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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许多职务和称呼,然而他最喜欢叫他的是“吴大夫”或“吴医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家庭殷实的他从医的理由却是为了生活,为了吃饭。
□由于精湛的手术技术,在美国留学时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
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温文儒雅,慈祥亲切。说到兴头上,他会孩子般地开心大笑;谈到心酸事,却是声音哽咽。
2003年3月,年事已高的他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上退下来,本应享乐晚年,但因不少社会活动来找他,使他常常不得清闲。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学术带头人,自己也是一个病人。早在1939年,他就摘除了左肾,只靠右肾支撑,尽他的医生职责。他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找我看病的人还是很多,治病毕竟是我的职业。”可以说,吴阶平所有的“传奇”都被医生这一职业所涵盖。
(一)考虑将来的“吃饭问题”走上从医路
吴阶平出生在人文荟萃的“齐梁故里”——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后来一直以号代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幼年吴阶平在江南水乡那所闹中取静的大宅院里度过了最初的时光。四岁那年,父亲吴敬仪由人介绍来到上海宝成纺纱厂,小阶平也跟随父母告别了常州老宅。五岁那年,小阶平因父创办天津宝成纺纱厂而北上。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六岁时就能阅读《史记·项羽本纪》、《三国演义》等。10岁前,他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读《四书》、《五经》,打下较好的古文功底,也学习数学、英语。
吴阶平从小就爱动脑子,事事留心,有一股子钻劲。出奇的淘气,也很机灵乖巧,玩也要玩出个与众不同的花样来,名堂多得很。当年有一种搬铜板的智力游戏,六个铜板三正三反一字排开,只许挪动两枚便成一正一反的交叉顺序。小小的吴阶平紧锁眉梢细思量,不成功誓不休。父亲吴敬仪曾制做的一张球台备受欢迎,孩子们在那里消磨许多时光。吴阶平技压群伴无敌手,而且常有出奇制胜的新打法,他那紧逼对方的直线快球,使兄弟几个措手不及,难以招架。如果不是父亲担心孩子们磕碰而把桌角削成半圆,他会瞄准边角斜线死死地抽杀。小小的吴阶平在家院里骑自行车也觉得很惬意,他喜欢玩“邪”的,曾独辟蹊径出新招——骑在自行车上踢足球。可惜没得意多大功夫,就连车带人摔倒在地,伤了右臂,造在肱骨骨折脱臼,至今右肘弯曲还受影响。
吴敬仪为人正直,开明贤达,他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创造才能和进取心。父亲的创业精神与创新意识,给吴阶平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为他后来迎来满园科研硕果奠下了根基。
如果从16岁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算起,吴阶平可谓把一辈子的生命交给了他所热爱的医学事业。他很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做医生而去从事其它职业,我很早就决定做医生。当然,这应该说是我父亲的决定。”
父亲吴敬仪是位思想开明、处世务实的实业家。在吴阶平的记忆里,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可只是在大方向上对孩子进行影响,诸如做人、为学、处事等,却很少具体关心自己哪门功课考了多少分。在当时军阀割据、政治腐败的情况下,吴敬仪对子女今后从业作出要求,第一不要从政,第二不要从商。他认为,官场太腐败,做官会身败名裂;社会动荡,经商会倾家荡产——要学科学技术,而且必须学医,医生绝不会失业,不论时局如何变化;不过,要学医一定要做个好医生,一定要进协和。
于是,吴门三代及近亲中,有30余人从医。吴阶平四兄弟、姐夫、妹妹、妹夫、弟妹、侄子、侄子的孩子都或从协和毕业、或在协和工作,成为当今国内罕见的名医世家。其中,同辈的姐夫陈舜名、大哥吴瑞萍、妹夫蔡如升、胞弟吴蔚然及吴阶平本人,分别在临床医学中外科、内科、儿科、泌尿外科领域里独领风骚,胞弟吴安然则从事基础医学中的病毒学研究,系国内知名的免疫学家。
然而,当初吴阶平刚进北平协和医学院时并没有显示出一代名医的征兆。相反,直到读完二年级他仍对学习的兴趣不大,从不注意分数,始终是个中等分数的学生。当上了本科三年级时,他突然意识到,再过一年就要做实习医生。而自己还完全没有做医生的本领,如何谈得上做好医生呢?于是,吴阶平产生了学本领的强烈愿望,在三年级他很快成为班上的两名优秀生之一。曾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显示出团结群众的能力和应变的口才。1941年6月,吴阶平以优异的成绩,被评为“学生司仪”,按照协和历届传统,姓名镌入荣誉金牌。
1947年,吴阶平经著名泌尿科专家、归国华侨谢元甫教授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哈金斯教授对科学的执著、敏锐的观察力和勤奋的工作态度,深深影响着吴阶平。吴阶平从导师身上不仅学到了国际前沿的医学理论和知识,也为他今后的医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哈金斯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勤奋的中国学生,有时看见吴阶平干脆利落地做实验、做手术,感慨地说:“你有几只手啊!”由于手术技术不一般,吴阶平在美国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吴阶平坦言自己手艺非常好,由于自己的手比一般人的可能小些,特别适合做外科医生,“开个小口就进去了”。
第二年年底,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哈金斯非常希望吴阶平能留下为自己主持临床工作,自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搞研究。哈金斯在学生面前铺开了芝加哥大学医院开始兴建的科研大楼蓝图:“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然而,吴阶平却婉言谢绝了。他知道自己留在美国,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会受到美国的种族歧视,失去平等竞争的权利,应当回国发展祖国的泌尿外科。
吴阶平一生在医学科学界担任过的头衔有多少?他自己也未曾数过。记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大约有30多个。头衔虽多,但他却不为头衔所累。他只是认认真真地做着一个医生、一个好医生,正如他从医之初一样。即使后来在身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高位,找他看病的人依旧络绎不绝。
神采奕奕,工作效率高,生活节奏快。这是吴阶平给身边人的印象。很少人知道他曾动过大小手术六次,住院治病先后达12次。身上的手术刀疤加起来,足有两尺长。据了解,至今为了控制高血压和十二指肠溃疡必须按时服药。正因为如此,他深刻体会病人的痛苦、家属的心情。他认为医生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临床工作要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为基础;而且还要有服务的艺术,医生要善于发挥病人的积极性,取得家属的合作,以提高治疗效果。
(二)“红色御医”见证共和国总理最后的岁月
在吴阶平书柜的上方,一直悬挂着一张放大了的有关周恩来总理的黑白照片;书柜顶上摆着周恩来和邓颖超赠送的银座、花篮。他总是说,总理的言行风度给了他“终身难忘的教诲”。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吴阶平有幸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医疗工作。吴阶平对周恩来总理有着非同一般的深情。从1957年起,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吴阶平多次担负为国内外最高领导人治病的特殊任务,事前事后总理都有具体指点。总理对人热情关怀,无微不至。不仅领导同志健康出现问题总理亲自过问,对普通患者也很关切。这点对吴阶平触动很大。
