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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指导文化民主建设的基本方针,从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入手逐步进行文化民主建设,通过转变党政机关职能、改革管理体制与人事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把民主的原则、程序转化为文化领域的管理手段和方法,不断完善文化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在文化活动中的各项文化权益。新时期的文化民主建设,必须把握好其政治特性和文化属性,坚持“双百方针”,以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文化民主建设;双百方针;体制改革;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046.1[文献标志码]A
民主一词自公元前5世纪在古希腊形成以来,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学者对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民主方面,对其他领域的民主问题研究却显不足。然而,民主是社会本质和目标的内在属性和必然要求,具有非政治或准政治的意义。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因此,开展文化民主的研究,对促进我国文化建设,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以文化民主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做一历史考察,以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文化概念,是指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鉴于党和国家对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的改革已作出专门部署,本文讨论的文化体制改革,是指不包括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在内的其他文化事业的改革。
一、我国文化民主的基本方针
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想、制度、机制,也是一种形式、方法、程序、过程。[1]民主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具有一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意义的民主存在下来,民主也就从抽象的理论变为具体的、历史的东西而为人们所用。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具有阶级性,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民主,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政权,把民主扩展到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民既享有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又享有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既有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又有权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文化民主是一种非政治形态的民主,它将民主的原则、程序转化为文化领域的管理手段或方法,所反映的是文化活动中自由、平等、权利保护等内涵,其实质是以文化平等为途径达到“真正民主”的目的,实现政治对文化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的文化民主,是人民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的主体,依据宪法和法律享有广泛的言论、出版、宗教信仰、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创作、表演等文化自由和权利,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的专利和著作权等不受侵害。[2]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为保障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在理论上不断探索实现民主的方法和途径。1956年4月28日和5月2日,毛泽东两次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毛泽东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P783-784)在毛泽东看来,利用行政手段干涉艺术和科学,不遵循其自由发展、自由争论的规律,是有害的。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要以论理的方式来对待,“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3](P785)。这说明“双百方针”反对的是教条主义、思想僵化、文化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方法。为帮助人民发展对于文化科学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毛泽东提出了在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是非的政治标准,那就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3](P788-789)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办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毛泽东的讲话表明,“双百方针”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要使其适用范围得到扩展,不仅要处理好政治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文化领域创造必要的民主条件,而且要把“双百方针”作为民主治国的一项基本方针。[4]这一方针使民主建设通过文化得到全面发展,又以民主的方式促进文化的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体现了文化领域党的领导的重要特征,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它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对文化领域的干涉,强调了文化领域所必需的民主作风和民主领导方法。从此,“双百方针”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建设的基本方针。
然而,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民主遭到破坏,“双百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抛弃,我国文化建设因此而停滞和倒退了1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新恢复了“双百方针”,仍然把它作为落实贯彻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的基本方针,继承和发展了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认识到,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在思想上“必须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肃清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5](P106),要坚决停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无政府主义做法,以平等论理的方法对待错误或不同的思想。如何根据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正确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的关键问题。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5](P137)因此,邓小平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5](P255)邓小平强调,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包揽文化的业务工作,而“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5](P195)。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的建设。
邓小平对文化民主理论的阐述,是新时期党的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民主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文化领域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得以进行并不断完善,推动了文化体制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我国文化民主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历史表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体制是束缚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这使体制的改革成为必然。进行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开始改革,社会主义文化民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新时期,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改革的初期阶段(1985—1995)。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大大解放科技生产力,促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二是改革的推进阶段(1995—2005)。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的目标是,全面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三是改革的创新发展时期(2006年至今)。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了今后15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即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历程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动时期(1985—1992)。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决定》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二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时期(1993—2001)。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三是教育体制改革的转型时期(2002年至今)。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将教育纳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之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这些决定使得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历史性的转折,确立政府办教育的责任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
