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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公六年前出版有《玩陶集》，收自制青花、粉彩、龙泉青瓷等90余件，嘱我为序，因写《文人画的瓷上涅槃》一文。今林公又有《辽彩新韵》出版，收其近年所制辽三彩瓷80余件，再嘱我作序。我实不敢称“序”，因我一向认为作序须有三条件：一是长者，二为师尊，三是同道中的佼佼者。我三条件均不具备，何敢称“序”？所以，只好为自己设一贯例，所有盛情命我作序的长者，我均置题，以示尊重。多少年来，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信任和喜欢我的长者，才有我今日的快乐与充实。这就像本文的题目，如果没有辽宁，就不可能有辽代陶瓷的重生与辉煌。
一
20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市场里出现了一种工艺粗糙、纹饰质朴，与中原和南方风格迥然不同的瓷器，人们不知道这种瓷器出自何处，只知道是从东北地区流出来的，于是就称其为“北路货”。后来由于金毓黻的偶然发现，人们才知道原来“北路货”就是千年之前的辽代陶瓷。
金毓黻第一次发现并确认有“辽瓷”的时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22日，地点是辽宁沈阳。他曾在这一天的《静晤室日记》中写道：“大东边门外有农户掘土得一瓦棺，其形甚小，与在辽阳出土之瓦棺相似。棺前有花纹，镌字开泰某年，登仕郎赐紫绯鱼袋孙某，盖辽代所葬也。又有古瓶一、烛台二。白子敬举以相告，余嘱送博物馆保存。”这座辽墓让金毓黻放心不下，12天之后，他亲往墓地考察，其情形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当时金毓黻正在辽宁省政府秘书长任上，但他对学术和考古之事仍亲历亲为，其学者风范，令人敬佩。
沈阳发现的这座辽墓的价值，显然在金毓黻的辽史研究中占有一定的份量。1931年1月，金先生又在辽宁省教育厅编译处编辑出版的《东北丛镌》上发表了《辽金旧墓记》一文，再次述及沈阳发现的辽孙允中墓，并在插图中刊发了“孙允中石棺”和“孙允中墓内发见之物”两幅图片。从后一幅图片中可看到墓中出土的青釉黑花瓶。从器型上看，这件瓶正如金先生所说，为壶形，庄重古朴。据曾与金毓黻先生一起筹备国立沈阳博物院、见过此瓶的佟柱臣先生在《中国辽瓷研究》中说：“黑花瓶属于辽瓷的证据是，石棺前上角刻有‘辽开泰七年岁次戊午承奉郎守贵德州观察判官大理司直赐绯鱼袋孙允中’。辽圣宗耶律隆绪开泰七年为1018年，贵德州为今辽宁铁岭，可证该墓石棺中出的青釉黑花瓶属辽中期。青釉黑花瓶高25.2厘米，腹部最大直径14.2厘米。肩部和下体均绘有野菊，而器面三个六角形中，绘有高士、立鹤、伏兔，草丛之间，一兔惊顾。此等野菊与野兔，均为契丹民族游牧生活中习见的景物，亦为辽瓷的写实画面。这是辽瓷中第一件出土地点最清楚、年代最明确、而为金毓黻先生最早向学术界发表的辽瓷。金先生当为辽瓷之父。”从辽朝初始有辽瓷到1930年的辽宁，一千年的时光，任谁也难以想到，辽瓷竟与辽宁有着这样的因缘际会。如果没有辽宁的发现，如果没有金毓黻的考察，辽瓷不知还要在地下沉睡多少年。
在此之后，金毓黻先生对辽瓷多有关注，据佟柱臣先生介绍，金先生还是发现赤峰缸瓦窑辽代窑址的第一人。而陪同金先生发现缸瓦窑的另一位学者也是辽宁人，即最早对辽瓷进行系统研究的李文信先生。大约正是受当年随金先生考察缸瓦窑的启发，或受其影响，从那时开始，李文信先生即进入辽瓷研究领域。他曾主持多个辽墓和辽代窑址的发掘与调查，对当时出土的近千件辽瓷分门别类地做了系统的考察与研究。1958年，他发表了《辽瓷简述》一文，这是李文信先生研究辽瓷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给辽瓷下定义：“此处所谓辽陶瓷，系指辽土烧造和辽人使用的输入陶瓷器而言，包括硬质日用瓷器和单色或三色釉陶器，素陶器不录；在时间概念上是以契丹建国开始至灭亡为止的，即由907年（康天祐四年、后梁开平元年）至1124年（北宋宣和六年）的二百多年间为限，而建国以前和西辽时期，因无资料，皆不讨论。在地理分布上，则以东北辽、吉、黑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出土物为主。