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置学士院，设立翰林学士，专掌起草诏书文诰之职。关于翰林学士的发展演变过程，学术界已多有研究成果，兹不赘述。本文重点分析这一文人群体在当时社会的特殊地位，探讨翰林学士对唐代政治文化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政治地位
　　据韦执谊《翰林院故事》记载，翰林院所在“左接寝殿，右瞻彤楼，晨趋锁闼，夕宿严卫，密之至也”。现代考古发掘也证实，翰林院有一道小门(翰林门)与大明宫相通，直达大明宫最大的宫殿——麟德殿，而麟德殿是当时宫内宴会、使臣来朝、宰相奏事及大内设道场的地方，翰林院位置的重要与机密，由此可见一斑。翰林学士身处宫中，接近皇帝，俾专内命，是唐代文士参与政治的最高层次，草拟制诰与顾问参议是其两项基本职能，“在中国封建社会，制诏出令是中央决策的最主要环节，因此掌握了草诏权，就意味着能进入决策中心”(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所以，草诏职能让翰林学士有机会直接介人国家机密大事的策划谋议，首先获悉皇帝的旨意；而充当皇帝的参谋顾问，对重大事宜提出建议，有利于翰林学士积极表达个人政治观点，从而对皇帝的最终决策产生影响，进一步跃居唐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层。
　　至唐宪宗时，又置翰林承旨学士一员，由“年深德重者”担任，“位在诸学士上……凡大诰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受专对，他人无碍而参”(元稹：《承旨学士院记》，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是中唐以后，翰林学士在朝廷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至号“内相”，被认为是“天子私人”。以陆贽为例，史称“始，贽人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辈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进见，然小心精洁，未尝有过。由是帝亲倚，至解衣衣之，同类莫敢望。虽外有宰相主大议，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新唐书·陆贽传》)，皇帝对翰林学士的依赖由此可见。
　　同一般官员相比，翰林学士所受待遇也令人羡慕，据《翰林志》记载，学士初入院时：
　　本院赐宴，营幕使宿设帐幕图褥，尚食供馔，酒坊使供美酒……拜恩讫，候就宴，又赐衣一副，绢三十匹，飞龙司借马一匹。旬日，又进文一轴，内库给青绮棉被、青绮方褡、青绫单帕、漆通中枕、铜镜、漆奁、象蓖、大小象梳、漆箱、铜挲、罗铜、觜碗、紫丝履、白布手巾、画木架牀、炉铜案席、毡褥之类，毕备。
　　如此等等，数不畦数。另外，每位学士“度支月给手力资四人，人钱三千五百，四品以上加一人”(李肇：《翰林志》)，每逢重大节日亦均有大量赏赐：“凡内宴，坐次宰相，坐居一品班之上，别赐酒食珍果，与宰相同，赐帛二十匹，金花银器一事。”(同上)白居易在《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一文中就以“荣降天上，宠惊人间”来盛赞翰林学士得到的殊荣。应该说，翰林学士的这种特殊待遇，得益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这种优越的待遇反过来又刺激了学士们的参政热情。
　　另外，翰林学士更是朝廷高级文官的睹备之职。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贞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科之高选。”翰林学士(尤其是翰林承旨学士)出院后，拜相几率很大。据岑仲勉统计，从德宗朝到懿宗朝，翰林学士出院后任宰相一职的比例是32％；从宪宗朝到懿宗朝，这一比例为58％，其中穆宗朝更是达到了100％，这更加提高了翰林学士一职在普通官吏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李肇在《翰林志》中说：“时以居翰苑，皆谓凌玉清，溯紫霄，岂止于登瀛州哉!亦日登王署、玉堂焉。”
　　正因如此，唐代的翰林学士一职历来被视为“清要之极选”“公辅之先路”，为众多执著于传统“立功、立德、立言”儒家价值观的唐代士人带来了新的希望。文学地位
　　杜甫曾作《赠翰林张四学士》一诗，盛赞翰林学士地位之显要、文才之出众：
　　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
　　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
　　赋诗拾翠殿，佐酒望云亭。
　　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
　　
　　从诗中可以看出，翰林学士平日里既要作为御用文人创作应酬文字，又要作为机要秘书起草诏书，这两项职能都要求当事人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学功底。因此，翰林学士的选拔将文学才能作为首要标准，注重进士科出身的文学之士。据岑仲勉对玄宗至哀帝期间约184名翰林学士出身所作的粗略统计来看，其中进士出身者有111人，占全部人数的60％(不包括61位出身不详或无考的)。
　　翰林学士的人院考试内容也充分说明了以文词选士的特点，《翰林志》曰：“凡初迁者，中书、门下召令右银台门候旨。其日入院，试制书答共三首，诗一首，自张仲素后，加赋一首。试毕封进，可者翌日受宣。”例如白居易在元和年间入院时，就分别制诏三首(《奉敕试边镇节度使加仆射制》《与金陵立功将士等敕书》《与崇文诏》)、批答一首(《批河中进嘉禾图表》)、诗一首(《太社观献捷诗》)。这样的测试可洞察应试者的文采以及草拟诏书的能力，因为制、书、诗、赋、答，这些都是学士起草制诰文书所必需的文学才能。但也有一些文士，因文才出众而不用通过考试，直接擢升为翰林学士的，如穆宗时的元稹，“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居无何，召人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因此可以说，文才是翰林学士安身立命的根本、青云直上的阶梯。唐文宗时的宰相李珏就曾上书日：“今翰林学士皆有文词，陛下得览古今作者，可怡悦其间；有疑，顾问学士可也。”(王谠：《唐语林》卷一)
　　正是由于上述翰林学士的职能特点所决定，终唐一代，入选学士院的官员“或久洽通儒之望，或早升文墨之科”，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他们不仅以卓越的文学才华参与文学创作，更以居高临下的政治地位影响着文人心态以及文坛动向。
　　就士人最为关心的科举考试来说，翰林学士积极提拔后进，对赴考者有着不可忽视的举荐作用，在他们周围经常会聚集众多文人，从而形成某种文人固。贞元八年有名的科场盛事“龙虎榜”，即是由当年的翰林学士梁肃协助已出院的陆贽主持推出的，据《新唐书·欧阳詹传》记载：“(欧阳詹)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咦承宣连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龙虎榜”的主要成员韩愈、李观、王涯、崔群等人和陆贽与梁肃都有着行卷之举或师生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文人愿意与翰林学士进行交往、继而求荐的现象。
　　除此之外，翰林学士与古文运动、中唐诗歌唱和以及新乐府辞的创作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类“政治型文人”以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在文坛的号召力，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文宗时诗人刘得仁《上翰林丁学士》一诗来对翰林学士的职能及地位作一总结：
　　今代如尧代，征贤察众情。
　　久聆推行实，然后佐聪明。
　　官自文华重，恩因顾问生。
　　词人求作称，天子许和羹。
　　御柳凋霜晚，宫泉滴月清。
　　直庐寒漏近，秋烛白麻成。
　　玉殿移时对，金舆数侍行。
　　赐衣香未散，借马色难名。
　　时辈何偏羡，儒流此最荣。
　　终当闻燮理，寰宇永升平。
　　
　　唐代翰林学士作为“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有着令普通文人羡慕的政治地位；翰林学士又由当时的博学才彦之士充任，是皇帝的近侍词臣，可以称得上是词臣之首。作为一类具有特殊地位和经历的文人集团，他们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着唐代政坛和文坛的双重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