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胤:经历所有绝望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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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瓦城》《翡翠之城》剧照

  咪弟的大哥1987年离开家里去挖玉矿,后来二哥和二姐陆续偷渡去泰国打工。而在一个边境城市,毒品则是一种稀松平常的存在。

03 毒品


  那是一长片茅草屋,盖得非常扎实,有大约1500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咪弟一家人就租住在这里。   母亲是这家人的帮佣,帮人家做饭、洗碗,有时候甚至还帮忙全村的婚丧嫁娶,一个人做1000个人的饭菜。坚强、勤劳、健康,所以房东许阿姨很喜欢咪弟的母亲,让他们免费住在此地,平常帮忙照看房东的小孩就好。许阿姨是个寡妇,也是当地的大“毒枭”。
  母亲常常在这茅草屋的厨房里做小吃,炸豆腐、豌豆粉,每天早上3点起床,把报纸黏成纸袋,把小吃一份份放进去,骑着自行车送去给各个小吃摊。“做了20年,都只赚到买一包米的钱。”
  在咪弟的记忆里,厨房里那张母亲做炸豆腐的桌子,常常堆着满满的白色粉末。许阿姨拿着炼乳罐头,一边摇,一边用木棒把白粉抹平。有一次,天快放亮之际,突然遇到警察来缉查,许阿姨迅速把白粉包起来,翻过茅草屋后面的篱笆,把白粉全部倒进湍急的河流里。而此刻,警察正越过房前层层的玉米田、果树、猪圈,来到厨房,拿枪将所有人包围。
  能成为“毒枭”,也不光靠胆识,许阿姨的情人是警察局长,所以总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母亲一直不敢运毒,但有时候,许阿姨说自己要出远门,去做更大的生意,就会让咪弟的母亲在家“做一点事情”—客人来了,把毒品拿给对方。“但有时候就会有人说我妈妈卖毒品,就会有警察来抓,然后许阿姨再找局长来解决,我就是在这种充满戏剧性的环境下长大。”
  1988年,咪弟一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窘迫,母亲只好加入运毒行列。把毒品放在大米里,从腊戌搭三天三夜火车把毒品运到茂岗,成功的话,就可以得到两包米。两包米,够一个家庭吃两个月。母亲第一次运毒成功了,也成功拿到了两包米。
  第二次,许阿姨找了另外一个人和母亲一起运毒,但那个人除了放在米里的毒品外,还自己打了一个铁饭盒装毒品。被人举报,两人在火车上就被逮捕,判刑5年。
“有时候就会有人说我妈妈卖毒品,就会有警察来抓,然后许阿姨再找局长来解决,我就是在这种充满戏剧性的环境下长大。”

  母亲被逮捕前几天还是后几天,咪弟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但混杂毒品的回忆里还有一场大火。
  整个村都失火了,烧了1万多户人家,烧死了1000多人。大火之后,很多孩子前往余烬,咪弟也跟着村里的大孩子一起。每个人背着一个书包,拿着两根汤匙,有的人还在汤匙后面绑一根长棍子。“我们就去灰烬里挖铁,可以拿去卖,听说还有人挖到黄金。”旁边就是烧焦的猪,或是人。
  伴随着缅甸的政治学潮、经济崩盘,失去家园的人们只好搬去山上。但人不能躲起来,母亲还在监狱里。咪弟偶尔会跟着父亲搭长途巴士去很远的地方看母亲,而城市每天都在革命,动刀动枪,也会死人……
  贫穷、毒品、乱世、边缘、离散,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咪弟,“从小就知道钱很重要”。后来他读书,一直是第一名,第一名偶尔会拿到几百缅币奖金,咪弟心里想着,“念书可以赚钱,我就要念书”。