本土烧造的瓷器应为辽瓷正品，而中原传入的瓷器虽也是辽人日常用物，但它不具备辽瓷特色而为中原各窑所烧造，故只能算作辽土使用的瓷器而不能用它们来代表辽代陶瓷技术文化。”这是中国学者给辽瓷下的第一个定义，在辽瓷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在此文中还将辽土烧造的即狭义辽瓷概括为四类，将辽瓷中最具特色的鸡冠壶分为五种基本类型。1962年，李文信与朱子方合作，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辽宁省博物馆藏辽瓷选集》，这是国内外第一部辽瓷作品集，在辽瓷研究领域颇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直到今天，辽瓷研究中的许多成果都是李文信当年确立的，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仍为陶瓷界所延用。
李文信之后，辽瓷研究在中国不断深入。令人欣慰的是接续金毓黻、李文信辽瓷研究史上两位先学的后来学者几乎都是辽宁人，如冯永谦、佟柱臣、关宝琮、路菁等。如今，林公又以辽宁人的身份，复制和创新辽三彩，出版《辽彩新韵》一书，让辽瓷走进大众欣赏与实用的视野，成为辽瓷新生第一人。辽瓷千年史，不仅在辽宁发现与研究，更在辽宁辉煌与传承。由此说来，如果没有辽宁和辽宁人的发现、研究与传承，中国陶瓷史上，可能不知何时才能有“辽瓷”一名，辽三彩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重获新生与光大。
二
我们知道，林公在为官之余，离休之后，曾以诗、书、画名世，70岁之后迷上陶瓷制作，曾数次到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亲身体会和坯入窑，挂釉绘彩的工艺过程，并创作出一大批瓷画作品，结集成书，谓之《玩陶集》。80岁之后又迷上辽三彩，三上赤峰，拜著名陶艺专家、郝家窑的郝中立先生为师，亲手刻制烧造了一大批辽三彩，圆了自己多年的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玩陶制瓷的第二次飞跃。
一般人难以体会甚至理解林公对于陶艺的爱好与兴趣。他开始学制辽三彩是在2010年。那一年他80岁，带着儿子林晓东到赤峰，最多时他会在郝家窑呆上半个月不回家。每天早上七点就到窑上，中午在窑场吃点饭，晚上六七点才回到住地。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是一身的泥水，一身的釉彩，活像个做泥活的老农，又恰似窑场里的老窑工。他在郝师傅的指导下，在半干不湿的泥胎上游刀驰骋，或写或刻，或画或抹，再苦再累，他也兴趣其中，每天都是如痴如醉，十分惬意。 五年下来，终于有了收获，当有一天他把最后一批亲手烧制的辽三彩从赤峰运回家中的时候，兴奋得一夜未眠。他把这些三彩瓷都摆到书房的地板上，然后盘腿而坐，一件一件地端详、欣赏、抚摸、琢磨，一会儿兴奋地站起来，一会儿又若有所思地坐下去。抚摸这个，端详那个，一遍又一遍，摆弄来摆弄去，像亲昵自己膝下的孩子，却不知，他自己此时倒像个孩子。这样的情状，谁能想到他已是一位84岁的老人了。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林公对我说过的一句话：“通过这十几年制陶的过程，我深刻体会到，心领神受的玩陶是老年人稳定心态、陶冶性情最好的养生之道。”
这当然是林公的性情而谦逊之言，其实他对辽三彩的烧制过程，不仅仅是“陶冶性情”和“养生之道”，更重要的是他对辽代文化的重视与研究，对辽瓷艺术的继承与发扬。
辽宁人清楚，林公在任副省长之时，最重视地方文化建设，任内建树颇多。离休之后，仍关心文化事业，且亲历亲为。同时他对任内所为多有反思，曾多次说过：在阜新市长任内，没有很好地重视辽文化的挖掘与整理，是个很大的遗憾。因为阜新当年是辽代的懿州，萧氏后族所在地，辽代文化积淀丰厚，自己没有认识到阜新的这种文化优势，没有将这种文化做成品牌，很后悔。
大约正是因为这种反思的结果，2011年，我参与林公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的编写，在此书大纲的数次讨论中他都强调辽瓷在辽宁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与艺术价值，基于他的提议，才增加了由我执笔的“辽宁陶瓷艺术”一节，这是文献典籍中第一次出现对辽宁陶瓷发展历史的系统性总结，从而确立了辽瓷和辽宁的关系。实际上，那时候林公已到赤峰郝家窑开始学习烧制辽三彩了。在他身上，那种继承与发扬辽代文化的情结始终不能让他闲下来，正如他在本书自序中所言：“这些年，我经常感到掩埋在辽海大地下的辽文化，特别是辽三彩在呼唤着我们。把千年来压在老山背后销声匿迹的辽三彩挖掘起来，使其重见天日大放异彩，这是我在职期间未有完成的任务。我用离休后这段时间补这一课。”于此同时，他对辽文化也多有所思。
