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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无论儒学，还是基督教，其作为一种"软性"的文化形态而言，虽与科技的发展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并不像某些思想家夸张的那样大，其主要原因则在于社会的需要对科技的刺激和推动，而不是作为文化范畴的思想。但正如并这前面所言，文化史内核，它的作用是潜在的，正因为是潜在的，若以他才是文化诱因，而不会是"武化"。
【关键词】 文化圈 基督教东征 儒学 基督教 以德治国 以法治国 李约瑟问题
一 引言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曾不止一次指出："……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二、印度文化。三、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四、 肇端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章属于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圈经过千余年的影响、磨合、渗透、融合、同化最终得以确立。而在确立中唯一没有出现断层而一脉相承的文化便是中国文化，其余三者却有各自程度不同的断裂、转化甚而消失，印度文化、闪族文化便属于此例。
而西方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形态有其不同的发展过程，笔者有必要做一个简略的分析。
公元前后，大致相当于中国东西汉交接的年代，古罗马崛起。在其后两个世纪是一个所谓的"罗马的和平’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它的文化整个继承了古希腊的一切优秀成果，与古希腊文化一并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石。但与此同时，地中海的一角，出现了耶稣基督，基督教在遥远的中东产生了，其实力愈来愈大，自东向西开始了它的文化扩张之路。而此时的罗马帝国，即公元四五世纪时，反渐愈失去它往日的雄采，甚而对自己在军事、政治、法律方面的才能也失去了自信，征服欧洲时的积极、进取、向上的昂扬精神也正被一种群体性的享乐主义所取代。由这种享乐主义所蕴积的一些文化、生活、社会心理的偏颇终于使其本土公民越来越少（因为他们认为生育是一件最不可取的事情）为了维护罗马公民的数目以及保持军队的来源便不断的向周边民族发放罗马的"绿卡"或"身份证"，使他们不断的变为罗马公民。
一大批非本土罗马公民的出现，正给予基督教的西征以难得的机遇，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无疑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要寻求各自内在的文化素质的话，则基督教提倡的德性、苦修以及精神上超越的追求，杜绝物质享乐等一系列精神的力量正与罗马相反，才使其最终获得占领、征服欧洲的胜利。
既而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一直湮没无闻，甚至不见任何踪迹。如各门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手稿辗转到伊斯兰，并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第一批拉丁文著作都是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因为此时已经很少有人懂得希腊语。一直到十四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们才重回古典，开始了一种文化形态对另一种文化形态的回归，即是由基督教文化反观古希腊文化，而此时的欧洲已经不再富有灿烂的希腊，它所深深沉积的却已是基督教的文明。
而颇有意味的是，基督教文化肇始于中东，如果以地理位置而言也应当属于东方文化，以此观，整个人类的四大文化圈的形成则其发源之点皆在东方，这是东方的神奇，也未始不是东方的尴尬。
当然，这些已经不是笔者此篇文章的关注点，只是作为一个有趣的审视点。以备有志之学人做更深刻、详尽而精彩的研究。
分析至此，我把儒学与基督教单列出来而非选择古希腊文化的理由也就不言自明了。笔者以为这便是中西文化的内核，抓住了这两个内核并对此作出相应的比较和分析，或许是一个有趣且深刻的论题，从而得出有意义和借鉴价值的结论。
二 儒学、基督学的原理
原理与观点、学说和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原理是思想体系的精华，是带有永恒性普遍性的东西，并非所有的思想都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由成体系的原理构成的，任何学科也当然带有其成体系的原理，而支撑科学理论的原理又绝非是单一的、一元的、而是各种原理的有机整合。
儒学与基督学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也定然有其原理。
先言儒学原理。吉林大学曾有一部著作《先秦儒家哲学》，曾指出一些类拟原理的东西，比如自然论、养气说、性善说、性恶说以及宋明的人学，人道，甚至生化、循环、天人感应、相术等原理，但总的来说是比较零散的。
那么究竟何为儒学的原理呢？很难用一两句讲明白，但归结其根本原理便是内圣外王、修己治人，其它如上述的零散思想便是对这一根本的延伸与阐释，这一根本原理与这些零散的分支共同构成了儒学原理的体系。
至于督教原理，笔者尝致力于此，作简表一副：
