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种奇谈怪论，说非典证明了“计划经济有一种天然的抗风险能力”，还言之凿凿地说，上海之所以疫情相对较轻，就是因为上海的国有企业多。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借这个特殊时期另有他图，至少也是对历史、对市场经济的无知。
　　旧体制、计划经济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吗？人们还远未忘记的事实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 “大跃进”导致的人祸和连续的天灾，3年中因饥饿而死的人数上达千万！是向市场靠拢的“三自一包”挽救了已达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我国的非公经济是怎么起步的？不是理论家的先知先觉，是70年代末大批返城知青给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政府已经无力化解这个危机，不得不实行了“国家、企业、个人一块儿上”的三结合就业方针，允许“个体户”等新的市场经济成分诞生和发展，由此才导致了后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今天，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恰恰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养老金“空账”问题。如果不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中国在老龄化社会日渐到来的过程中将根本无以应对这个重大的隐性危机。我国原有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化”弊端。这个弊端是怎么造成的呢？正是计划经济造成的。而非典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什么呢？是在一个社会中，当一部分人的卫生安全得不得保障时，全社会所有人的卫生安全都不可能得到保障！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人们的确看到了政府采用非市场化手段动员各种资源的能力。但这并不等于说，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失效”。市场经济并不等于不要政府。恰恰相反，理论和实践都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非市场化力量发展得越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才能发挥得越充分。什么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呢？分散决策、竞争、等价交换、优胜劣汰、按照各种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等都是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懂得，完全无需这些资源配置原则参与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等恰恰是保障这些原则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现在人们知道，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一定需要超乎市场的法律、行政以及道德的力量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谁来“兼顾公平”呢？由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税赋等经济杠杆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本来就是，平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面临危机时动员各种资源抵御灾害、战争等危险。政府应当有面临危机时动员一切必要资源的能力、权力和效率，这在各国皆然。这种职能和作用是法律赋予的，社会赋予的，人民赋予的；与“计划经济”体制无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还不长，人们可能不甚熟悉的是，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动员资源应对危机的能力要比计划经济条件下强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可以借助大量市场化的工具、手段极大地放大自己的力量。在此前的抗洪救灾中，我们已经发行过“赈灾彩票”。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迄今中央、地方两级财政的初步预算是70亿元。现在假定我们发行100亿元10年期的“公共卫生特种国债”，分10年偿还，每年只需分摊10亿元。政府财政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应对这笔支出。要知道，我国目前的年税收总额已可达两万亿元。此外，通过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方式为企业提供应对生产救灾物资的周转资金，通过政府购买特定灾害保险的方式化解不确定性风险，都可以起到更大程度地团结全社会同舟共济的作用。相反，“计划经济”方式的“政府直接包下来”，其后果只能是弱化全社会平时减灾防灾的责任意识，强化人们对政府的风险依赖。我们在“抗典”政策中应当努力避免形成的，恰好是这种不良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