林公是个颇具人文情怀的人。他老来不闲，喜欢思考，喜欢做事，即使休闲也闲得有意义。他不时会约一拨有文化又投缘的人到他家里，在院中的藤花架下品茶聊天。话题自然都是与文化有关的，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和我聊陶瓷，说辽代文化。他曾对我说：“契丹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我们的祖先。这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创造的先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而精彩的文化遗产。陶瓷不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那些沿长城修建的古塔古寺，多数是辽代建的，每一座都令后人惊奇，如辽阳白塔、义县奉国寺、朝阳北塔、山西应县释迦塔、大同上寺下寺等，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他还特别地对我强调：“我们在研究中国辽代史时，要特别注意草原文化的位置与作用，了解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交流而形成北方地域文化多元化的特色。实际上，自契丹族在北方广大地域建立辽代王朝后的千年来，除明代二百多年是汉族统治以外，其他800多年的历史都是由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统治的，由此才形成了中国北方多民族融合的、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这种对辽代文化的体认和开阔的文化思路，在当今的官员层级中，实为少见。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观和文化见识，才使林公开始对辽瓷文化进行深入的审视与研究，才有了辽三彩在辽宁大放异彩的结果。
三
辽三彩是受唐三彩影响，运用中原技艺和本民族的独特艺术手段烧制出的适合契丹人生活习惯和艺术欣赏情趣的低温彩色釉陶制品，并通过色彩、纹饰、器型等，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格和时代气质。辽三彩多用黄、绿、白三色釉，与唐三彩的区别除胎土不同外，主要是不用蓝色，施釉不交融，釉面少流淌。辽三彩在20纪初为世人发现后，并没有引起大的注意，随着金毓黻先生对辽瓷的发现和李文信的系统研究，辽三彩的价值才逐渐让人认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收藏热的出现，辽三彩出现仿品。这些仿品的出现，虽然使得艺术品市场鱼龙混杂，客观上却探索和恢复了辽瓷艺术的烧造。但这也仅限于仿制，而未见从文化史的角度和自觉意识上对辽三彩的继承、发扬与创新。只有从林公的《玩陶辽三彩》开始，才算是真正有了对辽瓷在继承基础上的系统烧造与创新。林公所制辽三彩，从创新角度看，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器型与釉色上的创新。
传统的辽三彩器型主要是生活用具，有穿带壶、龟形壶、兔形壶、鸡冠壶、海棠式长盘、莲花式碟、印花暖盘、三角形碟等。林公此次所制三彩器，有辽瓷中的传统器型如鸡腿瓶、鸡冠壶、凤首壶等，但更多的是与现实生活相关的新器型，如细口瓶、双耳瓶、鸡心尊、敞口尊、四方斗、笔筒、卷缸、玺印、碗、钵等。
在器型上，林公还能集古创新，如在这批作品中有一组12件仿商周出土古陶器型的辽三彩器，每一件上都刻有出土时间和地点。这种将商周古陶器型与辽三彩釉色结为一体烧制出的艺术品，古朴大方，拙中有巧，给人一种不同寻常的审美冲击力。
再有是大件器型的烧制，如高45厘米的鸡心尊，一面写意刻花石畔牡丹，一面为自作诗和长款题跋。器型硕大，浑圆饱满，沉实敦厚，豪放浑然，古朴中不乏典雅，纯静里蕴涵灵秀，既有传统意味，又具时代美感。