吴阶平最不愿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做自己的病人。从60年代起,他就参加了对总理本人的医疗保健工作,细致入微地关怀照顾着总理的健康。“文革”初期的一天,中南海出现一张敦促周总理务必注意健康、保重身体的十分感人的“大字报”,吴阶平和同在总理医疗组的胞弟吴蔚然的名字出现在上边。他俩还专门写了饱含深情的意见书,语重心长地劝说周总理一定要有劳有逸,并且提醒周总理:这样夜以继日地超极限地忘我拼命工作会严重影响身体,对自己的健康无异于“走钢丝”。周总理完全理解实际情况,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使他停不下来。
在那特殊的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终于积劳成疾。1972年5月19日,经过专家会诊,诊断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当时,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医疗组除了给周恩来治疗外,还要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由他们再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是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而吴阶平是医疗组的组长。
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恩来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因此,给周恩来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一月的北京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异口同声:“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刻把情况反映上去”。
医生们明白,中央领导小组真正关心周恩来健康状况的只有叶剑英。医生们拿着周恩来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于是,中央终于批准了医疗组为周恩来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吴阶平灵机一动,就对邓颖超大姐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便对病灶认真地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
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吴阶平,强忍悲痛,竭尽所能地细心治疗,充分发挥各方面专家的特长,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意见,千方百计为总理治病。为总理诊治癌症的过程极其复杂,因为病情的发展变化多,几种癌症先后并发。吴阶平和医疗组各位专家一起,尽最大努力查阅文献资料,把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最好的药品都用在总理身上。三四年先后做过几次手术,有关泌尿系统的都是吴阶平主刀。几十年来他为各种患者做过数不清的手术,唯独为总理做手术不同,那小小手术刀似有千斤重,他高度集中,一丝不苟,一刀一剪,一针一线,慎之又慎,绝不放过任何细微末节,出不得半点差错啊!
1975年入秋以前,总理的病日益加重,医疗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盼望还有延长总理寿命的可能。吴阶平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守护在总理床前。令人撕肝裂肺的不幸时刻终于来临,千古巨人周恩来永远离开了。弥留之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刺心的悲痛!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没能治好总理的病,吴阶平和其他专家们一样,抱憾终生。访谈中,他的眼里溢出了泪水,手似乎也在剧烈地抖动着。他的思绪完全回到了1976年那个寒冷的晚上。几十年来,每每看到书房里总理像那慈祥的面容、坚毅的神态,以及蕴含着无穷聪明睿智的浓眉慧眼,一种抑制不住的亲切感和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
(三)行医中南海期间与“旗手”的非常应对
吴阶平先后在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等高校任教。最令人称奇的是,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漫长的磨难与沧桑之后,不少知识分子都伤痕累累,但是吴阶平却从来没有受到过揪斗。谈到其中的原因,吴阶平的回答十分玄妙:“我看没有什么别的道理,就是凭良心办事。凡是对的我就支持。至于不对的,那就要看情况了。有的反对,有的就不支持。这个要有个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建国以后,吴阶平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这给他的生活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曾先后做过江青、康生、林彪等人的保健医生。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凭着冷静的头脑和机敏的反映能力,吴阶平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难关。
在吴阶平的书房里,记者发现他在一个记事本上用英文字母记录着的特殊岁月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告诉记者:“ckl代表周恩来,cc代表江青,k代表康生。”吴阶平明白,在十年动乱期间,他担任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的确确在“走钢丝”,而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高超的医术,一头则是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审时度势的本领。
1967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派车来接吴阶平。吴阶平认出来人是陈毅的保健医生,还以为是陈毅病了。然而,汽车没有驶向中南海,却直奔钓鱼台17号楼。周恩来走出来开门见山地对吴阶平说:“从现在起由你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
不久,吴阶平感到自己的工作岌岌可危。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去找谁闹。闹,于事无补,只有坏事。”
吴阶平之所以如此设计,绝不是空穴来风。他曾亲眼看到,一位女护士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被江青硬是撕掉领章、帽徽而投入监狱。有一天,江青突然对吴阶平说:“吴大夫,你去研究一下,为什么玉簪花可以防蛇?你看,我这门口有一圈玉簪花,从来就没有蛇。”吴阶平哭笑不得,硬是捏着鼻子找来医科人员拿着玉簪花跑到动物园里做实验,然后又派他们到东北蛇岛抓来蛇进行实验,研究结果是玉簪花和蛇毫无关系。
一次,汪东兴对吴阶平说:“首长(指江青)说你没有笑容,不支持她,护士犯了错误,你也不批评。”原来,这是因为江青在一次发烧时,一位护士连续看护了几天,实在太疲劳,就趁江青睡觉时自己也吃了安眠药睡着了。江青醒来喊了几声无人答应,于是大发雷霆,说对她没有阶级感情,是医疗问题。由于江青性情古怪,吴阶平常常防不胜防。紧张的工作和精神状态哪里还能笑得起来呢!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中午,周恩来把吴阶平叫到自己的西花厅办公室,很生气地问:“吴阶平同志,你们是怎么搞的?”吴阶平一愣:周总理平时总是很客气地称自己“吴大夫”,今天怎么直呼其名?