上帝造人：人具神形——正：自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平等观
反：迷信神异
正：感恩文化：感恩之恩——感人之恩——博爱
反：原罪说：背叛上帝：罪孽意识——禁欲主义
宗教政治：正：神权之上——否定批判君权专制——批判现实主义
反：政教分离——国家分裂
彼岸哲学：正：唯灵主义——浪漫主义——向死而生
反：无视自我——乏有批判现实意义——神学兴、科学科技衰——物质凋敝
笔者以为，先提出儒学与基督教的原理，才是的后面几个章节的论述有一个可以依据的理论作基础。
三 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的文化渊源
中国古代总体上是以德治国，欧洲则是依法治国。其中虽有偏颇，但总体上可以依此而言。
儒学讲求"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以及"性本善"等思想。孟子是"性善论"的积极倡导者，他以为人应有"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尤其有四体也"。他又以为到的是人的本性，"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只是人往往为欲望所遮蔽。他一方面主张修身、人性的回归；另一方面则主张当政者"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这是以德治国思想的儒学依据。
而基督教，则由于背叛上帝，原罪思想的蕴积，逐渐形成了类似荀子"性恶论"的思想，这种罪孽意识，便导致了对自己的欲望、行为律约的观念，由此产生了禁欲主义、律法主义，再往下延伸便自然而然至法制。这是依法治国的基督教依据。
四 新世纪伦理文化的建构
时下，全球化风卷袭来，这一经济专有术以其突猛地态势向其他学科领域推进。于是，便有了新世纪伦理全球化的大讨论。就中国而言，究竟建立本土伦理，还是要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的伦理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论题。
有两点值得思考：
一、1993年8月世界宗教讨论会上，有关于全球伦理的讨论，其中的"经规则"即宗教经义的伦理规范，与儒家的伦理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圣经中有"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你就不应该怎样对待别人"的话。佛教教义中也有慈悲说，而儒学的"已欲利而利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与西方宗教有着惊人的相似。
二、有些学者认为制定全球化伦理标准犯了以西方为标准的错误，不是全人类的价值所在，是与儒家的伦理格格不入的。他们指出，解决的出路乃是遵循本土的伦理标准，尊重民族性、个体性、差异性。当然，这两种态度尤其合理性，但是不全面。究竟如何看待两种关系呢？首先，我们不应该以为现在的标准不理性而舍弃他，因为人类是存有共性的。除了物质上自然的需求也应当有一般的伦理规范、存在和创建一个这样的标准是有意义的。
其次，我们不应用本土的特殊性来排斥、否定全球的普遍性。由此看，儒家的伦理观有其全球化的普遍性，应当发展其共性，保留其个性，让历史和时间去验证去评判。
五 李约瑟问题 反李约瑟问题
科学史研究中有一个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是历来为学人普遍认同并感兴趣的一个论题。笔者也曾有心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但在此，不愿再延承旧路，而试图提出一个"反李约瑟问题"的概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游戏或者字面之争，其实质实与儒学与基督学有着某些内在的不可忽视的联系。
之所以提出"反李约瑟问题"的概念，是因为在没有发展处近代科学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民族差不多，他们关心人的生存、道德、伦理等种种社会学的事情，而不太关心客观世界的实际情况。但在"李约瑟问题"上，由于西方的文化精神、制度等各方面在上两个世纪统治了世界，我们很容易把西方的一套想法和他的发展模式当做是最正常的。其实这是值得重新商榷的。在问中国为什么不这样的同时，不妨再问一下西方为什么这样。如此，才不失其客观与全面。
在儒学对科技的关系方面，社科院曾经有《正视儒学思想对科技发展的副作用》一文，对此进行了阐述，其理由是儒家思想有着很大的弊端，如它的"重道轻器""重人伦而轻理工"皆不利于科技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与儒家的基本哲学思想与思维方式有关。
先言哲学思想。儒家的基本哲学观念可以说是"天人合一"，也可以概括为"中"与"和"，他从不主张外在的客观世界作出任何强有力的改造，而主张化己为物，与物合一。这种"和"从出发点上便化解了某种欲望，从而转化为内为对人类社会本身的追求与思索。中国传统文化是犹为重人的，这也正如他们对生死的看法，凡不知或无法知者，儒家一般采取回避的态度，如孔子的弟子曾问及生与死的问题，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这也是适用于自然地，他们对然本身尚未想明白，便不会再花费心思去进一步探究外在自然物的种种问题。
