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作非为的胡,没有道德的德,懦夫的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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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演唱,我的歌都在演化当中


  南都周刊:你的新专辑出来了,跟之前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匆匆》相比,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胡德夫:以前唱《匆匆》的时候比较急促。当时也没有想过要出版,跑到我以前开口唱歌的学校去录制,虽然是室内,但那里夏天蝉的声音很多,要等到蝉不叫的时候我才能唱,有些时候录得比较仓促,真的是比较“匆匆”。
  我试着调整自己的呼吸,咏叹的速度更加从容一点,多把想法跟心里面的那种感受都放在歌里面。你可以听出我有缓下来,歌里面提到空中的老鹰、山川河流,提到孩子在大地上走动的情景。
  南都周刊:新的专辑里《大地恍神的孩子》那首歌,用的是原住民的语言吗?
  胡德夫:那是我自己的母语,是我没有生活过的卑南族的族语。那是在从容的复习和练习之后,用自己的母语创作的十几分钟写自己从小到大的过程,是一首史诗。
  这首歌一方面是测验我自己对母语的接受度,一方面也告诉年轻人,在现在有那么多可以应用的符号和音标的时候,不必等到族语老师来教你,自己就可以认识自己的族语。
  这不是为了考试获得pass,而是从这个地方问你自己,对母语的了解深度有多少。你不能在那边兴叹说自己的母语在消失中却无所作为,你可以用自己的语汇来做歌,赞叹自己。
  南都周刊:你刚说你没在出生的地方成长,那你的母语是怎么学来的?
  胡德夫:我是在淡江中学跟一个卑南族的学长学的。不单学卑南族语言,我也把阿美族的语言学好,可以用阿美族的话在台上演讲。学语言的方式有很多种,既然你可以用英文在别人面前朗诵演讲或者考试写作的话,那么你一定可以讲自己的话,写自己的话,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南都周刊:喜欢你的人都在问,到现在为止你为什么才出了两张国语专辑,以后会不会出多一点?
  胡德夫:我的歌的形成和其他人不一样,不是拿了空白的五线谱在上面写出来的。歌词是自己的心里话不断地说出来形成的,曲谱是在脑海里,用手弹出来,不断操练的时候形成的,每一次演唱,我的歌都在演化当中。
  南都周刊:也就是说,你的歌刚开始跟最后出来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胡德夫:不一样,可能以后还会不一样。如果一首歌固定下来,说这是我的歌现在唱给大家听,这样的作曲方式是不太科学,但是很像歌,它就是从咏叹开始。以前我们的祖先也是这样开始唱,不会有谱,也不会对着钢琴从某一个音的调子开始唱,没有,就是在你心中一直咏叹。

从最小的孩子到最老的长者


  南都周刊:你的歌里面有很多小孩的形象,这个专辑里面也有《大地恍神的孩子》这首歌。这个孩子是你吗?
  胡德夫:《大地恍神的孩子》讲的不仅仅是我,包括所有在悲苦的日子里头,为生活、为孩子们离开家乡前往都市的原住民。大家在被解构的一个部落的状态之下,举家逐工地而居,逐海港而居,逐矿地而居,也是大地恍神的孩子一样,在外面漂泊去生活。
  很多的年轻人都在都市里面摸索,不是只有我,只是歌是我所写而已。我是最早的那一群,11岁离开父母,家人对我的寄望很大,送到很远的地方读书,也挨过那样的寂寞跟迷失,常常在人生当中体现两面的生活,得跟失,高跟低,在洪流里面漂泊。
  但其实让我健壮的也就是这个东西,大风大浪的生活,你会看得比人家清楚。我也想用文字记录下来写一本《五十年孤寂》,写我是怎么样用自己的眼光,从山上的小孩子看平地的社会,人是怎么样汇聚,怎么友爱,怎么分离,怎样有嫌隙,大家想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疏离到底能够讲到多少,你能够描述什么。
  南都周刊:五十年前,你从长大的地方去到繁华的台北,是一个出发者的姿态。这个时候出这个专辑,是不是有回乡的意味?
  胡德夫:每一个人都希望回故乡的时候不是身体冷冰冰的时候,而是趁还活生生的时候,再去重温故乡的旧梦。大部分人都想衣锦荣归,但是我是非要回去不可。我家里的人凋零得比较早,我的堂哥大哥小叔他们都走了,我本来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现在成了我们大家族里面最老的一位男士。
  大家都告诉我说需要一个长者在家里,没有想到现在轮到我了。想想以前我们自己被长者陪伴的过程,现在我被这样需要,这一份责任在身上,感到荣幸,一定要去面对它,陪伴他们。
  南都周刊:现在你在家族里面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胡德夫:小一辈有什么大小事情都会让我知道。虽然我的孩子都还没有孩子,但是我哥哥姐妹们的孙子都已经出生,我已经是曾祖父级的了。这个家族上一个陪伴我们的是一个小叔叔,他走了,那就落在我身上。
  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原住民不会忘掉这样的规矩。除了文化和语言以外,家族的团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这样你可以知道自己家的传统文化和自己部族的关系,整个部族的文化可以传下来,才会知道原来我们是这样长大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东西。我们偶尔有亲祖会对对家谱,虽然没有文字,但我妈妈可以非常清楚把家谱用口语唱出来,现在我们可以把它系统文字化。
  南都周刊:你在台东的面馆现在名气很大了,当初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面馆?
  胡德夫:我们由台北回到台东,原本也没有准备什么,就是想回去。你知道像我们这种苦劳的歌手,家庭负担也重,不太可能有太多积蓄。这也是朋友担心的,他们把祖传的古早美食(古早味,是闽南人用来形容古旧的味道的一个词)该怎么做告知我们,我太太去学了很久。这样回台东后起码有一个地方可以自己煮来吃,算是一个落脚点,大家也可以来分享美食。
  南都周刊:会不会因为是胡老师开的,大家特别喜欢去?
  胡德夫:比较多的是口碑了,面本身好。我们家的汤熬煮很久,不加任何调料,价钱和外面的差不了多少,但是客人知道我们熬煮得很认真,喜欢的人会常来。
  我们摆了一架钢琴在那里,如果我在的话,也会上去唱一两首给他们听,但我们没有排节目。

