，未來一旦國際金融界開始緊縮，勢必衝擊全球的金融秩序，加上大陸的房地產泡沫長期存在，所以下一個引爆點時刻存在，雖然不知具體是哪一個領域，但是一旦爆破，對於全球經濟與金融發展又是一次強勁衝擊，絕對不可輕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