周恩来告诉吴阶平说,江青刚打来电话,说给她写的体检报告不负责任。吴阶平这才明白,原来是江青每次要到外地去,都是用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名义向毛泽东请示,同时还要医生写一份报告。前天,吴阶平给她写报告时,描写她积劳成疾的语气不够。吴阶平看到周总理这样生气,知道是江青在电话里又无理取闹了。他这样解释后,周恩来才平缓过来。等吴阶平要离开时,周恩来向他解释说:“吴大夫,我是拿你们出气,我心里别扭。”
1971年的9月的一天,中南海门诊部又突然接到通知,说江青中毒了。按照江青的指意,中南海门诊部顿时把所有的药都封存起来,关于江青的所有的病历都抱来让她逐条审查,吴阶平等人也被关了起来,由江青的警卫员看守着。直到晚上9点钟,有人喊道:把吴阶平带到17号楼。大家都为吴阶平捏了一把汗。来到17号楼会议室,吴阶平一眼看到周总理坐在那里踏实了许多。听了周总理的提问,吴阶平回答说,我作为医生,现在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周恩来这才知道根本没有中毒问题,就将话题一转,讲起林彪和叶群逃亡的事。这一下把江青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她听得津津乐道,还不时插话、提问,把“中毒”的事忘掉了。到晚上11点,周恩来好像随口插了一句:“吴大夫,你休息去吧。”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吴阶平就这样被“解放”了。
晚年吴阶平回忆说:“那个时候为他们做保健工作非常难,其中最难的是两个人——江青与康生。康生自比为苏联的捷尔仁斯基,特别坏的是他的老婆曹轶欧,在白区做工作的,所以她看人各个都是特务。”于是,那时候,吴阶平只有面对现实,见机行事。
就在“九大”上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不久,吴阶平突然得到通知,请他到林彪家中为林彪治病。怕风、怕光的林彪还怕水,那天没有洗脸,再加上体质虚弱,脸显得又脏又灰暗。原来是林彪患了阑尾炎,正准备到解放军总医院动手术,特请吴阶平来与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会诊。经过检查,吴阶平感到从体征和病象看符合阑尾炎特点,但是尿检发现白血球数量很多。吴阶平根据十几年前自己给林彪治疗的经验,建议林彪先不要动手术,在家里按尿路感染治疗,密切注意白血球的变化。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早晨林彪的症状就消失了。林彪和叶群非常高兴,把整个治疗过程都及时报告给毛泽东。
吴阶平要离开毛家湾时,周恩来也赶来了。他一方面是代表毛泽东来看望林彪,祝贺他免除了动手术的负担,另一方面是来向医生表示感谢。周恩来笑着对吴阶平说:“你立了一大功!”,并传达了毛泽东对吴阶平的表扬。
(四)“获奖专业户”心底最珍爱的是“伯乐奖”
50年代初期,一个人如果被证明患了肾结核,而这两个肾都有病变,通常即被诊断为双侧肾结核,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等于被判了死刑。吴阶平通过对大量资料的认真研究和临床实践,首先提出了肾结核中对侧肾积水的概念,指出双肾病变患者中有一部分不是双肾结核,而是一侧肾结核引起膀胱结核使对侧肾发生积水,并创立了一整套科学的鉴别、诊断、治疗方法。泌尿外科学这一突破性进展,使成千上万的垂危患者重新获得了救治的希望,被国内外公认为“在临床上有极重大的意义”。
1957年,吴阶平首创输精管结扎术时灌注醋酸苯汞杀死精子立即达到绝育效果的方法,简化了手术后处理,对我国在男性方面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60年代,他还设计了特殊的导管改进前列腺增生的手术,使手术出血量大为减少,手术时间缩短。他所设计的导尿管被称为“吴氏导管”,在国内推广。
1982年,一本名为《性医学》的医学专著洛阳纸贵,倒卖入黑市价格翻了好几倍,卖一本还要搭配一本别的滞销书。该书由吴阶平主持编译,是中国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本正式专著。
该书的编译缘起于1965年。当年7月,在北京市大学生毕业分配前召开的动员大会上,周恩来出人意料地谈到了青春期教育的问题。大意是他在南开中学念书时,偶然听到一个外国人讲青春期知识,收获很大。要不然,遗精也不懂,手淫也不懂,女孩子月经也不懂……“性”在当时还是禁区。在场的吴阶平领会在心。
10多年后的一天,吴阶平到香山参加一个关于生殖生育的会议,有人找他介绍说,几位医学院的研究生,想要翻译美国的《性医学》,希望由他主持。阅读完《性医学》原著后,吴阶平就翻译工作提出几点要求:“首先,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不适合的应该删掉。比如书中有这样的小标题:配偶、同居、性伙伴。从这个标题和书中内容来看,作者是把这三者并列提出,未加褒贬,这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现实国情都是不符的。”吴阶平严肃地指出,性教育是人人都需要的。从婴儿、幼年、儿童到青春朦胧期、青春兴奋期、婚育期甚至老年都是不可或缺的。
为引导人们科学冷静地对待“性医学”,吴阶平做了大量工作。80年代后期,在吴阶平的倡议下,第一次在中国以教委体育卫生司的名义出版了《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百题问答》的小册子,针对青春期进行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许多人都把有关性医学、性教育方面的书稿送给吴阶平审阅。
几十年来,吴阶平所获的奖励不计其数,可谓“获奖专业户”。仅临床科研方面,他已七次荣获全国科学技术奖。1984年,他获得了巴黎红宝石荣誉奖章,1987年又获巴黎红宝石最高荣誉奖。然而,当原北京医科大学向他颁发首届“伯乐奖”时,他说:“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止一种,但我最看重的是这‘伯乐奖’。”
吴阶平自幼最讨厌死记硬背,上大学时还用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去戏弄死读书的同学。因此,他当老师也不提倡自己的学生这样去做,力主把教知识变为教本领。他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实践,知识只有在实践和思考中运用,才会转化为才能;只有把实践、思考、知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走上自觉成长的道路。他是这样教育学生的,也是这样做的。
科学的内容、逻辑的展现、艺术的表达,吴阶平把这当作一个好教员的标准。几十年来,他正是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生动清晰的讲解,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外科学者和专科医生。他十分关心青年医学生和医生的成长,经常亲自进行课堂讲授、临床示范、学术指导。他曾就青年医生的成长问题,在全国20多个省市讲演,医生们无不反映受益匪浅。
吴阶平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独立完整的泌尿外科,培养了中国好几代泌尿外科医生。他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断开拓的探索者,也是广栽桃李、识拔英才的医学“伯乐”。他的学生郭应禄说:“现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骨干力量,几乎都是吴老师培养起来的。”他回忆道:“1976年我动手术,等完成麻醉睁眼一看,他已经站在我的病房里。2000年初,我摔了一跤,脸上血管破了,紫得跟茄子似的。不好意思见人,就住到了方庄我孩子家。那时吴老师住在北太平庄,听说了就去方庄看我。我们家电铃可能接触不良,摁了后不响。吴老师见里面没反应,以为我在睡觉,就没继续摁下去,愣在门口等了好半天再摁第二次。老人身为副委员长,当时已经八十三了,跑了老远又爬楼梯……后来医院开干部会时,我就感慨: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像吴老师一样对待底下人,那还有什么不团结?谁还有怨气呢?”