在釉色上，林公这60余件作品大部分为三彩釉，其中也有黄釉、白釉、黑釉、褐釉、绿釉等。三彩釉中以白、绿、黄三色为主。对于这三色，林公有着自己的体会：“辽三彩中为什么多用白、绿、黄三色，我想是契丹人始于天然、载于天道之故，反映这个马背上民族对大草原对马牛羊的眷恋。人畜共存，载于天道。畜牧所食之草，春夏是绿色的，秋冬是黄色的，牲畜吃了绿黄的草转化的奶是白色的。出窑的三彩，其白如乳，其绿如草原，这是我出于热爱敬仰辽文化的感悟。与草原共存，与畜牧共存，这是契丹、女真、蒙古族可敬可爱之处。他们最重视生态的保护，视生态为生命，视保护草原爱护牛羊为天道。”这是林公对契丹民族敬畏自然的礼赞，更是对辽三彩釉色的独到理解。这大概也是他独爱辽三彩、烧造辽三彩的初衷。 在对釉色的具体使用上，林公也有自己的体会和方法。辽三彩釉和景德镇的青花、粉彩釉料不太一样。景德镇的青花、粉彩料是糊状，而辽三彩的釉料是水汤状，且多含铁。铁易沉淀，所以要边画边不断搅动。同时这种汤状料不易停留，在胎面上难以坐床。为了使画面的釉色留住，必须将画刻在陶胎上，这样就能使导流釉液凝留在刀痕之中，使其与底釉分界，由此形成写意画，并能三彩分明，效果显著。
其次是文字题款上的创新。
当年的辽三彩是“有图无字”，不仅没有汉字，甚至连契丹文字也没有。林公所制辽三彩几乎每一件上都有文字，或是书法自作诗，或是名篇佳作，如《陋室铭》《茶经》《心经》《岳阳楼记》《爱莲说》等。一件细口瓶上题有林公最喜欢的《菜根谭》中的一段：“日既暮而犹烟霞绚烂，岁将晚而更橙橘芳馨。故末路晚年，君子更宜精神百倍。”这或许就是他老来自勉的座右铭吧。而在书体上，不仅有行书，还有草书和篆书。这些书法刚劲有力，比纸上更具精神。由此在一件三彩作品上，就形成了中国瓷、中国画、中国诗、中国书法、中国印等五种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符号于一体，并有纪年和名款，从而为辽三彩这种陶瓷艺术注入了新的内涵与生命。
其三是写意刻花上的创新。
一千年前的辽三彩纹饰大都是印花，由工匠压模制成。林公此次创烧的辽三彩瓷纹饰则全是写意刻花，方法与工艺都有很大的改变，既是一种创新，更是一种进步。不仅是工艺上的进步，最重要的是增加了纹饰的意境与书卷气。
刻花的目地是留住釉料，所以釉料花色的浓淡变化也就决定刻纹的深浅度。刻纹饰的工具如同篆刻刀一样的铁笔，在瓷胎上刻花或是写字，先要胸中书画，再是眼中书画，然后才是笔下书画，不能刻错写错，因为瓷胎不能修补。所以要一笔一划，既是刻，又是写。这个过程既滞且涩，还须用力，力的把握很有学问，只有该深的深，该浅的浅，刻写出的字和纹饰才有变化，才有精神。这种瓷胎上刻划的过程让林公很上瘾，尽管很累，但他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不知疲倦，不知时间，有时刻得手腕都僵硬了，但他仍是乐此不疲。
这种在传统基础上的刻写纹饰，让釉色更加温润，纹饰更加活脱，三彩上的写意画，看上去几乎与纸绢画没有多少区别。而林公选择的题材也多具文人色彩，如牡丹、松树、杮树、菊花、兰花、水仙花、玉米、果蔬等，再加上书法诗文题款，其书卷气跃然三彩之上，这是千年之前的辽瓷所不具备的。
林公刻绘烧制辽三彩五年，不仅自己终获成功，其随行的儿子?——沈阳理工大学陶瓷专业副教授、辽宁省工艺美术大师林晓冬也同样创获颇丰。他的辽三彩瓷雕《古道飞蹄》一举夺得辽宁省工艺美术创作大赛金奖，父子双双成为传承辽瓷艺术的新一代辽宁陶人。
今年盛夏八月，我陪同林公到辽阳参观考察辽时“五京七窑”之一的冮官屯古窑，当时省考古队正在现场发掘。冒着酷暑，林公不辞辛劳地在太子河边的发掘工地里爬上爬下，看遍了每一个窑场，探察了所有的窑坑，后背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他像个小学生请教老师一样，抓住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梁先生问个不停，从窑场到窑具，从窑口到器型，从胎质到釉色，逐一询问，问题之细之专业，让在场的许多人都颇为惊叹。从冮官屯回来，大约是辽宁在辽代东京时的古窑激励着他，或许还有金毓黻、李文信等辽瓷先哲们鼓舞着他，于是林公开始着手编辑《辽彩新韵》。如今，此书即将付梓，辽瓷于千年之后，又在辽宁添上华彩的一笔。故此我说“因为辽宁，所以辽瓷”。