同时，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模式也会成为科技发展的阻碍。中国古代的思维大致是以综合为主，综合与分析是思维方式的两种形态，无法较出孰优孰劣，但在具体的某些事情上则会产生相当大的差异。如对科技之问题。综合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混沌思维"，它不求精细的思考，而只停留在一个相对含混的层面，使之难以有一个质变的超越。
这些是儒学在哲学层面的思考，其实就算从社会政府力量的角度分析它也没有实现的可能。黄仁宇在其《关系千万重》一书中曾作如下论述："在明清社会我们可以看出：表面上皇权无限，政府实际控制的力量，并非出自经济与军事，而系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价值。这些因素诚然保持各地区之均一雷同，而且支持维权政治，却无从引导社会进化，尤其缺乏与外界竞争之能力。"这一论断相当深刻，而从之也不难看出，其中"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价值正是儒家索要建构的基本社会形态。
下面浅及"反李约瑟问题"与基督教之哲学观念与思维方式相关者。
基督学不太主张"天人合一"。而是强调"人定胜天"（当然中国的荀子也曾有此论说，但并不占主流）它是要把染得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外物，而要改造外物势必需要借助于某种手段和更加使用的工具，由此便更有利于科技的探索。
从思维方式角度，季羡林先生曾经在《两种思维结构》中作过如实比较：
分析 知性（理性） 分析力 结构主义
综合 悟性 想象力 解构思维
季先生又分析道："想象力的集中表现为适合哲学，分析力的集中表现为科技；想象力的发展走向是超越物质世界，走向无拘束、无边无垠的精神世界，而分析活动的发展产生了人对政府自然的强烈愿望。"反洗这种思维正事大的基督教文化的氛围内所提供的最优于科技创新的方式。
对词黄仁宇也曾论道："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形成和引用新时代之科技是一成套的发展，一来则都有。"他的这一论断可以作为我对上述分析的一种总结和证明。
当然，无论儒学，还是基督教，其作为一种"软性"的文化形态而言，虽与科技的发展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并不像某些思想家夸张的那样大，其主要原因则在于社会的需要对科技的刺激和推动，而不是作为文化范畴的思想。但正如并这前面所言，文化史内核，它的作用是潜在的，正因为是潜在的，若以他才是文化诱因，而不会是"武化"。
六 结语
以上种种结论皆找艳遇哲学、文化层面，当数"缓冲区"，如果非要追求唯物主义的原因的话，则与地缘政治有关，在此不再详述。
中文专业谈及此类论题似力不从心，但笔者亦欲效法黄仁宇先生之"大历史观"而慕求"大文化观"，成与不成，只向往之。
参考文献
［1］ 《朗润所言》 季羡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 《科学的十足--哲学》陈嘉映 新世界出版社
［3］ 《孔孟之道及其现代价值》季羡林新世界出版社
［3］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三联书店
［4］ 《中国文化概论》 张岱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 文化圈 基督教东征 儒学 基督教 以德治国 以法治国 李约瑟问题
一 引言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曾不止一次指出："……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二、印度文化。三、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四、 肇端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章属于东方文化。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圈经过千余年的影响、磨合、渗透、融合、同化最终得以确立。而在确立中唯一没有出现断层而一脉相承的文化便是中国文化，其余三者却有各自程度不同的断裂、转化甚而消失，印度文化、闪族文化便属于此例。
而西方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形态有其不同的发展过程，笔者有必要做一个简略的分析。
公元前后，大致相当于中国东西汉交接的年代，古罗马崛起。在其后两个世纪是一个所谓的"罗马的和平’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它的文化整个继承了古希腊的一切优秀成果，与古希腊文化一并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石。但与此同时，地中海的一角，出现了耶稣基督，基督教在遥远的中东产生了，其实力愈来愈大，自东向西开始了它的文化扩张之路。而此时的罗马帝国，即公元四五世纪时，反渐愈失去它往日的雄采，甚而对自己在军事、政治、法律方面的才能也失去了自信，征服欧洲时的积极、进取、向上的昂扬精神也正被一种群体性的享乐主义所取代。由这种享乐主义所蕴积的一些文化、生活、社会心理的偏颇终于使其本土公民越来越少（因为他们认为生育是一件最不可取的事情）为了维护罗马公民的数目以及保持军队的来源便不断的向周边民族发放罗马的"绿卡"或"身份证"，使他们不断的变为罗马公民。
一大批非本土罗马公民的出现，正给予基督教的西征以难得的机遇，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无疑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要寻求各自内在的文化素质的话，则基督教提倡的德性、苦修以及精神上超越的追求，杜绝物质享乐等一系列精神的力量正与罗马相反，才使其最终获得占领、征服欧洲的胜利。
