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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奇怪的传统：对男作家，我们主要谈他的作品、时代、思想；假如碰巧有一点绯闻的话，也不妨作为花边来聊一下。女作家，我们主要谈她的婚姻，她的爱情，她的男人们；假如碰巧有一两部作品实在太突出的话，也不妨作为花边来聊一下。
应该说，这种习惯不独中国有，英美文学的国家也有。但中国尤为特殊。这与人的猎奇心理有关，也跟性别政治有关。针对男女，我们执行的是双重标准。
被这种习性给“玩坏”的女作家，已经有张爱玲、林徽因；现在恐怕又得加上萧红了。
近期，因为有《黄金时代》等多部关于作家萧红的电影上映，萧红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中。我就看到多篇谈萧红的热点文章出现在网络上，无一例外地都是谈她的感情生活，并且，都颇有贬意。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家张耀杰在文章中写道的：“只不过纵情纵欲的萧红，必须凭借着动物性的情感本能而盲目依附于一个又一个‘始乱终弃’的男权主人”；他还批评另一位女性写作者是“与萧红一样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写作者”。对同行进行直接人身攻击，这本身就非常不得体了，他认为萧红“纵情纵欲”、“动物的情感本能”、“盲目依附”、“甘受奴役”这些语言，也明显用错了时空，我万难同意。
作为一个已经故去的小说家，我想，留给历史的首先是他/她的文学作品。他/她的价值如何，主要体现在文本上。作品是杰出还只是滥竽充数，具有关键意义。其次，有时囿于时代局限，小说家的文本价值可能相对较弱，但这类小说中能否反映历史，是否具有文献价值也是有意义的。最后，才是小说家的人品、道德、理想情怀、感情追求，是否对人类有所启发有所裨益。
一般而言，历史上没有几个作家经得起前一两个标准的考量，甚至根本不值得用到第三个标准。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
从文本上来说，萧红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杰出的作家，远远超越了与她同时期的绝大多数男性作家。萧红的小说创作中，深深根植着黑土地的印记。她用笔发挥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力量，抒写着地域性文化背景和战争状态下人的麻木、卑微、粗鄙的生活形态。她的语言美丽而丰赡，在一个一个的细节当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萧红强烈的生命力，以及深深的悲怆。《生死场》如是，《呼兰河传》亦如是。
如果是一位男作家有这样的文学成就，他的私生活再烂，他也挥霍得起，也照样有拥趸和死忠了——比如胡兰成，成就比萧红小得多，人品再坏上一百倍，还照样有许多粉丝——何况，仔细清算下来，萧红何罪之有？她何止是无辜，甚至已算是非常勇敢、非常有胆识了。
来看看萧红的私生活。她短暂的一生经历过几位男人，包括先与订婚的汪恩甲悔婚，后来相遇之后同居，怀着孩子却被抛弃；接着遇到萧军，同居了一段时间，再次怀着孩子被抛弃；遇到端木蕻良，结了婚，但端木也曾数次抛下她遁走，即便在战乱中和病危时也是如此；还有一个恋情似真似假的比她小几岁的骆宾基。
如果把萧红的名字抹掉，放在现代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不智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但这是在八十年前发生的事，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不一样了。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萧红的青春时期，也正是一个新旧观念交错的时期；不仅没有法律保障，旧的价值观念已然崩溃，新的尚未建立起来。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时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时，西方诸多婚姻理论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当时的报刊杂志开辟婚姻问题专栏，对婚姻改革进行大肆宣传，如《新青年》、《妇女杂志》、《妇女评论》、《晨报》副刊等曾经开展“贞操问题”、“新性道德”、“离婚问题”、“爱情定则”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婚姻问题讨论的主要阵地。不过，大多数的家庭里依然遵循着旧式的婚姻规则，在家长专制的威严下婚姻的自由受到严重的牵制，受到这种痛苦的尤以女子为甚。像萧红，还在小学时就被家族许配给汪家了。
萧红是勇敢的，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为了生活，又向报刊投稿，勤奋写作；她还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后来她与汪恩甲产生了感情，同居了；恋人之兄汪大澄解除了弟弟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又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她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如果这种种惊世骇俗的举动还叫“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甘受奴役”的，那不知“有意志”的女孩，是该杀人放火呢，还是该飞到外星球？
