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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尽管几年的外出求学生涯中，我已经学会像每一个标准的城市动物一样，露出八颗牙齿来微笑。我在时光中冲刷着对故乡的记忆。故乡是一个禁忌，是手掌上扭曲的老茧，苍老而凄凉。有那么一段时间，或许是为了融入城市的朋友圈，我对自己来自大山的事实讳莫如深。而今天，我就想和你说说大山的故事，大山的孩子的故事。
我出生的地方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村落里上演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每一段劳苦无常的命运，都融进了黄土地的呼吸，烙在沉寂无光的岁月里。村落确是太沉默太落后了，在我很小的时候，村里的年轻人，但凡手脚健全的，不分男女都去外地讨生活了，我爸我妈，也兴致勃勃地想碰碰运气。
父母外出那年，我刚满7岁，小脑瓜恰好够上灶台的高度，而妹妹，还在牙牙学语。按我妈的标准，只要自己能弄吃的就可以生活自理了。农村的孩子顶半个劳动力，像我这么大的娃能背个篓子去半山腰打猪草了。就这样，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母走了，把我和妹妹托付给了年过七十的奶奶。
那时村落里只有唯一一所小学，封闭落后，也不像城市里一样有全托和寄宿。每天我很早就要起床，弄早饭，然后步行近一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放学后走路回家。奶奶怕我有时候回家太晚了，还托人给我买了一个手电筒，为此我在班上还神气了一阵。后来，班上陆陆续续传开了手电筒、小花边裙子、玩具手枪和各式城里玩意儿。每一次外出打工的父母邮寄了什么好玩的回来，小孩子都要拿出来和全班分享。
“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村子只有留守的孩子和老人。”现在时常能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新闻。事实上，那段童年时光在我的记忆中却是熠熠生辉的。当我步入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这样简单快乐的日子，却因一个噩耗戛然而止。即使是现在，当我坐在教室里，翻开报纸看到“矿难”二字时，依然是脊背发凉。我想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年，那一天。
那一年，一场矿难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场矿难村落里“走”了四名青壮劳动力，鞭炮声从村这头一直响到那头。那是村落里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最悲伤的时候。年迈的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她，浑浊的双眼已经流不出一滴泪。大山是无言的，只有被鞭炮炸开的沟沟壑壑如同老者的皱纹，透着几许沧桑。
一天晚上，我听到奶奶对妈妈说：“你还年轻，就带着大闺女另寻个好人家吧。”另寻个好人家？不就是要妈妈改嫁吗！那妹妹呢？
妹妹已经到了非上学不可的年纪，也许是营养不良，个头还没够上灶台。几日后妈妈果然带着行李和我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而那支破旧的手电筒，便成了妹妹的新宠，自此陪伴她穿过弯弯曲曲的求学路。离开那天，妹妹和奶奶一直跟在车后面跑，一大一小两个人影儿在视线里逐渐模糊。
我咬了咬下嘴唇，原来眼泪是咸的，味道一点儿也不好。
妈妈用父亲拿命换来的钱在城市里买了一套小房子，靠每月给别人帮佣支付我的学费。我并不想花费多少笔墨来渲染城乡差异。城市的喧嚣与繁华，同样也充斥着压抑与落寞，农村虽寂静清冷，却也自由舒畅。只是农村里的孩子身上似乎带着印记，在城市里格外醒目。而贫穷，就像脸上的伤疤一样一目了然。
很长一段时间，原本开朗的我变得敏感而自卑，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妈妈给人帮佣后还要打几份零工，每天都弄到很晚回来。成长中的聚少离多也让原本亲昵的我们变得陌生。
也许是父亲的离去，也许是生活的压力，走出大山后的我一直都快乐不起来，就这样晃晃悠悠走过我的初中。
初三那个暑假，我终于重新回到了大山。时别三年，那山依旧是沉默无言地伫立在那儿，仿佛时间在它面前是静止凝固的。别的村都通了公路，只有这四面环山的村落还是老样子。盛夏，阳光灿烂，跋涉了一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以前的村小学，却只见一间废弃的青砖房。讲台和课桌都已不在，只有那两块斑驳的黑板，以及残留的一些儿洁白的粉笔灰，地上一截断掉的粉笔，自得突兀。想想，已有好几年没有踏进这间教室了。
听村里的干部说，为了优化农村教学资源，实行乡村学校合并，村小学就废弃了。听说，现在村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要每周一次地跋山涉水，到镇上去上学了。年纪太小的孩子，就只有由爸爸或妈妈陪读，期待着知识改变命运。可就连这，妹妹也奢求不来。奶奶日渐年迈，视力渐渐退化了，看东西时也总是模模糊糊，有时候还需要年幼的妹妹照料起居。妹妹说，村里来过一个医生，说奶奶得的是白内障，要动手术的。可奶奶说了，村里人得个大病小病是轻易不看医生的，更何况是动手术，指不定得花多少钱呢。
在城市的繁华里，纸醉金迷，霓虹闪烁，林立的高楼遮天蔽日，没人知道在遥远的山村，还有很多小孩因为没有教室上课每天要步行三四个小时只为求学。大山的贫穷和无奈令我震惊，记忆中它巍峨高大的形象忽地崩塌了。如今，我已经离开大山的怀抱去寻找我的梦想，但是我知道，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身上流着大山的血脉，总有一天我要回到那里。而妹妹眼神里的渴望，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情愫。听到她问：“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总是无言以对，因为出去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长她6岁，却什么也不能为她做，不知道妹妹是否等得及，姐姐带给她的幸福。