既而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一直湮没无闻，甚至不见任何踪迹。如各门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手稿辗转到伊斯兰，并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第一批拉丁文著作都是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因为此时已经很少有人懂得希腊语。一直到十四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们才重回古典，开始了一种文化形态对另一种文化形态的回归，即是由基督教文化反观古希腊文化，而此时的欧洲已经不再富有灿烂的希腊，它所深深沉积的却已是基督教的文明。
而颇有意味的是，基督教文化肇始于中东，如果以地理位置而言也应当属于东方文化，以此观，整个人类的四大文化圈的形成则其发源之点皆在东方，这是东方的神奇，也未始不是东方的尴尬。
当然，这些已经不是笔者此篇文章的关注点，只是作为一个有趣的审视点。以备有志之学人做更深刻、详尽而精彩的研究。
分析至此，我把儒学与基督教单列出来而非选择古希腊文化的理由也就不言自明了。笔者以为这便是中西文化的内核，抓住了这两个内核并对此作出相应的比较和分析，或许是一个有趣且深刻的论题，从而得出有意义和借鉴价值的结论。
二 儒学、基督学的原理
原理与观点、学说和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原理是思想体系的精华，是带有永恒性普遍性的东西，并非所有的思想都带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由成体系的原理构成的，任何学科也当然带有其成体系的原理，而支撑科学理论的原理又绝非是单一的、一元的、而是各种原理的有机整合。
儒学与基督学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也定然有其原理。
先言儒学原理。吉林大学曾有一部著作《先秦儒家哲学》，曾指出一些类拟原理的东西，比如自然论、养气说、性善说、性恶说以及宋明的人学，人道，甚至生化、循环、天人感应、相术等原理，但总的来说是比较零散的。
那么究竟何为儒学的原理呢？很难用一两句讲明白，但归结其根本原理便是内圣外王、修己治人，其它如上述的零散思想便是对这一根本的延伸与阐释，这一根本原理与这些零散的分支共同构成了儒学原理的体系。
至于督教原理，笔者尝致力于此，作简表一副：
上帝造人：人具神形——正：自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平等观
反：迷信神异
正：感恩文化：感恩之恩——感人之恩——博爱
反：原罪说：背叛上帝：罪孽意识——禁欲主义
宗教政治：正：神权之上——否定批判君权专制——批判现实主义
反：政教分离——国家分裂
彼岸哲学：正：唯灵主义——浪漫主义——向死而生
反：无视自我——乏有批判现实意义——神学兴、科学科技衰——物质凋敝
笔者以为，先提出儒学与基督教的原理，才是的后面几个章节的论述有一个可以依据的理论作基础。
三 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的文化渊源
中国古代总体上是以德治国，欧洲则是依法治国。其中虽有偏颇，但总体上可以依此而言。
儒学讲求"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以及"性本善"等思想。孟子是"性善论"的积极倡导者，他以为人应有"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尤其有四体也"。他又以为到的是人的本性，"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只是人往往为欲望所遮蔽。他一方面主张修身、人性的回归；另一方面则主张当政者"推己及人"，实行"仁政"。这是以德治国思想的儒学依据。
而基督教，则由于背叛上帝，原罪思想的蕴积，逐渐形成了类似荀子"性恶论"的思想，这种罪孽意识，便导致了对自己的欲望、行为律约的观念，由此产生了禁欲主义、律法主义，再往下延伸便自然而然至法制。这是依法治国的基督教依据。
四 新世纪伦理文化的建构
时下，全球化风卷袭来，这一经济专有术以其突猛地态势向其他学科领域推进。于是，便有了新世纪伦理全球化的大讨论。就中国而言，究竟建立本土伦理，还是要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的伦理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论题。
有两点值得思考：
一、1993年8月世界宗教讨论会上，有关于全球伦理的讨论，其中的"经规则"即宗教经义的伦理规范，与儒家的伦理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圣经中有"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你就不应该怎样对待别人"的话。佛教教义中也有慈悲说，而儒学的"已欲利而利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与西方宗教有着惊人的相似。
二、有些学者认为制定全球化伦理标准犯了以西方为标准的错误，不是全人类的价值所在，是与儒家的伦理格格不入的。他们指出，解决的出路乃是遵循本土的伦理标准，尊重民族性、个体性、差异性。当然，这两种态度尤其合理性，但是不全面。究竟如何看待两种关系呢？首先，我们不应该以为现在的标准不理性而舍弃他，因为人类是存有共性的。除了物质上自然的需求也应当有一般的伦理规范、存在和创建一个这样的标准是有意义的。
