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对改革学术研究运行、管理、评价的诸多积弊提出了意见，令人欣喜！的确，当下学术科研存在着不少问题，亟须破解。就人文学术研究而言，“技术化 ”可谓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危机。
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不同，在于它以探究人的生存意义和境界为中心，以构建人类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为职志。狄尔泰即认为，人文学术包含了事实、命题、价值判断三个层次，其中价值判断是最高层次；人文学术 “除了它的知识以外，它还会包括一种与价值、理想、规则和塑造未来的目标相联系的价值判断和命令系统的意识 ”（韦尔海姆 ·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赵稀方译，华夏出版社二 ○○四年版， 27—28页）。马克斯 ·韦伯亦曾谈到，人文学术（韦伯所用的词是 “人文社会科学 ”，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 “人文学术 ”）的基本对象是 “文化事件 ”，而文化事件的根本特征在于价值和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很强的人文性，中国传统学术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文学术，强调学问对于提升人生境界、加强人格修养的重要意义。此即人文学术研究的重心和目的所在。孔子理想中的学者所从事者乃“为己 ”之学。所谓 “为己 ”，即“因心以会道 ”（《后汉书 ·桓荣传论》），“以美其身 ”（《荀子 ·劝学》），指为学的目的在于学者通过内心对 “道”（不妨阐释为人文精神）的体悟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马一浮也说：“学问却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要变化气质而后成，不偏重才能。知识、才能是学问之资藉，不即是学问之成就。……学是自学 ……自学是要自己证悟，如饮食之于饥饱，衣服之于寒暖，全凭自觉，他人替代不得。”
（《释学问》）历代儒者正是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从人文典籍中探寻对 “道”的体究、证悟，并将其所得以著述或讲学形式传授给后人，由此薪尽火传，文脉得以延续，学术得以发展。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先是器物，再是制度，然后是学术文化，中华民族在 “救亡图存 ”的呼声中一步步向西方学习。基于 “落后就要挨打 ”的沉痛教训，企图以学术报国的现代学人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崇拜比西方同行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人文学术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自然科学的同化，带有技术化的胎记。此后，随着经济建设、科教兴国等国家发展战略的相继出台，自然科学和技术在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电子技术高速发展，信息化、数据化进程加快，“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国基本古籍库 ”、“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 ”等各式数据库相继开发、完善。这为人文学术研究提供极大
便利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文学者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式，对人文学术研究造成极大冲击，使技术化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所谓人文学术研究的 “技术化 ”，是指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强势渗透下，人文学术研究正在丧失其原初的目的和本质的属性，逐渐沦为外在于人的技术性工序。虽然人文学术也离不开事实和知识，也有可以用自然科学理念和方法处理的部分和层次，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借用和影响的限度，不能无视人文学术的特点，更不能背离人文学术的本质盲目效仿。人文学术研究的中心任务在于探究人的生存意义和境界，这决定了它必然以人的生命体验为出发点，以人的人生践履为归宿。脱离了人的生活和世界，撇开人的体验与践履，文本、典籍不过如《庄子》“桓公读书于堂上 ”寓言所暗示的，是一堆知识性的糟粕罢了。可悲的是，当今的人文学术研究，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理念的影响下，恰恰以文本、典籍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研究对象，以探究客观知识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研究目的。研究者所从事的，不过像技术工人那样，在某个预定选题的统摄下，对文本进行检索、分类、解析、概括、重述、解构等等，将其“捶打成符合自己的目的形状 ”（艾柯、柯里尼：《诠释与过度的诠释》，王宇根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30页），由此制造出大量所谓规范化的 “研究成果 ”。