作者简介：初国卿，1957年生于辽宁北票市。1982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曾任《大众生活》《车时代》总编辑，《沈阳日报》专副刊中心主任。现为辽宁省散文学会会长、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沈阳文史馆馆员、《沈阳日报》编审，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有《唐诗赏论》《佛门诸神》《沈阳陶瓷图鉴》《期刊的CIS策划》等；主编《三李诗鉴赏辞典》《辽海名人辞典》等。出版散文集《不素餐兮》《春风啜茗时》《当时只道是寻常》《浅绛轩序跋集》。作品曾入选大学教材与多种选本，获第三届“辽宁文学奖”。
一
20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市场里出现了一种工艺粗糙、纹饰质朴，与中原和南方风格迥然不同的瓷器，人们不知道这种瓷器出自何处，只知道是从东北地区流出来的，于是就称其为“北路货”。后来由于金毓黻的偶然发现，人们才知道原来“北路货”就是千年之前的辽代陶瓷。
金毓黻第一次发现并确认有“辽瓷”的时间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22日，地点是辽宁沈阳。他曾在这一天的《静晤室日记》中写道：“大东边门外有农户掘土得一瓦棺，其形甚小，与在辽阳出土之瓦棺相似。棺前有花纹，镌字开泰某年，登仕郎赐紫绯鱼袋孙某，盖辽代所葬也。又有古瓶一、烛台二。白子敬举以相告，余嘱送博物馆保存。”这座辽墓让金毓黻放心不下，12天之后，他亲往墓地考察，其情形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当时金毓黻正在辽宁省政府秘书长任上，但他对学术和考古之事仍亲历亲为，其学者风范，令人敬佩。
沈阳发现的这座辽墓的价值，显然在金毓黻的辽史研究中占有一定的份量。1931年1月，金先生又在辽宁省教育厅编译处编辑出版的《东北丛镌》上发表了《辽金旧墓记》一文，再次述及沈阳发现的辽孙允中墓，并在插图中刊发了“孙允中石棺”和“孙允中墓内发见之物”两幅图片。从后一幅图片中可看到墓中出土的青釉黑花瓶。从器型上看，这件瓶正如金先生所说，为壶形，庄重古朴。据曾与金毓黻先生一起筹备国立沈阳博物院、见过此瓶的佟柱臣先生在《中国辽瓷研究》中说：“黑花瓶属于辽瓷的证据是，石棺前上角刻有‘辽开泰七年岁次戊午承奉郎守贵德州观察判官大理司直赐绯鱼袋孙允中’。辽圣宗耶律隆绪开泰七年为1018年，贵德州为今辽宁铁岭，可证该墓石棺中出的青釉黑花瓶属辽中期。青釉黑花瓶高25.2厘米，腹部最大直径14.2厘米。肩部和下体均绘有野菊，而器面三个六角形中，绘有高士、立鹤、伏兔，草丛之间，一兔惊顾。此等野菊与野兔，均为契丹民族游牧生活中习见的景物，亦为辽瓷的写实画面。这是辽瓷中第一件出土地点最清楚、年代最明确、而为金毓黻先生最早向学术界发表的辽瓷。金先生当为辽瓷之父。”从辽朝初始有辽瓷到1930年的辽宁，一千年的时光，任谁也难以想到，辽瓷竟与辽宁有着这样的因缘际会。如果没有辽宁的发现，如果没有金毓黻的考察，辽瓷不知还要在地下沉睡多少年。
在此之后，金毓黻先生对辽瓷多有关注，据佟柱臣先生介绍，金先生还是发现赤峰缸瓦窑辽代窑址的第一人。而陪同金先生发现缸瓦窑的另一位学者也是辽宁人，即最早对辽瓷进行系统研究的李文信先生。大约正是受当年随金先生考察缸瓦窑的启发，或受其影响，从那时开始，李文信先生即进入辽瓷研究领域。他曾主持多个辽墓和辽代窑址的发掘与调查，对当时出土的近千件辽瓷分门别类地做了系统的考察与研究。1958年，他发表了《辽瓷简述》一文，这是李文信先生研究辽瓷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给辽瓷下定义：“此处所谓辽陶瓷，系指辽土烧造和辽人使用的输入陶瓷器而言，包括硬质日用瓷器和单色或三色釉陶器，素陶器不录；在时间概念上是以契丹建国开始至灭亡为止的，即由907年（康天祐四年、后梁开平元年）至1124年（北宋宣和六年）的二百多年间为限，而建国以前和西辽时期，因无资料，皆不讨论。在地理分布上，则以东北辽、吉、黑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出土物为主。本土烧造的瓷器应为辽瓷正品，而中原传入的瓷器虽也是辽人日常用物，但它不具备辽瓷特色而为中原各窑所烧造，故只能算作辽土使用的瓷器而不能用它们来代表辽代陶瓷技术文化。”这是中国学者给辽瓷下的第一个定义，在辽瓷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在此文中还将辽土烧造的即狭义辽瓷概括为四类，将辽瓷中最具特色的鸡冠壶分为五种基本类型。1962年，李文信与朱子方合作，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辽宁省博物馆藏辽瓷选集》，这是国内外第一部辽瓷作品集，在辽瓷研究领域颇具权威性与影响力。直到今天，辽瓷研究中的许多成果都是李文信当年确立的，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仍为陶瓷界所延用。