萧红曾两次都在挺着大肚子时，被男方所抛弃了。应该说，她情商并不高，她没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显得不智；但她是一个受害者，该挨骂不是她，而是毫无仁义的男方。但萧红并不需要我们后人的同情，在如此的厄运之下，她不仅没有被口水淹死，而且居然两次都能找到新的爱情。显然，她不仅不“盲目依附”，而且生命力旺盛，不断地向上攀缘，成长。
还有一点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当时的医学手段太落后了；萧红既难以避孕，也难以人工流产，不幸多次怀孕。同样一段感情，男性可以片叶不沾身地飘过；女性却因为身体原因却不得不承受百倍千倍的痛苦、屈辱和无可奈何。而这些，却不幸成了萧红“纵情纵欲”、“动物性的情欲”的铁证。——感谢科技，如果萧红的这一切发生在现代，不过是一位青春女性常见的几次恋爱而已，不会严重地戕害身体，不会丧失体面、丧失尊严，性别差异带来的伤害可以得到极大的缓和。
至于说萧红依附于男人，这个罪名，萧红离得更远。她是一个独立女性，她不仅忙于写作，积极地从事各种革命工作，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更要照顾丈夫或男友。如果从历史来看，萧红的文学成就比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都要高许多，后世的名声也要更大；在萧红去世后，这三位男人都把与萧红的恋情（甚至有无恋情还存疑）当成宝贝放在心口捂暖，当作珍贵的遗产，他们的名字经常是因为萧红才带出来的。到底是谁依附谁？
试想一下，生活在一个包办婚姻的时代里，一个女孩自己逃婚，自己争取得来受教育的机会；积极参加革命；自己投稿写作，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虽然总是遇人不淑，但总是可以在被抛弃后重新找到新恋情……命运赠予给她的实在太恶劣了，她却把一手烂牌打得有聲有色，即便最后未必胜利，也已足够成为一个励志典范了。
如果非要说毛病，那么萧红私生活中的最大缺点就是充当了一个“人渣吸尘器”。但这也与时代有关。假如她是一位活在当代的女性，她的确难辞其咎；毕竟抛弃怀孕女友、家暴、遗弃病重妻子都是千夫所指，现在的这个世界正常男性还是比较多的，她不该眼光那么不济。然而，你对一个抛弃家庭，勇敢追求自己生活，对世界与人性一无所知的孩子能要求什么？萧军、端木们一方面享受着萧红们作为独立女性带给他们的新奇和物质、声誉，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仍把她们当作女奴来役使，这是一个当时普遍的现象。回忆当时的文坛和学界，有几个能在性别意识上超越时代？还不是一场比烂大会？
正如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人也不可能脱离历史背景而存在。
人们对著名女作家、女学者的私生活的苛责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便连张爱玲、林徽因这样私生活已算检点的女性也被安上多少难听的外号，挖得千疮百孔了。像萧红，一个杰出的作家，一个勇敢争取自由的新女性，一个男权的受害者，仅仅因为她保护自己的能力弱一些，就应该被一篇接一篇文章的骂吗？
萧红不像张爱玲看得那么透，那么冷静，她就是一个热烘烘的人，就是要轰轰烈烈地投入生命、投入爱情。有时过分热烈而灼伤自己，这只是性格，不是缺点。像我这么性格冷清的人，虽然喜欢的是张爱玲的小说，却格外钟爱萧红这样的性格。
我只想为萧红鸣一点不平。
应该说，这种习惯不独中国有，英美文学的国家也有。但中国尤为特殊。这与人的猎奇心理有关，也跟性别政治有关。针对男女，我们执行的是双重标准。
被这种习性给“玩坏”的女作家，已经有张爱玲、林徽因；现在恐怕又得加上萧红了。
近期，因为有《黄金时代》等多部关于作家萧红的电影上映，萧红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中。我就看到多篇谈萧红的热点文章出现在网络上，无一例外地都是谈她的感情生活，并且，都颇有贬意。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家张耀杰在文章中写道的：“只不过纵情纵欲的萧红，必须凭借着动物性的情感本能而盲目依附于一个又一个‘始乱终弃’的男权主人”；他还批评另一位女性写作者是“与萧红一样因为‘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而‘甘受奴役’的写作者”。对同行进行直接人身攻击，这本身就非常不得体了，他认为萧红“纵情纵欲”、“动物的情感本能”、“盲目依附”、“甘受奴役”这些语言，也明显用错了时空，我万难同意。
作为一个已经故去的小说家，我想，留给历史的首先是他/她的文学作品。他/她的价值如何，主要体现在文本上。作品是杰出还只是滥竽充数，具有关键意义。其次，有时囿于时代局限，小说家的文本价值可能相对较弱，但这类小说中能否反映历史，是否具有文献价值也是有意义的。最后，才是小说家的人品、道德、理想情怀、感情追求，是否对人类有所启发有所裨益。
一般而言，历史上没有几个作家经得起前一两个标准的考量，甚至根本不值得用到第三个标准。怎么一到女作家，就先从人品、爱情上来品评，作品反而不重要了？
从文本上来说，萧红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杰出的作家，远远超越了与她同时期的绝大多数男性作家。萧红的小说创作中，深深根植着黑土地的印记。她用笔发挥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力量，抒写着地域性文化背景和战争状态下人的麻木、卑微、粗鄙的生活形态。她的语言美丽而丰赡，在一个一个的细节当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萧红强烈的生命力，以及深深的悲怆。《生死场》如是，《呼兰河传》亦如是。
如果是一位男作家有这样的文学成就，他的私生活再烂，他也挥霍得起，也照样有拥趸和死忠了——比如胡兰成，成就比萧红小得多，人品再坏上一百倍，还照样有许多粉丝——何况，仔细清算下来，萧红何罪之有？她何止是无辜，甚至已算是非常勇敢、非常有胆识了。
