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同时也接受了文本中固有的思想、知识、文化，接受了作者情感潜移默化的熏陶。因此，我们要重视语文文本语言的学习。钱理群教授认为“文本的核心是语言”，“要直面文本，直面文本语言”（《对话语文》福建人民出版社）。只有“直面文本，直面文本语言”，抓住重要的、关键的词语和句子进行研读、品味，才能达到《课标》“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的目标。
　　但是，文本中有些重要的和关键词语不是容易发现的，一些句子，尤其是一些表面显得不连贯、不完整、不规范的句子，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例如，莫泊桑在写到菲利普看人家吃牡蛎时这样写道：“毫无疑义，父亲是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我的叔叔于勒》）。“高贵”和“打动”，两个词非常朴素，但用在这里就非常简练和传神。这两个词入木三分地描写了菲利普钦羡阔人一心想摆脱拮据生活跻身上流社会的心理状态，同时为后文吃牡蛎，遇于勒，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作了铺垫，为刻画菲利普嫌贫爱富性格埋下了伏笔。又如“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一点出副词“竟”，学生就能体会到菲利普想象同亲兄弟一朝相逢而喜出望外的心情。
　　有些词，由于运用得好，往往可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是这样来描写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的：“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很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的响。”阿Q同王胡比赛捉虱子，王胡捉得多，放在嘴里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而阿Q却没有捉到几个，而且“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也只是“劈的一声”，远没有王胡来得响。这里的摹声词的运用十分精彩，“毕毕剥剥”形象地描绘出王胡咬虱子的响声，王胡虱子捉得多，而且是连续不断地咬，所以才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而阿Q呢？只是“劈的一声”，因为只捉到一个，而且还是个“中的”。这两个不同的声响，不但写出了阿Q捉虱子的数量和质量都比不上王胡，而且写出了阿Q嫉妒的心情，这样，就把阿Q的思想性格表达得极为生动而深刻。又如“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声声慢》）在这里，“点点滴滴”这个词给予读者的实际内容远远超过这个摹声词本身所表达的内容。读者通过联想，似乎听到了这点点滴滴的雨声是怎样敲响了作者愁苦的心情。像这样的词，学生极易疏忽，可是，一经我们点出，学生就会豁然开朗。如果在语文课老师不点出，不进行评读、体会、欣赏的话，就会架空文本，架空课堂。
　　文本里重要的和关键的词需要去发现、体会、欣赏，一些句子同样需要我们教师适当引导、点拨，帮助学生进行理解、欣赏。例如，曹禺的《雷雨》有一段周萍与鲁侍萍的对话。周萍：“你是谁？”，鲁侍萍：“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这些句子，如果纯粹从规范的角度来讲，是属不连贯、不完整、不规范的，是些“破句”。但在文学作品中是可以选用甚至是必须选用的。像曹禺写的这些句子，反映了复杂的情境：鲁侍萍跟周萍是母子关系，所以她脱口而出：“我是你的——”，“妈”字没有说出，马上改口。因为那个复杂的情境迫使她非改口不可。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结构很不完整、表意很不明显的语句，从修辞作用上来看，这类句子有时却胜过结构上的四平八稳、表意上一目了然的语句。鲁迅小说《药》写华老栓和华大妈的对话：“得了么？”，“得了。”用的是省略句，把可怕的“人血馒头”省去，讳言“血”字，既表现了华老栓和华大妈的忠厚善良，也表明父母情深，爱子心切。此外，还有些言外之意的、曲折之笔的、旁敲侧击的、含蓄委婉的句子，这些都不是“表意清楚”所能包括得了的。有了语境的烘托，有些看来表意不明确、不准确的语句都可以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学生对文本里的重要的、关键的词和一些内涵丰富的句子理解了，才能真正走进文本，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进而有自己独特的阅读体验和感受，才能拓展和再造文本。一些含蓄的、省略的或不规则的句子，如果不进行一些梳理，怎能理解人物的思想性格及文本的主题呢？又怎能和作者进行情感的交流呢？文本的人文性不是与工具性对立的，它们是有机统一的。文本的人文性是通过文本的语言来传达的，作者的感情是通过它们的言语来表达的。我们不能顾此失彼，走向极端。
　　不同的文本各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不同的生活层面或生活理解，我们语文老师的有效做法就是要让学生对言语生活充分感受的同时进行适当引导、点拨、帮助，这样，《课标》所要求达到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统一的目标，才能瓜熟蒂落地实现。唯如此，才能切实地增长学生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
　　
　　李信儒，高德利，语文教师，现居江苏姜堰。本文编校：高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