以笔者较为熟悉的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为例，翻开相关学术期刊，百分之八九十的论文是探讨诗人生平事迹、作品本事、版本目录等等的考据文章，而对于诗歌如何通过语言、文字去创造 “美”，去呈现诗人的情感状态、价值取向、艺术追求、心灵律动乃至民族、时代精神，则往往语焉不详、关注不多。形成这种研究格局的直接原因，是研究者在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型模的量化评价体系驱动下急功近利的心态：前者借助各种数据库检索，相对容易成文，且不易被人诟病，后者要真正写得深刻到位，需花费很大精力；深层原因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对人文学术的强势渗透和同化。正是有感于诗歌研究的日益技术化，日本汉学家川合康三教授疾呼：“像孩子念诗那样回到诗歌本身。”（卞东波：《“像孩子念诗那样回到诗歌本身 ”—川合康三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二○一五年第七期）诗歌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重心应该在于研究者结合自己的生活感受与生命体验，发掘、阐释、弘扬、深化能够打动孩子心灵的、最素朴也是最本质的人文性和诗意，而不是冷冰冰地考辨知识。
在类似按程序作业的 “技术化 ”操作下，人文学术深受其创。一方面，向人的生活和世界敞开、与人的生命碰撞交融的人文典籍所蕴含的丰富意义被浅薄化、狭窄化，只剩下干瘪瘪一堆知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人文学术研究的严重异化：“学”与“人”远远分离开来，原初意义上的 “为己 ”之学正在沦为 “为人 ”之学。古人曾精辟地指出，“为人之学 ”“事归乎名，名归乎缀利 ”（章世纯：《留书》），“其终至于丧己 ”（《二程集 ·遗书》卷二五）。遗憾的是，这些正在变为普遍蔓延的事实。人文学术研究偏离了赖以存在的本质属性 —人文性，日益成为博取饭碗、谋取名利的羔雁之具。于是，在涉及职称、项目、地位、权力、待遇等等的分配时，有些人只顾眼前，有些人大爆粗口 ……人文学术研究生的培养正在沦为熟悉论文写作流程的技术工人培训，师生关系异化为企业中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学术界已像武侠小说描述的那样，成为几个学术 “大佬 ”纵横驰骋的江湖。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更是频频发生、痼疾难治。在金钱、名利的诱惑下，不少人文学术研究者连自
己都找不到方向和归宿，何谈为大众营建精神家园和价值坐标？
身处信息获取、检索、分析更为便捷的 “大数据 ”时代，作为人文学术研究者，我们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更应该警惕研究的 “技术化”倾向，更有必要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研究还有多少人文性，距离人文学术的原初目的和意义究竟有多远？
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不同，在于它以探究人的生存意义和境界为中心，以构建人类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为职志。狄尔泰即认为，人文学术包含了事实、命题、价值判断三个层次，其中价值判断是最高层次；人文学术 “除了它的知识以外，它还会包括一种与价值、理想、规则和塑造未来的目标相联系的价值判断和命令系统的意识 ”（韦尔海姆 ·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赵稀方译，华夏出版社二 ○○四年版， 27—28页）。马克斯 ·韦伯亦曾谈到，人文学术（韦伯所用的词是 “人文社会科学 ”，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 “人文学术 ”）的基本对象是 “文化事件 ”，而文化事件的根本特征在于价值和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很强的人文性，中国传统学术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文学术，强调学问对于提升人生境界、加强人格修养的重要意义。此即人文学术研究的重心和目的所在。孔子理想中的学者所从事者乃“为己 ”之学。所谓 “为己 ”，即“因心以会道 ”（《后汉书 ·桓荣传论》），“以美其身 ”（《荀子 ·劝学》），指为学的目的在于学者通过内心对 “道”（不妨阐释为人文精神）的体悟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马一浮也说：“学问却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要变化气质而后成，不偏重才能。知识、才能是学问之资藉，不即是学问之成就。……学是自学 ……自学是要自己证悟，如饮食之于饥饱，衣服之于寒暖，全凭自觉，他人替代不得。”
（《释学问》）历代儒者正是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从人文典籍中探寻对 “道”的体究、证悟，并将其所得以著述或讲学形式传授给后人，由此薪尽火传，文脉得以延续，学术得以发展。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先是器物，再是制度，然后是学术文化，中华民族在 “救亡图存 ”的呼声中一步步向西方学习。基于 “落后就要挨打 ”的沉痛教训，企图以学术报国的现代学人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崇拜比西方同行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人文学术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自然科学的同化，带有技术化的胎记。此后，随着经济建设、科教兴国等国家发展战略的相继出台，自然科学和技术在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电子技术高速发展，信息化、数据化进程加快，“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国基本古籍库 ”、“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 ”等各式数据库相继开发、完善。这为人文学术研究提供极大