歌的力量来自于有人介意


  南都周刊: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那样,归家本来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我听到你的新专辑里面悲凉悲痛的感觉比《匆匆》更加多。
  胡德夫:因为这个专辑,我把它预设在芬芳的山谷,是对我52年漂泊生涯的一个终结。2000年我母亲去世前夕,我已经是一个歌手了,但我发现自己居然没有一首歌是写给母亲的。我想完完整整地描述,一个小孩子是怎么在母亲的裙摆底下成长的:母亲是怎么牵引我的小手,去认识我们的家,我们的山川河流,我们的传统传说,我们的语汇。她不是只有给我吃饱,照顾我的冷暖而已,她给我的东西是我生命最丰富的一段。
  我将妈妈还在的时候带领我的过程,缅怀她走的时候那样的不舍,整个写在一首歌里面,你会感受到我的悲痛,一定会有。但是它总是要过去的,回到家里的。妈妈永远躺下的山谷里头,满山月桃花和飞舞的蝴蝶,虽然我在描述十年前的情景,但那也是心里面最美的一个部分。
  南都周刊:你的专辑名是《芬芳的山谷》,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芬芳是山谷的味道,也是母亲的味道。
  胡德夫:土地就是母亲,母亲就是芬芳就是土地的芬芳。
  南都周刊:你的歌不管是咏叹还是悲伤,都是很有力量的,这力量来自于哪里?
  胡德夫:我一直是认为歌是要有力量的,力量是来自于有人介意,对这个东西有关注,有意见,这些都是力量的表现。
  歌如果只是庸庸碌碌的,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而不是你所看到的感觉到真的东西,那只不过是在无病呻吟而已。歌唱本身就是力量。你选择对的歌曲歌唱,或者你创造出来歌唱路径的时候,它会变成你的信仰一样,你会相信它是对的,就像画家的力量在他的笔和心。我相信的,因为这些歌本来都有一些意义。到了后来,假如觉得它真的是一首歌的话,大家都会降服在它底下。
  南都周刊: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反抗者,是为某一个群体争取更多权利的人。现在大家可能会更多地用纯粹的歌者或者是一个怀乡的人来形容你。你怎么看这个变化?
  胡德夫:我还是相信我妈妈讲的那句话,说我是一个被托了梦的人。那个时代我们在一个部族都没有办法发展的情况下,我妈妈讲出那句话。
  南都周刊:那时候你多大?
  胡德夫:读初中的时候。每当我从外面回家,心境有一点不对的时候,或者问题孩子的样子要出来的时候,她就会警告我,你不是简简单单出去读书,你是被托了梦的。后来我发现这个梦跟歌有关系,我因为歌被人注意到,因为歌有人跟着我,不管是盯着我也好,是跟随着我也好,反正人家会介意。现在歌让我回到歌手的位置,歌让我可以告诉大家,人跟人之间的友爱,大地跟人是可以共通的,大自然跟人是可以一起放光彩的。我妈妈当时只是说我被托了梦,没有讲说要用唱歌的方法来实现,但是我知道,我除了这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梦了。
  南都周刊:有没有人说你是一个具有英雄气质的人?
  胡德夫:没有(大笑)。我的胡是胡作非为的胡,德是没有什么道德的德,夫是懦夫的夫。怎么会有英雄气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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