04 挖玉石


  “穷走夷方急走场(偷渡或挖玉)。”1987年,咪弟的大哥18岁,带着200缅币,从瓦城转火车,没钱只能买站票,摇了一天一夜来到帕敢玉石矿区。但后来在矿场得了重病,只能回家养病。
  哥哥回家后,又去泰国打工,攒了一些钱,到云南走私药品,后来在腊戌开了家药店,家里生活才有了改善。但1988年缅甸的动乱,让他们一家人又回到原点。
  母亲进监狱后,大哥到处奔走、贿赂,试图营救母亲,去1000多公里外的城市找不同证人,想要厘清毒品不是母亲的。在经历各种时代的荒腔走板后,1989年,大哥又回到玉矿场,杳无音讯。
  可全家人都盼着他能寄钱回家,期待他能光宗耀祖。“毕竟他是带着我們的希望去矿场的人。”
  小时候的咪弟认为,人的意志力是至高无上的,可以克服一切,更别说大哥只是为了去帮助家庭解决温饱。“虽然很多人可能是做毒品,我哥哥是用一个锄头,我觉得别的人都能解决,他也应该有能耐。”
  咪弟崇拜英雄,中国式的传统英雄,就是被所有人欺负、被所有人看不起,最后从谷底爬起来,一面忍受痛苦,一面克服困难。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凭借强大的意志力,带着别人给予的屈辱,荣归故里。这不是很圆满吗?
  大哥应该成为这个家庭的英雄。家里寄去很多信,都没有回音。有人说大哥挖到玉石发财了,但为何迟迟没有寄钱回家呢?
  1990年,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赢得大选,但选举结果被军政府作废,并将其软禁。后来军政府实施大赦,母亲才因此出狱。出狱后,父母两人一同前往矿场寻找大哥。
  找到大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抽鸦片了,穷愁潦倒,也不像别人说的发了财。大哥不愿离开玉石场,但那时候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父母决定留在玉石场,一边卖稀豆粉,一边照顾大哥。
  后来缅甸军政府与各地少数民族独立军谈判失败,全国又起战火,波及玉石场,父母不得不离开。但大哥仍有翡翠玉石梦,他坚持留下,每天潜入河底挖玉, 岸上工人用人工打气的方式输送氧气,非常危险。上岸后,老板会准备鸦片,让他们吸食增加体力。
  1997年父亲去世,大哥赶回家乡时,父亲已埋葬数日,大哥又回到玉石场。下一次咪弟再见到大哥时,却是在监狱。大哥病重从监狱写信回家,他因为吸毒被捕入狱。缅甸总统大选后,2011年实施大赦,大哥提前一年出狱。出狱后仍对玉石念念不忘,一年后决定重回玉石场。
  这便是《翡翠之城》的由来,赵德胤在影片开场中说:“我一直对这个地方有很多想象,我爸我妈我哥和我姐,他们都来过这个地方讨生活,只有我没有过来,我哥还在这里待了22年。”
  “我那时候有点责怪或不理解他,为什么意志力没我想象的好,但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就会觉得,人是很容易被摧毁的。”
“发病,外面觉得热,心里觉得冷,盖几层棉被都不够……得这种病的工人,说抽鸦片会好,有时候冷到牙齿发抖,我也在想,要不要抽一口大烟?”
  “你想象下,你去到那个地方,没有一毛钱,开始挖玉。第一天挖不到,第二天挖不到,第三天挖不到,两年三年都挖不到,你很郁闷,你想家,你的青春,你原始的欲望无处发泄,你所有的理智和欲望都没有希望,这个时候你不被摧毁才怪。”
  “接下来怎么可能会有健康的心灵?没有健康的心灵,怎么可能会有强大的意志力?更不要说你三餐不继,你很容易失意,你需要有抒发的管道,于是就使用非法药物。你沦陷下去,自此不断轮回,在一种痛苦的深渊里翻不了身。”
  咪弟去往玉石场的时候已经是2012年以后了,仍然在玉石场得了疟疾。他在电影中自白:“发病,外面觉得热,心里觉得冷,盖几层棉被都不够……得这种病的工人,说抽鸦片会好,有时候冷到牙齿发抖,我也在想,要不要抽一口大烟?”回到咪弟大哥的那个时代,大哥要如何承受那里的病痛、恐惧、不安、贫穷、自卑?面对来自彼端家庭的希望,大哥如何能接得住这种希望?
  在《翡翠之城》里,大哥站在矿山上,底下是浑浊到和矿山一个颜色的河流:“你看,这就是长烟落日。”
  “这个玉石啊,去他的,多少人前仆后继去干,就是梦想挖到一颗好玉。究竟这颗玉石在哪儿?”
  “以前美国有淘金热黄金梦,苏联西伯利亚的石油梦,缅甸克钦邦帕敢的玉石梦。就是为了一个梦,将山挖成谷,将谷挖成山。就是为了这个梦,这就是,想发财想致富,走捷径。那么多人,哪个能发财?我是不是其中之一?”
  我问赵德胤,大哥现在还有玉石梦吗?他笑着说:“翡翠梦破碎了。”

