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白话文学初期形成一股否定“父权”的潮流，“父亲”形象作为腐朽、专制的封建性符号遭遇了批判性的审视，逐渐从儒家人伦秩序设定的神坛上落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各种文学新思潮兴起之际，对“父亲”形象的解构从制度、人伦层面转向了人性层面，更加暗黑的涂抹方式渐次发生。方方中篇小说《风景》中的父亲是一个浸泡于码头文化中的恶棍形象，《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的刀锋更加锋利，作为一个父亲，孙广才本质上就是一个蛮横残暴的流氓无赖。他虐待父亲，迫害儿子，侮辱儿媳。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作為父亲本应承担的责任，父亲的形象、尊严、权威在此轰然倒塌。当孙光平愤怒地拿刀追赶父亲时，一个忍无可忍的儿子，最终走向了弑父的道路，传统的父权神话在此也被彻底颠覆。除了方方、余华之外，苏童、朱文的小说中，皆有弑父主题的集中处理。尽管在后来，相关“父亲”形象的建构各自有所回归，但观念的洗礼业已发生，作为神权符号的父亲形象无疑遭受剥落，回到人本的立场上来。作为比照，散文中的父亲、母亲形象几乎岿然不动。作为亲情的维系与情感投射的镜像载体，父爱与母爱的主题尽管在处理上由一味地抒情走向了丰富和驳杂，但是，“爱”的情感主题则恒定如初。考察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写作，母爱因其如一性和单向性，如同宽厚的大地，如同平静的川流，在处理上往往没有父爱的主题出彩，毕竟，父子之间更像是落差极大的山河，其中有飞溅，有对抗，还有特定阶段发生的和解。一句话来总结，在现实关系上父子之间要比母子之间多出更多的戏剧性要素。也因此，散文中的父亲形象更容易趋于厚度、深度与宽度。汪曾祺的《父子多年成兄弟》，北岛的《父亲》，贾平凹的《酒》，玄武的《父子多年》，庞余亮的《半个父亲在痛》，李颖的《父亲的三个可疑身份》，皆是书写父亲的佳作。
　　周齐林的《一片森林》延续了父亲形象的惯性处理方式，这里出现的父亲是隐忍的、沉默的，也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他的身上有两大特性，一方面，父亲作为农耕时代乡土中国最后一抹微红而存在，其生活历程与精神特性具备了某种象征性。就个体而言，作品中的父亲与其说是一种本我形象，不如说是一种位置和角色，是经过长期人伦规训下群体意识的符号载体。父亲始终生活在各种关系之中，而非现代性所强调的自我指向。面对当下社会的结构性剧变，父亲身后崛起的新一代人，城市化、城镇化成为必然的潮流，无论农民的身份是否得以改变，自我意识的突出以及实利主义的价值准则，必将取代人伦准则至上的信条，也将取代群体意识下的自我牺牲精神。因此，最后一抹晚霞的定义并非夸张之言。这篇散文在塑造父亲形象之际，也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而展开，比如一以贯之的诚实守信准则，对待乡邻，对待父亲与母亲，对待儿女，父亲皆是表里如一，恪守伦理要求，不越雷池，也不退后一步。另一方面，尽管有多年的外地打工经历，但父亲始终如同河南作家李佩甫笔下的人物，是一株顶着泥土在城市行走的植物，在遭遇了意外受伤、暴力胁迫、身份歧视之后，总是一个人悄悄地吸纳、融化诸种伤害，回到朴素、老实本分的人生本色上来。在父亲这里，苦与痛如同被咽进肠胃的食物，就是活着本身。因此，忍耐就构成了植物的某种根性，也构成了父亲形象的基本文化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