李文信之后，辽瓷研究在中国不断深入。令人欣慰的是接续金毓黻、李文信辽瓷研究史上两位先学的后来学者几乎都是辽宁人，如冯永谦、佟柱臣、关宝琮、路菁等。如今，林公又以辽宁人的身份，复制和创新辽三彩，出版《辽彩新韵》一书，让辽瓷走进大众欣赏与实用的视野，成为辽瓷新生第一人。辽瓷千年史，不仅在辽宁发现与研究，更在辽宁辉煌与传承。由此说来，如果没有辽宁和辽宁人的发现、研究与传承，中国陶瓷史上，可能不知何时才能有“辽瓷”一名，辽三彩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重获新生与光大。
二
我们知道，林公在为官之余，离休之后，曾以诗、书、画名世，70岁之后迷上陶瓷制作，曾数次到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亲身体会和坯入窑，挂釉绘彩的工艺过程，并创作出一大批瓷画作品，结集成书，谓之《玩陶集》。80岁之后又迷上辽三彩，三上赤峰，拜著名陶艺专家、郝家窑的郝中立先生为师，亲手刻制烧造了一大批辽三彩，圆了自己多年的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玩陶制瓷的第二次飞跃。
一般人难以体会甚至理解林公对于陶艺的爱好与兴趣。他开始学制辽三彩是在2010年。那一年他80岁，带着儿子林晓东到赤峰，最多时他会在郝家窑呆上半个月不回家。每天早上七点就到窑上，中午在窑场吃点饭，晚上六七点才回到住地。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是一身的泥水，一身的釉彩，活像个做泥活的老农，又恰似窑场里的老窑工。他在郝师傅的指导下，在半干不湿的泥胎上游刀驰骋，或写或刻，或画或抹，再苦再累，他也兴趣其中，每天都是如痴如醉，十分惬意。 五年下来，终于有了收获，当有一天他把最后一批亲手烧制的辽三彩从赤峰运回家中的时候，兴奋得一夜未眠。他把这些三彩瓷都摆到书房的地板上，然后盘腿而坐，一件一件地端详、欣赏、抚摸、琢磨，一会儿兴奋地站起来，一会儿又若有所思地坐下去。抚摸这个，端详那个，一遍又一遍，摆弄来摆弄去，像亲昵自己膝下的孩子，却不知，他自己此时倒像个孩子。这样的情状，谁能想到他已是一位84岁的老人了。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林公对我说过的一句话：“通过这十几年制陶的过程，我深刻体会到，心领神受的玩陶是老年人稳定心态、陶冶性情最好的养生之道。”
这当然是林公的性情而谦逊之言，其实他对辽三彩的烧制过程，不仅仅是“陶冶性情”和“养生之道”，更重要的是他对辽代文化的重视与研究，对辽瓷艺术的继承与发扬。
辽宁人清楚，林公在任副省长之时，最重视地方文化建设，任内建树颇多。离休之后，仍关心文化事业，且亲历亲为。同时他对任内所为多有反思，曾多次说过：在阜新市长任内，没有很好地重视辽文化的挖掘与整理，是个很大的遗憾。因为阜新当年是辽代的懿州，萧氏后族所在地，辽代文化积淀丰厚，自己没有认识到阜新的这种文化优势，没有将这种文化做成品牌，很后悔。
大约正是因为这种反思的结果，2011年，我参与林公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的编写，在此书大纲的数次讨论中他都强调辽瓷在辽宁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与艺术价值，基于他的提议，才增加了由我执笔的“辽宁陶瓷艺术”一节，这是文献典籍中第一次出现对辽宁陶瓷发展历史的系统性总结，从而确立了辽瓷和辽宁的关系。实际上，那时候林公已到赤峰郝家窑开始学习烧制辽三彩了。在他身上，那种继承与发扬辽代文化的情结始终不能让他闲下来，正如他在本书自序中所言：“这些年，我经常感到掩埋在辽海大地下的辽文化，特别是辽三彩在呼唤着我们。把千年来压在老山背后销声匿迹的辽三彩挖掘起来，使其重见天日大放异彩，这是我在职期间未有完成的任务。我用离休后这段时间补这一课。”于此同时，他对辽文化也多有所思。