05 走出去


  對那个年代的缅甸华人来说,“去台湾”是一种奢侈的梦想,而这种梦想在《归来的人》《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和《再见瓦城》中也都出现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仍旧是经济鼎盛期,“钱淹脚目”的希冀不仅在台湾,也是缅甸华人的希望。但“去台湾”,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考过升学考试、凑足路费,还要突破缅甸的层层关卡办到护照。
  大姐也想去台湾,他在80年代就考过升学考试了,但因为没有路费,便偷渡去泰国打工。《再见瓦城》就是发生在大姐身边的故事。作为家里最会读书的咪弟,“去台湾”这个梦想就由他继承了。1998年,在3000个报考生中,咪弟被顺利录取,并将就读于“台中工业高级中等学校”。
  “考上以后很开心,那个感觉就像中乐透你知道吗?就是天翻地覆的,你知道命运会改变。因为我很会读书,只要去到可以靠知识的地方,我就一定可以。老师也说我这种人会读书,就是要出去,久而久之就会幻想,如果有个地方我永远考第一名,就可以有钱。”
  光为了拿到合法护照、买机票,一家人就花了半年时间,倾尽全部积蓄还举债。假如遇到缅甸移民局刁难,或者证件有错误被台湾驳回,那么错过的,就是一场人生。有人就这么出不去,咪弟是那个幸运儿。
  半夜落地桃园机场,咪弟却和原本要来接机的人错过了,只好在一起来的朋友亲戚家借住一晚。行李中有20把鱼腥菜、两公斤乳扇—本是要送给前来接机的人。“半夜三更充满恐慌不安,根本没有任何对人生的憧憬,心里面想的也是找工作、赚钱,没有其他目的。”
  第二天咪弟坐了一夜大巴去台中,到了以后却还不能入住宿舍,几个学生只好打电话给一个在外面租房子的学长。“学长骑着一台重型摩托车,很帅地打开安全帽,全身都是水泥什么的,我就觉得不错,感觉有工作,就跟他去了。因为我们不是来念书的,不想念书,家里太穷了,想赶快赚钱,把欠人家的钱还了。”
  去的路上有个学姐照顾他们,还买了杯珍珠奶茶请他们喝。咪弟觉得很难喝,“太甜了,在缅甸也没喝过牛奶,觉得腥味很重”。
  还没有工作,咪弟想把身上仅有的200美金换成新台币。但没法换成,因为上面有签名。为什么有签名?因为当时在缅甸美金受管制,咪弟和朋友拿着缅币去街上一家一家换,他们会怀疑美金真假,又没有保证书,朋友就异想天开让对方在美金上签名保证。
  咪弟只好向别人借了8000元新台币。但学校注册费就要9600元,加上书本书包,总共17000元。没有钱,咪弟就跟着学长去盖好的工地做清洁,一天1600元。
  “每天早上很早骑摩托车,大概骑一个半小时到工地工作,回到家晚上8点,做了二十几天,赚了3万多元新台币。我就觉得台湾实在是天堂,因为一辈子也没赚到这么多钱,短短几天就能赚到这么多。”
  他在学校选了比较容易的“印刷科”,然后平日在学校打一份工,假期去外面打一份工,大概一个学期,咪弟就把家里欠的债还了。虽然本意不是念书,但咪弟通过补习,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成绩。在台湾,第一名还有奖学金,“第一名”第一次给了他尊严。
赵德胤的每一部电影,都像一剂兴奋剂,狠狠地扎进世界电影的心脏。获得各大影展青睐的同时,赵德胤也越来越确定,自己可以做电影。