文化体制的改革大体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初步发展阶段(1983—1991)。1983年6月,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围绕不断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这个中心,进一步安排好事业的调整、体制的改革、队伍的整顿和基本设施的建设”,“文艺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文化体制改革由此拉开序幕。二是稳步推进阶段(1992—2001)。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三是全面深化阶段(2002年至今)。2002年,党的十六大突出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把文化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方面,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作了全面部署,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6]2007年,党的十七大系统地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这些为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推进了文化又好又快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三、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
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可以从公民个人享有民主权利的角度理解,也可以从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的角度去理解,如“双百方针”、民主管理、民主作风等。作为一项事关社会主义生存的伟大事业,进行文化民主建设必须从整体出发,不能只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去认识。因此,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既包括公民个人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又包括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做到文化民主建设的整体推进,不断实现我国文化民主建设制度化、法制化,是新时期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任务。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民主建设是在恢复与改革文化民主的过程中进行的,文化民主改革是文化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文化民主建设是通过文化民主改革实现其自身发展的。文化民主改革的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转变党政机关的职能,理顺党政与科研单位、学校、文艺团体的关系。1978年,科技界根据《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开始调整党政机关与科研单位的关系,在科研机构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开始了“政研职责分开”的探索。1985年,党和政府对教育实行简政放权,逐步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年,文化部开始对全国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数量过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进行改革,精简文艺团体,合并或撤消重复设置的院团。自1982年至今,我国政府机构先后经历了6次改革,政府机构得到了精简,职能也得以转变,政企不分的现象得到明显改善,党、政府与科研单位、学校、文艺团体的关系逐步理顺,并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二是文化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科研院所加强了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运行机制上,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使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优化科技力量结构和布局,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增强科技创新和服务能力,使我国科技水平和实力大幅提升。在教育方面,中央逐步下放权力到地方,地方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鼓励社会办学,使教育投入实现多样化,教育规模扩大,办学形式多样化。在管理体制方面,政府对文艺事业单位的管理,初步实现了从微观管理为主到宏观管理为主、从直接管理为主到间接管理为主、从“办”文化为主到“管”文化为主的转变,成功地进行了“转企改制”的工作,使文化产业格局得以大范围重组,文化建设投资多元化,新兴文化产业异军突起。通过改革文化领域的管理体制,扩大了科研、教育、文艺事业单位的自主权,实行了法人代表负责制,改变了由国家统包统管的经营管理方式,建立起了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办科研、办教育、办艺术团体的新格局。同时,改革文化产品生产机制,引导科研、文化、艺术生产单位走向市场化。[7]
三是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科研院所实现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鼓励人才合理流动,改革工资制度;为引进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设立重大人才专项,成为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并不断完善和规范了人才评价与奖励等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教师队伍水平明显提升。中小学教职工聘任、新任教师公开招聘、校长选拔任用等制度不断完善。为不断提高教师整体素质水平,我国建立了城镇教师支援农村制度,实施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和西部志愿者计划,实施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8]高等学校全面推行聘用聘任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施完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设立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文艺团体用人制度的改革主要以艺术人才的自由职业化为目标和内容,推广和完善艺术人员考评聘用制度,实现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实行艺术人才人事代理制和艺术经纪人制度,推进艺术人才自由职业化。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建立起平等竞争、奖优罚劣的激励机制,使人才得以合理流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
四是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十分重视科技领域的立法工作。1985年8月召开了首次全国科技立法工作会议。改革开放30年来,除在宪法、民法等法律中有专门针对科技的法律规范外,还制定了《科技进步法》《技术合同法》《专利法》《计量法》等法律,制定了《自然科学奖励条例》《发明奖励条例》等行政法规以及大量的地方法规,科技立法覆盖面不断扩大,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从198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至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了《教育法》等8部教育专门法律,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另外,国务院制定了教育行政法规数十项,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了数百项教育部门规章,各地出台地方教育法规数百项,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8]关于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规,有《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在演出、电影、广播、电视、出版等方面,国务院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如《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条例》等,它们对保障公民享有的言论、出版、表达等民主权利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民法通则》《合同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民事法律,也适用于文化产品交换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然而,我国文化民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还不够彻底,各项管理体制尚未理顺,行政干预色彩依旧很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文化领域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还太低,各种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基础不健全,难以适应文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因此,我国文化民主建设必须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方针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改革,将重点放在转变政府职能、产权改革、加强立法和调动人的积极性等方面,完善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保障公民的各项文化权益的实现,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结语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文化与政治不可分的关系,决定了文化有其特殊的历史功能。