(五)持手术刀的社会活动家忙而起居定时
1951年3月,出任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军手术队队长的吴阶平赴长春。虽然这里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但志愿军手术队的生活使他的整个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年,吴阶平郑重向中共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委给他的答复是:“你的社会关系很复杂,有亲戚现居美国,一时难以调查,还是先参加民主党派吧。”
于是,吴阶平想到九三学社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自己还比较合适,就申请加入了九三学社。
1956年1月27日,吴阶平终于加入了自己渴望已久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天,成为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50年代,吴阶平任科主任的泌尿外科有多位年轻医生都是老党员,平时工作中是吴阶平的学生。每到开党小组会时,吴阶平从来不肯坐在自己主任的座位上,而是搬一个凳子坐在旁边。他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固然是专家,并有“主任”头衔,可在党组织里,还是一个年轻党员,是一个党内的“小学生”,要虚心向老党员学习,所以不能坐这个位子。
1981年,吴阶平赴瑞士参加国际外科学会。会议一开始,有人提出了台湾的代表权问题,轻松的会场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作为中国代表,这显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大是大非问题。怎么办?机智的吴阶平从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华民族说起,一番笑谈,化干戈为玉帛,赢得了各国代表的赞赏。在后来的会议上,他还被选为大会副主席。
吴阶平不仅是一位医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曾有人称他为“中国‘医疗外交’中的特殊‘大使’”。他出任过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先后80余次。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吴大夫”,后来成为一位国家领导人,他将周总理的人格品德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作为自己做人的尺度和言行的标准,努力地从事着周总理奋斗一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他除了参与立法还要进行执法检查、监督,每年都要到不同的省市区检查法律的执行情况,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情况,及时地收集信息、反馈情况或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论是在手术台上,还是政治舞台上,吴阶平都是出色的。
如今,吴阶平不顾老之已至,依然跃动一颗火红的心,仍在不倦地奋斗着。生活中的他,没有业余时间,每天上、下午和晚上3个单元,始终在忙。他始终牢记自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生,而一视同仁地对待上自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群众无论是哪种身份的患者。他十分重视来自国内外素不相识的病人的求医信,每信必亲笔做答,而且当日事当日毕,绝不过夜。
在用脑和体力活动上存在着极大反差,吴阶平承认这个事实。前者是超负荷,后者少到极限。他没有给自己躯体的有形活动留什么时间。上大学的时候本来就对京戏很感兴趣,生、旦、净、丑都懂些,闲时不忘哼上几句。如今连这一点也割爱了;也舍不得花些时间多看会儿电视。朋友送他一架锻炼身体用的固定肢踏车使用率极低。
其实,尽管早在协和念书时,吴阶平的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桥牌就玩得一般的同学难以匹敌。他的桥牌水平可属上乘。当年,他编写了“桥牌入门”之类的手册指导不会打牌的同学。事业有成的吴阶平公务繁忙,便把对体育的爱好转化为对体育节目的爱好,收听每天早晨的体育新闻节目,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不过,他生活很有规律,早晨一般尽可能做做广播操,外出散散步。他说:“我特别喜欢看体育比赛的节目。体育节目竞争性强,可以使人精神振奋。”
当然,尽管很忙,他还是要抽出时间进行重要的个人交往,亲情、友情给他精神上极大的慰藉。兄弟姐妹之间时有走动,更多的是电话问候。他和长兄吴瑞萍的亲密关系不同一般。哥俩从小就格外亲,兄爱弟,弟敬兄,吴阶平有什么事都告诉大哥,常去大哥家拜望。早些年,吴瑞萍跌了一跤,住院疗养,万事缠身的吴阶平每天抽空去探视问安,有时一天跑两趟,又嘱夫人高睿做好吃的送去。
高睿祖籍河北,早年在天津求学,1949年1月在天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军南下。70年代后期,高睿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83年12月,吴阶平与高睿结婚。其实,这之前,吴阶平与前妻赵君恺共同生活了45年,1978年赵君恺因严重心肌梗塞引起突发性心脏破裂去世。赵君恺小吴阶平半岁,原藉也是常州。当年,在燕京大学医预科学习时,16岁的吴阶平居然已结婚成为校园一大新闻。
16岁就结婚的确不同寻常,可这照样不耽误别的女生对吴阶平表示好感,只不过吴阶平有他自己应对的招数:“……也有个别女生对我表示好感。后来弄得我没办法。她叫我小吴,表示亲近之意。她姓孙,我就很认真地叫她老孙。女孩子哪能听人叫自己老孙,自然就躲开了。”说这话的时候,吴阶平十分得意地哈哈大笑。在他身上,那种风趣的色彩,饱满、鲜活得触手可得。
吴阶平至今还戏称父亲当年的做法是“包办式的自由婚姻”:“父亲很聪明,他说挑儿媳妇,一定要挑家境不如你的,这样,她到你家就觉得是提高了,不是降低了。”不过,赵君恺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吴阶平与赵君恺由陌生到熟悉,相互支持、敬重,同甘共苦45载。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邓颖超曾亲自到吴家串门,春暖花开时节总要邀吴阶平一家到西花厅赏花叙旧。一次,邓大姐深情地对高睿说:“吴大夫为党为人民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是咱们的国宝,你可得好好照顾他,不然我要批评你呀!”作为“国宝”夫人,高睿深感任务重大,想方设法为吴阶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丈夫日夜操劳,他忙得太辛苦了,有时连散散步的时间也难留下,她只好每天清早催促吴阶平下楼到院子里转上十几分钟,舒展一下胳膊腿,呼吸点新鲜空气。
在饮食上,吴阶平主张“要粗细粮皆吃,荤素搭配,不挑食、过食”,他不抽烟、不喝酒;起居上,定时有规律,尽可能保持“生物钟”的运行。谈话中,吴阶平仿佛多是微笑着。年近九十的人了,可是你偶尔却可以在他的眼神里面,捕捉到顽皮孩童的淘气和纯真。
人生难得老来忙。忙,被吴阶平视为十分正常现象。有的报刊请他谈养生之道,他总是特别推崇这个“忙”字。他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动,非常重要,有两个方面——躯体要动,脑子要动,尤其是后者,人老了脑子更不能停下,忙本身就可以帮助人们加强脑力活动。当然,他主张忙应该适当,要量力,忙不是累。对于老来忙,他有理有据地坚持着。
他告诫退休的老人,不要完全闲下来,要继续接触外界,联系社会,还要适当训练脑体、思考问题,这是维持健康体格的重要条件。他身材不很高大,却透着博大深沉的气质;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双眼睛,蕴蓄着追索和求实,闪烁着睿智和刚毅。半个多世纪的不倦奉献写下了多彩记录的吴阶平,心理年龄远远小于他的生理年龄,他依然脚步停不住,脑子歇不下……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家庭殷实的他从医的理由却是为了生活,为了吃饭。