林公是个颇具人文情怀的人。他老来不闲，喜欢思考，喜欢做事，即使休闲也闲得有意义。他不时会约一拨有文化又投缘的人到他家里，在院中的藤花架下品茶聊天。话题自然都是与文化有关的，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和我聊陶瓷，说辽代文化。他曾对我说：“契丹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我们的祖先。这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创造的先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而精彩的文化遗产。陶瓷不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那些沿长城修建的古塔古寺，多数是辽代建的，每一座都令后人惊奇，如辽阳白塔、义县奉国寺、朝阳北塔、山西应县释迦塔、大同上寺下寺等，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他还特别地对我强调：“我们在研究中国辽代史时，要特别注意草原文化的位置与作用，了解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交流而形成北方地域文化多元化的特色。实际上，自契丹族在北方广大地域建立辽代王朝后的千年来，除明代二百多年是汉族统治以外，其他800多年的历史都是由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统治的，由此才形成了中国北方多民族融合的、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这种对辽代文化的体认和开阔的文化思路，在当今的官员层级中，实为少见。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观和文化见识，才使林公开始对辽瓷文化进行深入的审视与研究，才有了辽三彩在辽宁大放异彩的结果。
三
辽三彩是受唐三彩影响，运用中原技艺和本民族的独特艺术手段烧制出的适合契丹人生活习惯和艺术欣赏情趣的低温彩色釉陶制品，并通过色彩、纹饰、器型等，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格和时代气质。辽三彩多用黄、绿、白三色釉，与唐三彩的区别除胎土不同外，主要是不用蓝色，施釉不交融，釉面少流淌。辽三彩在20纪初为世人发现后，并没有引起大的注意，随着金毓黻先生对辽瓷的发现和李文信的系统研究，辽三彩的价值才逐渐让人认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收藏热的出现，辽三彩出现仿品。这些仿品的出现，虽然使得艺术品市场鱼龙混杂，客观上却探索和恢复了辽瓷艺术的烧造。但这也仅限于仿制，而未见从文化史的角度和自觉意识上对辽三彩的继承、发扬与创新。只有从林公的《玩陶辽三彩》开始，才算是真正有了对辽瓷在继承基础上的系统烧造与创新。林公所制辽三彩，从创新角度看，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器型与釉色上的创新。
传统的辽三彩器型主要是生活用具，有穿带壶、龟形壶、兔形壶、鸡冠壶、海棠式长盘、莲花式碟、印花暖盘、三角形碟等。林公此次所制三彩器，有辽瓷中的传统器型如鸡腿瓶、鸡冠壶、凤首壶等，但更多的是与现实生活相关的新器型，如细口瓶、双耳瓶、鸡心尊、敞口尊、四方斗、笔筒、卷缸、玺印、碗、钵等。
在器型上，林公还能集古创新，如在这批作品中有一组12件仿商周出土古陶器型的辽三彩器，每一件上都刻有出土时间和地点。这种将商周古陶器型与辽三彩釉色结为一体烧制出的艺术品，古朴大方，拙中有巧，给人一种不同寻常的审美冲击力。
再有是大件器型的烧制，如高45厘米的鸡心尊，一面写意刻花石畔牡丹，一面为自作诗和长款题跋。器型硕大，浑圆饱满，沉实敦厚，豪放浑然，古朴中不乏典雅，纯静里蕴涵灵秀，既有传统意味，又具时代美感。