来看看萧红的私生活。她短暂的一生经历过几位男人，包括先与订婚的汪恩甲悔婚，后来相遇之后同居，怀着孩子却被抛弃；接着遇到萧军，同居了一段时间，再次怀着孩子被抛弃；遇到端木蕻良，结了婚，但端木也曾数次抛下她遁走，即便在战乱中和病危时也是如此；还有一个恋情似真似假的比她小几岁的骆宾基。
如果把萧红的名字抹掉，放在现代来看，这的确是一个不智的女人、一个软弱的女人。但这是在八十年前发生的事，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不一样了。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正是萧红的青春时期，也正是一个新旧观念交错的时期；不仅没有法律保障，旧的价值观念已然崩溃，新的尚未建立起来。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时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时，西方诸多婚姻理论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当时的报刊杂志开辟婚姻问题专栏，对婚姻改革进行大肆宣传，如《新青年》、《妇女杂志》、《妇女评论》、《晨报》副刊等曾经开展“贞操问题”、“新性道德”、“离婚问题”、“爱情定则”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婚姻问题讨论的主要阵地。不过，大多数的家庭里依然遵循着旧式的婚姻规则，在家长专制的威严下婚姻的自由受到严重的牵制，受到这种痛苦的尤以女子为甚。像萧红，还在小学时就被家族许配给汪家了。
萧红是勇敢的，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为了生活，又向报刊投稿，勤奋写作；她还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后来她与汪恩甲产生了感情，同居了；恋人之兄汪大澄解除了弟弟与萧红的婚约，萧红又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她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如果这种种惊世骇俗的举动还叫“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甘受奴役”的，那不知“有意志”的女孩，是该杀人放火呢，还是该飞到外星球？
萧红曾两次都在挺着大肚子时，被男方所抛弃了。应该说，她情商并不高，她没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显得不智；但她是一个受害者，该挨骂不是她，而是毫无仁义的男方。但萧红并不需要我们后人的同情，在如此的厄运之下，她不仅没有被口水淹死，而且居然两次都能找到新的爱情。显然，她不仅不“盲目依附”，而且生命力旺盛，不断地向上攀缘，成长。
还有一点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当时的医学手段太落后了；萧红既难以避孕，也难以人工流产，不幸多次怀孕。同样一段感情，男性可以片叶不沾身地飘过；女性却因为身体原因却不得不承受百倍千倍的痛苦、屈辱和无可奈何。而这些，却不幸成了萧红“纵情纵欲”、“动物性的情欲”的铁证。——感谢科技，如果萧红的这一切发生在现代，不过是一位青春女性常见的几次恋爱而已，不会严重地戕害身体，不会丧失体面、丧失尊严，性别差异带来的伤害可以得到极大的缓和。
至于说萧红依附于男人，这个罪名，萧红离得更远。她是一个独立女性，她不仅忙于写作，积极地从事各种革命工作，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更要照顾丈夫或男友。如果从历史来看，萧红的文学成就比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都要高许多，后世的名声也要更大；在萧红去世后，这三位男人都把与萧红的恋情（甚至有无恋情还存疑）当成宝贝放在心口捂暖，当作珍贵的遗产，他们的名字经常是因为萧红才带出来的。到底是谁依附谁？
试想一下，生活在一个包办婚姻的时代里，一个女孩自己逃婚，自己争取得来受教育的机会；积极参加革命；自己投稿写作，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虽然总是遇人不淑，但总是可以在被抛弃后重新找到新恋情……命运赠予给她的实在太恶劣了，她却把一手烂牌打得有聲有色，即便最后未必胜利，也已足够成为一个励志典范了。
如果非要说毛病，那么萧红私生活中的最大缺点就是充当了一个“人渣吸尘器”。但这也与时代有关。假如她是一位活在当代的女性，她的确难辞其咎；毕竟抛弃怀孕女友、家暴、遗弃病重妻子都是千夫所指，现在的这个世界正常男性还是比较多的，她不该眼光那么不济。然而，你对一个抛弃家庭，勇敢追求自己生活，对世界与人性一无所知的孩子能要求什么？萧军、端木们一方面享受着萧红们作为独立女性带给他们的新奇和物质、声誉，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仍把她们当作女奴来役使，这是一个当时普遍的现象。回忆当时的文坛和学界，有几个能在性别意识上超越时代？还不是一场比烂大会？
正如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人也不可能脱离历史背景而存在。
人们对著名女作家、女学者的私生活的苛责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便连张爱玲、林徽因这样私生活已算检点的女性也被安上多少难听的外号，挖得千疮百孔了。像萧红，一个杰出的作家，一个勇敢争取自由的新女性，一个男权的受害者，仅仅因为她保护自己的能力弱一些，就应该被一篇接一篇文章的骂吗？
萧红不像张爱玲看得那么透，那么冷静，她就是一个热烘烘的人，就是要轰轰烈烈地投入生命、投入爱情。有时过分热烈而灼伤自己，这只是性格，不是缺点。像我这么性格冷清的人，虽然喜欢的是张爱玲的小说，却格外钟爱萧红这样的性格。
我只想为萧红鸣一点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