  “在2004年之前,我跟家里通了1500多封信。那时候在缅甸,打一个电话要跑几公里。”

06 梦想


  “大哥有‘玉石梦’,大姐有‘台湾梦’,你有什么梦吗?”我问赵德胤。
  “从小一直都是,致富,变成有钱人。因为太贫穷,贫穷和金钱缠绕着你。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要盖一栋房子,来到台湾后,大学时就把这件事解决了。所以其实是大学后才开始有了一点梦想。”
  不过,这个梦想,既偶然,又必然。
  高三的时候,咪弟的朋友在做海产生意,从缅甸寄虾去台湾,让咪弟帮忙收账。正好朋友要结婚,请咪弟收到钱以后,买一台DV寄回缅甸好记录自己的婚礼。然而那时候缅甸又内乱,媒体类的东西都无法寄回去。咪弟便把那台DV留下了,把玩以后觉得有趣,到处乱拍,渐渐地上手以后,就用DV开始帮别人拍婚礼赚钱。
  也因此,咪弟在大学导师的鼓励下开始拍短片,毕业作品《白鸽》意外入选釜山、哥本哈根、澳大利亚等影展。“那个时候,就想要做电影,也不敢确定,因为不了解,我没念过电影,也不认识做电影的人。”   “我觉得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不是我主动去说我的梦想是这个,我觉得只要有东西找到我,我就会把那个东西做好。如果当年找我的是卖肥皂的,我就也可能去卖肥皂。”
  然而,“梦想”才刚刚萌芽,就快速“破灭”了。为了“想要做电影”,咪弟考取了纽约大学的电影研究所,但因为他拿的是缅甸护照,户头里也没有足够的存款证明,还要支付家里盖房子的尾款,咪弟只好放弃前往纽约就学的机会。
  说“不放弃梦想”有点媚俗。咪弟不会胡思乱想,他以前学会的事情告诉他,如果想做什么,就每天去做一点,做任何事都和它捆绑在一起,就会很接近这个东西。
  咪弟一边继续在台湾升学念设计研究所,一边去旁听“台北艺术大学”的表演课,得知侯孝贤导演要办金马电影学院,他就去参加。他的剧本脱颖而出,并执导了短片《华新街记事》,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侯孝贤建议他可以去缅甸拍电影。也于是,赵德胤在2011年拍摄了他的首部剧情长片《归来的人》—一部见证和观察缅甸民主化后民间氛围的电影。因资金不足,电影略显粗糙,但赵德胤以镜头之眼,展现了他与生俱来的影像天赋,而边疆地带之人的野性和原始森林感,像一只猛兽冲入观影之人的视觉神经。
  之后赵德胤的每一部电影,都像一剂兴奋剂,狠狠地扎进世界电影的心脏。获得各大影展青睐的同时,赵德胤也越来越确定,自己可以做电影。
  赵德胤更愿意把“梦想”理解为“目标”。梦想本容易幻灭,但阶段性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现在都是实践,慢慢去实践。因为我们家人的衣食住行没有匮乏了,所以现在开始去思考和实践你讲的‘梦想’这两个字。”
  “回归到我的背景,我们那个地方出生的人,我一直讲,有一种‘边缘性’。边缘会造成不安全感,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在讲梦想这两个字的时候,会同时考虑这个梦想可不可以存活。”