便利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文学者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式，对人文学术研究造成极大冲击，使技术化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所谓人文学术研究的 “技术化 ”，是指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强势渗透下，人文学术研究正在丧失其原初的目的和本质的属性，逐渐沦为外在于人的技术性工序。虽然人文学术也离不开事实和知识，也有可以用自然科学理念和方法处理的部分和层次，但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借用和影响的限度，不能无视人文学术的特点，更不能背离人文学术的本质盲目效仿。人文学术研究的中心任务在于探究人的生存意义和境界，这决定了它必然以人的生命体验为出发点，以人的人生践履为归宿。脱离了人的生活和世界，撇开人的体验与践履，文本、典籍不过如《庄子》“桓公读书于堂上 ”寓言所暗示的，是一堆知识性的糟粕罢了。可悲的是，当今的人文学术研究，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理念的影响下，恰恰以文本、典籍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研究对象，以探究客观知识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研究目的。研究者所从事的，不过像技术工人那样，在某个预定选题的统摄下，对文本进行检索、分类、解析、概括、重述、解构等等，将其“捶打成符合自己的目的形状 ”（艾柯、柯里尼：《诠释与过度的诠释》，王宇根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30页），由此制造出大量所谓规范化的 “研究成果 ”。
以笔者较为熟悉的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为例，翻开相关学术期刊，百分之八九十的论文是探讨诗人生平事迹、作品本事、版本目录等等的考据文章，而对于诗歌如何通过语言、文字去创造 “美”，去呈现诗人的情感状态、价值取向、艺术追求、心灵律动乃至民族、时代精神，则往往语焉不详、关注不多。形成这种研究格局的直接原因，是研究者在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型模的量化评价体系驱动下急功近利的心态：前者借助各种数据库检索，相对容易成文，且不易被人诟病，后者要真正写得深刻到位，需花费很大精力；深层原因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对人文学术的强势渗透和同化。正是有感于诗歌研究的日益技术化，日本汉学家川合康三教授疾呼：“像孩子念诗那样回到诗歌本身。”（卞东波：《“像孩子念诗那样回到诗歌本身 ”—川合康三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二○一五年第七期）诗歌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其重心应该在于研究者结合自己的生活感受与生命体验，发掘、阐释、弘扬、深化能够打动孩子心灵的、最素朴也是最本质的人文性和诗意，而不是冷冰冰地考辨知识。
在类似按程序作业的 “技术化 ”操作下，人文学术深受其创。一方面，向人的生活和世界敞开、与人的生命碰撞交融的人文典籍所蕴含的丰富意义被浅薄化、狭窄化，只剩下干瘪瘪一堆知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人文学术研究的严重异化：“学”与“人”远远分离开来，原初意义上的 “为己 ”之学正在沦为 “为人 ”之学。古人曾精辟地指出，“为人之学 ”“事归乎名，名归乎缀利 ”（章世纯：《留书》），“其终至于丧己 ”（《二程集 ·遗书》卷二五）。遗憾的是，这些正在变为普遍蔓延的事实。人文学术研究偏离了赖以存在的本质属性 —人文性，日益成为博取饭碗、谋取名利的羔雁之具。于是，在涉及职称、项目、地位、权力、待遇等等的分配时，有些人只顾眼前，有些人大爆粗口 ……人文学术研究生的培养正在沦为熟悉论文写作流程的技术工人培训，师生关系异化为企业中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学术界已像武侠小说描述的那样，成为几个学术 “大佬 ”纵横驰骋的江湖。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更是频频发生、痼疾难治。在金钱、名利的诱惑下，不少人文学术研究者连自
己都找不到方向和归宿，何谈为大众营建精神家园和价值坐标？
身处信息获取、检索、分析更为便捷的 “大数据 ”时代，作为人文学术研究者，我们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更应该警惕研究的 “技术化”倾向，更有必要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研究还有多少人文性，距离人文学术的原初目的和意义究竟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