编辑/梁宇清
我出生的地方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村落里上演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每一段劳苦无常的命运，都融进了黄土地的呼吸，烙在沉寂无光的岁月里。村落确是太沉默太落后了，在我很小的时候，村里的年轻人，但凡手脚健全的，不分男女都去外地讨生活了，我爸我妈，也兴致勃勃地想碰碰运气。
父母外出那年，我刚满7岁，小脑瓜恰好够上灶台的高度，而妹妹，还在牙牙学语。按我妈的标准，只要自己能弄吃的就可以生活自理了。农村的孩子顶半个劳动力，像我这么大的娃能背个篓子去半山腰打猪草了。就这样，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母走了，把我和妹妹托付给了年过七十的奶奶。
那时村落里只有唯一一所小学，封闭落后，也不像城市里一样有全托和寄宿。每天我很早就要起床，弄早饭，然后步行近一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放学后走路回家。奶奶怕我有时候回家太晚了，还托人给我买了一个手电筒，为此我在班上还神气了一阵。后来，班上陆陆续续传开了手电筒、小花边裙子、玩具手枪和各式城里玩意儿。每一次外出打工的父母邮寄了什么好玩的回来，小孩子都要拿出来和全班分享。
“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村子只有留守的孩子和老人。”现在时常能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新闻。事实上，那段童年时光在我的记忆中却是熠熠生辉的。当我步入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这样简单快乐的日子，却因一个噩耗戛然而止。即使是现在，当我坐在教室里，翻开报纸看到“矿难”二字时，依然是脊背发凉。我想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年，那一天。
那一年，一场矿难让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场矿难村落里“走”了四名青壮劳动力，鞭炮声从村这头一直响到那头。那是村落里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最悲伤的时候。年迈的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她，浑浊的双眼已经流不出一滴泪。大山是无言的，只有被鞭炮炸开的沟沟壑壑如同老者的皱纹，透着几许沧桑。
一天晚上，我听到奶奶对妈妈说：“你还年轻，就带着大闺女另寻个好人家吧。”另寻个好人家？不就是要妈妈改嫁吗！那妹妹呢？
妹妹已经到了非上学不可的年纪，也许是营养不良，个头还没够上灶台。几日后妈妈果然带着行李和我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而那支破旧的手电筒，便成了妹妹的新宠，自此陪伴她穿过弯弯曲曲的求学路。离开那天，妹妹和奶奶一直跟在车后面跑，一大一小两个人影儿在视线里逐渐模糊。
我咬了咬下嘴唇，原来眼泪是咸的，味道一点儿也不好。
妈妈用父亲拿命换来的钱在城市里买了一套小房子，靠每月给别人帮佣支付我的学费。我并不想花费多少笔墨来渲染城乡差异。城市的喧嚣与繁华，同样也充斥着压抑与落寞，农村虽寂静清冷，却也自由舒畅。只是农村里的孩子身上似乎带着印记，在城市里格外醒目。而贫穷，就像脸上的伤疤一样一目了然。
很长一段时间，原本开朗的我变得敏感而自卑，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妈妈给人帮佣后还要打几份零工，每天都弄到很晚回来。成长中的聚少离多也让原本亲昵的我们变得陌生。
也许是父亲的离去，也许是生活的压力，走出大山后的我一直都快乐不起来，就这样晃晃悠悠走过我的初中。
初三那个暑假，我终于重新回到了大山。时别三年，那山依旧是沉默无言地伫立在那儿，仿佛时间在它面前是静止凝固的。别的村都通了公路，只有这四面环山的村落还是老样子。盛夏，阳光灿烂，跋涉了一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以前的村小学，却只见一间废弃的青砖房。讲台和课桌都已不在，只有那两块斑驳的黑板，以及残留的一些儿洁白的粉笔灰，地上一截断掉的粉笔，自得突兀。想想，已有好几年没有踏进这间教室了。
听村里的干部说，为了优化农村教学资源，实行乡村学校合并，村小学就废弃了。听说，现在村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要每周一次地跋山涉水，到镇上去上学了。年纪太小的孩子，就只有由爸爸或妈妈陪读，期待着知识改变命运。可就连这，妹妹也奢求不来。奶奶日渐年迈，视力渐渐退化了，看东西时也总是模模糊糊，有时候还需要年幼的妹妹照料起居。妹妹说，村里来过一个医生，说奶奶得的是白内障，要动手术的。可奶奶说了，村里人得个大病小病是轻易不看医生的，更何况是动手术，指不定得花多少钱呢。
在城市的繁华里，纸醉金迷，霓虹闪烁，林立的高楼遮天蔽日，没人知道在遥远的山村，还有很多小孩因为没有教室上课每天要步行三四个小时只为求学。大山的贫穷和无奈令我震惊，记忆中它巍峨高大的形象忽地崩塌了。如今，我已经离开大山的怀抱去寻找我的梦想，但是我知道，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身上流着大山的血脉，总有一天我要回到那里。而妹妹眼神里的渴望，是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情愫。听到她问：“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总是无言以对，因为出去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长她6岁，却什么也不能为她做，不知道妹妹是否等得及，姐姐带给她的幸福。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