□由于精湛的手术技术,在美国留学时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
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温文儒雅,慈祥亲切。说到兴头上,他会孩子般地开心大笑;谈到心酸事,却是声音哽咽。
2003年3月,年事已高的他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位上退下来,本应享乐晚年,但因不少社会活动来找他,使他常常不得清闲。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新中国泌尿外科的学术带头人,自己也是一个病人。早在1939年,他就摘除了左肾,只靠右肾支撑,尽他的医生职责。他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找我看病的人还是很多,治病毕竟是我的职业。”可以说,吴阶平所有的“传奇”都被医生这一职业所涵盖。
(一)考虑将来的“吃饭问题”走上从医路
吴阶平出生在人文荟萃的“齐梁故里”——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号阶平(后来一直以号代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幼年吴阶平在江南水乡那所闹中取静的大宅院里度过了最初的时光。四岁那年,父亲吴敬仪由人介绍来到上海宝成纺纱厂,小阶平也跟随父母告别了常州老宅。五岁那年,小阶平因父创办天津宝成纺纱厂而北上。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六岁时就能阅读《史记·项羽本纪》、《三国演义》等。10岁前,他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读《四书》、《五经》,打下较好的古文功底,也学习数学、英语。
吴阶平从小就爱动脑子,事事留心,有一股子钻劲。出奇的淘气,也很机灵乖巧,玩也要玩出个与众不同的花样来,名堂多得很。当年有一种搬铜板的智力游戏,六个铜板三正三反一字排开,只许挪动两枚便成一正一反的交叉顺序。小小的吴阶平紧锁眉梢细思量,不成功誓不休。父亲吴敬仪曾制做的一张球台备受欢迎,孩子们在那里消磨许多时光。吴阶平技压群伴无敌手,而且常有出奇制胜的新打法,他那紧逼对方的直线快球,使兄弟几个措手不及,难以招架。如果不是父亲担心孩子们磕碰而把桌角削成半圆,他会瞄准边角斜线死死地抽杀。小小的吴阶平在家院里骑自行车也觉得很惬意,他喜欢玩“邪”的,曾独辟蹊径出新招——骑在自行车上踢足球。可惜没得意多大功夫,就连车带人摔倒在地,伤了右臂,造在肱骨骨折脱臼,至今右肘弯曲还受影响。
吴敬仪为人正直,开明贤达,他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创造才能和进取心。父亲的创业精神与创新意识,给吴阶平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为他后来迎来满园科研硕果奠下了根基。
如果从16岁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科算起,吴阶平可谓把一辈子的生命交给了他所热爱的医学事业。他很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做医生而去从事其它职业,我很早就决定做医生。当然,这应该说是我父亲的决定。”
父亲吴敬仪是位思想开明、处世务实的实业家。在吴阶平的记忆里,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可只是在大方向上对孩子进行影响,诸如做人、为学、处事等,却很少具体关心自己哪门功课考了多少分。在当时军阀割据、政治腐败的情况下,吴敬仪对子女今后从业作出要求,第一不要从政,第二不要从商。他认为,官场太腐败,做官会身败名裂;社会动荡,经商会倾家荡产——要学科学技术,而且必须学医,医生绝不会失业,不论时局如何变化;不过,要学医一定要做个好医生,一定要进协和。
于是,吴门三代及近亲中,有30余人从医。吴阶平四兄弟、姐夫、妹妹、妹夫、弟妹、侄子、侄子的孩子都或从协和毕业、或在协和工作,成为当今国内罕见的名医世家。其中,同辈的姐夫陈舜名、大哥吴瑞萍、妹夫蔡如升、胞弟吴蔚然及吴阶平本人,分别在临床医学中外科、内科、儿科、泌尿外科领域里独领风骚,胞弟吴安然则从事基础医学中的病毒学研究,系国内知名的免疫学家。
然而,当初吴阶平刚进北平协和医学院时并没有显示出一代名医的征兆。相反,直到读完二年级他仍对学习的兴趣不大,从不注意分数,始终是个中等分数的学生。当上了本科三年级时,他突然意识到,再过一年就要做实习医生。而自己还完全没有做医生的本领,如何谈得上做好医生呢?于是,吴阶平产生了学本领的强烈愿望,在三年级他很快成为班上的两名优秀生之一。曾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显示出团结群众的能力和应变的口才。1941年6月,吴阶平以优异的成绩,被评为“学生司仪”,按照协和历届传统,姓名镌入荣誉金牌。
1947年,吴阶平经著名泌尿科专家、归国华侨谢元甫教授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师从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金斯教授。哈金斯教授对科学的执著、敏锐的观察力和勤奋的工作态度,深深影响着吴阶平。吴阶平从导师身上不仅学到了国际前沿的医学理论和知识,也为他今后的医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哈金斯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勤奋的中国学生,有时看见吴阶平干脆利落地做实验、做手术,感慨地说:“你有几只手啊!”由于手术技术不一般,吴阶平在美国落下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吴阶平坦言自己手艺非常好,由于自己的手比一般人的可能小些,特别适合做外科医生,“开个小口就进去了”。
第二年年底,在进修即将结束时,哈金斯非常希望吴阶平能留下为自己主持临床工作,自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搞研究。哈金斯在学生面前铺开了芝加哥大学医院开始兴建的科研大楼蓝图:“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然而,吴阶平却婉言谢绝了。他知道自己留在美国,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会受到美国的种族歧视,失去平等竞争的权利,应当回国发展祖国的泌尿外科。
吴阶平一生在医学科学界担任过的头衔有多少?他自己也未曾数过。记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大约有30多个。头衔虽多,但他却不为头衔所累。他只是认认真真地做着一个医生、一个好医生,正如他从医之初一样。即使后来在身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高位,找他看病的人依旧络绎不绝。
神采奕奕,工作效率高,生活节奏快。这是吴阶平给身边人的印象。很少人知道他曾动过大小手术六次,住院治病先后达12次。身上的手术刀疤加起来,足有两尺长。据了解,至今为了控制高血压和十二指肠溃疡必须按时服药。正因为如此,他深刻体会病人的痛苦、家属的心情。他认为医生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临床工作要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为基础;而且还要有服务的艺术,医生要善于发挥病人的积极性,取得家属的合作,以提高治疗效果。
(二)“红色御医”见证共和国总理最后的岁月
在吴阶平书柜的上方,一直悬挂着一张放大了的有关周恩来总理的黑白照片;书柜顶上摆着周恩来和邓颖超赠送的银座、花篮。他总是说,总理的言行风度给了他“终身难忘的教诲”。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吴阶平有幸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医疗工作。吴阶平对周恩来总理有着非同一般的深情。从1957年起,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吴阶平多次担负为国内外最高领导人治病的特殊任务,事前事后总理都有具体指点。总理对人热情关怀,无微不至。不仅领导同志健康出现问题总理亲自过问,对普通患者也很关切。这点对吴阶平触动很大。