自古以来,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是一般的从知识范畴的角度认识文化的,而是把它作为政治目标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文化的认识与运用亦是如此。
第二,从政治特性和社会属性来看,一方面,文化民主是把非民主的文化改造成民主的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深化了文化的内涵,体现了文化的政治特性。由于文化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政治和经济决定文化的内容、性质和发展方向,因而文化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在特定环境、特定时期文化必须为特定的政治服务。1996年江泽民在全国作家和艺术家大会上强调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9]这种政治服务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证。另一方面,文化民主突出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它要求改变传统的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追求主体自由、平等的文化建设秩序,按照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发展文化。新时期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历史证明,把握好文化民主的政治特性和社会属性,才能真正促进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是新时期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一条重要而宝贵的经验。
第三,新时期我国文化民主建设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是现代化建设赋予中国人民的重要历史任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方针是党和人民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文化建设取得成就的重要保证。
第四,新时期我国文化民主建设是以文化体制改革为主线,以文化事业各项政策的落实、改进党对文化的组织领导方式等方面为重要内容,伴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进行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文化民主,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积极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事业,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以不断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参 考 文 献]
[1] 虞崇胜.增进对民主以及西方民主理论的理性认识[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678.
[2] 李铁映.论民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37.
[3]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张启华.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建设(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106.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曹普.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5):99.
[7] 王本玉.略论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民主思想[J].科技信息,2009(3):446.
[8] 张力.改革开放30年我国教育成就和未来展望[J].中国发展观察,2008(10):15.
[9]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M].吕鹏,李荣山,徐辰,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26.
[关键词]文化民主建设;双百方针;体制改革;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046.1[文献标志码]A
民主一词自公元前5世纪在古希腊形成以来,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学者对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民主方面,对其他领域的民主问题研究却显不足。然而,民主是社会本质和目标的内在属性和必然要求,具有非政治或准政治的意义。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因此,开展文化民主的研究,对促进我国文化建设,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以文化民主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做一历史考察,以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文化概念,是指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鉴于党和国家对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的改革已作出专门部署,本文讨论的文化体制改革,是指不包括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在内的其他文化事业的改革。
一、我国文化民主的基本方针
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想、制度、机制,也是一种形式、方法、程序、过程。[1]民主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具有一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意义的民主存在下来,民主也就从抽象的理论变为具体的、历史的东西而为人们所用。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具有阶级性,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民主,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政权,把民主扩展到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民既享有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又享有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既有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又有权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文化民主是一种非政治形态的民主,它将民主的原则、程序转化为文化领域的管理手段或方法,所反映的是文化活动中自由、平等、权利保护等内涵,其实质是以文化平等为途径达到“真正民主”的目的,实现政治对文化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的文化民主,是人民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的主体,依据宪法和法律享有广泛的言论、出版、宗教信仰、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创作、表演等文化自由和权利,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的专利和著作权等不受侵害。[2]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为保障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在理论上不断探索实现民主的方法和途径。1956年4月28日和5月2日,毛泽东两次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毛泽东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P783-784)在毛泽东看来,利用行政手段干涉艺术和科学,不遵循其自由发展、自由争论的规律,是有害的。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要以论理的方式来对待,“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3](P785)。这说明“双百方针”反对的是教条主义、思想僵化、文化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方法。为帮助人民发展对于文化科学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毛泽东提出了在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是非的政治标准,那就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3](P788-789)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办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毛泽东的讲话表明,“双百方针”是一个长期性的方针,要使其适用范围得到扩展,不仅要处理好政治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文化领域创造必要的民主条件,而且要把“双百方针”作为民主治国的一项基本方针。[4]这一方针使民主建设通过文化得到全面发展,又以民主的方式促进文化的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体现了文化领域党的领导的重要特征,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它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和政治对文化领域的干涉,强调了文化领域所必需的民主作风和民主领导方法。从此,“双百方针”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建设的基本方针。