其次，我们不应用本土的特殊性来排斥、否定全球的普遍性。由此看，儒家的伦理观有其全球化的普遍性，应当发展其共性，保留其个性，让历史和时间去验证去评判。
五 李约瑟问题 反李约瑟问题
科学史研究中有一个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是历来为学人普遍认同并感兴趣的一个论题。笔者也曾有心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但在此，不愿再延承旧路，而试图提出一个"反李约瑟问题"的概念。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游戏或者字面之争，其实质实与儒学与基督学有着某些内在的不可忽视的联系。
之所以提出"反李约瑟问题"的概念，是因为在没有发展处近代科学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民族差不多，他们关心人的生存、道德、伦理等种种社会学的事情，而不太关心客观世界的实际情况。但在"李约瑟问题"上，由于西方的文化精神、制度等各方面在上两个世纪统治了世界，我们很容易把西方的一套想法和他的发展模式当做是最正常的。其实这是值得重新商榷的。在问中国为什么不这样的同时，不妨再问一下西方为什么这样。如此，才不失其客观与全面。
在儒学对科技的关系方面，社科院曾经有《正视儒学思想对科技发展的副作用》一文，对此进行了阐述，其理由是儒家思想有着很大的弊端，如它的"重道轻器""重人伦而轻理工"皆不利于科技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与儒家的基本哲学思想与思维方式有关。
先言哲学思想。儒家的基本哲学观念可以说是"天人合一"，也可以概括为"中"与"和"，他从不主张外在的客观世界作出任何强有力的改造，而主张化己为物，与物合一。这种"和"从出发点上便化解了某种欲望，从而转化为内为对人类社会本身的追求与思索。中国传统文化是犹为重人的，这也正如他们对生死的看法，凡不知或无法知者，儒家一般采取回避的态度，如孔子的弟子曾问及生与死的问题，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这也是适用于自然地，他们对然本身尚未想明白，便不会再花费心思去进一步探究外在自然物的种种问题。
同时，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模式也会成为科技发展的阻碍。中国古代的思维大致是以综合为主，综合与分析是思维方式的两种形态，无法较出孰优孰劣，但在具体的某些事情上则会产生相当大的差异。如对科技之问题。综合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混沌思维"，它不求精细的思考，而只停留在一个相对含混的层面，使之难以有一个质变的超越。
这些是儒学在哲学层面的思考，其实就算从社会政府力量的角度分析它也没有实现的可能。黄仁宇在其《关系千万重》一书中曾作如下论述："在明清社会我们可以看出：表面上皇权无限，政府实际控制的力量，并非出自经济与军事，而系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价值。这些因素诚然保持各地区之均一雷同，而且支持维权政治，却无从引导社会进化，尤其缺乏与外界竞争之能力。"这一论断相当深刻，而从之也不难看出，其中"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价值正是儒家索要建构的基本社会形态。
下面浅及"反李约瑟问题"与基督教之哲学观念与思维方式相关者。
基督学不太主张"天人合一"。而是强调"人定胜天"（当然中国的荀子也曾有此论说，但并不占主流）它是要把染得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外物，而要改造外物势必需要借助于某种手段和更加使用的工具，由此便更有利于科技的探索。
从思维方式角度，季羡林先生曾经在《两种思维结构》中作过如实比较：
分析 知性（理性） 分析力 结构主义
综合 悟性 想象力 解构思维
季先生又分析道："想象力的集中表现为适合哲学，分析力的集中表现为科技；想象力的发展走向是超越物质世界，走向无拘束、无边无垠的精神世界，而分析活动的发展产生了人对政府自然的强烈愿望。"反洗这种思维正事大的基督教文化的氛围内所提供的最优于科技创新的方式。
对词黄仁宇也曾论道："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形成和引用新时代之科技是一成套的发展，一来则都有。"他的这一论断可以作为我对上述分析的一种总结和证明。
当然，无论儒学，还是基督教，其作为一种"软性"的文化形态而言，虽与科技的发展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并不像某些思想家夸张的那样大，其主要原因则在于社会的需要对科技的刺激和推动，而不是作为文化范畴的思想。但正如并这前面所言，文化史内核，它的作用是潜在的，正因为是潜在的，若以他才是文化诱因，而不会是"武化"。
六 结语
以上种种结论皆找艳遇哲学、文化层面，当数"缓冲区"，如果非要追求唯物主义的原因的话，则与地缘政治有关，在此不再详述。
中文专业谈及此类论题似力不从心，但笔者亦欲效法黄仁宇先生之"大历史观"而慕求"大文化观"，成与不成，只向往之。
参考文献
［1］ 《朗润所言》 季羡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 《科学的十足--哲学》陈嘉映 新世界出版社
［3］ 《孔孟之道及其现代价值》季羡林新世界出版社
［3］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三联书店
［4］ 《中国文化概论》 张岱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