吴阶平最不愿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做自己的病人。从60年代起,他就参加了对总理本人的医疗保健工作,细致入微地关怀照顾着总理的健康。“文革”初期的一天,中南海出现一张敦促周总理务必注意健康、保重身体的十分感人的“大字报”,吴阶平和同在总理医疗组的胞弟吴蔚然的名字出现在上边。他俩还专门写了饱含深情的意见书,语重心长地劝说周总理一定要有劳有逸,并且提醒周总理:这样夜以继日地超极限地忘我拼命工作会严重影响身体,对自己的健康无异于“走钢丝”。周总理完全理解实际情况,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使他停不下来。
在那特殊的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终于积劳成疾。1972年5月19日,经过专家会诊,诊断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当时,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医疗组除了给周恩来治疗外,还要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由他们再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是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而吴阶平是医疗组的组长。
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恩来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因此,给周恩来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一月的北京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异口同声:“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刻把情况反映上去”。
医生们明白,中央领导小组真正关心周恩来健康状况的只有叶剑英。医生们拿着周恩来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于是,中央终于批准了医疗组为周恩来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吴阶平灵机一动,就对邓颖超大姐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便对病灶认真地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
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吴阶平,强忍悲痛,竭尽所能地细心治疗,充分发挥各方面专家的特长,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意见,千方百计为总理治病。为总理诊治癌症的过程极其复杂,因为病情的发展变化多,几种癌症先后并发。吴阶平和医疗组各位专家一起,尽最大努力查阅文献资料,把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最好的药品都用在总理身上。三四年先后做过几次手术,有关泌尿系统的都是吴阶平主刀。几十年来他为各种患者做过数不清的手术,唯独为总理做手术不同,那小小手术刀似有千斤重,他高度集中,一丝不苟,一刀一剪,一针一线,慎之又慎,绝不放过任何细微末节,出不得半点差错啊!
1975年入秋以前,总理的病日益加重,医疗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盼望还有延长总理寿命的可能。吴阶平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守护在总理床前。令人撕肝裂肺的不幸时刻终于来临,千古巨人周恩来永远离开了。弥留之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刺心的悲痛!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没能治好总理的病,吴阶平和其他专家们一样,抱憾终生。访谈中,他的眼里溢出了泪水,手似乎也在剧烈地抖动着。他的思绪完全回到了1976年那个寒冷的晚上。几十年来,每每看到书房里总理像那慈祥的面容、坚毅的神态,以及蕴含着无穷聪明睿智的浓眉慧眼,一种抑制不住的亲切感和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
(三)行医中南海期间与“旗手”的非常应对
吴阶平先后在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等高校任教。最令人称奇的是,在经历“文化大革命”漫长的磨难与沧桑之后,不少知识分子都伤痕累累,但是吴阶平却从来没有受到过揪斗。谈到其中的原因,吴阶平的回答十分玄妙:“我看没有什么别的道理,就是凭良心办事。凡是对的我就支持。至于不对的,那就要看情况了。有的反对,有的就不支持。这个要有个区别,不能一概而论。”
建国以后,吴阶平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这给他的生活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曾先后做过江青、康生、林彪等人的保健医生。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凭着冷静的头脑和机敏的反映能力,吴阶平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难关。
在吴阶平的书房里,记者发现他在一个记事本上用英文字母记录着的特殊岁月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告诉记者:“ckl代表周恩来,cc代表江青,k代表康生。”吴阶平明白,在十年动乱期间,他担任中央领导保健医生,的的确确在“走钢丝”,而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高超的医术,一头则是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审时度势的本领。
1967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派车来接吴阶平。吴阶平认出来人是陈毅的保健医生,还以为是陈毅病了。然而,汽车没有驶向中南海,却直奔钓鱼台17号楼。周恩来走出来开门见山地对吴阶平说:“从现在起由你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
不久,吴阶平感到自己的工作岌岌可危。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去找谁闹。闹,于事无补,只有坏事。”
吴阶平之所以如此设计,绝不是空穴来风。他曾亲眼看到,一位女护士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被江青硬是撕掉领章、帽徽而投入监狱。有一天,江青突然对吴阶平说:“吴大夫,你去研究一下,为什么玉簪花可以防蛇?你看,我这门口有一圈玉簪花,从来就没有蛇。”吴阶平哭笑不得,硬是捏着鼻子找来医科人员拿着玉簪花跑到动物园里做实验,然后又派他们到东北蛇岛抓来蛇进行实验,研究结果是玉簪花和蛇毫无关系。
一次,汪东兴对吴阶平说:“首长(指江青)说你没有笑容,不支持她,护士犯了错误,你也不批评。”原来,这是因为江青在一次发烧时,一位护士连续看护了几天,实在太疲劳,就趁江青睡觉时自己也吃了安眠药睡着了。江青醒来喊了几声无人答应,于是大发雷霆,说对她没有阶级感情,是医疗问题。由于江青性情古怪,吴阶平常常防不胜防。紧张的工作和精神状态哪里还能笑得起来呢!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中午,周恩来把吴阶平叫到自己的西花厅办公室,很生气地问:“吴阶平同志,你们是怎么搞的?”吴阶平一愣:周总理平时总是很客气地称自己“吴大夫”,今天怎么直呼其名?