然而,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民主遭到破坏,“双百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抛弃,我国文化建设因此而停滞和倒退了1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新恢复了“双百方针”,仍然把它作为落实贯彻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的基本方针,继承和发展了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认识到,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民主,在思想上“必须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肃清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5](P106),要坚决停止“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无政府主义做法,以平等论理的方法对待错误或不同的思想。如何根据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正确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的关键问题。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5](P137)因此,邓小平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5](P255)邓小平强调,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包揽文化的业务工作,而“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5](P195)。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的建设。
邓小平对文化民主理论的阐述,是新时期党的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民主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文化领域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得以进行并不断完善,推动了文化体制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我国文化民主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历史表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体制是束缚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这使体制的改革成为必然。进行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民主、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开始改革,社会主义文化民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新时期,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改革的初期阶段(1985—1995)。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大大解放科技生产力,促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二是改革的推进阶段(1995—2005)。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的目标是,全面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三是改革的创新发展时期(2006年至今)。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了今后15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即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历程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动时期(1985—1992)。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决定》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二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时期(1993—2001)。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三是教育体制改革的转型时期(2002年至今)。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将教育纳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之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这些决定使得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历史性的转折,确立政府办教育的责任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
文化体制的改革大体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初步发展阶段(1983—1991)。1983年6月,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围绕不断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这个中心,进一步安排好事业的调整、体制的改革、队伍的整顿和基本设施的建设”,“文艺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文化体制改革由此拉开序幕。二是稳步推进阶段(1992—2001)。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三是全面深化阶段(2002年至今)。2002年,党的十六大突出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把文化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方面,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作了全面部署,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6]2007年,党的十七大系统地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这些为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推进了文化又好又快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三、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
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可以从公民个人享有民主权利的角度理解,也可以从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的角度去理解,如“双百方针”、民主管理、民主作风等。作为一项事关社会主义生存的伟大事业,进行文化民主建设必须从整体出发,不能只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去认识。因此,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既包括公民个人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又包括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做到文化民主建设的整体推进,不断实现我国文化民主建设制度化、法制化,是新时期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任务。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民主建设是在恢复与改革文化民主的过程中进行的,文化民主改革是文化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文化民主建设是通过文化民主改革实现其自身发展的。文化民主改革的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转变党政机关的职能,理顺党政与科研单位、学校、文艺团体的关系。1978年,科技界根据《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开始调整党政机关与科研单位的关系,在科研机构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开始了“政研职责分开”的探索。1985年,党和政府对教育实行简政放权,逐步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同年,文化部开始对全国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数量过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进行改革,精简文艺团体,合并或撤消重复设置的院团。自1982年至今,我国政府机构先后经历了6次改革,政府机构得到了精简,职能也得以转变,政企不分的现象得到明显改善,党、政府与科研单位、学校、文艺团体的关系逐步理顺,并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二是文化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科研院所加强了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运行机制上,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使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优化科技力量结构和布局,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增强科技创新和服务能力,使我国科技水平和实力大幅提升。在教育方面,中央逐步下放权力到地方,地方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鼓励社会办学,使教育投入实现多样化,教育规模扩大,办学形式多样化。在管理体制方面,政府对文艺事业单位的管理,初步实现了从微观管理为主到宏观管理为主、从直接管理为主到间接管理为主、从“办”文化为主到“管”文化为主的转变,成功地进行了“转企改制”的工作,使文化产业格局得以大范围重组,文化建设投资多元化,新兴文化产业异军突起。通过改革文化领域的管理体制,扩大了科研、教育、文艺事业单位的自主权,实行了法人代表负责制,改变了由国家统包统管的经营管理方式,建立起了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办科研、办教育、办艺术团体的新格局。同时,改革文化产品生产机制,引导科研、文化、艺术生产单位走向市场化。[7]
