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波谲云诡，大国兴衰谁主沉浮？方今之世，一国创新能力如何，不仅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也直接关系综合国力与未来潜力。在日前召开的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同志郑重宣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胡锦涛同志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包涵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包涵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要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显示，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中国在世界上49个主要国家中仅排名第24位。尽管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创造了年均增长9%的经济奇迹，但这种增长主要依赖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驱动，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仅为39%。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也将逐步加大。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
　　发达国家的新经济奇迹举世瞩目，而我们陈旧的产业结构却令人头疼。如何实现产业升级？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只有通过创新这一“创造性的毁灭”，才能不断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只有经历“产业突变”，才能从内部彻底变革经济结构、开启“进步的发动机”。“创造性的毁灭”是如何发生的？历史经验表明，它以近代以来一系列关于财产和权利的制度创新为前提。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研究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演化历程，认为中世纪晚期世界经济中心本在意大利城邦，近代以来才转移到荷兰，又由荷兰转移到英国，以后又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荷兰与英国的资源禀赋并不突出，何以能够先后执世界经济之牛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回答：“在这两个国家，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它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
　　中国曾有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以及郡县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度、文官制度等政治创设，却不幸锁入“超稳定结构”，由领先而保守，因烂熟而腐朽，终于在西方列强冲击下一败涂地，究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古老文明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利于创新能力生长的制度安排和文化环境。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比较分析了人类历史上26个文明的生长过程和相互关系之后指出，“文明的生长”系于“日益增强和日益积累的内部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而“文明的衰亡”源于“统治者”取代了“创新者”而成为社会金字塔尖上“优秀的少数”，致使全社会创造力逐渐枯竭，最终在内忧外患冲击下解体。“官本位”，“恪守祖制”，鄙视“奇技淫巧”，强调“定于一尊”......中国传统文明的上述特质在日益完善统治技术的同时，无情扼杀了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从而陷入了汤因比描绘的衰亡轨道。
　　旧邦新命，贞下起元，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求索与奋斗，中华民族已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我们的总体创新能力却依然比较薄弱。尤为令人痛心的是，一个时期以来的政策导向甚至有开历史倒车之嫌，以2004年为例，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3%，不仅远低于历史最高年份1960年的2.32%，也低于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1.5%。最近国家制定颁布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指出，到2020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要提高到2.5%。胡锦涛同志此次特别强调，要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尚书》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改革一切不利于创新能力成长的旧观念、旧体制，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