周恩来告诉吴阶平说,江青刚打来电话,说给她写的体检报告不负责任。吴阶平这才明白,原来是江青每次要到外地去,都是用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名义向毛泽东请示,同时还要医生写一份报告。前天,吴阶平给她写报告时,描写她积劳成疾的语气不够。吴阶平看到周总理这样生气,知道是江青在电话里又无理取闹了。他这样解释后,周恩来才平缓过来。等吴阶平要离开时,周恩来向他解释说:“吴大夫,我是拿你们出气,我心里别扭。”
1971年的9月的一天,中南海门诊部又突然接到通知,说江青中毒了。按照江青的指意,中南海门诊部顿时把所有的药都封存起来,关于江青的所有的病历都抱来让她逐条审查,吴阶平等人也被关了起来,由江青的警卫员看守着。直到晚上9点钟,有人喊道:把吴阶平带到17号楼。大家都为吴阶平捏了一把汗。来到17号楼会议室,吴阶平一眼看到周总理坐在那里踏实了许多。听了周总理的提问,吴阶平回答说,我作为医生,现在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周恩来这才知道根本没有中毒问题,就将话题一转,讲起林彪和叶群逃亡的事。这一下把江青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她听得津津乐道,还不时插话、提问,把“中毒”的事忘掉了。到晚上11点,周恩来好像随口插了一句:“吴大夫,你休息去吧。”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吴阶平就这样被“解放”了。
晚年吴阶平回忆说:“那个时候为他们做保健工作非常难,其中最难的是两个人——江青与康生。康生自比为苏联的捷尔仁斯基,特别坏的是他的老婆曹轶欧,在白区做工作的,所以她看人各个都是特务。”于是,那时候,吴阶平只有面对现实,见机行事。
就在“九大”上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不久,吴阶平突然得到通知,请他到林彪家中为林彪治病。怕风、怕光的林彪还怕水,那天没有洗脸,再加上体质虚弱,脸显得又脏又灰暗。原来是林彪患了阑尾炎,正准备到解放军总医院动手术,特请吴阶平来与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会诊。经过检查,吴阶平感到从体征和病象看符合阑尾炎特点,但是尿检发现白血球数量很多。吴阶平根据十几年前自己给林彪治疗的经验,建议林彪先不要动手术,在家里按尿路感染治疗,密切注意白血球的变化。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早晨林彪的症状就消失了。林彪和叶群非常高兴,把整个治疗过程都及时报告给毛泽东。
吴阶平要离开毛家湾时,周恩来也赶来了。他一方面是代表毛泽东来看望林彪,祝贺他免除了动手术的负担,另一方面是来向医生表示感谢。周恩来笑着对吴阶平说:“你立了一大功!”,并传达了毛泽东对吴阶平的表扬。
(四)“获奖专业户”心底最珍爱的是“伯乐奖”
50年代初期,一个人如果被证明患了肾结核,而这两个肾都有病变,通常即被诊断为双侧肾结核,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等于被判了死刑。吴阶平通过对大量资料的认真研究和临床实践,首先提出了肾结核中对侧肾积水的概念,指出双肾病变患者中有一部分不是双肾结核,而是一侧肾结核引起膀胱结核使对侧肾发生积水,并创立了一整套科学的鉴别、诊断、治疗方法。泌尿外科学这一突破性进展,使成千上万的垂危患者重新获得了救治的希望,被国内外公认为“在临床上有极重大的意义”。
1957年,吴阶平首创输精管结扎术时灌注醋酸苯汞杀死精子立即达到绝育效果的方法,简化了手术后处理,对我国在男性方面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60年代,他还设计了特殊的导管改进前列腺增生的手术,使手术出血量大为减少,手术时间缩短。他所设计的导尿管被称为“吴氏导管”,在国内推广。
1982年,一本名为《性医学》的医学专著洛阳纸贵,倒卖入黑市价格翻了好几倍,卖一本还要搭配一本别的滞销书。该书由吴阶平主持编译,是中国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本正式专著。
该书的编译缘起于1965年。当年7月,在北京市大学生毕业分配前召开的动员大会上,周恩来出人意料地谈到了青春期教育的问题。大意是他在南开中学念书时,偶然听到一个外国人讲青春期知识,收获很大。要不然,遗精也不懂,手淫也不懂,女孩子月经也不懂……“性”在当时还是禁区。在场的吴阶平领会在心。
10多年后的一天,吴阶平到香山参加一个关于生殖生育的会议,有人找他介绍说,几位医学院的研究生,想要翻译美国的《性医学》,希望由他主持。阅读完《性医学》原著后,吴阶平就翻译工作提出几点要求:“首先,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不适合的应该删掉。比如书中有这样的小标题:配偶、同居、性伙伴。从这个标题和书中内容来看,作者是把这三者并列提出,未加褒贬,这与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现实国情都是不符的。”吴阶平严肃地指出,性教育是人人都需要的。从婴儿、幼年、儿童到青春朦胧期、青春兴奋期、婚育期甚至老年都是不可或缺的。
为引导人们科学冷静地对待“性医学”,吴阶平做了大量工作。80年代后期,在吴阶平的倡议下,第一次在中国以教委体育卫生司的名义出版了《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百题问答》的小册子,针对青春期进行性知识和性道德教育。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许多人都把有关性医学、性教育方面的书稿送给吴阶平审阅。
几十年来,吴阶平所获的奖励不计其数,可谓“获奖专业户”。仅临床科研方面,他已七次荣获全国科学技术奖。1984年,他获得了巴黎红宝石荣誉奖章,1987年又获巴黎红宝石最高荣誉奖。然而,当原北京医科大学向他颁发首届“伯乐奖”时,他说:“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止一种,但我最看重的是这‘伯乐奖’。”
吴阶平自幼最讨厌死记硬背,上大学时还用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去戏弄死读书的同学。因此,他当老师也不提倡自己的学生这样去做,力主把教知识变为教本领。他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实践,知识只有在实践和思考中运用,才会转化为才能;只有把实践、思考、知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走上自觉成长的道路。他是这样教育学生的,也是这样做的。
科学的内容、逻辑的展现、艺术的表达,吴阶平把这当作一个好教员的标准。几十年来,他正是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生动清晰的讲解,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外科学者和专科医生。他十分关心青年医学生和医生的成长,经常亲自进行课堂讲授、临床示范、学术指导。他曾就青年医生的成长问题,在全国20多个省市讲演,医生们无不反映受益匪浅。
吴阶平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独立完整的泌尿外科,培养了中国好几代泌尿外科医生。他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断开拓的探索者,也是广栽桃李、识拔英才的医学“伯乐”。他的学生郭应禄说:“现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骨干力量,几乎都是吴老师培养起来的。”他回忆道:“1976年我动手术,等完成麻醉睁眼一看,他已经站在我的病房里。2000年初,我摔了一跤,脸上血管破了,紫得跟茄子似的。不好意思见人,就住到了方庄我孩子家。那时吴老师住在北太平庄,听说了就去方庄看我。我们家电铃可能接触不良,摁了后不响。吴老师见里面没反应,以为我在睡觉,就没继续摁下去,愣在门口等了好半天再摁第二次。老人身为副委员长,当时已经八十三了,跑了老远又爬楼梯……后来医院开干部会时,我就感慨: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像吴老师一样对待底下人,那还有什么不团结?谁还有怨气呢?”