三是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科研院所实现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鼓励人才合理流动,改革工资制度;为引进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设立重大人才专项,成为我国科技人才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并不断完善和规范了人才评价与奖励等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教师队伍水平明显提升。中小学教职工聘任、新任教师公开招聘、校长选拔任用等制度不断完善。为不断提高教师整体素质水平,我国建立了城镇教师支援农村制度,实施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和西部志愿者计划,实施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8]高等学校全面推行聘用聘任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施完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设立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文艺团体用人制度的改革主要以艺术人才的自由职业化为目标和内容,推广和完善艺术人员考评聘用制度,实现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实行艺术人才人事代理制和艺术经纪人制度,推进艺术人才自由职业化。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建立起平等竞争、奖优罚劣的激励机制,使人才得以合理流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
四是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十分重视科技领域的立法工作。1985年8月召开了首次全国科技立法工作会议。改革开放30年来,除在宪法、民法等法律中有专门针对科技的法律规范外,还制定了《科技进步法》《技术合同法》《专利法》《计量法》等法律,制定了《自然科学奖励条例》《发明奖励条例》等行政法规以及大量的地方法规,科技立法覆盖面不断扩大,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从198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至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了《教育法》等8部教育专门法律,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另外,国务院制定了教育行政法规数十项,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了数百项教育部门规章,各地出台地方教育法规数百项,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8]关于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规,有《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在演出、电影、广播、电视、出版等方面,国务院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规,如《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条例》等,它们对保障公民享有的言论、出版、表达等民主权利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民法通则》《合同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民事法律,也适用于文化产品交换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然而,我国文化民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还不够彻底,各项管理体制尚未理顺,行政干预色彩依旧很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比,文化领域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还太低,各种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基础不健全,难以适应文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因此,我国文化民主建设必须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方针的指导下继续深入改革,将重点放在转变政府职能、产权改革、加强立法和调动人的积极性等方面,完善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保障公民的各项文化权益的实现,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结语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文化与政治不可分的关系,决定了文化有其特殊的历史功能。自古以来,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是一般的从知识范畴的角度认识文化的,而是把它作为政治目标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文化的认识与运用亦是如此。
第二,从政治特性和社会属性来看,一方面,文化民主是把非民主的文化改造成民主的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深化了文化的内涵,体现了文化的政治特性。由于文化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政治和经济决定文化的内容、性质和发展方向,因而文化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在特定环境、特定时期文化必须为特定的政治服务。1996年江泽民在全国作家和艺术家大会上强调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9]这种政治服务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证。另一方面,文化民主突出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它要求改变传统的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追求主体自由、平等的文化建设秩序,按照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发展文化。新时期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历史证明,把握好文化民主的政治特性和社会属性,才能真正促进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是新时期我国文化民主建设的一条重要而宝贵的经验。
第三,新时期我国文化民主建设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是现代化建设赋予中国人民的重要历史任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方针是党和人民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文化建设取得成就的重要保证。
第四,新时期我国文化民主建设是以文化体制改革为主线,以文化事业各项政策的落实、改进党对文化的组织领导方式等方面为重要内容,伴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进行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文化民主,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积极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事业,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以不断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参 考 文 献]
[1] 虞崇胜.增进对民主以及西方民主理论的理性认识[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678.
[2] 李铁映.论民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37.
[3]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张启华.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建设(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106.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曹普.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5):99.
[7] 王本玉.略论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民主思想[J].科技信息,2009(3):446.
[8] 张力.改革开放30年我国教育成就和未来展望[J].中国发展观察,2008(10):15.
[9]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M].吕鹏,李荣山,徐辰,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