07 自述:矛盾


  这一整段,都是赵德胤自己的话。
  有创造力的东西永远是边缘的东西,但是电影本来就是一种流行的媒体,所以它是冲突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饱和跟蛮无机的媒体,特别是你在工业体系下面去做电影。像《再见瓦城》《灼人秘密》这样的电影,我一定会越做越熟练,不能说它成熟,是我对这个过程、这些工作方式会熟练。但是它能承载的东西会越来越安全,越来越是体制下面的东西,它是一个商品、流行产品,他會被媒体讨论、会有明星、会有越来越多资金,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商品。
  回归到我一个人拿摄影机很自由地去捕捉、去创作,那可能才是一种创作。那些创作可能是很自由很好玩的,但是它注定永远是边缘的。这两者是全然不同的路线,表达方式全然不同。
  我一直都在做这两种。就是人生一直在矛盾中寻找,并再继续矛盾下去。
  像我这种人应该当不了纯粹的艺术家。虽然我的个性可能有缅甸带来的原始森林感、草根性、边疆地带的野,比如以前我们拍电影,比较野马脱缰,凶猛,粗糙,无畏。但我们出生的家庭背景,一直以来都是要讲生存,要在物质生活上取得温饱跟安全感,比如说你要养家糊口,所以就会慢慢地一直去追寻比较安全的东西。
我的个性可能有缅甸带来的原始森林感、草根性、边疆地带的野,比如以前我们拍电影,比较野马脱缰,凶猛,粗糙,无畏。

  这两个东西要同时并存,会自我冲突的。我是用外在的行为让它一直持续,我强迫我自己,我不想变得那么边缘,但是我又相信所有的独特跟创造性来自边缘,所以我不管多么不想去那些物质生活差的地方,都要每年去那边一个月捕捉影像。那是不舒服的,你在一个很安逸的环境待久了,你不会想去那种比如说卫生环境差的地方。
  我会逼迫自己去,让我自己保持某方面的创造性,不要随波逐流。但是另外一块,我对物质、对家人,很多的不安全感,会让我往主流的方向去走,让我和家人的生活不会匮乏,或者说至少不会过得太差。
  所以我们这种人不愿意全面妥协,但是现实上你没办法接受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在电影的开创性上,我还是保有热情,想要去尝试一些个人电影、手工电影、粗糙的电影,它里面可能有一些开创性的东西。
  李安导演演讲时说过一句话,他说做艺术,要很放松,有时候不能太紧绷,用一个很自由放松的状态去创作,可能东西会不一样。但是到《灼人秘密》我都没有放松,都是全然紧绷有压力的。所以你在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到,那些人物都没有放松,它的状态就是很忧郁、很躁、很紧绷的。电影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背景跟他那个时候的状态。
  电影有一点好玩的地方,是它可能不可名状地带入了作者真实的处境跟心境。故事是虚的,戏剧是虚的,电影也是假的,但是你当下的情感、状态、你的真诚,会不由自主地流入。

08 混淆体


  有时候半夜醒来,咪弟偶尔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腊戌、台北,抑或是柏林、纽约。他的工作让他满世界跑,但缅甸带来的童年记忆,以及缅甸跟世界各地巨大的差异,都让这种流动的经验变得超现实,仿若梦境。
  家乡,无论是外在视觉样貌,还是在咪弟的脑海中,都与很多现代化城市有着极大的差距。比如前一天咪弟还在纽约或台北,一个礼拜后回到缅甸老家,“我讲物质生活可能大家难以想象,我都会说视觉面貌是震撼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在这样的离散、流动、迁徙中,咪弟渐渐和导演赵德胤重叠,成为一个复杂、混淆的共同体。在接近4个半小时的连续采访后,他也在我眼中慢慢模糊、重叠。
  我仿佛看到他在仰光郊区的破败码头旁,看着外海那头的居民每天搭渡轮去仰光上班,他的镜头对着渡轮上卖东西的小孩和他的家,家里用竹子搭作的床下,流动着一道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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