(五)持手术刀的社会活动家忙而起居定时
1951年3月,出任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军手术队队长的吴阶平赴长春。虽然这里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但志愿军手术队的生活使他的整个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年,吴阶平郑重向中共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委给他的答复是:“你的社会关系很复杂,有亲戚现居美国,一时难以调查,还是先参加民主党派吧。”
于是,吴阶平想到九三学社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自己还比较合适,就申请加入了九三学社。
1956年1月27日,吴阶平终于加入了自己渴望已久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天,成为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50年代,吴阶平任科主任的泌尿外科有多位年轻医生都是老党员,平时工作中是吴阶平的学生。每到开党小组会时,吴阶平从来不肯坐在自己主任的座位上,而是搬一个凳子坐在旁边。他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固然是专家,并有“主任”头衔,可在党组织里,还是一个年轻党员,是一个党内的“小学生”,要虚心向老党员学习,所以不能坐这个位子。
1981年,吴阶平赴瑞士参加国际外科学会。会议一开始,有人提出了台湾的代表权问题,轻松的会场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作为中国代表,这显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大是大非问题。怎么办?机智的吴阶平从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华民族说起,一番笑谈,化干戈为玉帛,赢得了各国代表的赞赏。在后来的会议上,他还被选为大会副主席。
吴阶平不仅是一位医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曾有人称他为“中国‘医疗外交’中的特殊‘大使’”。他出任过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先后80余次。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吴大夫”,后来成为一位国家领导人,他将周总理的人格品德作为自己学习的目标,作为自己做人的尺度和言行的标准,努力地从事着周总理奋斗一生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他除了参与立法还要进行执法检查、监督,每年都要到不同的省市区检查法律的执行情况,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情况,及时地收集信息、反馈情况或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论是在手术台上,还是政治舞台上,吴阶平都是出色的。
如今,吴阶平不顾老之已至,依然跃动一颗火红的心,仍在不倦地奋斗着。生活中的他,没有业余时间,每天上、下午和晚上3个单元,始终在忙。他始终牢记自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生,而一视同仁地对待上自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群众无论是哪种身份的患者。他十分重视来自国内外素不相识的病人的求医信,每信必亲笔做答,而且当日事当日毕,绝不过夜。
在用脑和体力活动上存在着极大反差,吴阶平承认这个事实。前者是超负荷,后者少到极限。他没有给自己躯体的有形活动留什么时间。上大学的时候本来就对京戏很感兴趣,生、旦、净、丑都懂些,闲时不忘哼上几句。如今连这一点也割爱了;也舍不得花些时间多看会儿电视。朋友送他一架锻炼身体用的固定肢踏车使用率极低。
其实,尽管早在协和念书时,吴阶平的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桥牌就玩得一般的同学难以匹敌。他的桥牌水平可属上乘。当年,他编写了“桥牌入门”之类的手册指导不会打牌的同学。事业有成的吴阶平公务繁忙,便把对体育的爱好转化为对体育节目的爱好,收听每天早晨的体育新闻节目,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不过,他生活很有规律,早晨一般尽可能做做广播操,外出散散步。他说:“我特别喜欢看体育比赛的节目。体育节目竞争性强,可以使人精神振奋。”
当然,尽管很忙,他还是要抽出时间进行重要的个人交往,亲情、友情给他精神上极大的慰藉。兄弟姐妹之间时有走动,更多的是电话问候。他和长兄吴瑞萍的亲密关系不同一般。哥俩从小就格外亲,兄爱弟,弟敬兄,吴阶平有什么事都告诉大哥,常去大哥家拜望。早些年,吴瑞萍跌了一跤,住院疗养,万事缠身的吴阶平每天抽空去探视问安,有时一天跑两趟,又嘱夫人高睿做好吃的送去。
高睿祖籍河北,早年在天津求学,1949年1月在天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军南下。70年代后期,高睿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83年12月,吴阶平与高睿结婚。其实,这之前,吴阶平与前妻赵君恺共同生活了45年,1978年赵君恺因严重心肌梗塞引起突发性心脏破裂去世。赵君恺小吴阶平半岁,原藉也是常州。当年,在燕京大学医预科学习时,16岁的吴阶平居然已结婚成为校园一大新闻。
16岁就结婚的确不同寻常,可这照样不耽误别的女生对吴阶平表示好感,只不过吴阶平有他自己应对的招数:“……也有个别女生对我表示好感。后来弄得我没办法。她叫我小吴,表示亲近之意。她姓孙,我就很认真地叫她老孙。女孩子哪能听人叫自己老孙,自然就躲开了。”说这话的时候,吴阶平十分得意地哈哈大笑。在他身上,那种风趣的色彩,饱满、鲜活得触手可得。
吴阶平至今还戏称父亲当年的做法是“包办式的自由婚姻”:“父亲很聪明,他说挑儿媳妇,一定要挑家境不如你的,这样,她到你家就觉得是提高了,不是降低了。”不过,赵君恺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吴阶平与赵君恺由陌生到熟悉,相互支持、敬重,同甘共苦45载。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邓颖超曾亲自到吴家串门,春暖花开时节总要邀吴阶平一家到西花厅赏花叙旧。一次,邓大姐深情地对高睿说:“吴大夫为党为人民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是咱们的国宝,你可得好好照顾他,不然我要批评你呀!”作为“国宝”夫人,高睿深感任务重大,想方设法为吴阶平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丈夫日夜操劳,他忙得太辛苦了,有时连散散步的时间也难留下,她只好每天清早催促吴阶平下楼到院子里转上十几分钟,舒展一下胳膊腿,呼吸点新鲜空气。
在饮食上,吴阶平主张“要粗细粮皆吃,荤素搭配,不挑食、过食”,他不抽烟、不喝酒;起居上,定时有规律,尽可能保持“生物钟”的运行。谈话中,吴阶平仿佛多是微笑着。年近九十的人了,可是你偶尔却可以在他的眼神里面,捕捉到顽皮孩童的淘气和纯真。
人生难得老来忙。忙,被吴阶平视为十分正常现象。有的报刊请他谈养生之道,他总是特别推崇这个“忙”字。他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动,非常重要,有两个方面——躯体要动,脑子要动,尤其是后者,人老了脑子更不能停下,忙本身就可以帮助人们加强脑力活动。当然,他主张忙应该适当,要量力,忙不是累。对于老来忙,他有理有据地坚持着。
他告诫退休的老人,不要完全闲下来,要继续接触外界,联系社会,还要适当训练脑体、思考问题,这是维持健康体格的重要条件。他身材不很高大,却透着博大深沉的气质;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双眼睛,蕴蓄着追索和求实,闪烁着睿智和刚毅。半个多世纪的不倦奉献写下了多彩记录的吴阶平,心理年龄远远小于他的生理年龄,他依然脚步停不住,脑子歇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