在釉色上，林公这60余件作品大部分为三彩釉，其中也有黄釉、白釉、黑釉、褐釉、绿釉等。三彩釉中以白、绿、黄三色为主。对于这三色，林公有着自己的体会：“辽三彩中为什么多用白、绿、黄三色，我想是契丹人始于天然、载于天道之故，反映这个马背上民族对大草原对马牛羊的眷恋。人畜共存，载于天道。畜牧所食之草，春夏是绿色的，秋冬是黄色的，牲畜吃了绿黄的草转化的奶是白色的。出窑的三彩，其白如乳，其绿如草原，这是我出于热爱敬仰辽文化的感悟。与草原共存，与畜牧共存，这是契丹、女真、蒙古族可敬可爱之处。他们最重视生态的保护，视生态为生命，视保护草原爱护牛羊为天道。”这是林公对契丹民族敬畏自然的礼赞，更是对辽三彩釉色的独到理解。这大概也是他独爱辽三彩、烧造辽三彩的初衷。 在对釉色的具体使用上，林公也有自己的体会和方法。辽三彩釉和景德镇的青花、粉彩釉料不太一样。景德镇的青花、粉彩料是糊状，而辽三彩的釉料是水汤状，且多含铁。铁易沉淀，所以要边画边不断搅动。同时这种汤状料不易停留，在胎面上难以坐床。为了使画面的釉色留住，必须将画刻在陶胎上，这样就能使导流釉液凝留在刀痕之中，使其与底釉分界，由此形成写意画，并能三彩分明，效果显著。
其次是文字题款上的创新。
当年的辽三彩是“有图无字”，不仅没有汉字，甚至连契丹文字也没有。林公所制辽三彩几乎每一件上都有文字，或是书法自作诗，或是名篇佳作，如《陋室铭》《茶经》《心经》《岳阳楼记》《爱莲说》等。一件细口瓶上题有林公最喜欢的《菜根谭》中的一段：“日既暮而犹烟霞绚烂，岁将晚而更橙橘芳馨。故末路晚年，君子更宜精神百倍。”这或许就是他老来自勉的座右铭吧。而在书体上，不仅有行书，还有草书和篆书。这些书法刚劲有力，比纸上更具精神。由此在一件三彩作品上，就形成了中国瓷、中国画、中国诗、中国书法、中国印等五种最具中国特色的艺术符号于一体，并有纪年和名款，从而为辽三彩这种陶瓷艺术注入了新的内涵与生命。
其三是写意刻花上的创新。
一千年前的辽三彩纹饰大都是印花，由工匠压模制成。林公此次创烧的辽三彩瓷纹饰则全是写意刻花，方法与工艺都有很大的改变，既是一种创新，更是一种进步。不仅是工艺上的进步，最重要的是增加了纹饰的意境与书卷气。
刻花的目地是留住釉料，所以釉料花色的浓淡变化也就决定刻纹的深浅度。刻纹饰的工具如同篆刻刀一样的铁笔，在瓷胎上刻花或是写字，先要胸中书画，再是眼中书画，然后才是笔下书画，不能刻错写错，因为瓷胎不能修补。所以要一笔一划，既是刻，又是写。这个过程既滞且涩，还须用力，力的把握很有学问，只有该深的深，该浅的浅，刻写出的字和纹饰才有变化，才有精神。这种瓷胎上刻划的过程让林公很上瘾，尽管很累，但他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不知疲倦，不知时间，有时刻得手腕都僵硬了，但他仍是乐此不疲。
这种在传统基础上的刻写纹饰，让釉色更加温润，纹饰更加活脱，三彩上的写意画，看上去几乎与纸绢画没有多少区别。而林公选择的题材也多具文人色彩，如牡丹、松树、杮树、菊花、兰花、水仙花、玉米、果蔬等，再加上书法诗文题款，其书卷气跃然三彩之上，这是千年之前的辽瓷所不具备的。
林公刻绘烧制辽三彩五年，不仅自己终获成功，其随行的儿子?——沈阳理工大学陶瓷专业副教授、辽宁省工艺美术大师林晓冬也同样创获颇丰。他的辽三彩瓷雕《古道飞蹄》一举夺得辽宁省工艺美术创作大赛金奖，父子双双成为传承辽瓷艺术的新一代辽宁陶人。
今年盛夏八月，我陪同林公到辽阳参观考察辽时“五京七窑”之一的冮官屯古窑，当时省考古队正在现场发掘。冒着酷暑，林公不辞辛劳地在太子河边的发掘工地里爬上爬下，看遍了每一个窑场，探察了所有的窑坑，后背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他像个小学生请教老师一样，抓住当时考古队的负责人梁先生问个不停，从窑场到窑具，从窑口到器型，从胎质到釉色，逐一询问，问题之细之专业，让在场的许多人都颇为惊叹。从冮官屯回来，大约是辽宁在辽代东京时的古窑激励着他，或许还有金毓黻、李文信等辽瓷先哲们鼓舞着他，于是林公开始着手编辑《辽彩新韵》。如今，此书即将付梓，辽瓷于千年之后，又在辽宁添上华彩的一笔。故此我说“因为辽宁，所以辽瓷”。
作者简介：初国卿，1957年生于辽宁北票市。1982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曾任《大众生活》《车时代》总编辑，《沈阳日报》专副刊中心主任。现为辽宁省散文学会会长、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沈阳文史馆馆员、《沈阳日报》编审，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有《唐诗赏论》《佛门诸神》《沈阳陶瓷图鉴》《期刊的CIS策划》等；主编《三李诗鉴赏辞典》《辽海名人辞典》等。出版散文集《不素餐兮》《春风啜茗时》《当时只道是寻常》《浅绛轩序跋集》。作品曾入选大学教材与多种选本，获第三届“辽宁文学奖”。